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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诗织是日本首位公开亮相、以实名告发性侵事件的女性。她凭一己之力改变社会认知，以坚韧之姿直面司法壁垒，促使延续了100多年的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
2013年，在纽约修读新闻和摄影专业的伊藤诗织，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学业。在那间酒吧，她认识了时任东京广播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山口敬之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传记作家，与政界人士往来密切，在日本新闻界十分有影响力。
身为新闻界前辈的山口告诉伊藤，东京广播电视台华盛顿分局一直在招实习生，有意愿可以随时与他联系。两年后，即将毕业的伊藤给包括山口在内的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寻找工作机会，山口随即以讨论工作及签证为由，约伊藤见面。
2015年4月3日，两人如约在东京一家小酒馆相见。喝了几小杯清酒后，头晕目眩的伊藤去了洗手间，伏在洗手台上休息，不觉迷糊过去。稍后清醒时，她却在酒店房间中。她感到身体疼痛，睁开眼才发现自己正遭受山口侵犯。她想要逃跑，被山口揪住肩膀，拽倒在床上强暴。抵抗没有用，挣扎没有用，哀求也没有用，有一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会被杀死。
5天后，伊藤报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过关于遭受性侵后该如何处置的教育，怀疑被下药施暴的她，未能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进行受害物证采集，没有药物检测报告，尽管后来提取到山口留在她内衣上的DNA，寻访到出租车司机证实她曾多次要求下车，也有监控录像显示她被山口拖着进了酒店，但山口矢口否认性侵。
直到此时，伊藤才知道在日本状告性侵有多难。在日本，法律上要符合强暴的定义，必须是对方有暴力行为，被害者必须有激烈的肢体反抗。遇到强暴时没有大声呼救，没有让对方留下伤痕来证明性行为是非自愿的，那么多半不能被法律认定算是性侵。如果两个当事人相互熟识，而且性侵犯是发生在私密空间中，犹如身处“黑箱”，没有第三方知情，又涉及喝酒，对受害者来说更是百口莫辩了。
日本关于性侵的法律还是1907年制定的，长达一个世纪没有任何修订。法律很难给予性犯罪者应有的制裁，对强奸罪的法定刑期甚至短于盜窃罪。就连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察都劝伊藤：“你还是不要追究，否则你不仅不能维权，很可能从此连工作都找不到。”正是这句话，令伊藤更加坚定了必须诉讼到底的决心，她说：“如果我停止对真相的捍卫，那我还配当个记者吗？”
然而，一年多后，检察官判定证据不足，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2017年5月，伊藤决定向检察审查会递交案件复议申请，并借此时机公开发声，召开媒体见面会。
在此之前，伊藤也尝试通过媒体诉说遭遇，接受了日本《周刊新潮》的采访，以一个不具其名、不见其貌的女性受害人A的形象被报道。可专访并没有带来任何社会反响，伊藤意识到，不能再安于做个“受害者A”了，必须公开真实身份，以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登场，或许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触动。
伊藤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希望女儿忍气吞声，当作一切都不曾发生，稳稳当当地结婚，顺风顺水地活着。可无论身为记者，还是身为女性，伊藤都无法做到受到了伤害，还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掩盖这个事实。错不在自己，犯罪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应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一名警察的话让伊藤印象深刻。人们自有一套“受害者印象”，她们的脸应该是凄惨苍白的，衣着保守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永远是愤怒的、泣不成声的样子。在准备媒体见面会时，记者也对她的着装提出建议，理由是“这样人们会比较容易相信你”。但伊藤选择穿着能让自己放松舒适的衣物出席，像平常那样。“受害者身穿白色衬衫，扣子扣到卡住下巴，脸上带着忧伤之色——我想打碎这套不知由何人构建的人设。不管受害者穿什么，或没穿什么，都不该因此而遭受责难，也不该将其视为她受害的理由。”伊藤的斗志被彻底点燃。
新闻发布会后，网络上有人谩骂、抨击她沽名钓誉，有人甚至搜索出她的家人朋友资料曝光。然而，也有好消息，2017年6月8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重新定义了强奸罪，拓宽强制性行为的范围。在新修订案中，男性也被视为潜在的性侵受害者。
可是，检察院二次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这令伊藤愤怒。她开始写书，“自己去发声吧。除此之外，已无路可走。表达，是一个记者的职责。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从自己的个案出发，伊藤痛心地发觉：整个日本对性侵害集体失语。而说出真相，是她觉得唯一能让自己有信心好好活下去的办法。
除了缺乏法律的保障，日本社会文化要求受害人要隐忍。“约会强奸、性侵犯，这些话题从不会被舆论提及，你看不到这方面的公开指控。”《读卖日报》的犯罪司法报道记者说。有数据显示超过95%的性侵事件没有报案，日本人普遍不会公开讨论强暴案件，舆论也常常一味地责怪受害人而非加害者。大多数受害者最终选择了“忘记过去”，保持沉默。就连警察也会规劝受害者停手，接受和解。
2017年10月，伊藤以自己的经历写作出版了《黑箱：日本之耻》。12月29日，《纽约时报》以“She Broke Japan’s Silence on Rape（她打破了日本对性侵的沉默）”为题，大篇幅报道了她的故事。2018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将此事拍成纪录片《日本之耻》上映。
整个日本也因伊藤的挺身而出在悄悄改变：日本强奸法案做出修订，最短罪刑从3年增至5年;开始有性侵受害者主动联系伊藤，讲述自己的经历;有内阁成员告诉伊藤，日本已经在41个地区建立了强暴危机中心;有在野党成员主动在议会上质疑安倍晋三是否曾插手此事;有路人在街上认出伊藤，表示想参与案件的开庭;开始有民间团体支持伊藤，寄给她一张张祝福卡片，为她打气。一位80岁的老奶奶对她说，要把最积极的能量传输给她。
在上诉被驳回后，伊藤又发起了对山口敬之的民事诉讼。这是她唯一可以再次正面发问的方式。她需要的只是一个真相，却花光所有力气去与人性中的卑鄙对抗。
2019年7月，伊藤带着她以第一人称记叙的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来华与读者见面。想到未来，她说：“一滴水改变不了什么，但汇聚起来就能形成海啸。”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绝不停止捍卫真相
2013年，在纽约修读新闻和摄影专业的伊藤诗织，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学业。在那间酒吧，她认识了时任东京广播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山口敬之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传记作家，与政界人士往来密切，在日本新闻界十分有影响力。
身为新闻界前辈的山口告诉伊藤，东京广播电视台华盛顿分局一直在招实习生，有意愿可以随时与他联系。两年后，即将毕业的伊藤给包括山口在内的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寻找工作机会，山口随即以讨论工作及签证为由，约伊藤见面。
2015年4月3日，两人如约在东京一家小酒馆相见。喝了几小杯清酒后，头晕目眩的伊藤去了洗手间，伏在洗手台上休息，不觉迷糊过去。稍后清醒时，她却在酒店房间中。她感到身体疼痛，睁开眼才发现自己正遭受山口侵犯。她想要逃跑，被山口揪住肩膀，拽倒在床上强暴。抵抗没有用，挣扎没有用，哀求也没有用，有一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会被杀死。
5天后，伊藤报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过关于遭受性侵后该如何处置的教育，怀疑被下药施暴的她，未能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进行受害物证采集，没有药物检测报告，尽管后来提取到山口留在她内衣上的DNA，寻访到出租车司机证实她曾多次要求下车，也有监控录像显示她被山口拖着进了酒店，但山口矢口否认性侵。
直到此时，伊藤才知道在日本状告性侵有多难。在日本，法律上要符合强暴的定义，必须是对方有暴力行为，被害者必须有激烈的肢体反抗。遇到强暴时没有大声呼救，没有让对方留下伤痕来证明性行为是非自愿的，那么多半不能被法律认定算是性侵。如果两个当事人相互熟识，而且性侵犯是发生在私密空间中，犹如身处“黑箱”，没有第三方知情，又涉及喝酒，对受害者来说更是百口莫辩了。
日本关于性侵的法律还是1907年制定的，长达一个世纪没有任何修订。法律很难给予性犯罪者应有的制裁，对强奸罪的法定刑期甚至短于盜窃罪。就连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察都劝伊藤：“你还是不要追究，否则你不仅不能维权，很可能从此连工作都找不到。”正是这句话，令伊藤更加坚定了必须诉讼到底的决心，她说：“如果我停止对真相的捍卫，那我还配当个记者吗？”
然而，一年多后，检察官判定证据不足，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保持缄默就是容忍犯罪
2017年5月，伊藤决定向检察审查会递交案件复议申请，并借此时机公开发声，召开媒体见面会。
在此之前，伊藤也尝试通过媒体诉说遭遇，接受了日本《周刊新潮》的采访，以一个不具其名、不见其貌的女性受害人A的形象被报道。可专访并没有带来任何社会反响，伊藤意识到，不能再安于做个“受害者A”了，必须公开真实身份，以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登场，或许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触动。
伊藤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希望女儿忍气吞声，当作一切都不曾发生，稳稳当当地结婚，顺风顺水地活着。可无论身为记者，还是身为女性，伊藤都无法做到受到了伤害，还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掩盖这个事实。错不在自己，犯罪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应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一名警察的话让伊藤印象深刻。人们自有一套“受害者印象”，她们的脸应该是凄惨苍白的，衣着保守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永远是愤怒的、泣不成声的样子。在准备媒体见面会时，记者也对她的着装提出建议，理由是“这样人们会比较容易相信你”。但伊藤选择穿着能让自己放松舒适的衣物出席，像平常那样。“受害者身穿白色衬衫，扣子扣到卡住下巴，脸上带着忧伤之色——我想打碎这套不知由何人构建的人设。不管受害者穿什么，或没穿什么，都不该因此而遭受责难，也不该将其视为她受害的理由。”伊藤的斗志被彻底点燃。
新闻发布会后，网络上有人谩骂、抨击她沽名钓誉，有人甚至搜索出她的家人朋友资料曝光。然而，也有好消息，2017年6月8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重新定义了强奸罪，拓宽强制性行为的范围。在新修订案中，男性也被视为潜在的性侵受害者。
挺身而出打破沉默
可是，检察院二次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这令伊藤愤怒。她开始写书，“自己去发声吧。除此之外，已无路可走。表达，是一个记者的职责。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从自己的个案出发，伊藤痛心地发觉：整个日本对性侵害集体失语。而说出真相，是她觉得唯一能让自己有信心好好活下去的办法。
除了缺乏法律的保障，日本社会文化要求受害人要隐忍。“约会强奸、性侵犯，这些话题从不会被舆论提及，你看不到这方面的公开指控。”《读卖日报》的犯罪司法报道记者说。有数据显示超过95%的性侵事件没有报案，日本人普遍不会公开讨论强暴案件，舆论也常常一味地责怪受害人而非加害者。大多数受害者最终选择了“忘记过去”，保持沉默。就连警察也会规劝受害者停手，接受和解。
2017年10月，伊藤以自己的经历写作出版了《黑箱：日本之耻》。12月29日，《纽约时报》以“She Broke Japan’s Silence on Rape（她打破了日本对性侵的沉默）”为题，大篇幅报道了她的故事。2018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将此事拍成纪录片《日本之耻》上映。
整个日本也因伊藤的挺身而出在悄悄改变：日本强奸法案做出修订，最短罪刑从3年增至5年;开始有性侵受害者主动联系伊藤，讲述自己的经历;有内阁成员告诉伊藤，日本已经在41个地区建立了强暴危机中心;有在野党成员主动在议会上质疑安倍晋三是否曾插手此事;有路人在街上认出伊藤，表示想参与案件的开庭;开始有民间团体支持伊藤，寄给她一张张祝福卡片，为她打气。一位80岁的老奶奶对她说，要把最积极的能量传输给她。
在上诉被驳回后，伊藤又发起了对山口敬之的民事诉讼。这是她唯一可以再次正面发问的方式。她需要的只是一个真相，却花光所有力气去与人性中的卑鄙对抗。
2019年7月，伊藤带着她以第一人称记叙的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来华与读者见面。想到未来，她说：“一滴水改变不了什么，但汇聚起来就能形成海啸。”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