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孤高清峻，视名节为生命，弃金钱如粪土，仿佛罪恶的金钱玷污了他们得清名。然而，谁都知道，当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之时，对“阿堵物”嗤之以鼻最多也只能是伪君子的夫子自道。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作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骨头最硬”的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钱—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抗战前夕，北平学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適，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这话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26年，傅斯年就斥责从厦门大学归来的顾颉刚“既有名，又有钱”。然而，顾颉刚却死活不认帐。且听“顾老板”是怎么辩白的：“不少师友以为我有个人野心，想做‘学阀’来和别人唱对台戏，于是对我侧目而视，我成了众矢之的。抗战前，北平流行着一句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適，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個是顾老板顾颌刚。’从形式上看，各拥有一班人马，好像是势均力敌的三派。其实，胡適是北大文学院长，他握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庚款），当然有力量网罗许多人;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一手抓住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可以为所欲为。我呢，只是燕大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除了自己薪金外没有钱，我这个老板是没有一点经济基础的。”
　　 1936年秋，时任燕大历史系主任的顾颉刚因需要经常往返于北平研究院和燕大之间，为了节省时间，便买了一辆二手小汽车作交通工具，而且还月薪二十大洋雇了司机，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大事。顾颉刚的富有，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顾老板”这里的独语，谦虚得近乎“虚伪”。胡適和傅斯年再有钱，也是“公款”。而顾颉刚的钱，全凭自己游栖于学界商界，潜心经营运作所得，是自己的私人财产，所以才是名正言顺的“老板”。
　　 1933年7月28日，顾颉刚在写给自己的学生郑德坤的信中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金钱观”：“我常常觉得在史地方面，尽有救国之方，亦尽有发财之术……钱是一定要的，有了钱可以使个人生活安定而不改变自己的事业，有了钱才可以到社会上做事而不虞竭蹷，所以我们第一要设法弄钱，即以弄到之钱去作学业与经验之修养，而肩起救国之责任。”原来，顾老板爱财，一是为求得衣食无虞，再则是“学业与经验之修养”。这样的诉求，和鲁迅的金钱观可谓一脉相承，代表了那个时期相当一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对于这些心存读书情结的人，“不虞竭蹷”地徜徉于知识的海洋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顾颉刚建议郑德坤写一部适用的、通俗的《中国通史》，他自己则另作一部别样的《中国通史》，除去学问上的切磋，还可以抽版税。他信心十足地对郑说：“只消年销万部，将来种种事业就可以逐渐进行。”——知识的智慧搀杂上商人的精明，真可谓如虎添翼。也难怪顾老板生意如日中天！
　　 1934年，顾颉刚、郑德坤编纂，由吴志顺绘图的《舆图》由禹贡学会出版，谭其骧等任校订。顾颉刚在给郑德坤的信中说：“日前接汇洋贰百元，得此后援，裨于画地图者不浅。吴志顺君从七月份起加薪五元……将来地图出版，销路畅旺，亦可分与他版税若干。”“地图归谭其骧兄校对，不幸他作得太迟……弟拟嘱吴志顺君进城……一方面可以督促谭君速校，一方面修改又便利，其房饭金亦由我们出，兄说如何？”
　　 《舆图》尚未出版，定金便已收到，使得他可以从容地应付各项开销。值得注意的是，顾老板十分善于运用“加薪”、“分版税”等现代企业管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其经营之术，确实令人刮目！
　　 顾老板还真有些经营头脑。就是在这封信中，顾颉刚告诉郑德坤“地图出版，只要善为宣传，不难畅销;且《燕京学报》亦可出一专号，可收些稿费也。”丰富的社会资源让顾老板左右逢源。这不，他还要利用《燕京学报》出一期专号，一来宣传自己的著作，二来收取稿费，如此一举两得之举，足见其精明之至。1934年，他在写给郑德坤的信中也谈到利用燕京大学校友的关系来推销教材：“我们又在城内盘得一黎明中学……现已登广告……我们所以办一中学有数目的，其一，以实验所得编教科书，与燕大毕业同学之任事中学者联络，请其推销....”。
　　 1935年，《禹贡》杂志初创阶段，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经费则大费周章”，顾颉刚不得不四方“乞怜”。对于捐赠者，顾老板也不忘为其宣传，在部分用捐款购置的图书上刊刻戳记：“×××先生捐（或募）款纪念，禹贡学会宝藏，盖于各书卷首，俾读是书者永不忘此日之嘉惠。”这种宣传手段和现在流行的做法几无二致。
　　 顾老板的发财之术远不止上述几端。他以学术为平台，逐渐把自己的业务拓展开来，形成了集团公司，开始了规模化经营，提高了顾氏产业的规模效益。除了任教燕京大学外，他还创办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此外，他还经营技术观摩社、黎明中学、通俗读物编刊社、景山书社等，颇具规模。
　　 俗话说“千做万做，赔钱的买卖不做”。谙于商道的顾老板更不例外：“引得校印所，是我们社中第一件事业，一年来居然赢利两千元。此系第一年，开办时费用甚多，尚能如此，则第二年以后可知……”
　　 参与投资是顾老板重要的生财之道。他曾告诫郑德坤说：“兄参加出版公司拟以为快，现在集股期迫，请兄接此函后即将股款十万元送交暑袜街金城银行徐经理辅德收转为荷。”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股市也是顾颉刚重要的投资领域，但对于股市的变幻，他也无可奈何：“现在法币贬值日甚，此间诸股东意，去年定股本一千万元，今日便非两千万元不可。”
　　 1943年11月，雄心勃勃的顾颉刚创立了大中国图书局，后自任编辑所长兼总经理。对于未来出版事业的发展，他对郑德坤说道：“成都方面如能藉兄之力，俾得增加股额，尤以为幸。总望兄出力干与，使此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出版家也。”一直到1954年，顾颉刚仍担任着大中国图书局、大中国图片社总经理，直到公私合营他才退出。
　　 陈明远先生在曾对顾颉刚民国期间的收入粗略统计过：“顾1935年42岁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主任研究员，月薪400元，仍兼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领取半薪160元，月收入560元。约合今人民币2万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1万元（合今人民币30万～40万元），进入了‘文化万元户’的行列。”岁月久远，数字可能会有偏差，但顾颉刚的富有确实不容置疑的。
　　 于史学研究，顾颉刚斤守恪持，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于商业经营，顾老板广谋产业，诚信待人，守法经营。以学生财，聚财助学，如此名利兼得，可谓功德圆满。
　　 “知识创造财富”，顾颉刚早已走在了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