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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开办平民教育，培养学生成为人才，有其独特的教育教学原则，《论语》中记载的有：
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原则
孔子眼里的人才，应该兼具文化素养与行为规范，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是要广泛学习文化知识，再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篇6·27》）。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博学于文，这个文不仅是文学，而是代表了一切学术文化。以现代名词来说，包括了文法、文理和一切知识。所以说要博学于文。博就是渊博，样样要懂，才能成为通才。但是渊博的人，常是样样都懂，门门不通。所以先求渊博;后要求专精。要渊博而专精，并且还要约束自己，做人处事最在合礼。
孔门的思想要讲礼，礼并不是教我们行礼，而是《礼记》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孔子说如果做到这样，大体上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出来，不会离谱太远了。“弗畔”，畔通叛，“弗畔”，就是没有离经叛道的意思。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孔子的教育目的。他当然不主张离经叛道，那么怎么做呢？他认为应当广泛学习，而且要用“礼”来约束自己。说到底，他是要培养懂得“礼”的君子。
二、启发性原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7·8》）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那就不再教他了。”这是教育方法也是教育原则。所谓“愤”，就是激愤的心情。对于不知道的事，非知道不可，也是激愤心理的一种。如有一件事，对学生说，你不行，而他听了这句话，就非行不可，这是刺激他，把他激愤起来。“启”就是发，在启发之前，先使他发愤，然后再进一步启发他。
“启发式”教学原则，不到学生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开导;不到学生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要求学生主动学习，再随机指点，并且还须“举一反三”，广泛联想相关事例，做个通情达理的人。
三、由消极转向积极原则
所谓消极，是指“不做”某些坏事;而积极是指“要做”某些好事。譬如，子贡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是还不错，孔子进而肯定了“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论语学而篇1·15》）。当子路以“不忮不求” （《论语子罕篇9·27》）自满时，即不嫉妒不贪求自满时，孔子提醒说：“是道也，何足以臧？”这样固然是正途，但是还不够好啊！谈到交友，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篇13·21》）。”孔子认为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即找不到行为适中的人，必须找到狂者与狷者。狷者“有所不为”，正是指“不做”坏事而言;狂者较为理想，是指“进取”的人，“要做”好事。这里也涉及“被动”与“主动”的关系。颜渊请教有关“行仁”的方法，他认为要先由“四勿”做起，即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篇12·1》），不合符禮的不去看，不合符礼的不去听，不合符礼的不去说，不合符礼的不去做。要先约束自己不要违礼。然后，再化被动为主动，做到“克己复礼”，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的规范。人格挺立的关键，不正在于“化被动为主动”吗？
四、因材施教原则
世人熟知的“因材施教”原则，在孔子更是运用自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11·22》）子路与冉有请教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亦即听到可以做的事就立即去做吗？孔子的回答是：对子路说不急，对冉有说快做。理由是：冉有个性比较退缩，子路个性过于急进。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11·16》）师：颛孙师，字子张。商：卜商，字子夏。当子贡请教：子张与子夏谁比较杰出时，孔子说子张“过”而子夏“不及”， 子张的言行过于急进，子夏则少嫌不足。然后结论是“过犹不及”。过度与不足同样不好。
孔子认为，学生只要各有专长，就可以从政做官，为国家做事。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也？”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论语先进篇11·24》）子路果决、子贡通达、冉有能干，但还只是“具臣”，拥有专业能力。孔子希望他们以“大臣”为目标，就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果像冉有那样，只知为季氏服务，以税收增加其财富而忘了照顾百姓的初衷，孔子就会生气，要同学们对冉有“鸣鼓而攻之”。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论语先进篇11·17》）周公：指作为周公后代的鲁君。当时鲁国由鲁君与三家分而有之，而季氏独大，又增加田赋，求即冉有，就是忠于季氏而忽略大义的人，孔子对他的失望，溢于言表。
孔子赞赏颜渊，因为颜渊安贫乐道。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论语述而篇7·11》）他不吝于肯定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方面，只有颜渊与他可以做到。当子贡承认自己比不上颜渊时，他安慰子贡说： “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篇5·8》）。”我与你都比不上颜渊！他清楚了解弟子的个性、专长与志向，因此在他们请教如何从政与如何行仁时，他都可以立即回答，使学生得到启发。
可惜的是，孔子也曾感叹：“莫我知也夫！” （《论语宪问篇14·35》）他觉得没有人了解他，因为他对人性与人生正途都有一定的见解，而那不是书本上找得到的。
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原则
孔子眼里的人才，应该兼具文化素养与行为规范，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是要广泛学习文化知识，再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篇6·27》）。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博学于文，这个文不仅是文学，而是代表了一切学术文化。以现代名词来说，包括了文法、文理和一切知识。所以说要博学于文。博就是渊博，样样要懂，才能成为通才。但是渊博的人，常是样样都懂，门门不通。所以先求渊博;后要求专精。要渊博而专精，并且还要约束自己，做人处事最在合礼。
孔门的思想要讲礼，礼并不是教我们行礼，而是《礼记》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孔子说如果做到这样，大体上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出来，不会离谱太远了。“弗畔”，畔通叛，“弗畔”，就是没有离经叛道的意思。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孔子的教育目的。他当然不主张离经叛道，那么怎么做呢？他认为应当广泛学习，而且要用“礼”来约束自己。说到底，他是要培养懂得“礼”的君子。
二、启发性原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7·8》）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那就不再教他了。”这是教育方法也是教育原则。所谓“愤”，就是激愤的心情。对于不知道的事，非知道不可，也是激愤心理的一种。如有一件事，对学生说，你不行，而他听了这句话，就非行不可，这是刺激他，把他激愤起来。“启”就是发，在启发之前，先使他发愤，然后再进一步启发他。
“启发式”教学原则，不到学生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开导;不到学生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要求学生主动学习，再随机指点，并且还须“举一反三”，广泛联想相关事例，做个通情达理的人。
三、由消极转向积极原则
所谓消极，是指“不做”某些坏事;而积极是指“要做”某些好事。譬如，子贡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是还不错，孔子进而肯定了“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论语学而篇1·15》）。当子路以“不忮不求” （《论语子罕篇9·27》）自满时，即不嫉妒不贪求自满时，孔子提醒说：“是道也，何足以臧？”这样固然是正途，但是还不够好啊！谈到交友，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篇13·21》）。”孔子认为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即找不到行为适中的人，必须找到狂者与狷者。狷者“有所不为”，正是指“不做”坏事而言;狂者较为理想，是指“进取”的人，“要做”好事。这里也涉及“被动”与“主动”的关系。颜渊请教有关“行仁”的方法，他认为要先由“四勿”做起，即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篇12·1》），不合符禮的不去看，不合符礼的不去听，不合符礼的不去说，不合符礼的不去做。要先约束自己不要违礼。然后，再化被动为主动，做到“克己复礼”，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的规范。人格挺立的关键，不正在于“化被动为主动”吗？
四、因材施教原则
世人熟知的“因材施教”原则，在孔子更是运用自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11·22》）子路与冉有请教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亦即听到可以做的事就立即去做吗？孔子的回答是：对子路说不急，对冉有说快做。理由是：冉有个性比较退缩，子路个性过于急进。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11·16》）师：颛孙师，字子张。商：卜商，字子夏。当子贡请教：子张与子夏谁比较杰出时，孔子说子张“过”而子夏“不及”， 子张的言行过于急进，子夏则少嫌不足。然后结论是“过犹不及”。过度与不足同样不好。
孔子认为，学生只要各有专长，就可以从政做官，为国家做事。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也？”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论语先进篇11·24》）子路果决、子贡通达、冉有能干，但还只是“具臣”，拥有专业能力。孔子希望他们以“大臣”为目标，就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果像冉有那样，只知为季氏服务，以税收增加其财富而忘了照顾百姓的初衷，孔子就会生气，要同学们对冉有“鸣鼓而攻之”。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论语先进篇11·17》）周公：指作为周公后代的鲁君。当时鲁国由鲁君与三家分而有之，而季氏独大，又增加田赋，求即冉有，就是忠于季氏而忽略大义的人，孔子对他的失望，溢于言表。
孔子赞赏颜渊，因为颜渊安贫乐道。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论语述而篇7·11》）他不吝于肯定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方面，只有颜渊与他可以做到。当子贡承认自己比不上颜渊时，他安慰子贡说： “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篇5·8》）。”我与你都比不上颜渊！他清楚了解弟子的个性、专长与志向，因此在他们请教如何从政与如何行仁时，他都可以立即回答，使学生得到启发。
可惜的是，孔子也曾感叹：“莫我知也夫！” （《论语宪问篇14·35》）他觉得没有人了解他，因为他对人性与人生正途都有一定的见解，而那不是书本上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