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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狗信仰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中日两国流传广泛的民间信仰。本文通过对中国天狗和日本天狗形象、功能等方面的比较,讨论了中日两国天狗信仰的异同,对中日两国人民的灵魂观与宗教观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民间信仰;中国天狗;日本天狗
一、狗图腾与天狗的“御凶”功能
自古以来,狗就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原始先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驯养狗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狩猎的成功率,狗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同伴。狗崇拜在中国的历史悠久,许多民族都有崇狗敬狗的习俗。满族自狩猎时期就崇狗,把它看作有恩于满族的动物,后又与义犬救努尔哈赤的传说复合,至今不吃狗肉,不打狗,不戴狗皮帽子。[1]在西藏墨脱居住的门巴、珞巴等族以猎狗为图腾,把狗视作保护神,并把狗的面具供奉在寺庙里,节庆时还会带着狗的面具跳舞。当地传说《祭灶由来》中,猎狗是天神派来陪伴人类、狩猎和保卫家园的神狗,死后变成了灶神,保佑人类狩猎满载而归,所以人们在狩猎前都要对灶神进行祭祀,以求狩猎有所收获。生活在桂西隆林地区的仡佬族有敬狗的习俗,据说天神派天狗下凡传递谷种,仡佬族人才学会了种植水稻,不再仅仅靠打猎和采摘而饥饱无时。
狗的嗅觉、听觉等都灵敏于常人,作为人类狩猎的帮手,狗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类的生命安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并帮助人类看家护院。狗逐渐演变为人类崇拜和敬畏的动物神,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其狩猎功能减弱,守卫家园、抵凶御敌的功能逐渐增加。狗图腾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直至近现代,狗图腾依然存在。广西崇左一代的壮族,春节时仍结草为狗像,并在其身上披挂彩带而立于村口供奉;有的地方则凿石为狗,立于村口供奉,以期驱鬼禳灾,保佑村寨平安。[2]
狗的“御凶”功能在中国天狗信仰中有所体现。“天狗”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山经》,其“御凶”的功能也被记载了下来:
“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与蕃泽,其中多文贝。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3]
唐代杜甫《天狗赋》中描述的天狗是胡人饲养的一种猛兽,也具有“御凶”的功能:
“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胡人云:此其兽猛捷,无与比者。……夫何天狗嶙峋兮,所独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乐虽万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4]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中记载:
“十载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5]
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在《山海经》中,天狗正是居住在西北地区的阴山,这进一步证实了天狗在中国的存在。[6]
与地域广阔的中国不同,日本是岛国,地域狭小,土地贫瘠,自然环境恶劣。有限的生存条件和四面临海的地理位置带给日本人民极大的危机感。独树一帜的妖怪文化就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妖精并不是单纯而空洞的想象中的产物,如果透过民间传说或深化故事来追溯其渊源,自然会明白它们是在过去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起来的文化习俗,并和生活周遭的风土民情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7]
日本妖怪文化盛行,受到了地理环境及周边国家的影响。隋唐时期,日本组织了大批遣唐使团前往中国,遣唐使不仅向日本传播了佛教文化,还带去了中国的丝绸、茶叶、民间风俗与传说等。公元712年,日本史上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中才有了记载妖怪传说的正式文字。这正是中国的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大量进入中国,带回了众多中国典籍,《山海经》就是其中之一。《山海经》的传入,对日本的妖怪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很多妖怪形象都来源于此,只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民族特色和想象。
虽然《山海经》对日本妖怪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参考,但日本崇拜的狗型神并非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如狸而白首”的天狗,而是狗头人身的“犬神”。在日本,犬神被认为是死后留在世间徘徊不去的狗灵。关于犬神的传说有很多,据说被犬神附身的人会神志不清,被犬神附身而死的人身上会有狗的齿痕。虽然外形有所区别,但中国天狗的“御凶”功能依然存在于日本的狗神信仰中。传说有人为了报仇,将自家爱狗的身体埋在土里,只留露出头,砍下爱犬的头烧掉收入神龛祭祀,死亡的狗的灵魂就会变为犬神。犬神不但可以为主人报仇,会带来财富,也能保佑一方平安。犬神的“报仇雪恨”功能和天狗的“御凶”功能是类似的。犬神拥有狗的性格和特性,也是被人们所祭祀信仰的一方神灵,从犬神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狗图腾的影子。
二、天狗与星体
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天狗也有另外一种形象——星体,它在星占中有重要作用。汉司马迁《史记》有云:
“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倾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8]
在古代,人们认为天狗星在坠落时发出声音,落地而成为天狗,天狗逐渐成为星辰的代名词。唐房玄龄在《晋书》中的记载与司马迁相似:
“天狗,状如大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上锐,其下员,如数倾田处。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见人面,坠无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遗火状。”[9]
房玄龄丰富了司马迁对于天狗星的描写,认为有的天狗是有短彗的星体,有的是“赤白有光”,有的是白中带黄,天狗星一般都在坠落后才化为天狗。其中,白首之状的描绘与《山海经》中的记载相吻合。
天狗在古代也特指为某种星体。如:
“……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10]
在日本的史料中,也有对于天狗星的相关记载: “舒明天皇记,九年二月戊寅,大星从东流西,便有音似雷。时人曰流星之音亦曰地雷,于是僧旻曰: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声似雷耳。”[11]
这是日本最早关于天狗的记载。曾为遣唐使的僧旻认为星体坠落为天狗,这无疑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天狗星的出现和坠落实则是彗星撞地球或者流星这类天文现象,但人们无法解释天象异常如何产生,并信仰自然产生的神秘力量,在猜测和想象中,天狗星落地成为天狗这一现象,便成为灾祸的象征,或君主失德,或天下大乱,或百姓流离失所。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人们对于天狗星的信仰是相似的——天狗星落地而成为天狗,它们的到来是不吉利的。
日本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天狗的形象,被称之为“大天狗”,是日本天狗信仰的主要对象。在日本,天狗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大天狗为等级最高,其下为鸦天狗。最为出名的大天狗是鼻高天狗,其脸为红色,鼻子很高,性格傲慢,身材高大;其次还有红脸鸟喙,有双翼,身材较矮小,长相更像是乌鸦的鸦天狗,鸦天狗地位不高,是大天狗的部下。有的人认为鸦天狗的形象来源于佛教护法中的迦楼罗。鸦天狗也被称作“木叶天狗”,传说它会在深夜里飞到河面上捕鱼。
与天狗星降临带来灾祸相似,崇德天皇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天狗之一,现世时会带来众多灾祸。但大天狗、鸦天狗与中国天狗在形象上并不相同,不是狗型,也不是星体,其形象与中国的雷公极为相似。从形象上来看,他们都有一对翅膀,红脸,手上都拿有器物。其中,大天狗与雷公都手握锥槌,鸦天狗和雷公则都是鸟喙。虽然形似,但天狗与雷公在功能上却无甚联系。大天狗具有人的性格,与佛教关系紧密;雷公则是掌管雷电之神,出现时常常伴有雷声。天狗星来时“其吠声似雷”,雷神降临时也是雷声隆隆作响,雷声来临可能预示着不祥。从这点来看,日本大天狗在一开始极有可能是据中国雷公之型而塑,并被赋予了天狗星预示灾祸的功能。
三、天狗与宗教
汉唐时期,“天狗星”作为祸乱和灾难的象征常常引起民众的恐慌。汉朝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命”等思想,为统治者所推崇,流星彗星等天文现象也逐渐被赋予了政治色彩,成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手段。统治者将不规律、不常见的天文现象都解释为社会混乱、灾难降临的征兆,并用君主道德和政治伦理来解释。有天狗星降临则说明统治者失德或是天下即将大乱。到了明清时期,“天狗食月”以及“天狗食日”的传说开始盛行。此时“御凶”的天狗和天狗星的形象功能相互融合。在天狗食日月的传说中,天狗不再是星体,而化为凶煞邪恶的狗的形象,它的出现会使天象有异,预示着灾难的到来。日食和月食同流星、彗星一样,都是古人无法解释的天文现象,古人用天狗的出现来解释,实则是体现了儒家的“天命”思想。
天狗形象还出现在我国众多关于日月食的传说中。如哈尼族的《纠底那迟和天狗吃月亮》,白族传说《天狗吃月亮》等,这说明“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非常广泛。如:达斡尔族传说中,每当日食或月食来临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是天狗要吞食日月了,萨满要求各家敲打水盆、罐子等器物发出响声,以吓走天狗来保护日月。再如:《苗族史诗》金银歌中,英雄把日月射伤了,人们请天狗给日月疗伤,许诺给天狗稻谷,等天狗给日月治好伤了,人们却食言了,所以天狗饿了就吃日月。
日本天狗信仰则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日本有“僧人与天狗”的故事,在平安时代的《今昔物语集》中,有天狗为僧人死后所化的说法,这些都带有佛教文化的特色。镰仓时代的《是害坊绘卷》则描绘了天狗与天台宗僧侣大战的景象。这则故事带有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来自中国的天狗是害坊准备将爱宕山的僧人引入歧途,被当地的天狗日罗坊用计引到了天台宗大师那里,是害坊被打败后离开。在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天狗与日本的天狗形象是一致的,手执羽扇,人型,鸟喙而有翼。
传说日本大天狗是崇德天皇所化。公元1156年,崇德天皇被流放,他血书佛经以赎罪,并恳求朝廷将佛经送往京都纳于寺中,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为积善赎罪抄写佛经却未被宽恕,临死之前崇德天皇发出恶咒,希望自己成为日本的大魔王。崇德死后,化为大天狗的模样,从此日本便灾祸不断,后面继位的天皇开始修庙宇来供奉他。在这则传说中,大天狗的出现也体现着对中国“天命”思想的接受与继承——天狗的出现导致了灾祸的降临。大天狗的形象、来历,以及社会化解灾祸的方式都与中国相异,但其本质相似,是“天命”思想的体现。此外,抄写佛经可以祈福消罪,佛教的“积善而赎罪”也出现在这则传说中,体现了佛教文化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日本大天狗也被认为是怀着各种执念和有怨气,死后不得进入极乐世界而坠入魔道“天狗道”的佛教和尚,也有法力强大的和尚死后会直接化为天狗的说法。在佛教教义中,讲求六根清净以求内心空明,最终圆寂成佛。如果死后仍然心存怨念,那么便会坠入魔道。在日本的天狗信仰中,如信奉佛法的僧人死后仍有贪、嗔、痴等特点,便会遁入魔道成为大天狗。直至今天,日本人对天狗的信仰依然盛行,日本各地还有不少祭祀天狗的神社。某些传说中天狗也具有反佛法的性格,大天狗幻化成佛身坐在树上接受人的礼拜,被识破后从树上掉落了下来。大天狗是具有神秘的法力的,幻化成佛身本身就是反佛法的体现,崇德天皇信奉佛教赎罪观而没有得到救赎,怨恨之余将佛法沉入海底,也是反佛法的体现。呈现鹰或者鸷鸟的样子,并妨碍僧侣的修行,也是天狗的典型形象。
结语
天狗信仰在中日两国的流传十分广泛,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来说,日本的妖怪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很大,但日本并未完全照搬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而是结合本国文化特点对其加以改造,由此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妖怪信仰,天狗信仰便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但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天狗信仰,都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信仰“万物有灵”的灵魂观。不同的是,中国的天狗常常是以狗的形象出现,包含了狗崇拜的因素,具有神的能力和特点;而日本大天狗却是人们发挥想象,借鉴中国雷神的形象,结合多种动物而塑造成的法力强大的妖怪,拥有傲慢、反叛的人格。陶思炎和铃木岩弓认为,民间信仰的功能论是对民间信仰赖以产生、承传的内在动因,功能是需要的体现,并以各种作用显示出来,诸如认识作用、组织作用、教化作用、选择作用、满足作用、改造作用等。[12]中国的天狗信仰包含着统治者加强王权思想,推行儒家教义的需要,而日本的大天狗則是伴随着佛教思想传播而产生的极具个性的妖怪,有时能护佑一方、惩恶扬善,有时又傲慢无礼,是反佛法的象征。天狗信仰成为儒、释两教的传播载体,体现了民间信仰的教化作用。但两国天狗信仰中所蕴含的不同的文化心理以及功能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深究。
参考文献:
[1]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1):P58;
[2]覃彩峦.壮族古代犬祭初探——广西左江崖笔画动物图像辩解.贵州民族研究,1989(3):P162-164;
[3]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4):P33;
[4]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0):P2183;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2):P11413;
[6]王鑫.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2015:P91;
[7][日]水木茂著,吴佩俞译.世界妖怪事典.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10):P12;
[8]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11):P1323;
[9]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16;
[10]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326;
[11]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一卷:日本书记).经济杂志社,1897:P405;
[12] 陶思炎,[日]铃木岩弓.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世界宗教研究,1999(1):P108。
作者简介:牛鲁燕(1994—),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间文学,现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
[关键词]民间信仰;中国天狗;日本天狗
一、狗图腾与天狗的“御凶”功能
自古以来,狗就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原始先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驯养狗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狩猎的成功率,狗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同伴。狗崇拜在中国的历史悠久,许多民族都有崇狗敬狗的习俗。满族自狩猎时期就崇狗,把它看作有恩于满族的动物,后又与义犬救努尔哈赤的传说复合,至今不吃狗肉,不打狗,不戴狗皮帽子。[1]在西藏墨脱居住的门巴、珞巴等族以猎狗为图腾,把狗视作保护神,并把狗的面具供奉在寺庙里,节庆时还会带着狗的面具跳舞。当地传说《祭灶由来》中,猎狗是天神派来陪伴人类、狩猎和保卫家园的神狗,死后变成了灶神,保佑人类狩猎满载而归,所以人们在狩猎前都要对灶神进行祭祀,以求狩猎有所收获。生活在桂西隆林地区的仡佬族有敬狗的习俗,据说天神派天狗下凡传递谷种,仡佬族人才学会了种植水稻,不再仅仅靠打猎和采摘而饥饱无时。
狗的嗅觉、听觉等都灵敏于常人,作为人类狩猎的帮手,狗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类的生命安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并帮助人类看家护院。狗逐渐演变为人类崇拜和敬畏的动物神,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其狩猎功能减弱,守卫家园、抵凶御敌的功能逐渐增加。狗图腾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直至近现代,狗图腾依然存在。广西崇左一代的壮族,春节时仍结草为狗像,并在其身上披挂彩带而立于村口供奉;有的地方则凿石为狗,立于村口供奉,以期驱鬼禳灾,保佑村寨平安。[2]
狗的“御凶”功能在中国天狗信仰中有所体现。“天狗”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山经》,其“御凶”的功能也被记载了下来:
“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与蕃泽,其中多文贝。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3]
唐代杜甫《天狗赋》中描述的天狗是胡人饲养的一种猛兽,也具有“御凶”的功能:
“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胡人云:此其兽猛捷,无与比者。……夫何天狗嶙峋兮,所独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乐虽万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4]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中记载:
“十载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5]
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在《山海经》中,天狗正是居住在西北地区的阴山,这进一步证实了天狗在中国的存在。[6]
与地域广阔的中国不同,日本是岛国,地域狭小,土地贫瘠,自然环境恶劣。有限的生存条件和四面临海的地理位置带给日本人民极大的危机感。独树一帜的妖怪文化就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妖精并不是单纯而空洞的想象中的产物,如果透过民间传说或深化故事来追溯其渊源,自然会明白它们是在过去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起来的文化习俗,并和生活周遭的风土民情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7]
日本妖怪文化盛行,受到了地理环境及周边国家的影响。隋唐时期,日本组织了大批遣唐使团前往中国,遣唐使不仅向日本传播了佛教文化,还带去了中国的丝绸、茶叶、民间风俗与传说等。公元712年,日本史上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中才有了记载妖怪传说的正式文字。这正是中国的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大量进入中国,带回了众多中国典籍,《山海经》就是其中之一。《山海经》的传入,对日本的妖怪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很多妖怪形象都来源于此,只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民族特色和想象。
虽然《山海经》对日本妖怪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参考,但日本崇拜的狗型神并非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如狸而白首”的天狗,而是狗头人身的“犬神”。在日本,犬神被认为是死后留在世间徘徊不去的狗灵。关于犬神的传说有很多,据说被犬神附身的人会神志不清,被犬神附身而死的人身上会有狗的齿痕。虽然外形有所区别,但中国天狗的“御凶”功能依然存在于日本的狗神信仰中。传说有人为了报仇,将自家爱狗的身体埋在土里,只留露出头,砍下爱犬的头烧掉收入神龛祭祀,死亡的狗的灵魂就会变为犬神。犬神不但可以为主人报仇,会带来财富,也能保佑一方平安。犬神的“报仇雪恨”功能和天狗的“御凶”功能是类似的。犬神拥有狗的性格和特性,也是被人们所祭祀信仰的一方神灵,从犬神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狗图腾的影子。
二、天狗与星体
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天狗也有另外一种形象——星体,它在星占中有重要作用。汉司马迁《史记》有云:
“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倾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8]
在古代,人们认为天狗星在坠落时发出声音,落地而成为天狗,天狗逐渐成为星辰的代名词。唐房玄龄在《晋书》中的记载与司马迁相似:
“天狗,状如大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上锐,其下员,如数倾田处。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见人面,坠无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遗火状。”[9]
房玄龄丰富了司马迁对于天狗星的描写,认为有的天狗是有短彗的星体,有的是“赤白有光”,有的是白中带黄,天狗星一般都在坠落后才化为天狗。其中,白首之状的描绘与《山海经》中的记载相吻合。
天狗在古代也特指为某种星体。如:
“……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10]
在日本的史料中,也有对于天狗星的相关记载: “舒明天皇记,九年二月戊寅,大星从东流西,便有音似雷。时人曰流星之音亦曰地雷,于是僧旻曰: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声似雷耳。”[11]
这是日本最早关于天狗的记载。曾为遣唐使的僧旻认为星体坠落为天狗,这无疑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天狗星的出现和坠落实则是彗星撞地球或者流星这类天文现象,但人们无法解释天象异常如何产生,并信仰自然产生的神秘力量,在猜测和想象中,天狗星落地成为天狗这一现象,便成为灾祸的象征,或君主失德,或天下大乱,或百姓流离失所。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人们对于天狗星的信仰是相似的——天狗星落地而成为天狗,它们的到来是不吉利的。
日本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天狗的形象,被称之为“大天狗”,是日本天狗信仰的主要对象。在日本,天狗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大天狗为等级最高,其下为鸦天狗。最为出名的大天狗是鼻高天狗,其脸为红色,鼻子很高,性格傲慢,身材高大;其次还有红脸鸟喙,有双翼,身材较矮小,长相更像是乌鸦的鸦天狗,鸦天狗地位不高,是大天狗的部下。有的人认为鸦天狗的形象来源于佛教护法中的迦楼罗。鸦天狗也被称作“木叶天狗”,传说它会在深夜里飞到河面上捕鱼。
与天狗星降临带来灾祸相似,崇德天皇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天狗之一,现世时会带来众多灾祸。但大天狗、鸦天狗与中国天狗在形象上并不相同,不是狗型,也不是星体,其形象与中国的雷公极为相似。从形象上来看,他们都有一对翅膀,红脸,手上都拿有器物。其中,大天狗与雷公都手握锥槌,鸦天狗和雷公则都是鸟喙。虽然形似,但天狗与雷公在功能上却无甚联系。大天狗具有人的性格,与佛教关系紧密;雷公则是掌管雷电之神,出现时常常伴有雷声。天狗星来时“其吠声似雷”,雷神降临时也是雷声隆隆作响,雷声来临可能预示着不祥。从这点来看,日本大天狗在一开始极有可能是据中国雷公之型而塑,并被赋予了天狗星预示灾祸的功能。
三、天狗与宗教
汉唐时期,“天狗星”作为祸乱和灾难的象征常常引起民众的恐慌。汉朝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命”等思想,为统治者所推崇,流星彗星等天文现象也逐渐被赋予了政治色彩,成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手段。统治者将不规律、不常见的天文现象都解释为社会混乱、灾难降临的征兆,并用君主道德和政治伦理来解释。有天狗星降临则说明统治者失德或是天下即将大乱。到了明清时期,“天狗食月”以及“天狗食日”的传说开始盛行。此时“御凶”的天狗和天狗星的形象功能相互融合。在天狗食日月的传说中,天狗不再是星体,而化为凶煞邪恶的狗的形象,它的出现会使天象有异,预示着灾难的到来。日食和月食同流星、彗星一样,都是古人无法解释的天文现象,古人用天狗的出现来解释,实则是体现了儒家的“天命”思想。
天狗形象还出现在我国众多关于日月食的传说中。如哈尼族的《纠底那迟和天狗吃月亮》,白族传说《天狗吃月亮》等,这说明“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非常广泛。如:达斡尔族传说中,每当日食或月食来临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是天狗要吞食日月了,萨满要求各家敲打水盆、罐子等器物发出响声,以吓走天狗来保护日月。再如:《苗族史诗》金银歌中,英雄把日月射伤了,人们请天狗给日月疗伤,许诺给天狗稻谷,等天狗给日月治好伤了,人们却食言了,所以天狗饿了就吃日月。
日本天狗信仰则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日本有“僧人与天狗”的故事,在平安时代的《今昔物语集》中,有天狗为僧人死后所化的说法,这些都带有佛教文化的特色。镰仓时代的《是害坊绘卷》则描绘了天狗与天台宗僧侣大战的景象。这则故事带有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来自中国的天狗是害坊准备将爱宕山的僧人引入歧途,被当地的天狗日罗坊用计引到了天台宗大师那里,是害坊被打败后离开。在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天狗与日本的天狗形象是一致的,手执羽扇,人型,鸟喙而有翼。
传说日本大天狗是崇德天皇所化。公元1156年,崇德天皇被流放,他血书佛经以赎罪,并恳求朝廷将佛经送往京都纳于寺中,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为积善赎罪抄写佛经却未被宽恕,临死之前崇德天皇发出恶咒,希望自己成为日本的大魔王。崇德死后,化为大天狗的模样,从此日本便灾祸不断,后面继位的天皇开始修庙宇来供奉他。在这则传说中,大天狗的出现也体现着对中国“天命”思想的接受与继承——天狗的出现导致了灾祸的降临。大天狗的形象、来历,以及社会化解灾祸的方式都与中国相异,但其本质相似,是“天命”思想的体现。此外,抄写佛经可以祈福消罪,佛教的“积善而赎罪”也出现在这则传说中,体现了佛教文化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日本大天狗也被认为是怀着各种执念和有怨气,死后不得进入极乐世界而坠入魔道“天狗道”的佛教和尚,也有法力强大的和尚死后会直接化为天狗的说法。在佛教教义中,讲求六根清净以求内心空明,最终圆寂成佛。如果死后仍然心存怨念,那么便会坠入魔道。在日本的天狗信仰中,如信奉佛法的僧人死后仍有贪、嗔、痴等特点,便会遁入魔道成为大天狗。直至今天,日本人对天狗的信仰依然盛行,日本各地还有不少祭祀天狗的神社。某些传说中天狗也具有反佛法的性格,大天狗幻化成佛身坐在树上接受人的礼拜,被识破后从树上掉落了下来。大天狗是具有神秘的法力的,幻化成佛身本身就是反佛法的体现,崇德天皇信奉佛教赎罪观而没有得到救赎,怨恨之余将佛法沉入海底,也是反佛法的体现。呈现鹰或者鸷鸟的样子,并妨碍僧侣的修行,也是天狗的典型形象。
结语
天狗信仰在中日两国的流传十分广泛,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来说,日本的妖怪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很大,但日本并未完全照搬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而是结合本国文化特点对其加以改造,由此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妖怪信仰,天狗信仰便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但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天狗信仰,都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信仰“万物有灵”的灵魂观。不同的是,中国的天狗常常是以狗的形象出现,包含了狗崇拜的因素,具有神的能力和特点;而日本大天狗却是人们发挥想象,借鉴中国雷神的形象,结合多种动物而塑造成的法力强大的妖怪,拥有傲慢、反叛的人格。陶思炎和铃木岩弓认为,民间信仰的功能论是对民间信仰赖以产生、承传的内在动因,功能是需要的体现,并以各种作用显示出来,诸如认识作用、组织作用、教化作用、选择作用、满足作用、改造作用等。[12]中国的天狗信仰包含着统治者加强王权思想,推行儒家教义的需要,而日本的大天狗則是伴随着佛教思想传播而产生的极具个性的妖怪,有时能护佑一方、惩恶扬善,有时又傲慢无礼,是反佛法的象征。天狗信仰成为儒、释两教的传播载体,体现了民间信仰的教化作用。但两国天狗信仰中所蕴含的不同的文化心理以及功能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深究。
参考文献:
[1]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1):P58;
[2]覃彩峦.壮族古代犬祭初探——广西左江崖笔画动物图像辩解.贵州民族研究,1989(3):P162-164;
[3]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4):P33;
[4]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0):P2183;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2):P11413;
[6]王鑫.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2015:P91;
[7][日]水木茂著,吴佩俞译.世界妖怪事典.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10):P12;
[8]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11):P1323;
[9]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16;
[10]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326;
[11]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一卷:日本书记).经济杂志社,1897:P405;
[12] 陶思炎,[日]铃木岩弓.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世界宗教研究,1999(1):P108。
作者简介:牛鲁燕(1994—),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间文学,现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