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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对中国形象的影响
中美建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基辛格心中的中国形象。这种改变，主要源自于基辛格与中国的外交接触。基辛格回忆说，在1971年7月9日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以前，美国方面对北京实际的谈判方式还不了解，对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更是一无所知，“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外交官的印象还停留在苏联领导人的形象”1。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外交人员与当时苏联领导人安德烈·葛罗米柯类似，非常自律，令人紧张，将外交谈判视为毅力考验。但是，基辛格发现，中国人作为东道主，“却那么泰然自若，落落大方，好像没有任何事情会打乱他们的方寸，也好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美国总统的使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2。基辛格分析道，中国的这种外交风格是传统的中国外交风格。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好客、礼节与精心培养的个人关系是作为治国手段运用的。基辛格这样的分析，刻画出了中国精巧的实用主义行为风格，这就区别于当时美国人心中“共产党中国”的刻板的、教条主义的形象。
基辛格的经历和他的回忆，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国家在他国人民心中形成的刻板印象，并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办法与途径，不是隔断交流，而是接触，亲身经历，有助于改变刻板的印象。基辛格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对中国的了解，使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不像以前那样强硬、刻板了。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基辛格在其著作中写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他用大量的笔墨分析、评价了毛泽东，这也许是因为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毛泽东时代推动并实现了中美建交。他关于毛泽东的大量评述，使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被深深地烙上了毛泽东的印记。
在基辛格眼中，毛泽东具有坚强的意志，愿意顺应直觉，极善谋略，做事果敢。基辛格在其《论中国》一书中讲述中美和解的过程时写到，毛泽东与尼克松有不同点和共同点。他认为，在毛泽东看来，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段，尼克松则将和解视为一个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机会，“毛泽东深信理想与意志能克服一切困难”，“做事轰轰烈烈”3。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与做事风格对于推动中美建交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他也客观地指出，“中美能走到一起是时代的必然——不管两国领导人是谁，这是早晚都会发生的。但此事进行得这么果断，弯路走得这么少，那就要归功于两位领导人的才干了”。4
基辛格笔下的周恩来极富亲和力和外交家的魅力。他在《论中国》一书中多次对周恩来的言谈举止进行了描述。他说，在他与周恩来的交往中，周的含蓄、敏感的风格帮助他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基辛格回忆说，自己原来觉得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国土，但是周恩来告诉他，一旦熟悉中国之后，就会发觉中国并不神秘。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加之在外交上长期被孤立，在美国人心中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周恩来作为一个高明的外交家，在第一次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就试图打破基辛格心中关于中国的“神秘”印象。
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5。他指出，“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6。基辛格对于悠久、宏大的中国历史所流露出来的尊敬是相当明显的，这就是中国在其著作中呈现的文化形象，明显好于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形象的原因。基辛格注意到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儒家色彩的谦逊。他写道：“总的来讲，周恩来提出了对国际关系的新看法，主张一种儒家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现在被认为来自共产主义思想”7。基辛格的这一分析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在周恩来的观点中看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儒家道德观念”之间的联系。这就令我想起，数百年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们曾采用的“适应政策”，在儒家经典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寻找共性。这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基辛格总是试图从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温和中庸的孔子学说，被基辛格用来解释周恩来的谦虚和“神秘”中国，所同时具有的包容与和平的意向。基辛格对当时中国的理解，无疑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具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从基辛格开始，美国人也看到了中国形象中开放与温和的一面。
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是咄咄逼人、捉摸不定、超现实的，而周恩来是儒雅庄重、温和谦逊的，邓小平则是睿智现实、开放大胆的。他在其著作中写道：“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话，不喜欢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8。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在基辛格心中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基辛格认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作风，将中国从历史捷径的大梦中唤醒，重回必须依据宏图伟略按部就班实现历史的现实世界中。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评价相当高，他认为，“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崭新面貌”9。与此相对应的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在基辛格的著作中呈现出来的形象是开放的、蕴藏巨大新生力量的。
关于复兴的中国
对于复兴的中国，基辛格一方面予以赞扬与肯定，一方面依然在心中存有疑虑。
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从冷战模式向全球国际秩序过渡。根据基辛格的回忆，即便是在这种过渡的背景下，连尼克松的睿智远见也没有料到苏联会解体，“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健康系于一身的经济强国，人们甚至猜想中国崛起是否会再次造成国际关系的两极化”10。基辛格认为，在美国里根时代结束时，亚洲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基本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相似的体系。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体系内的国家，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强调主权，彼此承认国界，不卷入彼此内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他承认，美国尽管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者，但美国的著名人士却坚持说，共同的国家利益需要民主制度作保障，很多美国分析家几乎将此命题奉为宗教信条。他非常客观地指出，“从实际的历史经验看，这一命题很难证明”11。在这一问题上，基辛格再次显示了其作为学者的客观与公正。他也明确指出，中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做法，与美国的期望存在着分歧；美国尽管也注重国家利益，但其国家行为是受美国核心价值观引导的，而美国核心价值观是理想主义的普世价值观。这意味着美国对复兴的中国不可能没有疑虑。同时，他以现实主义政治家的口吻说道：“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内部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12。基辛格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其对中国历史与政治深刻理解基础上的。正是这一点，使得他比很多美国外交家显得更加睿智，也因此可以成为中美交流的重要桥梁。
在基辛格最新著作《世界秩序》（英文版2014年出版）一书中，他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13 他指出，中国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并无先例可循。他再次重复了《论中国》一书中的观点，即中国、美国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但中国基本上是“自管自家的事”，而美国则“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14。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对中国在未来的作用的估计似乎变得更加积极。他在书中写道：“由于不受既有模式的制约，它们（指西方之外的世界）可能比西方具有更大的能量和灵活性，至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如此”15。他甚至指出，美国在两个层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拥抱普世原则，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
基辛格为西方世界描绘出一个历史悠久、强大富足的可以与西方共存的中国形象，也强调共存的前提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应该首先了解中国的历史、尊重中国的历史。在他构想的世界秩序中，中国与美国是维持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力量，尽管两者在价值观的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并非没有共存共发展的可能——正如他在《世界秩序》一书的最后写道：“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16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
标注信息：
1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胡利平等译，2015年，第231页。
2同上书，第231页。
3同上书，第207页。
4同上书，第208页。
5同上书，第240页。
6同上书，第242页。
7同上书，第241页。
8同上书，第319页。
9同上书，第329页。
10同上书，第390页。
11同上书，第421页。
12同上书，第422页。
13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胡利平等译，2015年，第293页。
14同上书，第294页。
15同上书，第489页。
16同上书，第490-491页。
中美建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基辛格心中的中国形象。这种改变，主要源自于基辛格与中国的外交接触。基辛格回忆说，在1971年7月9日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以前，美国方面对北京实际的谈判方式还不了解，对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更是一无所知，“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外交官的印象还停留在苏联领导人的形象”1。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外交人员与当时苏联领导人安德烈·葛罗米柯类似，非常自律，令人紧张，将外交谈判视为毅力考验。但是，基辛格发现，中国人作为东道主，“却那么泰然自若，落落大方，好像没有任何事情会打乱他们的方寸，也好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美国总统的使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2。基辛格分析道，中国的这种外交风格是传统的中国外交风格。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好客、礼节与精心培养的个人关系是作为治国手段运用的。基辛格这样的分析，刻画出了中国精巧的实用主义行为风格，这就区别于当时美国人心中“共产党中国”的刻板的、教条主义的形象。
基辛格的经历和他的回忆，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国家在他国人民心中形成的刻板印象，并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办法与途径，不是隔断交流，而是接触，亲身经历，有助于改变刻板的印象。基辛格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对中国的了解，使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不像以前那样强硬、刻板了。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基辛格在其著作中写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他用大量的笔墨分析、评价了毛泽东，这也许是因为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毛泽东时代推动并实现了中美建交。他关于毛泽东的大量评述，使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被深深地烙上了毛泽东的印记。
在基辛格眼中，毛泽东具有坚强的意志，愿意顺应直觉，极善谋略，做事果敢。基辛格在其《论中国》一书中讲述中美和解的过程时写到，毛泽东与尼克松有不同点和共同点。他认为，在毛泽东看来，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段，尼克松则将和解视为一个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机会，“毛泽东深信理想与意志能克服一切困难”，“做事轰轰烈烈”3。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与做事风格对于推动中美建交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他也客观地指出，“中美能走到一起是时代的必然——不管两国领导人是谁，这是早晚都会发生的。但此事进行得这么果断，弯路走得这么少，那就要归功于两位领导人的才干了”。4
基辛格笔下的周恩来极富亲和力和外交家的魅力。他在《论中国》一书中多次对周恩来的言谈举止进行了描述。他说，在他与周恩来的交往中，周的含蓄、敏感的风格帮助他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基辛格回忆说，自己原来觉得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国土，但是周恩来告诉他，一旦熟悉中国之后，就会发觉中国并不神秘。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加之在外交上长期被孤立，在美国人心中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周恩来作为一个高明的外交家，在第一次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就试图打破基辛格心中关于中国的“神秘”印象。
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5。他指出，“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6。基辛格对于悠久、宏大的中国历史所流露出来的尊敬是相当明显的，这就是中国在其著作中呈现的文化形象，明显好于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形象的原因。基辛格注意到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儒家色彩的谦逊。他写道：“总的来讲，周恩来提出了对国际关系的新看法，主张一种儒家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现在被认为来自共产主义思想”7。基辛格的这一分析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在周恩来的观点中看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儒家道德观念”之间的联系。这就令我想起，数百年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们曾采用的“适应政策”，在儒家经典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寻找共性。这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基辛格总是试图从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温和中庸的孔子学说，被基辛格用来解释周恩来的谦虚和“神秘”中国，所同时具有的包容与和平的意向。基辛格对当时中国的理解，无疑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具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从基辛格开始，美国人也看到了中国形象中开放与温和的一面。
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是咄咄逼人、捉摸不定、超现实的，而周恩来是儒雅庄重、温和谦逊的，邓小平则是睿智现实、开放大胆的。他在其著作中写道：“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话，不喜欢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8。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在基辛格心中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基辛格认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作风，将中国从历史捷径的大梦中唤醒，重回必须依据宏图伟略按部就班实现历史的现实世界中。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评价相当高，他认为，“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崭新面貌”9。与此相对应的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在基辛格的著作中呈现出来的形象是开放的、蕴藏巨大新生力量的。
关于复兴的中国
对于复兴的中国，基辛格一方面予以赞扬与肯定，一方面依然在心中存有疑虑。
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从冷战模式向全球国际秩序过渡。根据基辛格的回忆，即便是在这种过渡的背景下，连尼克松的睿智远见也没有料到苏联会解体，“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健康系于一身的经济强国，人们甚至猜想中国崛起是否会再次造成国际关系的两极化”10。基辛格认为，在美国里根时代结束时，亚洲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基本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相似的体系。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体系内的国家，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强调主权，彼此承认国界，不卷入彼此内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他承认，美国尽管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者，但美国的著名人士却坚持说，共同的国家利益需要民主制度作保障，很多美国分析家几乎将此命题奉为宗教信条。他非常客观地指出，“从实际的历史经验看，这一命题很难证明”11。在这一问题上，基辛格再次显示了其作为学者的客观与公正。他也明确指出，中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做法，与美国的期望存在着分歧；美国尽管也注重国家利益，但其国家行为是受美国核心价值观引导的，而美国核心价值观是理想主义的普世价值观。这意味着美国对复兴的中国不可能没有疑虑。同时，他以现实主义政治家的口吻说道：“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内部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12。基辛格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其对中国历史与政治深刻理解基础上的。正是这一点，使得他比很多美国外交家显得更加睿智，也因此可以成为中美交流的重要桥梁。
在基辛格最新著作《世界秩序》（英文版2014年出版）一书中，他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13 他指出，中国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并无先例可循。他再次重复了《论中国》一书中的观点，即中国、美国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但中国基本上是“自管自家的事”，而美国则“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14。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对中国在未来的作用的估计似乎变得更加积极。他在书中写道：“由于不受既有模式的制约，它们（指西方之外的世界）可能比西方具有更大的能量和灵活性，至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如此”15。他甚至指出，美国在两个层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拥抱普世原则，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
基辛格为西方世界描绘出一个历史悠久、强大富足的可以与西方共存的中国形象，也强调共存的前提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应该首先了解中国的历史、尊重中国的历史。在他构想的世界秩序中，中国与美国是维持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力量，尽管两者在价值观的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并非没有共存共发展的可能——正如他在《世界秩序》一书的最后写道：“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16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
标注信息：
1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胡利平等译，2015年，第231页。
2同上书，第231页。
3同上书，第207页。
4同上书，第208页。
5同上书，第240页。
6同上书，第242页。
7同上书，第241页。
8同上书，第319页。
9同上书，第329页。
10同上书，第390页。
11同上书，第421页。
12同上书，第422页。
13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胡利平等译，2015年，第293页。
14同上书，第294页。
15同上书，第489页。
16同上书，第490-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