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每一个出租车都是祥子，每一个大嗓门、刀子嘴豆腐心的老娘们儿都是虎妞。”这话是郭文景说的。
　　几年前，为了离任教的中央音乐学院更近些，郭文景搬到了牛街居住，出门主要靠出租车代步，和司机聊天，每天都能听到那些胡同里的人侃大山。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某种巧合，之后他就接到了国家大剧院的邀请，和他合作一部完完全全的老北京范儿歌剧——《骆驼祥子》。每天耳濡目染，北京人的行为方式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天排练，有一段是祥子说“96块现大洋”，那个演员是从法国回来的，说得字正腔圆，郭文景告诉他说，你这不是北京人说话的方式，北京人有自己的说话方式。说罢，他还带着浓重的重庆口音学了几句。
　　一个地方的人的德行不会变
　　1994年6月24日，郭文景的第一部歌剧《狂人日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首演，这个时间距离《骆驼祥子》首演整整20年。《狂人日记》之后又在多个国际音乐节、剧院上演出，郭文景自认为这是国际舞台上的第一部中文歌剧。之前虽然《原野》也在国际上演出过，但是在中国排好后出去演出的，而《狂人日记》是国外艺术机构约稿，并且是由外国导演制作、外国的乐队和演员演出的。名声一炮打响之后，“郭氏歌剧”也开始“出口转内销”，第二个歌剧《夜宴》，接下来的《李白》、《凤仪亭》，在国际和国内都为他赢得了声誉。《纽约时报》上是这么评论他的：“惟一一位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却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这话说得不假。
　　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83年毕业后回重庆工作，1990年回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至今，郭文景走的路和当时并称为“四大才子”中的另外三个谭盾、叶小纲、瞿小松他们都不一样。他没有留过洋，只在两个地方长期居住过，重庆和北京。《骆驼祥子》里有一段：虎妞把祥子勾引到床上后，祥子提起裤子就后悔了，跑了。虎妞追上他，跟他说：“老爷子60大寿，就在腊月二十九，你提着东西给他拜寿，他一高兴你就认他当干爹，他要一高兴了我就提亲。”郭文景特别得意自己写的这一段儿，他觉得他一个外地人，也能写出老北京的调调儿了，而且把虎妞跟野汉子一起合计怎么坑她爹的那个算计劲儿也写了出来。
　　其实，郭文景比有些土生土长的北京青年和这座城的缘分还要深——将近30年。这数字是这么算出来的：1978年到1982年是大学5年，1990年回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到如今是24年，再把上大学的时间和任教的时间加在一起。
　　30年足以让人了解一座城市。现在，郭文景在北京住的年头已经超过在重庆住的年头。用他的话讲，对北京是没感情但舍不得走，对重庆是有感情但是不愿意回去。“回了重庆这看看那转转好像很有感情一样，其实呆不了两天就想回北京；在北京住着一天到晚骂，这不好那不好，但是打死也不走。”眼看着这北京城里高楼一座座平地而起，城市和城市里的人的变化，这个身处此地的他乡客看得反而更为清楚。郭文景说，北京城变了，跟1978年他刚来北京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但是他觉得北京人没有变。“文革”时候他也来过北京，那会儿父母亲受冲击没人管他，他就自己跑到北京来投靠亲戚，“一个地方的人的德行、性格特征是很不容易变的，虽然现在北京城里面外地人比较多，甚至有些小区里面全都是外地人，没有什么老北京，但是当你接触到真正的北京人时你就会发现：没什么变化”。
　　长篇是很要命的事情
　　20年前，歌剧《狂人日记》在荷兰艺术节首演大获成功。一天到晚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照片，让郭文景觉得自己可以在歌剧方面有所成就，他就想写歌剧，和国内的院团都接触过，都因为剧本问题没有达成合作。那个时候，郭文景坚持自己选剧本，但是国家院团是完全不能接受作曲家自己选择剧本的。
　　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特别想写的歌剧，就是《金瓶梅》。“其实《金瓶梅》里面色情含量真的很小，老是用那么几句话来形容，一看就是作者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嘛，却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下了很大工夫。”郭文景觉得一部以李瓶儿和潘金莲为女主角的歌剧肯定是很好的戏。无奈他问了一圈却永远都是碰壁。
　　2012年，郭文景受邀和国家大剧院合作歌剧《骆驼祥子》。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电影、小说、话剧，一想到要把老舍的东西弄成歌剧，郭文景还是愣了好一会儿，想了两天才觉得这个主意好。可写起来又发现没那么简单。《骆驼祥子》成了郭文景用时最长也是最费精力的一部歌剧。从开始到完成，这部歌剧的诞生花了两年时间。有一回，他正好看到一个作家说写长篇小说是很要命的事情，一写写好几年，中间要经历很多突发状况——状态好不好，生不生病，遇没遇到麻烦，都要坚持，那种压力是谁也救不了的，合同已经签了人家都等着呢。郭文景突然觉得说得太对了，因为这个时候，他正处于《骆驼祥子》艰难创作的两年中。期间，他进过多次医院，动过一回手术。动手术那次，媳妇从上海赶来，一帮学生开着车把他弄进医院。郭文景总结说：狂写一两个月肯定要生一次病。


　　因为生病，他还不得以放弃了人生一大爱好——抽烟斗。2006年有一天他突然昏倒在地，正赶上老婆下班回家用了硝酸甘油才给救回来，此后他再也没敢抽过烟斗，此前他的几乎所有好照片手里都拿着烟斗。烟倒还是不离手，采访间歇他还自己用烟叶卷了一根。另一大爱好看球却一直坚持着。“上大学的时候喜欢看足球，结果我从大二看到毕业，又从毕业看到我回校当老师，从讲师一直到教授，到博导，到系主任，中国足球都没有起色。”这回《骆驼祥子》本子一交，他就又转头看中超去了。现在看球他也不生气了，赢不赢的都无所谓，没有假球他就高兴。
　　采访郭文景时，他特意找来演员现场演唱了两个他得意的段落，伴随着歌唱声起，他本人也沉浸在音乐中，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创作的时候他更是如此。两个女主人公虎妞和小福子都死了，有一段间奏曲是合唱的，写完了郭文景特别激动特别满意，自己在屋子里面拍着胸脯喊：“CAO！北京城啊北京城！老子对得起你了！”那段合唱就叫《北京城》，写完郭文景自己眼泪巴吃的。这一段里，郭文景绞尽脑汁把京韵大鼓名段《丑末寅初》摘了两句放进去，为了向骆玉笙致敬。 　　承认自己是天才
　　《骆驼祥子》的话剧、电视剧郭文景都没看过，就看过林子峰的电影，张丰毅和斯琴高娃的祥子和虎妞形象深入他的骨髓，他就想照着这样的找演员。结果虎妞还好，祥子就不行了，本来想找一个一米八以上的，瘦瘦的，再让他去练健美，到时候剃光头，结果在唱歌剧的男演员里寻摸了一圈，一个个都白胖白胖的。“（现在的孩子）也不打架。没有张丰毅那种腱子肉了。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玩石锁、双杠、打架这些个。”说到这里，郭文景很是无奈。
　　郭文景祖籍河北，出生在重庆。同为“四大才子”之一的瞿小松曾“揭发”说：郭文景“文革”时候“野”过。“文革”期间，“样板戏”使得全国上下对乐队演奏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文艺团体成为百业萧条的十年动乱期间人人羡慕的工作单位。几乎一夜之间，大城市和小县城一水儿响起了小提琴、黑管、长笛的声音。12岁的郭文景拿着8元钱的小提琴踏入了音乐世界。他父亲是个扛枪杆子的老八路，在他之前家里没有一个人干与音乐沾边儿的工作。之后，他考入重庆市歌舞团，成为一名小提琴手。18岁那年，郭文景偶然间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突然有一种“被电击中的感觉”，他决定自学作曲。他也没觉得有多难。这只能让人想起两个字：天赋。
　　上大学那会儿，瞿小松觉得郭文景的音乐就像是重庆码头的船夫，青筋暴露、很瘦但是很有劲儿。郭文景听了这个评价哈哈一笑。现在，那个深受巴蜀音乐影响的音乐才子早就离他远去了，他的音乐里已经完全听不到四川、重庆的味道。
　　“我觉得我现在创作音乐时往里面吸收的东西越来越多。”郭文景说。写《骆驼祥子》他听了好多叫卖、说唱、京韵大鼓，2012年北京音乐团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去伦敦奥运会，郭文景给他们写了《莲花》。《泰晤士报》评价说这是一出精致的现代戏曲。“我现在在创作上面已经很熟练了。”郭文景说。“经常有人问，你认为自己是天才型的作曲家吗？我说：是，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承认自己是天才难道是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情吗？”
　　郭文景从不听流行音乐，那对他的耳朵来说太简单了，就像喝没有任何味道的白开水。
　　只有一次例外。2004年，他给电影《千里走单骑》写音乐，带着一个小组到贵州去听傩戏，他们租了一辆车，车上只有一盘CD，是周杰伦的，于是十几个小时的路上，那盘CD不停地放，郭文景只能听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年，《千里走单骑》在丽江首映，郭文景又受了教育。首映式是在当地一个广场上举行的，请了很多流行歌手，杨臣刚在上面唱《老鼠爱大米》的时候，伴奏突然停了，他就一个人在上面清唱，郭文景清楚地听见整个广场的人跟他一起唱，那一刻，郭文景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音乐世界里其实只是一小撮，是绝对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