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伟荣先生在出版圈从业近二十五载，在开创天窗文化之前，曾在知名的国际专业及教育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任职，主理亚洲市场的出版及销售。2004年他回到香港创业，创立了天窗出版社（Enrich Publishing Ltd.），“我们当时很希望创立一家比较重创意的，有国际视野的出版社。英文名字enrich的意思就是通过出版书刊，为香港人打开一扇天窗。”
香港的图书市场不大，天窗出版社却在短短几年间准确地找寻到自己的市场定位和发展路径，发展迅速，在香港出版界声名鹊起，成为新星。2006年，又成立面向年轻读者的天行者出版；2008年，在北京创立天窗文化（中国）；2010年，成立阅亮点有限公司；2012年创办全新的家庭智慧生活杂志FAM《乐活·家》……
《富足一生：东尼投资十大心法》、《地产霸权》、《避开股市的地雷》、《怪兽家长》、《爱上女主播》、《日本中毒》、《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从设计到产业》、《武道狂之诗》……从财经类到文化批评到教养、生活类图书，总有一本书为你打开一扇天窗，说着亮话。
“精品出版”的理念
创业之艰辛，李伟荣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过。当初仅仅是靠几个同事，二百尺的办公室，一份信念和数十万元的创业积蓄，花了近半年时间推出天窗文化的第一本书《浪荡澳洲365天》。虽然这本书出版后的市场反响甚好，几次再版，但始终未能找到一个盈利模式。李伟荣曾说2005年几乎一整年都处于无收入的状态，那种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后来幸得新加坡友人资助，很快在2006年出版《富足一生》，并且从中摸索到了盈利模式，自此阔步向前。
《富足一生》成为香港“史上最成功的畅销书”，两年间居于排行榜前二位，销售额达到五万册。对于一本定价118港元的图书，在香港达到如此的销售业绩，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而与奇迹相对应的是，风险。不同于其他出版社对一般出版物的低投入，天窗文化走的是完全另类的路径。“香港很多出版社的一般出版物都是低投入，定价在港币三十到五十元之间，基本上把书卖到三五百册不赔本就差不多，可是我们的投放至少要两三千册才能持平。”为什么？因为天窗文化走的是“精品出版”路线。每一本书，需要投入最充分的编辑力和推广力。即使是在草创之初，仅有八名职员之时，也是力求将每一本书从编辑、设计到推广，量身定制。《浪游澳洲365天》和《富足一生》都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精心策划，前者单是设计就花了两个月。一切为使每一本书能满足市场需要。
天窗文化每年出版的数量并不多，即使到现在，一年的出版量也只有30～50种，一来是因为每一本书需要投入比一般出版社更多的精力，不惜工力，走高档路线；二来也是对当下市场的考虑——每年不多的出版数量，并非无选题可做，相反是选题太多、作者投稿太多，编辑需要从中不断考证，筛选出最优质、最适合当下图书市场的作品。李伟荣说，天窗文化的不少编辑是做周刊出身的，对于图书市场有着极好的敏锐度，“每一本出来的时候，都经过了一个考虑，看它是否有市场的吸引力，也会看作者是否愿意跟我们合作，以市场能够接受的模式来做。”所以天窗文化出版的每一本的销售量，都会保证在二千本以上。当然这个数字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实际上，天窗文化每年总有一两本能够达到两三万册的数量，这个数字即使在目前的内地市场也会登上畅销书榜。“我们形容香港的图书市场是small and beautiful，基本上行或者不行，很快就见分晓，并且订货集中，补货很快，我们能追踪到每一本书的推广和销售成绩，但在内地和台湾就很难了。”
流行图书，以市场为导向
《中国式价值投资》、《全胜牛熊》、《乱世华尔街》、《捍卫资产》等财经类图书在早期为天窗文化打造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天窗文化并未成为纯粹的财经类出版社。很多人是透过《怪兽家长》这样的亲子教养书，或者从《地产霸权》这样关于社会议题的作品认识到天窗文化，除此之外，也有养生、生活、艺术等诸多面向的作品出版。看起来，天窗文化的出版类型略显多元纷杂，但李伟荣说，天窗文化“不是按出版社的形象来塑造的，而是按照客群来做的”。因而你会明了，天窗文化并未刻意将自己打造成专业的财经类出版社或者其他，而是根据某一个客群和市场变化来不断调整出版方向，形成了当下这样的一个出版版图。
所有的书，很精准地针对香港中产阶层来出版。中产阶层需要什么呢？“第一，他们打工，钱不多，需要财富管理”，所以天窗文化的财经类图书鲜少宏观的经济学著作，多是从提供个人投资理财方案的实用性作品；“第二是健康问题，第三是有了家庭有了小孩后，对亲子教育和孩子成长问题的关注；第四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第五是关于生活方式、旅游等。”在每年固定五十种的出版计划中，财经类的比例在近年减少到十本左右，养生和教养类图书的需求在提升，所以《人间滋味》、《生活就是请客吃饭》等生活类图书，《单飞妈咪》、《父母失控：直升机家长的亲子困局》等教养类图书也成为天窗文化近年的品牌书。去年，天窗文化创立亲子杂志《乐活·家》，每月挖掘家长以及师长关心的主题故事，以文字滋养家庭。“这是一个全新的杂志，在香港没有人会花钱去做原创内容的这类杂志，他们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推销产品，但我们觉得有这个需求。”今年下半年也将推出亲子类图书。这些内容的拓展，对于天窗文化来说是全新的，或者是在刻意挑战自己，就像当初开创天窗文化之初，由精品出版这个出版方向切入市场，填补一个空白，同时避免了同业者的不必要的竞争。
李伟荣说，“当下需要什么，流行图书就按照需求出版”，直截了当地表明天窗文化将市场作为导向的准则。
打造大中华区一站式的出版平台
2008年，天窗集团在北京设立公司，天窗文化（中国）。
此前，天窗文化与内地的合作一直通过版权的授权来实现，不过李伟荣说，很多时候，这样的合作差强人意。“看得出来，一些好的香港的内容引进到内地，内地的编辑并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很多时候在本土化方面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状态。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对于引进过来的书，很多出版社已经在版权上花费了不少，不愿意再投入更多，所以都是封面、文字改一改，只要没有差错就出版了。这样的效果比较差，减少了原版的吸引力。”所以当有机会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进入内地市场时，李伟荣果断在北京建立本土团队，“天窗文化（中国）是香港这边出版社的延续，我们继续投放资源，打造、编辑和推广。” 即便是在香港公司出版的同一本书，在天窗文化（中国）出版时，仍是一个独立的出版项目，并非是繁体转简体那般简单，或者只是修改一下封面草率进行，而是根据本土市场来进行重新编排，甚至有时会要求作者专门为本土读者增补内容，以贴近市场。所以，从天窗文化（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潮爆中国——新新中国城市文化笔记》开始，到曹仁超“投资三部曲”——《论性：曹仁超创富智慧书》、《论战：曹仁超创富战国策》、《论势：曹仁超创富启示录》，以几十万册的佳绩，旋即打开了内地市场。曹仁超的三部作品在内地出版时，便针对内地读者的需要增加了不少内容，而去年在内地热销的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引入到香港时，也为香港市场做了更动。两地出版公司不仅是资源共享，也将资源在各自市场发挥到最优化。
虽然香港和内地两地市场不同，但精品出版是天窗文化一直坚持的。天窗文化（中国）每年出版的数目同样不多，因为每一本在考虑选题时，需要考虑更大的市场——面对内地市场，需要达到5万册的销售目标。李伟荣说，“做内地的流行图书市场，出版再多没什么意义，人家不看的时候，你多出一万种也是没用。市场很现实，只有针对本土读者的需求才有效。我们追求的是效果，而不是规模。”精品出版多年后仍是天窗文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
但这条路，没有人走过。走在这条路上的天窗文化，大概也是后继者难以超越的。就像2004年李伟荣在创业时探索到“精品出版”这条路，“你走其他人的模式的时候，人家做得很强，你连跟进也很困难，永远很难超越它的，所以你要找一个新方向，在目下没有人做的。说是很容易，你开发一个蓝海，可是蓝海是不是真的？其实创业的时候，你永远有困惑，是不是想得太天真了，是不是对的？”当初很多人怀疑李伟荣做出版，可是当很多人见到天窗文化的成就，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成功。
如今两地不同的市场带给李伟荣不同的挑战和压力，他正在努力使天窗文化更加成熟。近期，不但要推出亲子图书，还计划未来使天窗文化成为大中华区一站式的出版平台。
除了两地的天窗文化、天行者，天窗文化集团还在新加坡和美国拥有英文出版的公司，将本国的内容译成英文出版，推到国际市场。未来将联合旗下品牌公司，进行互动出版，满足作者和市场的需求。“比如你有一个出版计划，天窗文化就会提供几个选择，比如香港的繁体版，北京团队的简体版；要出英文版，我们也可以发行到全球，希望能满足作者的不同需求。举个例子，张化桥的《Inside China's Shadow Banking： The Next Subprime Crisis》，先出了英文版，我们将它发行到了全球，在亚马逊也有电子书，即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繁体和简体的版本。”
李伟荣说，市场需要什么，天窗文化就提供什么。“出版社最重要的不是作为载体，而是作为服务者。你做什么服务？就是给读者提供最好的意见或者找一个最好的专家，帮助他们。我们最大的成就，是慢慢建立他们跟天窗文化的关系和信任，品牌的体验也就形成了。”李伟荣也认为这是出版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继续走下去的价值，“在当下，坦白讲，我如果送你五十种书你不一定会高兴，你会觉得是一个负担，但是如果给你五十个改变生活的建议，你有兴趣吗？我们两岸三地的人，从小看书看怕了，但是流行图书是必须的。”李伟荣说，“在美国，流行图书是比教材多很多倍的。你有十年需要教材，但未来的三十年四十年看什么？看流行图书。不同的流行图书满足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但中国的流行图书还处于基础阶段，很多还在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的阶段，这需要一个过程吧。”
至少，天窗文化正在努力引领流行图书的精彩，教人积极创富理财、宣扬养生保健，批判社会文化，拉阔视野，反躬自省，关怀社会。所以天窗文化的这一扇窗虽然不大，但足够看到最阔广的视野，说最响亮的话。
香港的图书市场不大，天窗出版社却在短短几年间准确地找寻到自己的市场定位和发展路径，发展迅速，在香港出版界声名鹊起，成为新星。2006年，又成立面向年轻读者的天行者出版；2008年，在北京创立天窗文化（中国）；2010年，成立阅亮点有限公司；2012年创办全新的家庭智慧生活杂志FAM《乐活·家》……
《富足一生：东尼投资十大心法》、《地产霸权》、《避开股市的地雷》、《怪兽家长》、《爱上女主播》、《日本中毒》、《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从设计到产业》、《武道狂之诗》……从财经类到文化批评到教养、生活类图书，总有一本书为你打开一扇天窗，说着亮话。
“精品出版”的理念
创业之艰辛，李伟荣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过。当初仅仅是靠几个同事，二百尺的办公室，一份信念和数十万元的创业积蓄，花了近半年时间推出天窗文化的第一本书《浪荡澳洲365天》。虽然这本书出版后的市场反响甚好，几次再版，但始终未能找到一个盈利模式。李伟荣曾说2005年几乎一整年都处于无收入的状态，那种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后来幸得新加坡友人资助，很快在2006年出版《富足一生》，并且从中摸索到了盈利模式，自此阔步向前。
《富足一生》成为香港“史上最成功的畅销书”，两年间居于排行榜前二位，销售额达到五万册。对于一本定价118港元的图书，在香港达到如此的销售业绩，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而与奇迹相对应的是，风险。不同于其他出版社对一般出版物的低投入，天窗文化走的是完全另类的路径。“香港很多出版社的一般出版物都是低投入，定价在港币三十到五十元之间，基本上把书卖到三五百册不赔本就差不多，可是我们的投放至少要两三千册才能持平。”为什么？因为天窗文化走的是“精品出版”路线。每一本书，需要投入最充分的编辑力和推广力。即使是在草创之初，仅有八名职员之时，也是力求将每一本书从编辑、设计到推广，量身定制。《浪游澳洲365天》和《富足一生》都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精心策划，前者单是设计就花了两个月。一切为使每一本书能满足市场需要。
天窗文化每年出版的数量并不多，即使到现在，一年的出版量也只有30～50种，一来是因为每一本书需要投入比一般出版社更多的精力，不惜工力，走高档路线；二来也是对当下市场的考虑——每年不多的出版数量，并非无选题可做，相反是选题太多、作者投稿太多，编辑需要从中不断考证，筛选出最优质、最适合当下图书市场的作品。李伟荣说，天窗文化的不少编辑是做周刊出身的，对于图书市场有着极好的敏锐度，“每一本出来的时候，都经过了一个考虑，看它是否有市场的吸引力，也会看作者是否愿意跟我们合作，以市场能够接受的模式来做。”所以天窗文化出版的每一本的销售量，都会保证在二千本以上。当然这个数字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实际上，天窗文化每年总有一两本能够达到两三万册的数量，这个数字即使在目前的内地市场也会登上畅销书榜。“我们形容香港的图书市场是small and beautiful，基本上行或者不行，很快就见分晓，并且订货集中，补货很快，我们能追踪到每一本书的推广和销售成绩，但在内地和台湾就很难了。”
流行图书，以市场为导向
《中国式价值投资》、《全胜牛熊》、《乱世华尔街》、《捍卫资产》等财经类图书在早期为天窗文化打造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天窗文化并未成为纯粹的财经类出版社。很多人是透过《怪兽家长》这样的亲子教养书，或者从《地产霸权》这样关于社会议题的作品认识到天窗文化，除此之外，也有养生、生活、艺术等诸多面向的作品出版。看起来，天窗文化的出版类型略显多元纷杂，但李伟荣说，天窗文化“不是按出版社的形象来塑造的，而是按照客群来做的”。因而你会明了，天窗文化并未刻意将自己打造成专业的财经类出版社或者其他，而是根据某一个客群和市场变化来不断调整出版方向，形成了当下这样的一个出版版图。
所有的书，很精准地针对香港中产阶层来出版。中产阶层需要什么呢？“第一，他们打工，钱不多，需要财富管理”，所以天窗文化的财经类图书鲜少宏观的经济学著作，多是从提供个人投资理财方案的实用性作品；“第二是健康问题，第三是有了家庭有了小孩后，对亲子教育和孩子成长问题的关注；第四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第五是关于生活方式、旅游等。”在每年固定五十种的出版计划中，财经类的比例在近年减少到十本左右，养生和教养类图书的需求在提升，所以《人间滋味》、《生活就是请客吃饭》等生活类图书，《单飞妈咪》、《父母失控：直升机家长的亲子困局》等教养类图书也成为天窗文化近年的品牌书。去年，天窗文化创立亲子杂志《乐活·家》，每月挖掘家长以及师长关心的主题故事，以文字滋养家庭。“这是一个全新的杂志，在香港没有人会花钱去做原创内容的这类杂志，他们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推销产品，但我们觉得有这个需求。”今年下半年也将推出亲子类图书。这些内容的拓展，对于天窗文化来说是全新的，或者是在刻意挑战自己，就像当初开创天窗文化之初，由精品出版这个出版方向切入市场，填补一个空白，同时避免了同业者的不必要的竞争。
李伟荣说，“当下需要什么，流行图书就按照需求出版”，直截了当地表明天窗文化将市场作为导向的准则。
打造大中华区一站式的出版平台
2008年，天窗集团在北京设立公司，天窗文化（中国）。
此前，天窗文化与内地的合作一直通过版权的授权来实现，不过李伟荣说，很多时候，这样的合作差强人意。“看得出来，一些好的香港的内容引进到内地，内地的编辑并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很多时候在本土化方面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状态。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对于引进过来的书，很多出版社已经在版权上花费了不少，不愿意再投入更多，所以都是封面、文字改一改，只要没有差错就出版了。这样的效果比较差，减少了原版的吸引力。”所以当有机会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进入内地市场时，李伟荣果断在北京建立本土团队，“天窗文化（中国）是香港这边出版社的延续，我们继续投放资源，打造、编辑和推广。” 即便是在香港公司出版的同一本书，在天窗文化（中国）出版时，仍是一个独立的出版项目，并非是繁体转简体那般简单，或者只是修改一下封面草率进行，而是根据本土市场来进行重新编排，甚至有时会要求作者专门为本土读者增补内容，以贴近市场。所以，从天窗文化（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潮爆中国——新新中国城市文化笔记》开始，到曹仁超“投资三部曲”——《论性：曹仁超创富智慧书》、《论战：曹仁超创富战国策》、《论势：曹仁超创富启示录》，以几十万册的佳绩，旋即打开了内地市场。曹仁超的三部作品在内地出版时，便针对内地读者的需要增加了不少内容，而去年在内地热销的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引入到香港时，也为香港市场做了更动。两地出版公司不仅是资源共享，也将资源在各自市场发挥到最优化。
虽然香港和内地两地市场不同，但精品出版是天窗文化一直坚持的。天窗文化（中国）每年出版的数目同样不多，因为每一本在考虑选题时，需要考虑更大的市场——面对内地市场，需要达到5万册的销售目标。李伟荣说，“做内地的流行图书市场，出版再多没什么意义，人家不看的时候，你多出一万种也是没用。市场很现实，只有针对本土读者的需求才有效。我们追求的是效果，而不是规模。”精品出版多年后仍是天窗文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
但这条路，没有人走过。走在这条路上的天窗文化，大概也是后继者难以超越的。就像2004年李伟荣在创业时探索到“精品出版”这条路，“你走其他人的模式的时候，人家做得很强，你连跟进也很困难，永远很难超越它的，所以你要找一个新方向，在目下没有人做的。说是很容易，你开发一个蓝海，可是蓝海是不是真的？其实创业的时候，你永远有困惑，是不是想得太天真了，是不是对的？”当初很多人怀疑李伟荣做出版，可是当很多人见到天窗文化的成就，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成功。
如今两地不同的市场带给李伟荣不同的挑战和压力，他正在努力使天窗文化更加成熟。近期，不但要推出亲子图书，还计划未来使天窗文化成为大中华区一站式的出版平台。
除了两地的天窗文化、天行者，天窗文化集团还在新加坡和美国拥有英文出版的公司，将本国的内容译成英文出版，推到国际市场。未来将联合旗下品牌公司，进行互动出版，满足作者和市场的需求。“比如你有一个出版计划，天窗文化就会提供几个选择，比如香港的繁体版，北京团队的简体版；要出英文版，我们也可以发行到全球，希望能满足作者的不同需求。举个例子，张化桥的《Inside China's Shadow Banking： The Next Subprime Crisis》，先出了英文版，我们将它发行到了全球，在亚马逊也有电子书，即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繁体和简体的版本。”
李伟荣说，市场需要什么，天窗文化就提供什么。“出版社最重要的不是作为载体，而是作为服务者。你做什么服务？就是给读者提供最好的意见或者找一个最好的专家，帮助他们。我们最大的成就，是慢慢建立他们跟天窗文化的关系和信任，品牌的体验也就形成了。”李伟荣也认为这是出版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继续走下去的价值，“在当下，坦白讲，我如果送你五十种书你不一定会高兴，你会觉得是一个负担，但是如果给你五十个改变生活的建议，你有兴趣吗？我们两岸三地的人，从小看书看怕了，但是流行图书是必须的。”李伟荣说，“在美国，流行图书是比教材多很多倍的。你有十年需要教材，但未来的三十年四十年看什么？看流行图书。不同的流行图书满足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但中国的流行图书还处于基础阶段，很多还在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的阶段，这需要一个过程吧。”
至少，天窗文化正在努力引领流行图书的精彩，教人积极创富理财、宣扬养生保健，批判社会文化，拉阔视野，反躬自省，关怀社会。所以天窗文化的这一扇窗虽然不大，但足够看到最阔广的视野，说最响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