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是困難的，但讀真實歷史會讓人獲得活下去的勇氣，並在苦難中，以自己敬重的人事為鏡，小心選擇良知。
　　在河西走廊、絲綢之路考察漢、唐古代遺跡時，我特意帶上了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旅途中，那些史書、記事書上的地名，與現實中或飛掠而過、或棲止停留的西部高地重影、交織，給予了我意識中多重的敘事，身心遭遇來自不同維度的撞擊，一如旅途一邊經歷高明清爽的西部風光，一邊承受西北小城隨時騰起的黃塵和路人尼古丁的侵襲。
　　連續好幾天，睡前讀《夾邊溝記事》，每讀完一章，都不能馬上開啟新目。心裡太滿，空一會兒，再試著翻開，仍是無法再看進來一個人或一個字，只好睡去。
　　《夾邊溝記事》的每一章都充滿了無可忘懷的人事，非正常的死亡連續、密集，每一個人的死，都是忽然來臨，迅疾湮滅，無聲無息。看看這些題目——<上海女人>、<走進夾邊溝>、<李祥年的愛情故事>、<驛站長>、<賊骨頭>、<憎恨月亮>、<飽食一頓>、<逃亡>、<堅持到底>、<探望王景超>、<自由的嘉峪關>、<一號病房>、<許霞山放羊>、<夾農>、<在列車上>、<這就好了>、<醫生的回憶>、<鄒永泉>、<告別夾邊溝>，十九個名目，充溢著遠遠超出這些題名的歷史細節。
　　如不是楊顯惠的采寫記錄，我根本不會知道上世紀的五〇年代末，在中國絲路的重鎮，河西四郡之一酒泉的茫茫荒漠與戈壁之間會有一個”國營夾邊溝農場“曾經存在過，也不會知道哈佛醫學院畢業的博士上海人董堅毅一九五二年學成回國，一九五五年支援西北來到蘭州，一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之後在夾邊溝經歷了怎樣地獄般的三年，又在一九六〇年的初冬如何因饑餓而離世，卅五歲的年輕生命，沒能等到妻子顧曉穎輾轉千里的探望，<上海女人>顧小姐在農場癡尋了四天，尋得的遺體在地表裸露著，裹屍的毯子已不見，身體的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像是剝去了樹皮的樹幹”，“皮膚黑乎乎的，如同被煙火熏過的牛皮紙貼在骨頭架子上”。在楊顯惠的書中，他的名字寫作“董建義”。
　　最初在《上海文學》雜誌（二〇〇〇年）上連載時，這組非虛構的記事，經由編輯寫作為小說才得以發表。這組超越常識的人間故事，是以一篇篇口述形式記述的，細節真實得令人喘不過氣。二〇一五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人S.A.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她寫作的同為紀實體的小說《鋅皮娃娃兵》裡說：“只有完全絕望的人才能對您講出一切。除了我們以外，很多事都沒人知道。真實太可怕了……”幸而有這些記述者，讓酷烈的歷史不至於湮滅。
　　巫寧坤的《一滴淚》讓我們知道他的同學好友李政道，於郵輪一別所說的“洗腦子”究竟意味著什麼，河北清河農場的右派曾如何生存;高爾泰的《尋找家園》讓我們知道了，安兆俊等三千多被定為右派的生命，在夾邊溝“死亡營”中曾如此存活，這種記述性的真實寫作具有一種不可替代的“敘事倫理”。正像寫作《往事與隨想》的赫爾岑所提醒的，“凡是不敢說的事，只存在一半”。而寫作《捍衛記憶》的利季婭·丘克斯卡婭更進一步，她描述那種被迫的遺忘……
　　“先是存在一半，後來是四分之一，再後來就只剩下十分之一了。如果及時封住報刊的嘴，最後等到受難者和見證人統統死光，新的一代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發生過的事，不能從祖輩和父輩的經歷中吸取任何教訓了。”
　　其實，人類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是困難的但讀真實歷史會讓人獲得活下去的勇氣，並在苦難中，以自己敬重的人事為鏡，小心選擇良知。試著像這些秉筆記述的人一樣，“懷著憐憫與謙卑，擁抱歷史和人”（巫寧坤）。學者崔衛平也曾在文中為個人選擇給予信心，“選擇良知的人自然會吃苦頭，但選擇那個被編制進去的系統就一定功德圓滿嗎？他們自身人性的損失呢？他們在歷史上所產生的長遠的歷史性後果呢？”我想到《夾邊溝記事》裏記述的另一個女人和桑，她為在農場的丈夫帶了二十個油卷，但趕到時丈夫已經死了，她便把油卷分給遇上的人吃，她坐上回去的火車時，二十個油卷已經沒了。她非常饑餓，陌生人遞給了她食物。這樣的記述在楊顯惠的書中還有很多，正是這些交織在殘酷中的有著微光的敘述，讓我保持住了對人的一點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