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毛泽东曾多次婉拒亲戚朋友们提出的介绍工作的要求。时任长沙某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托人找到毛泽东，想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毛泽东为此给秘书田家英写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哥哥。他曾捎信给毛泽东，要求“在京或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1949年秋，毛泽东在致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的信中说：“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又给杨开智写了一封回信：“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透过这些往事，我们不禁要为毛泽东那种严格自律、不循私情的做法感到由衷地景仰和钦佩。他那种处理人情世故的方式，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位共产党人纯洁而高尚的“人情观”：在亲朋好友面前，既要讲人情，对其给予关心爱护，但更要讲原则，不能因此而放弃原则，违背政策。“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情观”给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联系交往，随之也就产生了各种亲情、友情、乡情，我们将之统称为人情。作为社会人，我们不可能置身人情之外，党员领导干部也不例外，甚至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人情关系。为人处世要講人情，这本无可厚非，但关键要学会正确处理和取舍，切不可因人情放弃原则，用人情代替政策。
　　关于人情，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然情有公私之别、有正邪之分。情而公，情而正，则至贤也。情而私，情而邪，则禽兽矣。可不警惧乎！”意思是说，人情是有公私之别、正邪之分的，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公交以公交论，私交以私交论，真正做到不为人情所扰，不为亲情所困，不为友情所累，不为私情所惑。无疑，此言可谓精辟独到，发人警醒，值得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细细品味和深思。
　　平心而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正确处理好人情关系，他们对亲属既爱且教，虽爱之深，但却讲党性、重原则，不凭借权力娇妻纵子、宠亲厚友；对同志友人满怀深情厚谊，既关心爱护，又不偏袒纵容，无不体现着同志亲、革命情。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却过不了“人情关”，在公与私、人情与原则的天平上，混淆了公与私的界限，颠倒了人情与原则的关系，把情面看得比原则还重，对于亲朋好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在明知不可为、不能为的情况下，却碍于情面，不加反对，听之任之，什么“情”都领，什么“忙”都帮，轻易地为人情所俘虏，充当了不正之风的“保护伞”，沦为了他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做出了违法违纪的事来，最终在“人情关”面前打了败仗、栽了跟头。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因此，领导干部要过好“人情关”，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人情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领导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注重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应有的警觉，善于处理人情与原则、为私与为公的关系，绝不能让人情侵蚀政策，损害党性原则，切实做到“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这样才能真正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