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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里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却走了很大一段弯路，几乎陷入“贫困陷阱”。后30年，修改了体制上的一些弊端，校正了方向，走上市场化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到目前，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但经济持续发展却又遇到了瓶颈。这瓶颈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体制弊端。
依我的理解，党中央的“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今后的５年，是要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是展开政治改革的攻坚时期。当然，为了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中央还提出了坚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毫无疑问，这些表述和决策都是正确的，对此，也没有什么人会提出质疑。
增长速度与发展方式
制定发展规划，确定前进方向，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肯定有着重大意义。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高速地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民营经济由于受到体制在某些方面的遏阻而缓慢甚至停止发展，那么后果不只是民营企业家日子难过，而将是全国民生凋敝。这个话并非危言耸听。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规划终究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不去实施或者基本上不能实施，就等于一纸空文。因此，规划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和实施。从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说，大家熟悉的新旧“３６条”，落实和实施得如何，也不必妄加评论了。许多经验表明，我们很多工作的目标往往很好，但我们的实施手段往往很差，有的甚至与目标相悖。这就出现了民间流传的那句顺口溜：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党中央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就是想实实在在地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从宏观上稳定经济发展。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实施结果都大大超过，就是受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GDP增长率也达到8.7%。全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就是中国６０多年来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现在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首先就要把过高的增长速度降下来。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过高的速度能否降下来？什么样的速度才是合理的？如何降到合理的区间？
今后５年，也就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出口减少、城市化速度趋缓，房地产需求下降、劳动力增长减速，生产率增速下降，利率水平上升，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合理的增长区间肯定不是现在的10%，也不是9%，我想肯定是在8%以下，甚至是6－7%。这样一来，发展方式如何转变，经济结构如何调整？要知道，我们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统治方式，大干快上非常容易，一声令下，一拥而上，4万亿刺激经济就是证明。但要退、要下，却非常难。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几乎难以找到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内在约束的体制，而外在的约束也只有上级拿着的乌纱帽。
既然没有内在的经济约束，而只有外在的行政约束，既然是快易慢难，那么，剩下的办法就是奖慢罚快。这显然是荒谬的。
寻找三大突破口
有人根据党中央全会精神，提出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有三大突破口：一曰改善民生，二曰城市化，三曰节能减排。不论怎么概括，这三个问题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关键。
先看改善民生。 在“十二五”规划中，我们把强国富民改成富民强国，这种次序上的颠倒和改变是正确的。因为，强国和富民没有必然的联系，强国不一定能够富民。此前我们走的是强国的路子，国强而民不富。但是用词上的颠倒容易，而观念和做法上的转变却不易。强国富民的路子具有很大的思维惯性、机制惯性和利益惯性，并且有政府的管理行为作保证。其转变不是发几个文件就能做到的。
改善民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二是改善公共服务。全会提出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正确的。但这是结果，关键在于办法。
首先，劳动市场已经形成，劳动报酬既与劳动力的供求有关，也是劳资双方交易谈判的结果，政府能做的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持成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监督企业改善工厂的劳动条件，促进集体工资协商等。这几条做得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企业的工会并不代表工人利益，而是代表政府利益或者企业利益，而工人自发成立的工会组织，政府又不允许，因而处于非法状态。为什么不能让几个工人组织同时存在？很多工厂的劳动条件的确很差，我们那么多的政府官员，《资本论》中有很多工厂卫生员的报告，我们至今没有见过一件像样的报告，以至像富士康那样，居然一连十三跳，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官方的一个调查和说明。如果不允许工人自发的工会组织成立，对这一切就不可寄予过多的希望。
其次，国民收入再分配是政府可以操控的，这也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着手。近几年来，政府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了扶贫、救灾等的支出，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十二五”还需加强。问题在于在没有监督和制衡的条件下，这些资金的使用效果如何？政府把这些资金层层下拨，层层扒皮，到了真正需要的底层，所剩无几，甚至有些捐款的用作也不知去向。为什么不可以试验一下两腿走路，既由政府机构来运用，也让民间机构来实施，让它们相互监督，相互竞争。从收入方面来看，前述税务局长还要提高宏观税负，政府还要分得更多，怎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减少企业收入。在中央国有企业狂飙突进、大肆扩张、垄断强化的情况下，这有可能吗？
再次，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行政手段是有限的，还需要利用市场机制。在汇率扭曲的情况下，我们眼睁睁看着大量财富向国外转移，而换回来的是一大堆绿纸片（美元）。而由于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中国也陷入了“美元陷阱”，成为美国人的“人质”，也只能看着外汇资产的白白损失。在利率扭曲的情况下，一方面负利率实际上是对老百性的剥夺，另一方面低成本的资金大量注入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这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背道而驰的。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讨论一下公共服务的问题。大家都在讲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均等化？应当肯定，在这方面的确有一些前进，减免学杂费，让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正规学校，部分城市社会保障能够转移和接续。但是，这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在城乡分割、城市内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原住民和新进入者分割的情况下，实行的还是差别化，而非均等化。到现在连个户籍制度都取消不了，进城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问题居然不在政府保障性住房的需求之列。因此，与其高喊均等化，不如实实在在地做几件事情。
再看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的确不慢，去年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6.6%，中国城市的市容市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半拉子城市化，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现有城市化率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从事农业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于是产生了留守儿童、打工者子弟学校、新的夫妻两地分居、多人租屋、春运高潮之类社会问题。不仅如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也是失衡的，城市面积的扩展速度快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快于城市生活的提升。从2000－2008年，城市人口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则以6.7%的速度扩大，而城市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仍然保留着某些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单调、呆滞、缺乏创新。城市群和城市带等城市形态的问题固然重要，但问题是解决上述城市化的扭曲问题更为迫切。
我们议论这些问题，包括还有减排和低碳、科技和创新等等攸关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无不都有解决的方案和对策，但是在解决过程中常常难以贯彻到底。其根本原因，大家都已经发现，而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已经公开说了，这就是体制的弊端和不完善。温总理多次指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都会最终丧失。 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也是解决中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的根本办法。
依我的理解，党中央的“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今后的５年，是要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是展开政治改革的攻坚时期。当然，为了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中央还提出了坚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毫无疑问，这些表述和决策都是正确的，对此，也没有什么人会提出质疑。
增长速度与发展方式
制定发展规划，确定前进方向，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肯定有着重大意义。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高速地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民营经济由于受到体制在某些方面的遏阻而缓慢甚至停止发展，那么后果不只是民营企业家日子难过，而将是全国民生凋敝。这个话并非危言耸听。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规划终究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不去实施或者基本上不能实施，就等于一纸空文。因此，规划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和实施。从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说，大家熟悉的新旧“３６条”，落实和实施得如何，也不必妄加评论了。许多经验表明，我们很多工作的目标往往很好，但我们的实施手段往往很差，有的甚至与目标相悖。这就出现了民间流传的那句顺口溜：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党中央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就是想实实在在地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从宏观上稳定经济发展。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实施结果都大大超过，就是受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GDP增长率也达到8.7%。全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就是中国６０多年来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现在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首先就要把过高的增长速度降下来。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过高的速度能否降下来？什么样的速度才是合理的？如何降到合理的区间？
今后５年，也就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出口减少、城市化速度趋缓，房地产需求下降、劳动力增长减速，生产率增速下降，利率水平上升，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合理的增长区间肯定不是现在的10%，也不是9%，我想肯定是在8%以下，甚至是6－7%。这样一来，发展方式如何转变，经济结构如何调整？要知道，我们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统治方式，大干快上非常容易，一声令下，一拥而上，4万亿刺激经济就是证明。但要退、要下，却非常难。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几乎难以找到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内在约束的体制，而外在的约束也只有上级拿着的乌纱帽。
既然没有内在的经济约束，而只有外在的行政约束，既然是快易慢难，那么，剩下的办法就是奖慢罚快。这显然是荒谬的。
寻找三大突破口
有人根据党中央全会精神，提出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有三大突破口：一曰改善民生，二曰城市化，三曰节能减排。不论怎么概括，这三个问题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关键。
先看改善民生。 在“十二五”规划中，我们把强国富民改成富民强国，这种次序上的颠倒和改变是正确的。因为，强国和富民没有必然的联系，强国不一定能够富民。此前我们走的是强国的路子，国强而民不富。但是用词上的颠倒容易，而观念和做法上的转变却不易。强国富民的路子具有很大的思维惯性、机制惯性和利益惯性，并且有政府的管理行为作保证。其转变不是发几个文件就能做到的。
改善民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二是改善公共服务。全会提出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正确的。但这是结果，关键在于办法。
首先，劳动市场已经形成，劳动报酬既与劳动力的供求有关，也是劳资双方交易谈判的结果，政府能做的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持成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监督企业改善工厂的劳动条件，促进集体工资协商等。这几条做得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企业的工会并不代表工人利益，而是代表政府利益或者企业利益，而工人自发成立的工会组织，政府又不允许，因而处于非法状态。为什么不能让几个工人组织同时存在？很多工厂的劳动条件的确很差，我们那么多的政府官员，《资本论》中有很多工厂卫生员的报告，我们至今没有见过一件像样的报告，以至像富士康那样，居然一连十三跳，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官方的一个调查和说明。如果不允许工人自发的工会组织成立，对这一切就不可寄予过多的希望。
其次，国民收入再分配是政府可以操控的，这也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着手。近几年来，政府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了扶贫、救灾等的支出，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十二五”还需加强。问题在于在没有监督和制衡的条件下，这些资金的使用效果如何？政府把这些资金层层下拨，层层扒皮，到了真正需要的底层，所剩无几，甚至有些捐款的用作也不知去向。为什么不可以试验一下两腿走路，既由政府机构来运用，也让民间机构来实施，让它们相互监督，相互竞争。从收入方面来看，前述税务局长还要提高宏观税负，政府还要分得更多，怎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减少企业收入。在中央国有企业狂飙突进、大肆扩张、垄断强化的情况下，这有可能吗？
再次，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行政手段是有限的，还需要利用市场机制。在汇率扭曲的情况下，我们眼睁睁看着大量财富向国外转移，而换回来的是一大堆绿纸片（美元）。而由于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中国也陷入了“美元陷阱”，成为美国人的“人质”，也只能看着外汇资产的白白损失。在利率扭曲的情况下，一方面负利率实际上是对老百性的剥夺，另一方面低成本的资金大量注入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这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背道而驰的。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讨论一下公共服务的问题。大家都在讲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均等化？应当肯定，在这方面的确有一些前进，减免学杂费，让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正规学校，部分城市社会保障能够转移和接续。但是，这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在城乡分割、城市内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原住民和新进入者分割的情况下，实行的还是差别化，而非均等化。到现在连个户籍制度都取消不了，进城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问题居然不在政府保障性住房的需求之列。因此，与其高喊均等化，不如实实在在地做几件事情。
再看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的确不慢，去年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6.6%，中国城市的市容市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半拉子城市化，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现有城市化率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从事农业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于是产生了留守儿童、打工者子弟学校、新的夫妻两地分居、多人租屋、春运高潮之类社会问题。不仅如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也是失衡的，城市面积的扩展速度快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快于城市生活的提升。从2000－2008年，城市人口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则以6.7%的速度扩大，而城市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仍然保留着某些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单调、呆滞、缺乏创新。城市群和城市带等城市形态的问题固然重要，但问题是解决上述城市化的扭曲问题更为迫切。
我们议论这些问题，包括还有减排和低碳、科技和创新等等攸关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无不都有解决的方案和对策，但是在解决过程中常常难以贯彻到底。其根本原因，大家都已经发现，而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已经公开说了，这就是体制的弊端和不完善。温总理多次指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都会最终丧失。 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也是解决中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