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宋庆龄这个名字。她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被尊为“国母”；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和名誉主席，深受人民的爱戴。
　　良好的家庭环境
　　宋庆龄出身于一个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
　　母亲倪桂珍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接受了许多开明进步的西方思想，擅长数学和钢琴弹奏。同时，她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思想，留着刘海儿，盘发髻，一副传统女性的装束。她温和贤淑、端庄优雅，颇有大家风范。
　　父亲宋耀如是上海第一个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拥有自己现代化的工厂，是个有成就的实业家，宋家在物质上是富足的。
　　倪桂珍结婚后，就辞去工作，致力于相夫教子。她对孩子非常慈爱，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正如宋庆龄姐弟所言：“母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快乐舒适的生活。”
　　宋耀如在空余时间，喜欢跟孩子们做游戏。他喜欢音乐，常在夜晚一面弹着钢琴，一面为孩子们演唱美国南方情调的民歌，给家人带来许多欢乐。
　　宋氏夫妇尊重孩子，从不在精神上束缚自己的子女。母亲总是鼓励孩子们要有自我独立的精神，告诉他们遇事要自己做出决定。受母亲的影响，宋庆龄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与孙中山的结合，对亲情与民族利益二者的权衡与抉择，无不显示了她的独立精神。
　　宋氏夫妇尊重和发展孩子们的个性，根据不同孩子的不同个性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大姐宋霭龄和小妹宋美龄天资聪明、大胆泼辣，父母就早早地送她们上学读书；而宋庆龄不像姐姐和妹妹那样锋芒毕露，因此，直到她七岁时才送她到中西女塾读书。
　　宋庆龄生性稳重、腼腆，和兄弟姐妹在一起时，她总是最文静的一个。比如，假期里姐妹们在院子里玩耍，宋霭龄和宋美龄趁大人不注意，就爬过院墙到外边的田地里嬉戏；而宋庆龄却不敢爬院墙，只能看着她们俩在田野里奔跑，采摘花草，捕捉虫鸟。
　　姐妹们玩“拉黄包车”的游戏，宋霭龄和宋美龄常常扮演车夫，宋庆龄则总是扮演乘客。
　　有一次，宋霭龄拉车用力过猛，双手失去控制，一下子把“乘客”给抛了出去。“车夫”知道自己闯了祸，愣在那里傻了眼；“乘客”被摔在地上，觉得又疼又委屈，满脸不高兴。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他慈爱地对宋霭龄说：“做游戏也要有分寸，‘黄包车夫’可不光是使力气呀！伤了乘客还怎么拉生意呢？”霭龄不好意思地笑了。
　　父亲又笑着对宋庆龄说：“我们的‘乘客’这样宽宏大量，这样勇敢坚强，也真是了不起啊！”小庆龄受到父亲的夸赞和鼓励，一脸的阴云也散去了。
　　开放式的家庭教育
　　宋庆龄的父母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宋耀如心中有大宏愿，要努力把子女培养成为中国的林肯、华盛顿。他曾多次对别人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的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
　　母亲倪桂珍也有一种观点：“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她深深懂得，爱孩子，重要的是教育他们。
　　为此，夫妻二人制订了现代型“斯巴达―基督教”教育模式，以训练孩子具有意志力、毅力和仁爱之心。
　　“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就是训练中的一项。大女儿稍大一点时，宋耀如就领着她去淋冰凉的春雨。
　　有一次，正当父女二人在雨中冷得发颤时，宋耀如猛地觉得身旁多了个绵软的小东西，低头一看，原来是年仅四岁的庆龄，她身上也已经淋得能挤出水来。母亲见此情景，又是心疼，又是惊喜地喊道：“我的好宝贝，妈妈还以为你胆小。你最勇敢！”
　　从那以后，徒步野外这样的苦事，父亲都让庆龄参加；而庆龄呢，即使走得再艰难、再辛苦，也要坚持到底。
　　在训练自制能力和忍耐力方面，宋耀如采用了“忍饥挨饿”的方法。他常常和两个女儿一起默默地做祷告，以抵御食欲的诱惑。每当这个时候，庆龄总是微笑着，神态安详自若。多年之后，她去参与反袁护法斗争，经历广州陈炯明叛变之险，独自忍受孙中山逝世带来的巨痛，胸有万丈狂澜犹能处变不惊，举止从容。这种沉静和大度，大概就缘于幼年时这种“斯巴达”式的训练吧。
　　宋家的生活虽然富足、衣食不缺，宋耀如却喜欢在自家的菜园里种些蔬菜，不怕脏累。他说“勤劳者才有饭吃”，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所有这些，都给孩子们以良好的影响。
　　宋氏夫妇也注意向孩子传授知识，培养各方面的兴趣和能力。父亲经常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以开阔孩子们的眼界。或用中英两种语言，为孩子们朗读有趣的童话故事。孩子们入学之前，他就从美国购买来大量幼儿读物，夫妇二人轮流教他们读写。
　　同时，他们夫妇还很重视提高孩子们的中文水平。每天上午，請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孩子们英语和拉丁语；下午，请一位中国教师教孩子古典文学。
　　1898年，宋耀如和长女宋霭龄一起编辑了一份《上海儿童报》，文章主要由孩子们用打字机自己写，可以自由发挥。父亲则是他们的朋友、读者和印刷工。这份报纸一直办到最小的子良、子安进入中学才停刊。孩子们在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中，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期间，是校刊编辑部和哈里斯文学社的秘书，先后发表过《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等文章，词采飞扬，并有不少警策之句。这种文字功底，就得益于童年时的家庭训练。
　　宋家的信仰、观念和生活习惯，虽然深受西方影响，但宋氏六姐弟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父母必读》刊名，就出自宋庆龄之手。
　　宋耀如重视对孩子们进行中文教育，他常说：“学英文，是为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是为了留学长知识学本领，再来报效祖国。所以，中文一定要更好！”
　　孩子们在父亲的耐心引导和严格督促下，练字很认真，并终于学有所成。
　　母亲不太会做针线活儿，却坚持要求女儿们学习女红，保留一些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她还要求女儿们一生留长发、盘发髻，因为这样更传统，也更优美，宋庆龄终生恪守母训。
　　父亲宋耀如认为，不仅要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过集体生活，还要让孩子们见识社会。他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参观印刷厂、面粉厂、香烟厂和纺织厂，还和孩子们乘坐黄包车，让孩子们见识社会的阴暗面。
　　宋庆龄同时学习了母亲乐善好施的品德，一生对慈善事业非常关心。她最喜欢孩子，曾多次去幼儿园看望孩子们，并经常与孩子们一起过春节。她还经常救济贫困的朋友和普通人，表现出一代伟人的高风亮节。
　　宋氏夫妇为其子女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多方面的条件；而宋庆龄以自身优秀的资质和禀赋，汲取了其中最美好的东西，成就了她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