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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解法无外四类：一是贷款展期；二是在“土地财政”下提升地价；三是将手中资产证券化；四是改革所有制吸纳各路资本
据
国家审计署数据，截至2013年6月，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担保和救助责任的债务共30.2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达17.89万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测算，城投债偿债高峰为2017-2019年，且2018年达峰值。2014年三季度，城投债和信托融资将迎来首个叠加的兑付高峰。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曾赴安徽、河南、湖北、天津等地调研地方债解法，见各地均刀枪齐上，一边解存量一边防增量。综其解法无外四类：一是贷款展期；二是在“土地财政”下提升地价；三是将手中资产证券化；四是改革所有制吸纳各路资本。
“地方只能穷尽其招。”河南省一位官员说，中央“埋单”无外乎宽松货币政策。
手法“升级”
“地方收入80%以上源于土地”，但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却在急速掉价，因而，贷款展期和提升土地出让收入成当务之急，前述官员说。
记者在天津、安徽等地获悉，国开行均对当地即将到期的政府贷款作了展期，一边打包整合商业银行贷款，换以等额的国开行中长期贷款，一边将自己原有贷款直接延期。
“这是为大规模债务开正门、堵后路，使其相对透明，避免后遗症。”汇丰银行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屈宏斌认为。
安徽蚌埠一位官员透露，早先各地还组团去重庆学习“地票”模式。
地票，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转成耕地，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将农村宅基地等复垦和验收后形成地票指标，允许企业买卖指标并换取等量城市用地。
“耕地总量不变，商品房价格却翻番涨。”前述蚌埠官员说。废弃的远郊地票可拿到主城区“兑现”，面积增减挂钩，城市用地紧缺自然迎刃而解。
安徽铜陵市市长侯淅珉告诉记者，他考察回来后创新出优于地票的新模式，糅进产业融资概念。目前，铜陵正以村为单位建合作社，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打包为信托财产，融入民资后依托产业公司来种粮和深加工。土地经营权则打包为企业财产入股该公司。
“这样能避免地票对中央政策的依赖。”侯淅珉说，不同于各地农地流转时由政府赔付，他的方式“能让资金转起来”。另外，土地经营权一旦成为信托收益凭证，农民每年能获得租金和项目分红双份收入。信托凭证也可在规定时间后抵押、转卖。
据悉，上述计划已备案证监会。
资产证券化解困？
铜陵市的另一招，是在民生工程上加快资产证券化。
目前，铜陵的保障房一律按市场价出租，政府以“租补分离”实现稳定现金流，5年后可按市场价出售且证券化。而负责建设的平台公司，最终甚至能一并“卖掉”。该市还在筹备一家水务投资公司，预期将市政管网和污水处理的收费权、租赁权等以10年期打包，给予企业特许经营权以引入民资。
而记者发现，不少地区的类似尝试都卡在证监会。
目前，除重庆等个别城市引入保险资金，以资产证券化避免新债务外，大部分城市即便引入各类资金也多为债权计划，止步于传统信贷模式，最终仍靠政府信用埋单。
当然，对资产证券化也有不少质疑声。
德勤银行业联席领导合伙人张秉贤指出，银行参与证券化，是希望将平台贷打包为债券卖出，债务兑现仍靠平台实力和地方财力。此外，财政预算是否纳入该产品，未来是否持续收益等均需考虑。“现在只面向同业市场，开放给普通投资人，各种制度都亟待完善”。
在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欧阳辉看来，资产证券化并不能真正解困。
目前，全球普遍采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以抵押贷款产生的本息现金流发行证券，由政府或金融机构担保。但调研中，大部分地区却尝试另一种资产支撑证券化产品ABS，将项目未来收益作为抵押发行固定收益率债券，利润高评估时间短，且附加条件少于MBS。
“美国次贷危机就源于ABS。”欧阳辉曾在雷曼兄弟供职多年，深谙其中之道。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也持类似观点，认为采用ABS更难量化，信息不对称更易导致风险。
国开行一位分行高管透露，地方官员金融知识较匮乏，得知ABS赚钱快就趋之若鹜，各地效仿跟风，但若宏观经济持续疲软，ABS风险就会增大。
长远之计
在屈宏斌看来，地方债最严重问题是短贷长用、期限错配。“中国处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却始终缺乏一个提供长期融资的工具。”
因而，以项目债、市政债等方式引入险资、社保基金和民资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视作长远之计。
据悉，温州市域铁路S1线的建设就让温州政府“很省力”，早在2013年初就提前完成了首期15亿元的资金募集，首开国内轨道交通民间募资先河——除市政府控股50%外，S1线剩余股本鼓励民资进入，年收益6%。
“收益有6%-8%，民资就会参与，但这需要政府下大决心让利。”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包纯田说。
国开行旗下国开金融正尝试城镇综合运营商概念，与地方政府和民资形成合资机构，让政府举债逐步减少并获得分红。截至2013年底，已有几十个城镇化项目因此受益。
“但是，民生领域属典型的市场失灵，利润回报和社会效应相距甚远。”屈宏斌坦言，中国短期内尚不能对民资主导抱太大幻想。
国开行安徽分行行长宋伟农也认为，对地方平台不能“一刀切”，省级平台资源调控力强且大部分资质尚好，应该强化省级平台而加强管控地市及以下平台。对于民资，则适度引入，避免一窝蜂等造成新的风险。
据
国家审计署数据，截至2013年6月，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担保和救助责任的债务共30.2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达17.89万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测算，城投债偿债高峰为2017-2019年，且2018年达峰值。2014年三季度，城投债和信托融资将迎来首个叠加的兑付高峰。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曾赴安徽、河南、湖北、天津等地调研地方债解法，见各地均刀枪齐上，一边解存量一边防增量。综其解法无外四类：一是贷款展期；二是在“土地财政”下提升地价；三是将手中资产证券化；四是改革所有制吸纳各路资本。
“地方只能穷尽其招。”河南省一位官员说，中央“埋单”无外乎宽松货币政策。
手法“升级”
“地方收入80%以上源于土地”，但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却在急速掉价，因而，贷款展期和提升土地出让收入成当务之急，前述官员说。
记者在天津、安徽等地获悉，国开行均对当地即将到期的政府贷款作了展期，一边打包整合商业银行贷款，换以等额的国开行中长期贷款，一边将自己原有贷款直接延期。
“这是为大规模债务开正门、堵后路，使其相对透明，避免后遗症。”汇丰银行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屈宏斌认为。
安徽蚌埠一位官员透露，早先各地还组团去重庆学习“地票”模式。
地票，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转成耕地，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将农村宅基地等复垦和验收后形成地票指标，允许企业买卖指标并换取等量城市用地。
“耕地总量不变，商品房价格却翻番涨。”前述蚌埠官员说。废弃的远郊地票可拿到主城区“兑现”，面积增减挂钩，城市用地紧缺自然迎刃而解。
安徽铜陵市市长侯淅珉告诉记者，他考察回来后创新出优于地票的新模式，糅进产业融资概念。目前，铜陵正以村为单位建合作社，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打包为信托财产，融入民资后依托产业公司来种粮和深加工。土地经营权则打包为企业财产入股该公司。
“这样能避免地票对中央政策的依赖。”侯淅珉说，不同于各地农地流转时由政府赔付，他的方式“能让资金转起来”。另外，土地经营权一旦成为信托收益凭证，农民每年能获得租金和项目分红双份收入。信托凭证也可在规定时间后抵押、转卖。
据悉，上述计划已备案证监会。
资产证券化解困？
铜陵市的另一招，是在民生工程上加快资产证券化。
目前，铜陵的保障房一律按市场价出租，政府以“租补分离”实现稳定现金流，5年后可按市场价出售且证券化。而负责建设的平台公司，最终甚至能一并“卖掉”。该市还在筹备一家水务投资公司，预期将市政管网和污水处理的收费权、租赁权等以10年期打包，给予企业特许经营权以引入民资。
而记者发现，不少地区的类似尝试都卡在证监会。
目前，除重庆等个别城市引入保险资金，以资产证券化避免新债务外，大部分城市即便引入各类资金也多为债权计划，止步于传统信贷模式，最终仍靠政府信用埋单。
当然，对资产证券化也有不少质疑声。
德勤银行业联席领导合伙人张秉贤指出，银行参与证券化，是希望将平台贷打包为债券卖出，债务兑现仍靠平台实力和地方财力。此外，财政预算是否纳入该产品，未来是否持续收益等均需考虑。“现在只面向同业市场，开放给普通投资人，各种制度都亟待完善”。
在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欧阳辉看来，资产证券化并不能真正解困。
目前，全球普遍采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以抵押贷款产生的本息现金流发行证券，由政府或金融机构担保。但调研中，大部分地区却尝试另一种资产支撑证券化产品ABS，将项目未来收益作为抵押发行固定收益率债券，利润高评估时间短，且附加条件少于MBS。
“美国次贷危机就源于ABS。”欧阳辉曾在雷曼兄弟供职多年，深谙其中之道。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也持类似观点，认为采用ABS更难量化，信息不对称更易导致风险。
国开行一位分行高管透露，地方官员金融知识较匮乏，得知ABS赚钱快就趋之若鹜，各地效仿跟风，但若宏观经济持续疲软，ABS风险就会增大。
长远之计
在屈宏斌看来，地方债最严重问题是短贷长用、期限错配。“中国处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却始终缺乏一个提供长期融资的工具。”
因而，以项目债、市政债等方式引入险资、社保基金和民资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视作长远之计。
据悉，温州市域铁路S1线的建设就让温州政府“很省力”，早在2013年初就提前完成了首期15亿元的资金募集，首开国内轨道交通民间募资先河——除市政府控股50%外，S1线剩余股本鼓励民资进入，年收益6%。
“收益有6%-8%，民资就会参与，但这需要政府下大决心让利。”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包纯田说。
国开行旗下国开金融正尝试城镇综合运营商概念，与地方政府和民资形成合资机构，让政府举债逐步减少并获得分红。截至2013年底，已有几十个城镇化项目因此受益。
“但是，民生领域属典型的市场失灵，利润回报和社会效应相距甚远。”屈宏斌坦言，中国短期内尚不能对民资主导抱太大幻想。
国开行安徽分行行长宋伟农也认为，对地方平台不能“一刀切”，省级平台资源调控力强且大部分资质尚好，应该强化省级平台而加强管控地市及以下平台。对于民资，则适度引入，避免一窝蜂等造成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