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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级党政干部中，圈子问题普遍存在，处理各种关系，是县委书记们最头疼的事。而其中，与县长之间的关系，而更为微妙、复杂。由于各自行事风格的不同，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关系大致有三类：县长跟着书记转;默契分工，心照不宣;县长和书记对着干。
最感意外：“击鼓传坑”，坐不久？
“县委书记像土皇帝，那是过去了。现在一些县委书记都要当‘缩头乌龟’了，土皇帝那是政治不成熟。”曾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峰平感叹，“这是一个高压力、高风险岗位，不少人坐不久。”
社会经济的发展、稳定、安全、党风廉政……兼任过县委书记的万维一口气数出一长串压力源和风险点，说任何一项工作都可能隐含风险。
陈峰平介绍，要想改革创新，推动工作，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树立很多对立面，时间久了，矛盾积累，会造成一种高压锅局面。
另一方面，县委书记上任后会发现，前任可能会留下很多烫手问题，财政超前消费、牺牲环境和资源，留下没有实际价值的政绩工程，等等。
万维说，前任给后任留“坑”，而后任鲜有给前任“填坑”的，这导致矛盾长期掩盖，结果造成一个县“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到最后一届一届成了击鼓传手雷。
出于对风险的担忧，加之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考量，一些县委书记干久了容易浮躁。
多名受访官员向记者揭示，如果县委书记本人浮躁，县上的干部也会渐渐变得复杂，工作局面被动。
“我老不走，占着位子，不讨嫌吗？”陈峰平笑称。这种情况下，“政治风向标会偏。”那些曾非常拥戴县委书记的人，会渐渐转向，很可能转去维护县长——下一任书记的有力竞争人选。
陈峰平任职县委书记的最后两年，主要将过去的一些工作进行常规性推动，没有再创新。“也有一种明哲保身的感觉，因为我改变不了。”
万维的话印证了陈峰平的上述说法。他说，现在，不少县委书记的政治生命都比较短，将走未走之际，干部的聚合力，会随着县委书记未来可能的升降去留而消长，甚至有人专门研究领导的走向。
万维还提到，县委书记被查处起来很容易。就算经济上没有问题，工作上都难免没有问题。如果严格按照各种制度、规定办事，处处受制，地方上要想发展，完全循规蹈矩，不闯线不越线，几乎做不到。
但随着各项规章制度的严格化，想要违规办事越来越难。诸如用地审批越来越难。这让县委书记的行权无形中规范起来。
但记者采访中发现，部分县委书记任职两三年后，多谋求调回市上，哪怕是平调到市级部门。
最难把握：用好权、不滥权
万维更深的感慨是，县委书记权力大，面临的路口也多。曾经担任县委书记的颜利对此深有体会，但他强调，“主要看谁用、怎么用这个权。”
万维认为，县委书记可能积极创新，也可能消极守旧;可能一心为民，也可能一心为己;可能抓大放小，也可能大小一把抓。
万维透露，县委书记如何抓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记本人。譬如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万维感觉，近10年来县委书记的权力更加集中。
“尽管有些地方试行一把手不分管人财物，但是所有的事情，不经过县委书记点头，下边的部门哪里敢做主？书记只需要说一句，‘这么重要的事怎么都不跟我报告？’限权的制度可能就被化解。”
相比之下，颜利的县委书记生涯比较悠哉。颜利给自己定的任务是：管理、监督、指导、督促。县委一旦做出重大决策，就交由相关领导负责。由分管副书记、副县长和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成立督查考核组，抓落实考核，半年汇报一次。颜利发现，效果显示，放权更能调动分管领导的积极性。“我也比较轻松。”
颜利认为，县委书记不能轻易表态，要依靠县委常委班子，不胡乱决策，不干预司法，才能用好权、做好事。
而县委书记在诱惑面前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行权的公正性。
陈峰平坦承，担任县委书记时，送钱送物的，有;投怀送抱的，也有。
他透露，上任之初，先是一名科级干部试探着送来一个红包。拒绝后，他听到一些议论，才发现干部之间会互相打聽，“怎么样，这个书记送得出不？”他认为关键是慎初。否则，一旦开了口子，工作上自己只有被动的份了。
行权和廉政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委书记的品质和选择，而决策方面，多个受访对象认为，除了上述县委书记个人因素，同时还难免受上级的影响。结果，有的县委书记专门投上所好;有的则有被逼无奈之感：“市委书记交办的，个别人明知违纪也得硬着头皮上。”
陈峰平透露，也有县委书记专门琢磨市委主要领导的心思、关注点，然后集中人财物打造典型。他分析，一些盲目的政绩工程，其实承担了两级甚至三级政府的寄望。“毕竟，上级也需要政绩的支撑点。”
他感叹，最大的腐败是决策腐败。一个县委书记的决策，是为了自身政绩还是为了地方发展，怎么去判断？
最头疼的事：人际博弈
颜利上任县委书记时，班子内有以原县委书记和县长为首的两派，总是针锋相对，尤其在是干部任用上，双方都力主提拔自己推荐的干部。颜利上任后，推行了干部票决制，表明一个干部的提拔或是免职，不是某个领导的作用，而是县委常委班子的决定。
颜利透露，在县级党政干部中，圈子问题普遍存在，处理各种关系，是县委书记们最头疼的事。而其中，与县长之间的关系，而更为微妙、复杂。
由于各自行事风格的不同，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关系大致有三类：县长跟着书记转;默契分工，心照不宣;县长和书记对着干。
有些县委书记本身比较强势，工作中对政府工作“指导”过多，导致县长跟着书记转。有些地方，县委书记和县长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分工。比如某地新区建设由县委书记负责，旧城改造矛盾较多，县长负责。形成一种默契的、隐形的权力边界。有些地方县长能力、作风比较强势，书记协调起来比较困难。但真闹到水火不容地步的，还属个别情况。
对县委书记来说，与县级党政机关、部门的博弈，也考验技巧。
时任县委书记江时勤透露，有时开会，有的部门知道会上将要安排的工作有难度，找借口派没有资格表态的中干来参会。会上要求表态时，参会的中干往往说，需要回去汇报一下。
有些特殊情况不能不准假，怎么办？江时勤想了个办法，要求替会的人必须是副职以上，必须当场表态，不表态就代表同意，就要接受考核问责。这种从严管理的模式，如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人际关系很敏感，甚至一些正常工作也会让自己失去一些支持，但有时又不能不碰硬。陈峰平在改革中触动了当地部分人的利益，其中为代表的政协主席走到了他对立面，工作上处处反对、牵制。
协调起与市级部门的关系来，更加不易。即使万维以市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的身份跟市级部门沟通的工作，也有同感。
县级与市级部门沟通，是向上办事，自然难上加难。万维说自己一般不出面为县上争取利益、协调事情，以免给人以利用自己身份的感觉。一旦遇到确实着急的事又难以沟通的，他出面请市级部门商量，对方表面客气，实际也不太买账，甚至遇到对方姗姗来迟、局面僵持的情况。
万维认为，县委书记是很难做人的一个角色，“对上级不得不恭敬，否则就可能被拿下或被边缘化。而工作中矛盾集中，下面做的错事、惹的祸事，再好脾气的都有可能发火。所以有人觉得县委书记是上恭下倨，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陈峰平总结，做县委书记，不光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处理好前后左右各种人际关系。
“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有很多是出于工作需要，也有很多是出于个人利益。”陈峰平说。“但这样的县委书记毕竟是少数。总的来看，县委书记是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社会应该给他们更多理解。”
不过，即使已经离开县委书记岗位，陈峰平依然困惑地发问：县委书记以什么论英雄，干得好坏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廉政瞭望》总第392期 王巧捧/文）
最感意外：“击鼓传坑”，坐不久？
“县委书记像土皇帝，那是过去了。现在一些县委书记都要当‘缩头乌龟’了，土皇帝那是政治不成熟。”曾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峰平感叹，“这是一个高压力、高风险岗位，不少人坐不久。”
社会经济的发展、稳定、安全、党风廉政……兼任过县委书记的万维一口气数出一长串压力源和风险点，说任何一项工作都可能隐含风险。
陈峰平介绍，要想改革创新，推动工作，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树立很多对立面，时间久了，矛盾积累，会造成一种高压锅局面。
另一方面，县委书记上任后会发现，前任可能会留下很多烫手问题，财政超前消费、牺牲环境和资源，留下没有实际价值的政绩工程，等等。
万维说，前任给后任留“坑”，而后任鲜有给前任“填坑”的，这导致矛盾长期掩盖，结果造成一个县“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到最后一届一届成了击鼓传手雷。
出于对风险的担忧，加之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考量，一些县委书记干久了容易浮躁。
多名受访官员向记者揭示，如果县委书记本人浮躁，县上的干部也会渐渐变得复杂，工作局面被动。
“我老不走，占着位子，不讨嫌吗？”陈峰平笑称。这种情况下，“政治风向标会偏。”那些曾非常拥戴县委书记的人，会渐渐转向，很可能转去维护县长——下一任书记的有力竞争人选。
陈峰平任职县委书记的最后两年，主要将过去的一些工作进行常规性推动，没有再创新。“也有一种明哲保身的感觉，因为我改变不了。”
万维的话印证了陈峰平的上述说法。他说，现在，不少县委书记的政治生命都比较短，将走未走之际，干部的聚合力，会随着县委书记未来可能的升降去留而消长，甚至有人专门研究领导的走向。
万维还提到，县委书记被查处起来很容易。就算经济上没有问题，工作上都难免没有问题。如果严格按照各种制度、规定办事，处处受制，地方上要想发展，完全循规蹈矩，不闯线不越线，几乎做不到。
但随着各项规章制度的严格化，想要违规办事越来越难。诸如用地审批越来越难。这让县委书记的行权无形中规范起来。
但记者采访中发现，部分县委书记任职两三年后，多谋求调回市上，哪怕是平调到市级部门。
最难把握：用好权、不滥权
万维更深的感慨是，县委书记权力大，面临的路口也多。曾经担任县委书记的颜利对此深有体会，但他强调，“主要看谁用、怎么用这个权。”
万维认为，县委书记可能积极创新，也可能消极守旧;可能一心为民，也可能一心为己;可能抓大放小，也可能大小一把抓。
万维透露，县委书记如何抓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记本人。譬如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万维感觉，近10年来县委书记的权力更加集中。
“尽管有些地方试行一把手不分管人财物，但是所有的事情，不经过县委书记点头，下边的部门哪里敢做主？书记只需要说一句，‘这么重要的事怎么都不跟我报告？’限权的制度可能就被化解。”
相比之下，颜利的县委书记生涯比较悠哉。颜利给自己定的任务是：管理、监督、指导、督促。县委一旦做出重大决策，就交由相关领导负责。由分管副书记、副县长和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成立督查考核组，抓落实考核，半年汇报一次。颜利发现，效果显示，放权更能调动分管领导的积极性。“我也比较轻松。”
颜利认为，县委书记不能轻易表态，要依靠县委常委班子，不胡乱决策，不干预司法，才能用好权、做好事。
而县委书记在诱惑面前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行权的公正性。
陈峰平坦承，担任县委书记时，送钱送物的，有;投怀送抱的，也有。
他透露，上任之初，先是一名科级干部试探着送来一个红包。拒绝后，他听到一些议论，才发现干部之间会互相打聽，“怎么样，这个书记送得出不？”他认为关键是慎初。否则，一旦开了口子，工作上自己只有被动的份了。
行权和廉政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委书记的品质和选择，而决策方面，多个受访对象认为，除了上述县委书记个人因素，同时还难免受上级的影响。结果，有的县委书记专门投上所好;有的则有被逼无奈之感：“市委书记交办的，个别人明知违纪也得硬着头皮上。”
陈峰平透露，也有县委书记专门琢磨市委主要领导的心思、关注点，然后集中人财物打造典型。他分析，一些盲目的政绩工程，其实承担了两级甚至三级政府的寄望。“毕竟，上级也需要政绩的支撑点。”
他感叹，最大的腐败是决策腐败。一个县委书记的决策，是为了自身政绩还是为了地方发展，怎么去判断？
最头疼的事：人际博弈
颜利上任县委书记时，班子内有以原县委书记和县长为首的两派，总是针锋相对，尤其在是干部任用上，双方都力主提拔自己推荐的干部。颜利上任后，推行了干部票决制，表明一个干部的提拔或是免职，不是某个领导的作用，而是县委常委班子的决定。
颜利透露，在县级党政干部中，圈子问题普遍存在，处理各种关系，是县委书记们最头疼的事。而其中，与县长之间的关系，而更为微妙、复杂。
由于各自行事风格的不同，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关系大致有三类：县长跟着书记转;默契分工，心照不宣;县长和书记对着干。
有些县委书记本身比较强势，工作中对政府工作“指导”过多，导致县长跟着书记转。有些地方，县委书记和县长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分工。比如某地新区建设由县委书记负责，旧城改造矛盾较多，县长负责。形成一种默契的、隐形的权力边界。有些地方县长能力、作风比较强势，书记协调起来比较困难。但真闹到水火不容地步的，还属个别情况。
对县委书记来说，与县级党政机关、部门的博弈，也考验技巧。
时任县委书记江时勤透露，有时开会，有的部门知道会上将要安排的工作有难度，找借口派没有资格表态的中干来参会。会上要求表态时，参会的中干往往说，需要回去汇报一下。
有些特殊情况不能不准假，怎么办？江时勤想了个办法，要求替会的人必须是副职以上，必须当场表态，不表态就代表同意，就要接受考核问责。这种从严管理的模式，如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人际关系很敏感，甚至一些正常工作也会让自己失去一些支持，但有时又不能不碰硬。陈峰平在改革中触动了当地部分人的利益，其中为代表的政协主席走到了他对立面，工作上处处反对、牵制。
协调起与市级部门的关系来，更加不易。即使万维以市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的身份跟市级部门沟通的工作，也有同感。
县级与市级部门沟通，是向上办事，自然难上加难。万维说自己一般不出面为县上争取利益、协调事情，以免给人以利用自己身份的感觉。一旦遇到确实着急的事又难以沟通的，他出面请市级部门商量，对方表面客气，实际也不太买账，甚至遇到对方姗姗来迟、局面僵持的情况。
万维认为，县委书记是很难做人的一个角色，“对上级不得不恭敬，否则就可能被拿下或被边缘化。而工作中矛盾集中，下面做的错事、惹的祸事，再好脾气的都有可能发火。所以有人觉得县委书记是上恭下倨，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陈峰平总结，做县委书记，不光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处理好前后左右各种人际关系。
“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有很多是出于工作需要，也有很多是出于个人利益。”陈峰平说。“但这样的县委书记毕竟是少数。总的来看，县委书记是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社会应该给他们更多理解。”
不过，即使已经离开县委书记岗位，陈峰平依然困惑地发问：县委书记以什么论英雄，干得好坏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廉政瞭望》总第392期 王巧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