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辛亥年，有关辛亥革命的话题自然会占据舆论的绝对焦点。各种类属“纪念史学”的会议接踵召开，但大多数会议选题陈旧，语义重叠，难逃已有范式的窠臼。在各种纪念史学的缝隙中，也间杂着一些异类的声音，比如通过对清帝逊位诏书的精细释读，重新理解中国近代立宪过程的复杂性，从而提出了与辛亥“革命建国论”叙事不同的“立宪建国论”，甚至主张清帝逊位是一场英国式的光荣革命，立论虽略有耸人听闻的嫌疑，但其开启的讨论路径却富有洞见，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年间持续引发争议。
　　近些年，思想界一直延续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以“新儒家”为标识的文化保守主义因无法找寻到融入政治与社会改造论争的入口而暂处边缘位置，2011年情形大变，据我的观察，“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纷纷向文化保守派明递秋波，在发掘儒学资源以充实自身立论合法性方面达成共识。
　　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自己很容易被贴上食洋不化的标签，缺乏“中国性”的支撑点而导致水土不服。“新左派”则常被讥为过度怀旧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传统”，容易被视为政治僵尸“诈尸”般的回光返照。因此，两派为回护自身易受攻击的软肋，“自由主义”大多选择康梁特别是康有为的上层宪政思路，再加发挥，“新左派”则选择梁漱溟的下层乡村改造理论，以抗衡自由主义者依凭近代宪政思维改造上层政治的思路。中国学术思想界三种最活跃的派别在未来几年的合流态势应该是舆论界观察的焦点。
　　2011年，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先生去世。沟口先生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提出了日本式精工细作的专门研究话题，而是比中国人更自觉地发现中国自身历史中所独立存在的“近代性”。在目前中国学界日益西化的专门化体制内，沟口思想的启发性是毋庸置疑的。我想，这个栏目对各类前沿问题的梳理都大致与探寻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有关，故聊致赘语以作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