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伊始，诸事待举。在这个注定要变革转型的时代，每一个政治家和公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期待通过法治来构建并维系一个和谐社会，通过彼此的参与和互动来解决社会冲突。
　　对律师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的梦想，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内容。但律师这份职业，本身蕴含着种种内在冲突，同时又是国家天然的“反对派”。这种内外冲突，在其作为舶来品的中国语境下更被放大，更加耐人寻味，不可不察。

崇高与庸俗

　　从某种意义上讲，律师是一个奇异的存在。作为一种职业，其“啖饭之道”，每与正义相关，而正义的开局，又肇始于一份包含“律师费”的契约，这种挥之不去的商业属性，使律师容易遭世人轻贱。在开启正义之旅前，却要先与当事人讨价还价，在各类法律人当中，唯律师独具这样的职业特征，使其身上总牵扯着崇高与庸俗的长影。
　　虽然法院在立案时也收费，但这一行为因与法官的个人利益没有勾连，故较少牵扯到法官个体，从未听说因打输了官司而要求法官退钱的案例。而“钱”的那些事儿，却每与律师相纠葛，且不时成为世人攻讦律师的把柄。前两年重庆方面对李庄的指控，本该就事论事，在法庭上拿专业术语说话，唯其“前戏”，却是一番道德诋毁，所谓“钱多、人傻、速来”；所谓“一手捞钱，一手捞人”，以此把一个财迷心窍的律师，描摹得活灵活现，也正是借助这样的伦理定性，扫荡了入罪李庄的舆论障碍。如此手段似曾相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郑国宰相子产“杀邓析而戮之”，所罗列的罪状之一便是“渔人之利”。可见，拿“钱”的事儿诋毁律师，最容易取悦于民众。
　　让崇高拒绝庸俗，这是世人的想象。凭着这样的想象，律师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要么是利欲熏心的人。当他们彰正义于公堂，有关这个职业“崇高”的评价会铺天盖地；当他们攘私利于个案，有关这个职业“庸俗”的唾骂也会滚滚而来。董仲舒言：“行其义不谋其利。”意思是说，匡扶正义的人不该存功利之心。只可惜，用这种乌托邦的想法来苛求一个职业，未免不太现实。
　　因此，我更相信钱穆先生的话：“其实功利即在道义中，道义即功利之大者。”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庸俗，原本是可以相容共存的。律师的正义，是洋溢在账单中的正义；而正义的律师，背负正义的使命，必也是挣钱糊口的人，他们既不是正义的化身，也不是金钱的奴隶。以平常心看待律师，还律师以本真，这是社会的责任，亦复恕道。
　　对律师而言，存养于琐碎的事务之中，庸俗于崇高的使命之下，或是一种必然。律师出乎于“商业”，但又绝不能“商业化”，个中分寸的拿捏，正是他们寻求社会认可的关键。

冲突与融合

　　“律师活得累”，这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感叹。律师为什么活得累？实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和文化背景。
　　自律师制度舶来至今，律师职业在中国已历百年之久。在一个世纪的时光中，许多同样是舶来的职业已然强大，譬如西医。唯独律师职业，在历经两度命殁又两度复活之后，依然显现出一副“缺钙”的模样。
　　律师的“缺钙”，是因为它赖以生存的土壤缺乏足够的养分。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这是数千年来未变之格局。“重权力轻权利”，历来是此一格局下的取舍之道，而律师的本分，每要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不免与社会格局时有抵牾，更对权贵阶层形成挑战。因此，权力掣肘律师，有意无意限制这个职业的发展空间，无疑是很自然的选择。于此语境中，发生在律师身上的某些极端个案，看似偶然，实包含“杀鸡给猴看”的意味在其中，让人每每觉出官方对待律师的排斥态度。
　　虽然律师未必是“与这个国家最不相容的职业”，但它与国家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冲突，却是显而易见的。时下政治体制的特征，扼其要者，有以下几点：有人民民主专政，无宪政；有分权，无制衡；有执政党，无在野党；党政不分，党权凌驾于行政、司法之上。律师的本分，每要制衡权力，并代理各种利益主体进行平等的博弈，它所倚重的政治生态，是宪政和司法独立；是“上帝事耶稣管，凯撒事凯撒管”；是没有权力僭越的和谐。惜乎这样的政治生态，过往的中国不曾有过，当下的中国仍不具备。
　　相形之下，律师职能与当今司法取向的冲突，显得更为直观。一国之司法，有其政治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可以取代法律，或成为司法的圭臬。
　　法官的“讲政治”，最容易混淆的，便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2008年开始提倡“要将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体现在各项审判工作上，体现在每一个诉讼案件的处理上”时，最先犯晕的正是法学家。“一事不知，士之耻也”。学者贺卫方率先举手提问：“三个至上谁至上？”然中国之大，无人能为他释疑解惑。连他们的老师们，怕也是“痛并糊涂著”。
　　在“讲政治”的格局下，“三个至上谁至上？”盖律师的法定职责，首要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当律师所代表的“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党的事业”或“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官可能选择后者而非前者，在刑事案件中如此，在行政诉讼、拆迁纠纷中亦如此。
　　法的诡谲，人的无奈，就这样浓缩在真实的生活里，公正审判的高贵理想，在上述司法理念下，正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异化，“许诺了正义的法律，正日渐成为非正义的借口”（《法律之门》）。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有愤懑的律师，扬言要到法院门前“翻跟斗”；又何以有倔强的律师，发誓要对某些冤案“死磕”到底。这个职业挣扎的足印，构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迷津。
　　律师之累，并不全然是这个职业与当下政治生态和司法体制的不和。在文化背景上，律师职能与世俗观念之间，同样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冲突。
　　以刑事辩护为例，中国人对刑事辩护律师的褒贬，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被告人本能的好恶。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章士钊因敢于出庭为已绝交的陈独秀之“危害民国”一案鼎力辩护，被人赞为“极富古义士之风”；又因曾为周佛海、高秉坊、殷汝耕等人辩护，而被讥为“群奸的恩主”。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四人帮”辩护的律师群体，也曾经遭受了来自世俗的巨大质疑，他们“为异端说话”，在众多饱受“四人帮”摧残的人眼里，不啻为弥天大罪。及至2009年，当赵长青教授为黎强辩护时，谤议仍是不绝于耳，最惊悚的帽子莫过于“黑社会的狗头军师”。对于这样的过激反应，赵长青叹为“中国普法教育的失败”。 　　从章士钊到赵长青，中国人看待律师的态度，在经历百年洗礼之后，每轻易归于原初，这其中的悲哀，当不止于一个职业的宿命。
　　当然，从积极的层面看，任何宿命都可以颠覆。虽然律师职业与中国的政治生态、司法取向和文化观念存在着诸多冲突，但这个职业的两度劫后重生，却昭示了它在中国社会存在的必要性。
　　传统中国社会无律师。皇权治下的臣民男耕女织，繁衍生息，已然习惯逆来顺受，不曾想过请律师来帮忙打点“权利”。即便饥民造反、异族入侵，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英主临世，丝毫未见律师的立足之地。然近代的世界变化，改变了中国漫不经心的演变轨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难以回避现代化的进程，难以回避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之路，当然也难以拒绝法治语境中的律师职业。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已然接受了律师，如何让这个职业健康发展？又如何让这个职业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当政治体制、司法体制与律师职能发生冲突，是痛下决心革新体制，还是把律师调教成旧制下的“顺民”？当世俗观念与律师职能发生冲突，是强制律师媚俗，还是学梁启超先生的“新民”？问得再直白一点，当律师犯了权重者的忌，是痛下杀手，还是宽以包容？所有这些问题，是中国进化过程中绕不开的章节，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关系到律师职业能否真正地融入中国社会，也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融入现代文明。

禁锢与突围

　　自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至今已有30余年，律师职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气象。从最初的数千人，到现在的20余万人之众；从最初单纯的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到现在业务领域的广阔延伸；从最初“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身份，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最初单一的国办所，到现在以合伙所、个人所为主体的多种形态并存；从最初的单向行政管理模式，到现在的“两结合”管理模式，律师职业在经历了血色和死灭之后，正在走进一个迅速扩张的新时代。
　　然而，新时代的律师职业，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大放异彩，它貌似华丽的身影，每陷于是非的漩涡；它看似正义的张目，每受到社会的质疑，它与生俱来的独立自由品性，每受到官方的禁锢。就仿佛一个背负重压的人，总在山道上绕圈子，从混沌中来，复又回到混沌中去。
　　且以律师的定位为例。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变身“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进化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立法进步，它不仅脱去了律师“公家人”的外衣，使之与世界惯例接轨，更让律师的服务对象变得确定而清晰。
　　但近年来司法部撇开立法，对律师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其主导下的中华全国律协则把这一新名号写入章程，不免让人匪夷所思。在立法未修改之前，此举的正当性首先应该受到质疑。
　　“律师究竟是谁”？非但社会困惑，恐怕连律师自己，也是迷茫的。当律师“被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意味着这个与生俱来“站在另一边”思考和说话的职业，将不得不疏离于自己的本分，成为“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一支“队伍”。令人不解的是，这九个字与“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当律师的“职责使命”冲突于“政治”或“大局”时，将作何取舍？
　　透过上述律师定位的变化，不难看出司法行政机关在左右律师进路方面的主宰作用。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作用的发挥，却是在“两结合”管理体制下达成的。所谓“两结合”，是指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的自律管理相结合，前者的管理职能主要体现为对律师行业的监督与指导、准入及行政处罚等方面，它侧重于完善制度并致力于执业环境的改善，推动律师业的发展，亦对律师行业偏离制度设计目标的行为进行规制。除此之外的管理，应当放权于律师协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践中，司法行政机关大量染指律协的管理事务，直接主导了律协的“自治”，对包括选举、惩戒、评优以及对影响性诉讼的表态等方面，均采取了直接或迂回的干预，甚至不惜重新定义律师的职业角色，用“中国特色”驯化律师，使其成为“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乖孩子”。有学者称这种管理模式是“鸟笼政策”，它让律师变得已经不再像“律师”。惜乎律师致力于把权力放进“笼子”，而司法行政机关却先把律师放进了“笼子”。
　　“予食呼名就掌驯，此生长傍谪仙人。”作家刀尔登曾经引清人钱名世的这两句诗，讥那被驯的鸟还乐在其中。而律师毕竟不同于鸟，他们面对困境，必有更明智的选择。

自塑与完善

　　律师职业的脱困与革新，必先仰仗于政改和司改，而后还原于自塑，并经由自塑走向自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需要“坐待天明”。很可能，这个职业的率先作为，恰是推动政改和司改的正能量。
　　最近几年，律师界有了一些新的动向。在律协一贯的沉寂与消极背后，一批律师自发介入公共事务，特別是集结于某些敏感性诉讼之中，逆势发声，直指司法不公和体制之弊。透过李庄案、北海案、小河案，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不服从的律师群体：他们脱胎于体制，复又挑战着体制；他们看上去不那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唯其言行，分明又追求着另一种更宏大的格局、更开明的政治和更公允的秩序；他们背离商业走向，舍易而取难，不计成本地介入一些疑难个案，苦其心，劳其力，以刀尖上跳舞的方式践行社会责任；他们渴望在国家法治中发现并创造正义的可能性，亦愿意为了这种可能的正义而殚精竭虑。
　　可以说，这样一批律师的出现，比参政议政于庙堂的律师更具价值，诚如张思之先生所言：“他们为了明道，不计其功，直至为了殉道，不惜捐头。严守底线，义无反顾；凛然风骨，傲然屹立。”在乡愿深重的当下，与坐而论道的清客相比，这些敢于付诸法律的抗争者，无疑是一种“稀有的存在”。
　　然而，律师毕竟是一个拥20余万众的群体，游离于斯的那个“不服从的江湖”，显得还太小，奔波于那个江湖中的“侠”，亦不免孤独。若能在更广大的律师群体中建立“统一战线”，自塑亦复启蒙，把小众的劳作变为大众的情怀，让这个“缺钙”的职业硬朗起来，当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对这个职业的人，好的选择，莫过于搁置抱怨，回归实干，对内自省自强，对外推动改革，把体制的完善与职业的自塑融为一体，把律师的业务与政府、老百姓的需求巧妙地结合，既多公共关怀，必也“死磕”个案，让社会认可律师，让律师融入社会，如此，律师诸多问题的破解，反而有可能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