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医院，从ICU转出来的时候，晚上八点多，病房里已经一片安静了。我的到来打破了这片安静，护士医生忙是分内之事，可是，比她们还忙的，是一对父女家属。一个老头，精瘦但是矍铄，用极为难懂的口音憋足了劲儿对着痛苦爬行换床的我喊“加油”，简直像故意添乱。老头的女儿，也是个没有眼力见儿的主儿，这女儿约莫也有四十岁，但还是很没有分寸地对着万分痛心焦急的我爸妈问：“这小姑娘那么年轻，啥病啊？这么重啊？”
　　我一边爬一边吐血一边无语，后来我实在忍不住看她为难我妈妈，因为我知道每次人家问这问题，就像刀戳我娘的心，于是我勉强抬起半个身子对着老头女儿毫不客气地说：“这是癌症病房，我当然是癌症啦。你们不是家里人得癌症？还是来玩的？”
　　于是，瘦老头和老头女儿立马噤声，回到了病房。
　　安排妥当我才知道，他们是我对床那个精神焕发、面容干净的老太太的家属。老太太不太说话，我礼节性地朝她笑，她也回复我笑。
　　老头陪夜，老头女儿去宾馆休息。我们也安排妥当，大家睡觉，一夜无话。
　　次日起床，我和我妈发现，老太太居然不能说话不会动，她的“话”只有老头听得懂。但老太太是个非常活泼的老太太，竟然对我非常有兴趣，不停对我问东问西，多大了、有没有结婚什么的，老头就开始翻译，但是口音太重。于是老头女儿送早点来的时候，开始二传手翻译，那个累啊。老头女儿翻着翻着对老太说：“妈啊，你消停一点好不？我爸还没吃饭呢。”不等老太太反应，老头生气了：“你不爱说话一边去，我替你妈说话。”
　　“你就护着她吧，累死你咋办？”老头女儿喋喋不休，然后朝着我们演说，然后我们对老头肃然起敬。
　　那个容光焕发的老太太居然是个瘫痪了十五年的病人！老头就一路服侍她十五年不动摇：早上五点多做早饭，八九点带老太太去买菜，中午回来做饭;老太太吃饱喝足午睡，他洗衣服，洗好衣服老太太醒了要逛街找小吃，他就要一路推轮椅锻炼两小时腿筋，老太太心满意足地吃小吃，他开始做晚饭;晚饭吃好，冬天老太太要看电视看到十一点多才擦身，夏天老太太又要出门纳凉，回来洗澡;夜里老太太起夜，但凡一声哼哼，老头就要弹簧一般跳起来，服侍如厕。
　　后面几日，我们发现，老太太从来不会在床上解决问题，每次都要下床坐在一个特殊的椅子上小便。呜呼哀哉，可怜的老头。这个服侍如厕可是个巨大工程，一百一十多斤的老头，要把一百五十多斤的老太太扛下床，扛着半蹲着给她脱裤子，扶放到椅子上，然后给她擦屁股，再扛回去。
　　老太太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一直乐呵呵的，东要求西要求，一会儿要吃烤羊肉串，一会儿要吃盐津梅子。老头不知道听医生的还是听老伴的。因为老伴瘫痪多年，智商像个小孩子，不给吃就会一直哼哼唧唧哼哼唧唧，可以为一块糖尿病不能吃的奶糖哼唧半个上午，搞得一个病房的人都不得安宁。我们都忍无可忍了，被虐待的老头居然还是满腹耐心：“老太婆，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吃。”我真是服了。
　　手术后老太太被抬回病房，我的天啊！病房里的人都痛过，虽然像我这种一声不吭的很少，但也就哎哟几声。她竟然体力巨好，一夜没有停过哼唧，用她独特的语言一会儿让老头这样，一会儿让老头那样。而老头的女儿，竟然从不陪夜。我为她感到愧疚。
　　第二天，所有的病友都面色萎黄、精神不振。老太太居然还在搞，她左腹部有个引流管，竟然要求老头把自己扳过身左侧。刀口在腰部，她竟然要求老头把自己扶起来坐着。我真是可怜那个老头。上上下下，一天几十遍，毫无怨言。
　　可是，老头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黄盖，挨得心甘情愿。
　　因为手术，老太太不能下来大小便了，她第一次开始使用瘫痪病人早就该习惯的床上便盆。然后理所应当尿湿了，老头竟然把自己的换洗衣服垫在尿迹上，直到老头女儿向护士要来多余的床单被套。
　　因为老太太的身体状态和我始终没有搞懂的病情，她暂时不能化疗，于是不几日就折腾着回老家了。
　　看电视，《中国达人秀》里有个一往情深的孔雀哥。那么，这个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头就应该是孔雀爷爷了。
　　也许一切情都是不长久的，但是有这样一个十五年，老太太已然是幸福女人了。
　　其实，家属远远比病人更痛苦，因为病人的苦是肉苦，家属的苦却是心苦。病人生病了可以床上一躺眼睛一闭，而家属却要扛山过海，绞尽脑汁想办法跑路子，自己满肚子苦水，还要强颜欢笑，自己已经郁闷得要撞墙，还要去面对心情更加阴霾的病人，去做病人的心理辅導师。病人家属才是真的苦，才是真的伟大。
　　作为病人的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病痛让我们失去一切帮助他们的能力，我们突然从并肩作战的伉俪变成了他们的负担。我们心有愧疚，这种愧疚太过正常，但是不要让这种愧疚成为病人与家属的隔膜和更深重的负担，对家属仁慈，对他们温柔，对他们悲悯，不要去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这是我们仅能做的。
　　虽然生病让生命变得很痛苦，但是有更多真情让我们不能放弃;虽然生病让生命变得很惨淡，但是有更多的美好让我们不忍放手。所以，我们选择一起坚持，一起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