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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英文化面对目前大众文化冲击下的文化困境,必须调整好姿态,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和长远的发展眼光做出自己在当代的生存抉择。在文化趋于多元化的时代,保持自己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知识分子 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所谓精英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知识分子所精心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精英文化一直处在话语中心,士大夫知识分子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承担者和价值观念的代言人,即使在有的朝代偶遭排斥,也是统治者或权势人物的一时之举,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与观念的承担者的地位无可替代,无人也无法对之提出有力的挑战。士大夫作为知识精英也勇敢地负起了自己的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齐治平、内圣外王,“道统”与“学统”等等,都充分表现了他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知识分子即使处逆境,居陋室,一瓢饮,也如孔颜乐处,因为他们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即有道统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学统则为其提供知识和学理上的资源。
而大众也的确对这两大传统又敬又畏,即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之上风,必偃”(《论语》)。君子士大夫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风”的责任,把自己的思想观念适时地向“草”吹拂。甚至君王们对之也有几分敬畏之心。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直到五四运动把矛头指向“孔家店”,它才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但受到挑战的是儒家的观念,而非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承担者和代言人的地位。换言之,精英知识分子仍居文化的中心,不过由于时代变化,占主流地位的是一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传播西方启蒙的理念,如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有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即革命的理想。这两种观念的差别当然很大,强调重点也各有不同,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地位一直持续,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无根本的改变。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借助现代传媒席卷文化市场的大众文化所造成的冲击,精英文化正逐渐被大众文化蚕食、解构、驱逐和边缘化。精英文化面对目前的文化困境,如何突破大众文化的包围,在多元文化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担负起引领主流文化,规范大众文化,使人类文化能够朝着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本文从以下四个方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提高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水平
作为精英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向来都是社会文明的开拓者,承担着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类精神高度的文化使命。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面对文化场域的激烈竞争,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精英文化的纯粹性,发挥精英文化的价值范导功能,必须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水平。
首先,知识分子应该培养严谨的学术作风,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能够提出能经受学术史考验、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学术问题,并对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以繁荣学术文化。知识分子必须端正学术态度,恪守诚信原则,在研究的过程中,排除自身的先入之见,从客观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立论,真正做到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
其次,知识分子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提高自身的文化能力。“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不是一些依附于什么什么的成员,而是整个民族的智慧,整个民族的良心,整个民族文化的自觉创造者,整个民族历史的首席推动者。”在一个人们都热衷于消费和狂欢的世俗化和市场化时代里,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来冷静地思考和理性地批判。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社会的全面进步、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还是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知识支持、技术运用和观念指导。因此,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能力,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其名副其实的能力和实力获得公众的认可,发挥价值范导的功能。
第三,知识分子要保持精英文化激情,创作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社会进步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从有能力组织贸易进步到有能力生产工业产品,再进而能生产‘文化产品’”。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产品始终是人类文明程度的表征,是公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对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净化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对人性的反思与高品位生活的追求。因此,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精英文化激情,潜心于文化实践,研究不同层次人群的文化消费心理,创作优秀的、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既要证文化质量,又能足大众文化需求。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在遍布大众文化的文化市场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地盘,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有效地控制文化市场,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
总之,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加强人文精神的修养,意识到自己的时代使命与责任,增强批判力量,要有坚定的精神和毅力,在多元文化中保持精英立场和批判意识。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文化的创造、传播接受都是人在起作用。精英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根本因素。
二 精英文化自身的传媒化尝试
大众文化之所以所向披靡,以一种不可抗拒之势占据人们的精神领地,主要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支撑力,它往往首先是由商业利益集团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大众传媒,通过广告或其他促销形式推销给大众的。在一个传媒无处不在的时代,精英文化要进行自我拯救,要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打破自我修建的艰深的文化壁垒,与大众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尝试在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下大众文化的运行机制。
如果承载着启蒙任务、人文精神的严肃文化、精英文化能够利用大众传媒来宣传自己、包装自己,使自己能够大众化、平民化,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市场化的今天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也未尝不是一个可喜的选择。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和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以及陕西电视台的“开坛”,使精英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得到鼓吹和宣扬,将人文精神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精英文化介入大众传媒,可以凭借文化优势,创作更为健康、优美、更具审美艺术情趣的通俗艺术作品,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文化生产的艺术品位,凭藉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提升大众文化。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精英文化只是借助大众文化的表现方式和传播途径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全盘大众化,更不是在精神内核上接受大众文化的改造。精英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进行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守人文立场,尽量避免沾染大众文化的不良习气,虽然做到这一点异常艰难。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阿兰·斯威伍德所言:
“无论是‘蛇蝎美女、匪徒、甚或是行事乖张、抗拒流俗的人’,当其表现于当代的商业大众文化之时,实际上都已沾染上了现存社会秩序的种种价值观……当代的大众文化直如销金窟,再怎么具有颠覆潜能的东西,再怎么具有破坏性与敌对意识的内容,人此都变成了‘和谐的多元绕指柔’。”
大众文化强大的同化作用和消解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三 采取宽容亲善的态度,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价值
大众传媒与文化工业的勃兴与急剧扩张,改变了此前由单一权力政治因素或“纯正”的精英文化因素所限定并规划的文化格局,使得文化市场空前繁荣。虽然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本身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其蕴含的科技意识、商品意识、开放意识、参与意识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内容,冲击着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填补了转型期文化需求的巨大空缺,推动着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在杰姆逊看来,大众文化本身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体现,因此他把大众文化“既视之为灾难,又视之为进步”。
精英文化向来承担着开启公众蒙昧之门的历史责任,处于文化金字塔的塔尖或上层。尽管如此,知识分子也不能无视处于金字塔中部和底部的拥有绝大多数受众的大众文化,不能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应该采取一种宽容和“亲善的态度”(福柯语)。实际上,“从历史观点出发,唯一可以说组成与大众文化辨证对立的‘精英文化’的形式,是精英文化生产与大众文化同时发生”。客观情况也确乎如此,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公正地处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或超验功能的方法”。知识分子的职责不是感伤或解构乌托邦,也不是攻歼或献媚于文化中的新贵,而是建立“不同的网络的同时共存和差异”(福柯语)。
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地投身于大众文化的调查研究中,坚持不懈地对大众文化施以人文关怀和人文提升,赋予大众文化以尽可能多的精神价值、道德品位、文明素质与思想蕴涵,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使大众文化具有自觉的价值功能,构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机制。
四 精英文化普及大众传承的意义
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出于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理想价值的观照,一般都与社会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较少接触普通大众,而普通大众对精英文化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使得精英文化的传承方式也表现出强烈的精英化色彩。比如,在古代私塾学堂中进行的承续和传播的“四书五经”作为中国精英文化的代表,由于统治阶级采取愚民政策以及教育体制的不健全等诸多原因,在群众中的普及并不广泛,古代群众受教育的程度也就不高,精英文化只掌握在占人数极少的士大夫及学子之间。现今,在大力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时代背景下,学校教育是精英文化大众传承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教育系统应该根据时代特点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精英文化教育方针,形成一种可行之久远的精英文化教育模式。
一批人文学者开始倡导实施“经典阅读工程”,组织中小学生在公开场合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学者舒乙在北京开了一个私塾,专门教授“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文化。当然,这样的阅读行为和这种专门的私塾虽只是个别的现象,但未必就不是精英文化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精英文化教育策略的提出,还是对精英文化本身的建设和阐释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必须阐明的是,学校中的精英文化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批量生产精英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大众传承不是要大众都成为知识分子,而是要通过教育,在民间形成一个呵护精英文化、崇尚精英文化的氛围,为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培育一片生机肥沃的土壤。
五 结语
精英文化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陷入了困境,但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积淀和发展,精英文化显然具有无可匹敌的文化优势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力,我们忧虑精英文化的生存境况,为它制订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策略,不是杞人忧天之举,而是突现忧患意识的一种文化使命,期望起到一种鞭策和警示的作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日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知识分子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既立足于展望未来,又思索为人的未来生存指引道路的目标,为精英文化开创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2] 王小波:《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
[3]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 [英]阿兰·斯威伍德,冯健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5]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王逢振译:《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
赵非,女,1962—,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曲晓明,男,1956—,山东省蓬莱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工作单位:承德广播电视大学。
关键词: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知识分子 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所谓精英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知识分子所精心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精英文化一直处在话语中心,士大夫知识分子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承担者和价值观念的代言人,即使在有的朝代偶遭排斥,也是统治者或权势人物的一时之举,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与观念的承担者的地位无可替代,无人也无法对之提出有力的挑战。士大夫作为知识精英也勇敢地负起了自己的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齐治平、内圣外王,“道统”与“学统”等等,都充分表现了他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知识分子即使处逆境,居陋室,一瓢饮,也如孔颜乐处,因为他们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即有道统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学统则为其提供知识和学理上的资源。
而大众也的确对这两大传统又敬又畏,即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之上风,必偃”(《论语》)。君子士大夫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风”的责任,把自己的思想观念适时地向“草”吹拂。甚至君王们对之也有几分敬畏之心。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直到五四运动把矛头指向“孔家店”,它才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但受到挑战的是儒家的观念,而非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承担者和代言人的地位。换言之,精英知识分子仍居文化的中心,不过由于时代变化,占主流地位的是一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传播西方启蒙的理念,如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有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即革命的理想。这两种观念的差别当然很大,强调重点也各有不同,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地位一直持续,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无根本的改变。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借助现代传媒席卷文化市场的大众文化所造成的冲击,精英文化正逐渐被大众文化蚕食、解构、驱逐和边缘化。精英文化面对目前的文化困境,如何突破大众文化的包围,在多元文化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担负起引领主流文化,规范大众文化,使人类文化能够朝着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本文从以下四个方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提高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水平
作为精英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向来都是社会文明的开拓者,承担着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类精神高度的文化使命。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面对文化场域的激烈竞争,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精英文化的纯粹性,发挥精英文化的价值范导功能,必须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水平。
首先,知识分子应该培养严谨的学术作风,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能够提出能经受学术史考验、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学术问题,并对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以繁荣学术文化。知识分子必须端正学术态度,恪守诚信原则,在研究的过程中,排除自身的先入之见,从客观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立论,真正做到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
其次,知识分子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提高自身的文化能力。“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不是一些依附于什么什么的成员,而是整个民族的智慧,整个民族的良心,整个民族文化的自觉创造者,整个民族历史的首席推动者。”在一个人们都热衷于消费和狂欢的世俗化和市场化时代里,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来冷静地思考和理性地批判。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社会的全面进步、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还是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知识支持、技术运用和观念指导。因此,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能力,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其名副其实的能力和实力获得公众的认可,发挥价值范导的功能。
第三,知识分子要保持精英文化激情,创作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社会进步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从有能力组织贸易进步到有能力生产工业产品,再进而能生产‘文化产品’”。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产品始终是人类文明程度的表征,是公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对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净化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对人性的反思与高品位生活的追求。因此,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精英文化激情,潜心于文化实践,研究不同层次人群的文化消费心理,创作优秀的、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既要证文化质量,又能足大众文化需求。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在遍布大众文化的文化市场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地盘,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有效地控制文化市场,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
总之,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加强人文精神的修养,意识到自己的时代使命与责任,增强批判力量,要有坚定的精神和毅力,在多元文化中保持精英立场和批判意识。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文化的创造、传播接受都是人在起作用。精英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根本因素。
二 精英文化自身的传媒化尝试
大众文化之所以所向披靡,以一种不可抗拒之势占据人们的精神领地,主要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支撑力,它往往首先是由商业利益集团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大众传媒,通过广告或其他促销形式推销给大众的。在一个传媒无处不在的时代,精英文化要进行自我拯救,要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打破自我修建的艰深的文化壁垒,与大众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尝试在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下大众文化的运行机制。
如果承载着启蒙任务、人文精神的严肃文化、精英文化能够利用大众传媒来宣传自己、包装自己,使自己能够大众化、平民化,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市场化的今天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也未尝不是一个可喜的选择。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和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以及陕西电视台的“开坛”,使精英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得到鼓吹和宣扬,将人文精神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精英文化介入大众传媒,可以凭借文化优势,创作更为健康、优美、更具审美艺术情趣的通俗艺术作品,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文化生产的艺术品位,凭藉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提升大众文化。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精英文化只是借助大众文化的表现方式和传播途径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全盘大众化,更不是在精神内核上接受大众文化的改造。精英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进行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守人文立场,尽量避免沾染大众文化的不良习气,虽然做到这一点异常艰难。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阿兰·斯威伍德所言:
“无论是‘蛇蝎美女、匪徒、甚或是行事乖张、抗拒流俗的人’,当其表现于当代的商业大众文化之时,实际上都已沾染上了现存社会秩序的种种价值观……当代的大众文化直如销金窟,再怎么具有颠覆潜能的东西,再怎么具有破坏性与敌对意识的内容,人此都变成了‘和谐的多元绕指柔’。”
大众文化强大的同化作用和消解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三 采取宽容亲善的态度,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价值
大众传媒与文化工业的勃兴与急剧扩张,改变了此前由单一权力政治因素或“纯正”的精英文化因素所限定并规划的文化格局,使得文化市场空前繁荣。虽然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本身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其蕴含的科技意识、商品意识、开放意识、参与意识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内容,冲击着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填补了转型期文化需求的巨大空缺,推动着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在杰姆逊看来,大众文化本身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体现,因此他把大众文化“既视之为灾难,又视之为进步”。
精英文化向来承担着开启公众蒙昧之门的历史责任,处于文化金字塔的塔尖或上层。尽管如此,知识分子也不能无视处于金字塔中部和底部的拥有绝大多数受众的大众文化,不能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应该采取一种宽容和“亲善的态度”(福柯语)。实际上,“从历史观点出发,唯一可以说组成与大众文化辨证对立的‘精英文化’的形式,是精英文化生产与大众文化同时发生”。客观情况也确乎如此,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公正地处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或超验功能的方法”。知识分子的职责不是感伤或解构乌托邦,也不是攻歼或献媚于文化中的新贵,而是建立“不同的网络的同时共存和差异”(福柯语)。
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地投身于大众文化的调查研究中,坚持不懈地对大众文化施以人文关怀和人文提升,赋予大众文化以尽可能多的精神价值、道德品位、文明素质与思想蕴涵,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使大众文化具有自觉的价值功能,构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机制。
四 精英文化普及大众传承的意义
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出于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理想价值的观照,一般都与社会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较少接触普通大众,而普通大众对精英文化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使得精英文化的传承方式也表现出强烈的精英化色彩。比如,在古代私塾学堂中进行的承续和传播的“四书五经”作为中国精英文化的代表,由于统治阶级采取愚民政策以及教育体制的不健全等诸多原因,在群众中的普及并不广泛,古代群众受教育的程度也就不高,精英文化只掌握在占人数极少的士大夫及学子之间。现今,在大力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时代背景下,学校教育是精英文化大众传承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教育系统应该根据时代特点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精英文化教育方针,形成一种可行之久远的精英文化教育模式。
一批人文学者开始倡导实施“经典阅读工程”,组织中小学生在公开场合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学者舒乙在北京开了一个私塾,专门教授“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文化。当然,这样的阅读行为和这种专门的私塾虽只是个别的现象,但未必就不是精英文化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精英文化教育策略的提出,还是对精英文化本身的建设和阐释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必须阐明的是,学校中的精英文化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批量生产精英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大众传承不是要大众都成为知识分子,而是要通过教育,在民间形成一个呵护精英文化、崇尚精英文化的氛围,为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培育一片生机肥沃的土壤。
五 结语
精英文化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陷入了困境,但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积淀和发展,精英文化显然具有无可匹敌的文化优势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力,我们忧虑精英文化的生存境况,为它制订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策略,不是杞人忧天之举,而是突现忧患意识的一种文化使命,期望起到一种鞭策和警示的作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日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知识分子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既立足于展望未来,又思索为人的未来生存指引道路的目标,为精英文化开创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2] 王小波:《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
[3]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 [英]阿兰·斯威伍德,冯健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5]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王逢振译:《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
赵非,女,1962—,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曲晓明,男,1956—,山东省蓬莱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工作单位:承德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