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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歆，刘金侠，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教师。
新课标主张“创设综合性学习情境，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倡导“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为课堂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然而，很多课堂教学呈现出一些不恰当的做法，特别是类似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以下简称《永》）的教学，由于课文大量用典，以典言志，寄寓深远，同时还存在着一个与之并行的复杂的隐性背景系统，因而课堂教学往往出现浅表化倾向，随意化、主观化地解读文本现象屡见不鲜。要么仅注重典源义的解释，轻视文本语境的制约;要么笼统、孤立地处理隐性背景系统，忽视其对用典的印证作用。给实际课堂教学带来了更大的问题。问题是，文本语境对解读用典有怎样的制约？隐性背景对用典有什么支持、证明作用？二者在课堂教学中该如何操作？本文拟以《永》为例，建立解读背景系统，重点探究用典意图及其艺术手法。
一、建立文本解读背景系统
《永》的解读背景系统，指独立于文本之外的隐性背景系统，包括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登临怀古心境、词人的思想观点和军备主张、相关史料和后人评述等，它与文本相辅而行，密不可分，是文本“说什么”的基础和依据，为文本用典提供了一个隐性的事实支撑空间。从用典本身来看，用典的目的在于“类义”“证今”，而且与隐性背景系统密切相关。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傅庚生先生也说：“行文用典实，取其节文而征也。”[1]“类义”，类比说明义理;“证今”“征”，即证明现今义理。进一步说，该词是基于现实体验和时政事件的忧时感事之作，其用典带有鲜明的生命体验和个性化特征。“要追求其生命的质地则需了解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特别是有些诗人如杜甫和辛稼轩，与时代的关系十分密切，决不能撇开不谈。如不了解这些诗人的生平，几乎无法了解他们的作品。”[2]可见，课堂教学要解决文本用典“为何说”的问题，就要建立这个隐性背景系统。
首先，关于写作時间的选定。辛弃疾《永》的系年历来有两说，一是开禧元年（1205）说，目前这是主流认识。辛词选本、传记、论文、语文教材等只要涉及到《永》的相关内容，几乎都持邓广铭先生之说，统编本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必修上）还特别注明“时间为南宋开禧元年（1205）秋”。二是嘉泰四年（1204）说，如蔡义江、刘乃昌就主此说。前者虽然与历史事实不完全吻合，但也基本上不影响文本解读和结论;不过有一处要格外注意，即“凭谁问”三句。原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说：“作者由此联想到自己，他并不如廉颇老迈，却没有人来过问。”（“关于练习”第68页）“凭谁问”是依凭谁来问或靠谁来问之意，施动者是词人，并非“没有谁来问”而使词人成为受动者。从最切近的写作背景考察，作词前夕，稼轩“坐谬举，降两官”（《宋会要·职官·黜降官十一》），但他毕竟还在镇江府任上，身置前线，守国要冲，这意味着“有人来过问”，而降官则预示着朝廷北伐无意用己;此时辛弃疾的处境、心情与廉颇有相似之处。自己积极备战，不去逢迎权贵，抗敌复国的耿耿忠心和军事才能不被重视，表达吾今老矣的悲叹和有志难伸、报国无路的愤慨。除此之外，课堂教学依然坚持开禧元年说。
其次，课堂教学要相时、分散、精炼地运用文本背景材料，并以此印证用典意图。例如，解读“元嘉草草”三句，通行注评本普遍认为作者借元嘉北伐失败针砭韩侂胄北伐，“提醒当局审慎筹划”，“告诫南宋朝廷要汲取历史教训”。原人教版教材在“仓皇北顾”句条下注：“作者借此咏叹当时南宋近事，即宋孝宗隆兴元年张浚北伐，在符离（今安徽宿州）兵败事。”这种认识虽然有待商榷，但也是以隐性背景来印证。无论是通行本，还是原人教版教材，对辛弃疾创作《永》的思想观点和军备主张却言而不详，能运用到实际教学中的背景史料显得十分薄弱。
事实上，辛弃疾对韩侂胄兴议北伐既积极响应，又忧心忡忡。一方面筹划北伐、收复失地是他的一贯主张。“数年来，稼轩屡次遣谍至金，侦察其兵骑之数，屯戍之地，将帅之姓名，帑廪之位置等。并欲於沿边招募士丁以应敌。至镇江，先造红衲万领备用。”[3]特别是在知镇江府时，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备战工作中。另一方面，“备而后战”也是他的一贯立场。早在公元1165年他奏陈孝宗皇帝的《美芹十论·总序》就开宗明义：“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于公元1170年呈给宰相虞允文的《九议》再次强调对敌斗争应当“勿欲速”和“能任败”。《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记载，他于嘉泰四年（1204）发表了对金国形势的判断：“会辛殿撰弃疾除绍兴府，过阙入见，言夷狄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侂胄大喜，时四年正月也。”[4]《宋史·韩侂胄传》中的记述大体一致。观此语，辛弃疾本意是针对金朝将要乱亡的形势，建议南宋朝廷早作应对。袁桷在《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评述得更为明确：“尝闻先生盛年以恢复最为急议，晚岁则曰用兵当在数十年后。辛公开禧之际亦曰‘更须二十年’。阅历之深，老少议论自有不同焉者矣。”[5]因此，“元嘉草草”三句，其意图在于借古讽今，表达对开禧北伐军备不足、草率出兵的忧叹，在直陈史实中寄寓辛弃疾的思想观点和备战主张。不难看出，解读文本用典需要隐性背景系统的支撑和证明。
最后，还可以运用历史互文法分析文本。例如，“四十三年”三句，“是说作者四十三年前，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作者奉耿京之命南来联系，经过扬州时，正值完颜亮南侵失败身死，抗金烽火弥漫”。[6]这本身就是背景系统中作者的人生经历，但是，文本为什么要转入回顾人生经历呢？《宋史·辛弃疾传》、谢叠山《文章轨范》和《弋阳县志十二·艺文志》都收录了辛弃疾写于嘉泰四年（1204）三月的《读亲征诏草跋》：“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辛弃疾之所以“悲夫”，是因为南宋朝廷昏聩无能，始终未能振作，致使兴师北伐、恢复中原的国事错失时机，自己也因此蹉跎岁月，壮志难酬，怎不生出“可堪回首”之感？如今隔江眺望，仿佛看到佛狸祠前“一片神鸦社鼓”，昔时抗金烽火正被一片太平景象所取代，人们早已忘却收复故土，只是安于现状罢了，民族心理素质软化可窥一斑。此时，再兴北伐，岂不令人忧心忡忡？正如刘克庄感叹：“呜呼，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7]以上史料几乎就是“四十三年”三句的具体注释和历史互文。 二、在文本语境中发掘用典内涵
典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显著的固化特征，即典故中的人物、事件、线索都比较清楚，一旦介入到词中，词人就要顾及到文本的审美维度和形式维度，突破用典的固化藩篱，带上词人的感觉和体验，具有突出的指向性意义。“稼轩所用的每一个典故都结合了他自己的理想和志意，都带着他自己的感动和兴发，所以这些典故是活泼的、有生命力的。”[8]文本并非典故的本原，而是典故的形式化、纵深化，乃至用典的审美化，尽管典故中的人物、事件、地点等内涵与文本在历史和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具有某些同构关系，但是，文本在运用典故表象的同时，显然还演化、生成了自身的思想情感意义和逻辑性。落实到课堂教学中，需要进行语境还原，追求用典所衍生的广阔意义，“文本解读过程就是一个还原语境，进而探求意义，并建构读者自己的理解的过程。读者与文本对话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言语形式恢复言语所经营的语境。这个过程就叫‘语境还原’。”[9]所以，探究用典意图必须受到典故自身属性和文本语境的制约，在这个制约中，重点解决文本“说什么”的问题。下面结合《永》上阕用典，探究如何在文本语境中解读用典内涵。
词人称孙仲谋为“英雄”，因为孙权在南京建立了吴国首都，始置京口镇，打垮了来自北方的侵犯者曹操的军队，保卫了国家。“英雄”当指建立了赫赫战功的人。《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与《永》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词的下片：“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赞颂孙权的盖世功业，仰慕之情，随笔涌出，暗讽南宋政府的妥协苟安。“天下有英雄者出，然后能屈群策而用;有豪杰者出，然后能知天下之情。”（《九议》其一）“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这里的“英雄”和《永》中“英雄”的含意大体相同。而“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和杜甫笔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中的“英雄”则指那些壮志未酬而含恨终身的英雄人物。之所以如此理解，是由文本语境决定的。
从词体上看，“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既有倒装句式，又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也本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它们之所以倒装或者断开，是因为受词体限制。但是，它们的语意重心都落在“无觅处”上，非但英雄“无觅处”，连“舞榭歌台”之间的流风余韵也杳无踪迹了，所以，唐圭璋先生说“极叹人物俱非”。用典的言外义则是“无人可御侮之意”和“江山寂寞，时势消沉之意”（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王兆鹏先生直接阐明上片用典“是对前代英雄之主的追慕和对本朝无此‘英雄’之主的含蓄讽刺”[10]可谓一语中的。刘裕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平定叛乱，收复洛阳、长安等地，自然引出寄奴典故。“斜阳草树”三句暗用刘禹锡《乌衣巷》吊古诗意，写眼前荒凉景象，而此处用典语意重心却在“想当年”三句上，“金戈铁马”形容兵强马壮，“气吞万里如虎”形容刘裕出兵的气概壮阔，威势锐不可挡，语句中充满了钦佩仰慕之情。其用典意图是感叹当朝兵弱气衰，萎靡怯懦。正如刘乃昌先生所评析：“健笔勾勒，生气虎虎，与南宋萎靡怯懦，反差极大。呼唤英才，正为济世而图功。”[11]但是，统编本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必修上）这样评析：“从回顾刘裕生平，揭示出蓬门陋巷、低微出身，并不妨碍英雄建功立业。”这种解读显然偏离了文本语境重心。
此外，黄榦《与辛弃疾侍郎书》对于从北宋后期以来日益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士大夫群体状况作出了精辟而深刻的概括。邓广铭先生说：“韩侂胄和他所引进到政府中的，大都是一些纨绔之徒，他们和北宋末年的蔡京、童贯、王黼等是同一流的人物。”[12]这些史料都或详或略地指出了当时南宋朝廷英雄尽失、朝乏人才、兵弱气衰和时局萎靡的社会现状，为解读用典意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三、研讨用典多而不生流弊的成因
课堂教学研讨文本用典，不仅要引导学生理解“用什么典”，联系隐性背景思考“为何用典”，而且还要探究“怎样用典”——用典的艺术手法。《永》长于用典，这是他的作品特色，但也有人认为其用事太多，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是南宋岳珂，他在《桯史》中记载辛弃疾拿其特好《贺新郎》和新作《永》，“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岳珂便率然对曰：“新作微觉用事多耳。”稼轩“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13]。这段史料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辛弃疾赞成岳珂的看法：《永》用事多;二是他反复作了品味、修改尝试，最后并未能作出删改，仍以原貌流传至今，说明辛弃疾认为用典虽多而不生流弊。另外，中国古代诗歌评论史指出，用典的流弊大多反映在不“精核”、生僻、堆砌、掉书袋和“事障”等方面。以诸如此类的现象检验，毋庸置疑，《永》不但避免了这些流弊，而且有所创新。
1.以典言志，意图迥然
辛弃疾以典故作为言志的载体，首先表现在“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文心雕龙·事类》）方面。《永》大量使用人们熟知的典故，用意精准，或用人名，或用事件，或用地名，并在《永》词的定格和前后片各四仄韵的形式中运用，简约意丰。明代杨慎谓此词是“稼轩词中第一。发端便欲涕落，后段一气奔注，笔不得遏。廉颇自拟，慷慨壮怀，如闻其声。谓此词用人名多者，当是不解词味”（《词洁辑评》卷五引）[14]。所谓“不解词味”，是指有人以用事多为病，不免失之皮相，没有看出各个典故所承载的不同内涵和向历史空间开拓的思维路径。
综观全词，每一典故都包含着不同的意图，概括地说有“四重忧叹”。用孙权、刘裕典故忧叹朝无英雄，朝廷上下萎靡怯懦，兵弱气衰;借刘义隆草率北伐典故，忧叹当前北伐军备不足、草率兴兵，并以此告诫韩侂胄吸取历史教训;以个人经历和“佛貍祠”，忧叹错失时机、人们苟安的社会现实;以廉颇自比，忧叹吾今老矣，无路请缨，壮志难酬。“四重忧叹”不但在现实空间多侧面多角度地表达了词人的思想情感和观点主张，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大拓展了词的历史空间，在这一方面，辛弃疾是对唐宋词的选材突破和贡献。 2.用典方式“变态错出”
王安石说：“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使事不为事使”条）“变态错出”是指用典方式灵活多样，交错相出，化用成语独辟蹊径。稼轩说“看书寻旧锦，衫新裁碧”（《满江红·天与文章》）“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水调歌头·赋松菊堂》）。也就是说，《永》既达到了王安石提出的用典要求，又切实践行了他的作词理念。
其以典故结构全篇，突破前人罗列故实或仅限于局部运用的作法，用典方式灵活多变，使事如出其口。孙权、刘裕典故，不仅是据地择典，自然贴切，而且是反用典故，昔有英雄今却无，形成反衬，寄寓深远。明用刘义隆北伐失败典故，不但同上文形成对比，而且警省当今，振聋发聩。暗用“佛狸祠”地名典故，顺手提及，融化而不涩，用事而不为事所使。结句，自喻廉颇，慷慨悲壮，呼应上文，点明题旨。
3.典故之间“气之所充”
辛弃疾认为“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九议·其二》）。范开《稼轩词序》云：稼轩“意不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陈廷焯在《词则·放歌集》（卷一）中赞叹《永》道：“稼轩词拉杂使事，而以浩气行之，如五都市中百宝杂陈，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风雨纷飞。鱼龙百变，天地奇观也。”“以浩气行之”即以正大刚直之气驱使如“百宝杂陈”的典故，体现在词中主要指思想情感和事理逻辑。从事理逻辑看，第一类孙、刘典故，从包含两个层面的国事而出，第二则刘义隆典故直陈史实，借古讽今，从时局军备而言;第三则用“佛狸祠”典写现实情境，与回顾个人经历构成今昔对比，上承国事、时局，下启个人悲叹;第四则自况廉颇典故，从个人层面而发。总观用典的事理逻辑呈先主后次、先重后轻的横向并列特征。
就思想情感而言，全篇用典所体现的激烈难平的忧愤、高度深沉的压抑构成文本独有的生命情怀和心灵世界。跌宕起伏、不断变化升腾、一气贯注是其突出特点。“英雄”“风流”俱非的忧叹尚属起始平稳阶段;想到刘裕北伐时兵强马壮的情境和锐不可当的气概，今非昔比的忧叹再强化、推进了一层;当理性反思刘义隆北伐兵败时，思想情感又渐趋平缓;接着回顾个人经历，错失时机之怨，对当局昏聩怯懦之恨，有志难伸之愤，都一并迸发出来;至结句，失望、无奈、压抑、悲愤之情直抵生命情怀和心灵世界的峰巅。至此，读者似乎又听到他的哀歌：“功名妙手，壮也不如人;今老矣，尚何堪？堪约前溪月。”（《蓦山溪》）仿佛又看到载着平生壮志未酬的老英雄的孤舟，归向铅山，渐行渐远，消失在茫茫的历史烟雾中。岂不“长使英雄泪满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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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兆鹏主编.唐宋词分类选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22.
新课标主张“创设综合性学习情境，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倡导“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为课堂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然而，很多课堂教学呈现出一些不恰当的做法，特别是类似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以下简称《永》）的教学，由于课文大量用典，以典言志，寄寓深远，同时还存在着一个与之并行的复杂的隐性背景系统，因而课堂教学往往出现浅表化倾向，随意化、主观化地解读文本现象屡见不鲜。要么仅注重典源义的解释，轻视文本语境的制约;要么笼统、孤立地处理隐性背景系统，忽视其对用典的印证作用。给实际课堂教学带来了更大的问题。问题是，文本语境对解读用典有怎样的制约？隐性背景对用典有什么支持、证明作用？二者在课堂教学中该如何操作？本文拟以《永》为例，建立解读背景系统，重点探究用典意图及其艺术手法。
一、建立文本解读背景系统
《永》的解读背景系统，指独立于文本之外的隐性背景系统，包括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登临怀古心境、词人的思想观点和军备主张、相关史料和后人评述等，它与文本相辅而行，密不可分，是文本“说什么”的基础和依据，为文本用典提供了一个隐性的事实支撑空间。从用典本身来看，用典的目的在于“类义”“证今”，而且与隐性背景系统密切相关。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傅庚生先生也说：“行文用典实，取其节文而征也。”[1]“类义”，类比说明义理;“证今”“征”，即证明现今义理。进一步说，该词是基于现实体验和时政事件的忧时感事之作，其用典带有鲜明的生命体验和个性化特征。“要追求其生命的质地则需了解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特别是有些诗人如杜甫和辛稼轩，与时代的关系十分密切，决不能撇开不谈。如不了解这些诗人的生平，几乎无法了解他们的作品。”[2]可见，课堂教学要解决文本用典“为何说”的问题，就要建立这个隐性背景系统。
首先，关于写作時间的选定。辛弃疾《永》的系年历来有两说，一是开禧元年（1205）说，目前这是主流认识。辛词选本、传记、论文、语文教材等只要涉及到《永》的相关内容，几乎都持邓广铭先生之说，统编本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必修上）还特别注明“时间为南宋开禧元年（1205）秋”。二是嘉泰四年（1204）说，如蔡义江、刘乃昌就主此说。前者虽然与历史事实不完全吻合，但也基本上不影响文本解读和结论;不过有一处要格外注意，即“凭谁问”三句。原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说：“作者由此联想到自己，他并不如廉颇老迈，却没有人来过问。”（“关于练习”第68页）“凭谁问”是依凭谁来问或靠谁来问之意，施动者是词人，并非“没有谁来问”而使词人成为受动者。从最切近的写作背景考察，作词前夕，稼轩“坐谬举，降两官”（《宋会要·职官·黜降官十一》），但他毕竟还在镇江府任上，身置前线，守国要冲，这意味着“有人来过问”，而降官则预示着朝廷北伐无意用己;此时辛弃疾的处境、心情与廉颇有相似之处。自己积极备战，不去逢迎权贵，抗敌复国的耿耿忠心和军事才能不被重视，表达吾今老矣的悲叹和有志难伸、报国无路的愤慨。除此之外，课堂教学依然坚持开禧元年说。
其次，课堂教学要相时、分散、精炼地运用文本背景材料，并以此印证用典意图。例如，解读“元嘉草草”三句，通行注评本普遍认为作者借元嘉北伐失败针砭韩侂胄北伐，“提醒当局审慎筹划”，“告诫南宋朝廷要汲取历史教训”。原人教版教材在“仓皇北顾”句条下注：“作者借此咏叹当时南宋近事，即宋孝宗隆兴元年张浚北伐，在符离（今安徽宿州）兵败事。”这种认识虽然有待商榷，但也是以隐性背景来印证。无论是通行本，还是原人教版教材，对辛弃疾创作《永》的思想观点和军备主张却言而不详，能运用到实际教学中的背景史料显得十分薄弱。
事实上，辛弃疾对韩侂胄兴议北伐既积极响应，又忧心忡忡。一方面筹划北伐、收复失地是他的一贯主张。“数年来，稼轩屡次遣谍至金，侦察其兵骑之数，屯戍之地，将帅之姓名，帑廪之位置等。并欲於沿边招募士丁以应敌。至镇江，先造红衲万领备用。”[3]特别是在知镇江府时，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备战工作中。另一方面，“备而后战”也是他的一贯立场。早在公元1165年他奏陈孝宗皇帝的《美芹十论·总序》就开宗明义：“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于公元1170年呈给宰相虞允文的《九议》再次强调对敌斗争应当“勿欲速”和“能任败”。《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记载，他于嘉泰四年（1204）发表了对金国形势的判断：“会辛殿撰弃疾除绍兴府，过阙入见，言夷狄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侂胄大喜，时四年正月也。”[4]《宋史·韩侂胄传》中的记述大体一致。观此语，辛弃疾本意是针对金朝将要乱亡的形势，建议南宋朝廷早作应对。袁桷在《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评述得更为明确：“尝闻先生盛年以恢复最为急议，晚岁则曰用兵当在数十年后。辛公开禧之际亦曰‘更须二十年’。阅历之深，老少议论自有不同焉者矣。”[5]因此，“元嘉草草”三句，其意图在于借古讽今，表达对开禧北伐军备不足、草率出兵的忧叹，在直陈史实中寄寓辛弃疾的思想观点和备战主张。不难看出，解读文本用典需要隐性背景系统的支撑和证明。
最后，还可以运用历史互文法分析文本。例如，“四十三年”三句，“是说作者四十三年前，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作者奉耿京之命南来联系，经过扬州时，正值完颜亮南侵失败身死，抗金烽火弥漫”。[6]这本身就是背景系统中作者的人生经历，但是，文本为什么要转入回顾人生经历呢？《宋史·辛弃疾传》、谢叠山《文章轨范》和《弋阳县志十二·艺文志》都收录了辛弃疾写于嘉泰四年（1204）三月的《读亲征诏草跋》：“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辛弃疾之所以“悲夫”，是因为南宋朝廷昏聩无能，始终未能振作，致使兴师北伐、恢复中原的国事错失时机，自己也因此蹉跎岁月，壮志难酬，怎不生出“可堪回首”之感？如今隔江眺望，仿佛看到佛狸祠前“一片神鸦社鼓”，昔时抗金烽火正被一片太平景象所取代，人们早已忘却收复故土，只是安于现状罢了，民族心理素质软化可窥一斑。此时，再兴北伐，岂不令人忧心忡忡？正如刘克庄感叹：“呜呼，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7]以上史料几乎就是“四十三年”三句的具体注释和历史互文。 二、在文本语境中发掘用典内涵
典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显著的固化特征，即典故中的人物、事件、线索都比较清楚，一旦介入到词中，词人就要顾及到文本的审美维度和形式维度，突破用典的固化藩篱，带上词人的感觉和体验，具有突出的指向性意义。“稼轩所用的每一个典故都结合了他自己的理想和志意，都带着他自己的感动和兴发，所以这些典故是活泼的、有生命力的。”[8]文本并非典故的本原，而是典故的形式化、纵深化，乃至用典的审美化，尽管典故中的人物、事件、地点等内涵与文本在历史和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具有某些同构关系，但是，文本在运用典故表象的同时，显然还演化、生成了自身的思想情感意义和逻辑性。落实到课堂教学中，需要进行语境还原，追求用典所衍生的广阔意义，“文本解读过程就是一个还原语境，进而探求意义，并建构读者自己的理解的过程。读者与文本对话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言语形式恢复言语所经营的语境。这个过程就叫‘语境还原’。”[9]所以，探究用典意图必须受到典故自身属性和文本语境的制约，在这个制约中，重点解决文本“说什么”的问题。下面结合《永》上阕用典，探究如何在文本语境中解读用典内涵。
词人称孙仲谋为“英雄”，因为孙权在南京建立了吴国首都，始置京口镇，打垮了来自北方的侵犯者曹操的军队，保卫了国家。“英雄”当指建立了赫赫战功的人。《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与《永》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词的下片：“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赞颂孙权的盖世功业，仰慕之情，随笔涌出，暗讽南宋政府的妥协苟安。“天下有英雄者出，然后能屈群策而用;有豪杰者出，然后能知天下之情。”（《九议》其一）“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这里的“英雄”和《永》中“英雄”的含意大体相同。而“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和杜甫笔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中的“英雄”则指那些壮志未酬而含恨终身的英雄人物。之所以如此理解，是由文本语境决定的。
从词体上看，“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既有倒装句式，又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也本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它们之所以倒装或者断开，是因为受词体限制。但是，它们的语意重心都落在“无觅处”上，非但英雄“无觅处”，连“舞榭歌台”之间的流风余韵也杳无踪迹了，所以，唐圭璋先生说“极叹人物俱非”。用典的言外义则是“无人可御侮之意”和“江山寂寞，时势消沉之意”（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王兆鹏先生直接阐明上片用典“是对前代英雄之主的追慕和对本朝无此‘英雄’之主的含蓄讽刺”[10]可谓一语中的。刘裕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平定叛乱，收复洛阳、长安等地，自然引出寄奴典故。“斜阳草树”三句暗用刘禹锡《乌衣巷》吊古诗意，写眼前荒凉景象，而此处用典语意重心却在“想当年”三句上，“金戈铁马”形容兵强马壮，“气吞万里如虎”形容刘裕出兵的气概壮阔，威势锐不可挡，语句中充满了钦佩仰慕之情。其用典意图是感叹当朝兵弱气衰，萎靡怯懦。正如刘乃昌先生所评析：“健笔勾勒，生气虎虎，与南宋萎靡怯懦，反差极大。呼唤英才，正为济世而图功。”[11]但是，统编本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必修上）这样评析：“从回顾刘裕生平，揭示出蓬门陋巷、低微出身，并不妨碍英雄建功立业。”这种解读显然偏离了文本语境重心。
此外，黄榦《与辛弃疾侍郎书》对于从北宋后期以来日益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士大夫群体状况作出了精辟而深刻的概括。邓广铭先生说：“韩侂胄和他所引进到政府中的，大都是一些纨绔之徒，他们和北宋末年的蔡京、童贯、王黼等是同一流的人物。”[12]这些史料都或详或略地指出了当时南宋朝廷英雄尽失、朝乏人才、兵弱气衰和时局萎靡的社会现状，为解读用典意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三、研讨用典多而不生流弊的成因
课堂教学研讨文本用典，不仅要引导学生理解“用什么典”，联系隐性背景思考“为何用典”，而且还要探究“怎样用典”——用典的艺术手法。《永》长于用典，这是他的作品特色，但也有人认为其用事太多，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是南宋岳珂，他在《桯史》中记载辛弃疾拿其特好《贺新郎》和新作《永》，“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岳珂便率然对曰：“新作微觉用事多耳。”稼轩“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13]。这段史料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辛弃疾赞成岳珂的看法：《永》用事多;二是他反复作了品味、修改尝试，最后并未能作出删改，仍以原貌流传至今，说明辛弃疾认为用典虽多而不生流弊。另外，中国古代诗歌评论史指出，用典的流弊大多反映在不“精核”、生僻、堆砌、掉书袋和“事障”等方面。以诸如此类的现象检验，毋庸置疑，《永》不但避免了这些流弊，而且有所创新。
1.以典言志，意图迥然
辛弃疾以典故作为言志的载体，首先表现在“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文心雕龙·事类》）方面。《永》大量使用人们熟知的典故，用意精准，或用人名，或用事件，或用地名，并在《永》词的定格和前后片各四仄韵的形式中运用，简约意丰。明代杨慎谓此词是“稼轩词中第一。发端便欲涕落，后段一气奔注，笔不得遏。廉颇自拟，慷慨壮怀，如闻其声。谓此词用人名多者，当是不解词味”（《词洁辑评》卷五引）[14]。所谓“不解词味”，是指有人以用事多为病，不免失之皮相，没有看出各个典故所承载的不同内涵和向历史空间开拓的思维路径。
综观全词，每一典故都包含着不同的意图，概括地说有“四重忧叹”。用孙权、刘裕典故忧叹朝无英雄，朝廷上下萎靡怯懦，兵弱气衰;借刘义隆草率北伐典故，忧叹当前北伐军备不足、草率兴兵，并以此告诫韩侂胄吸取历史教训;以个人经历和“佛貍祠”，忧叹错失时机、人们苟安的社会现实;以廉颇自比，忧叹吾今老矣，无路请缨，壮志难酬。“四重忧叹”不但在现实空间多侧面多角度地表达了词人的思想情感和观点主张，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大拓展了词的历史空间，在这一方面，辛弃疾是对唐宋词的选材突破和贡献。 2.用典方式“变态错出”
王安石说：“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使事不为事使”条）“变态错出”是指用典方式灵活多样，交错相出，化用成语独辟蹊径。稼轩说“看书寻旧锦，衫新裁碧”（《满江红·天与文章》）“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水调歌头·赋松菊堂》）。也就是说，《永》既达到了王安石提出的用典要求，又切实践行了他的作词理念。
其以典故结构全篇，突破前人罗列故实或仅限于局部运用的作法，用典方式灵活多变，使事如出其口。孙权、刘裕典故，不仅是据地择典，自然贴切，而且是反用典故，昔有英雄今却无，形成反衬，寄寓深远。明用刘义隆北伐失败典故，不但同上文形成对比，而且警省当今，振聋发聩。暗用“佛狸祠”地名典故，顺手提及，融化而不涩，用事而不为事所使。结句，自喻廉颇，慷慨悲壮，呼应上文，点明题旨。
3.典故之间“气之所充”
辛弃疾认为“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九议·其二》）。范开《稼轩词序》云：稼轩“意不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陈廷焯在《词则·放歌集》（卷一）中赞叹《永》道：“稼轩词拉杂使事，而以浩气行之，如五都市中百宝杂陈，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风雨纷飞。鱼龙百变，天地奇观也。”“以浩气行之”即以正大刚直之气驱使如“百宝杂陈”的典故，体现在词中主要指思想情感和事理逻辑。从事理逻辑看，第一类孙、刘典故，从包含两个层面的国事而出，第二则刘义隆典故直陈史实，借古讽今，从时局军备而言;第三则用“佛狸祠”典写现实情境，与回顾个人经历构成今昔对比，上承国事、时局，下启个人悲叹;第四则自况廉颇典故，从个人层面而发。总观用典的事理逻辑呈先主后次、先重后轻的横向并列特征。
就思想情感而言，全篇用典所体现的激烈难平的忧愤、高度深沉的压抑构成文本独有的生命情怀和心灵世界。跌宕起伏、不断变化升腾、一气贯注是其突出特点。“英雄”“风流”俱非的忧叹尚属起始平稳阶段;想到刘裕北伐时兵强马壮的情境和锐不可当的气概，今非昔比的忧叹再强化、推进了一层;当理性反思刘义隆北伐兵败时，思想情感又渐趋平缓;接着回顾个人经历，错失时机之怨，对当局昏聩怯懦之恨，有志难伸之愤，都一并迸发出来;至结句，失望、无奈、压抑、悲愤之情直抵生命情怀和心灵世界的峰巅。至此，读者似乎又听到他的哀歌：“功名妙手，壮也不如人;今老矣，尚何堪？堪约前溪月。”（《蓦山溪》）仿佛又看到载着平生壮志未酬的老英雄的孤舟，归向铅山，渐行渐远，消失在茫茫的历史烟雾中。岂不“长使英雄泪满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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