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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知识分子”由19世纪80年代俄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来。他们认为自己既不是狐狸，也不是刺猬（“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他们自我定位为“工蜂”，即勤劳工作，“干实事”“干小事”。意思是说，建立公民社会，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给社会和政府构建一个桥梁，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搭建一个良性互动的平台。
1900年，俄国萨马拉副省长康多伊迪提出“第三种人”的说法。“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是指既不是体制内，又反对革命的那部分人。
俄国19世纪70年代时，民粹主义所谓“到民间去”，用俄语说就是народный。现在民粹主义在中国国内是一个贬义词，但当初它完全是一个正能量的褒义词。他们“到民间去”就是要学习农民的语言、穿农民的服装。可是农民对他们报以冷淡：1973年-1979年，因为“社会革命宣传案”被捕的就有2500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检举的。因为农民是“皇权主义”，所以这个运动也告之失败。
失败以后，知识分子干脆就搞“民意党”。也有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像普列汉诺夫1885年成立“劳动解放社”。不过这部分人大都在国外，觉得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城市无产阶级，他们的影响很小。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时，有900人都在国外，所以在国内活动的主要是“民意党”。
列宁曾说，后来民粹派的遗产被两部分人瓜分。一部分是布尔什维克。所有铁的纪律，如“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包括“两个人介绍入党”以及“这个船只能上不能下”，等等，都是来自民粹派。另一部分就是搞暗杀的社会革命党。“搞暗杀”其实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也很大，包括陈独秀、吴越这些“不负少年头”的人，暗杀手段也传承自民粹派，当时有“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的说法。
“民意党”人像查苏里奇，白天翻译《资本论》，晚上出去搞暗杀。据沙俄内务部报告，1905年-1907年，基本上平均每天有三人被暗杀。可以说城市没有一天不响炸弹，那些年是“风声鹤唳”，谈“恐怖”色变。只要上了社会革命党的名单，“终归难免一死”。在1906年7月至1907年5月十个月内，就有72次暗杀活动，10位省长、两位市长和诸多的将军、元帅命丧黄泉。改革家斯托雷平也是被暗杀的。在1881年，经历七次暗杀的亚历山大二世在已经基本制定改革计划，马上就要颁布时被炸弹炸死。这样，统治集团的保守力量就出现了上升。
长期以来，俄国知识界都有反国家性，社会和政府的不和根深蒂固，有激进主义的土壤。这时候，知识界开始反省：整个俄国就像套在一辆马车上，两匹马一个向右拉，一个向左拉，早晚一天会把这个车拉散架。所以要另辟蹊径，要突破狭隘的激进主义意识，要避免革命。如果革命，社会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的问题。当时无产阶级力量很薄弱，1917年俄国工人只有300万人，这在1.5亿人的国度里比例很小。他们说，革命派总是幻想，认为“我们可以在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来的社会土壤，或者专制文化这些东西不会随着革命而被一阵风吹掉。
很多人已经预料到，革命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专制的出现。普列汉诺夫就说过这样的话。他当时指责列宁：“如果按照你所设想的实施，那么俄国将会出现的是什么呢？是西方更加远离我们，我们的国有化土地比现在还要大三倍，而且会出现一个专制国家。”
他们觉得，在这种状态下，专制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比原来君主制的危害还要大。俄国社会既然已经分裂了200年，虽然可以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所谓的反动派，也可以从体制上解决权力变更的问题，但是不能够改变俄国文化的不对称性以及被管制社会的致命弱点。在他们看来，即使改变体制，也解决不了问题，革命的颠覆性又会很严重，结果就会“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表面上看，是一个阶层战胜了另一个阶层，实际上是一种互换。这种互换对俄国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这个民族的“再生性”很差，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把此前所有的积累全部抛弃。
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要远比制度变更复杂，这项工作长远细致，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破除“政权万能论”和精英领导群氓的思维模式，也要破除“一次革命就可以改变世界”的英雄主义的想法。在不具备政治抗争的情况下，不如姑且对执政集团采取“有限忍耐”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
这样，“第三种知识分子”出现了。
别尔嘉耶夫也说，俄国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有600年之差，这是非常病态的。民粹主义学者阿勃拉莫夫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小事理论”（теория малых дел）。他认为以前的思想流派，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没有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其实老百姓并不接受这些概念，知識分子意识不到俄国社会要什么。在俄国，“空谈家”和“实干家”两家一直分野。“实干家”主要就是颠覆、破坏。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我对改革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就是干革命。”阿勃拉莫夫强调不要“宏大叙事”，鼓动革命、搞恐怖主义的暗杀，这些东西只会引起反弹，不如脚踏实地“做实事”“做小事”。
当时这些话语的社会反响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反思比革命危机后的检讨，即事后诸葛亮要好，它可以解决俄国上下文化的不对称，还是一种非暴力、“更文明”和“超阶级”的整合社会的策略，可以解决问题。有些人表示赞成，提出要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此种思想。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逃避，很多革命的理论家反对这种说法。
紧接着，民粹派的理论家尤佐夫·卡布里茨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来的思想，基本上也还是“小事理论”和“实事理论”。他说，社会变革不是某个人振臂一呼，而是要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要以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不管怎样，可以尝试失败一次，但经不起很多的实验。与其这样，不如从自身做起，反复地修修补补。这样，人民少付出代价。所以他提出来一个口号：“只要人民能够少付出一些代价，我们怎么样都可以。” 这样，知识分子开始拒绝做好高骛远改造社会的大事，而是做点点滴滴的小事。其实这些小事两边都不讨好，因为政府骂他们，革命党也骂他们。但是，“既不能得名也不能得利，但它却可以使千百万人的生活发生改变。”很多人接受了这一理论，包括农学家、组织者、统计者等，很多干实事的人不问主义，不管你是哪一种主义的人，只要愿意为俄国社会出力，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
以前，俄国的学校主要是靠教会控制，后来“第三种人”真诚地走向社会以后，在俄国办了1万所小学，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普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1900年时，一次伤寒大爆发中，有600多位医生因为感染伤寒而去世。他们在社会救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自我定位“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而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的“实体主义”就成为既反对激进革命，又不愿与沙皇当局同流合污的“第三种人”的“风向标”。很多人在思想上和行为模式上发生了转变，不问主义，只干“实事”。
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职能有所改变，下放了一部分权力，中央从不具备全国性意义的大量事务中解脱出来。1864年后，省、县两级地方自治局开始建立。
地方自治局是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一种“类法团组织”。“类法团”是现在的说法，和NGO有点类似，但又不完全像。沙皇政治板块原则上不松动，只是让利放权，地方自治局基本上是半官方组织。列宁对它的定位是“沙皇专制制度上的第五个车轮”。
虽然它没有完全独立于营利和强权，毕竟带入了一定的宪政机制和公共服务精神。和以往的社会管理不同——以往沙皇政府基本上负责两件事：税收和征兵。沙俄是个不断扩张的国家，从16世纪的280万平方公里，一直扩展到2200万平方公里，扩张非常快，所以征兵是非常主要的一件事情。地方自治局带入一些新型国家、现代国家的东西，它的整个民主化不可小觑。斯托雷平说它是“在死人脸上涂脂抹粉”，我并不这么认为，它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他们自我定位是真正为俄国“书写小历史的人”，不是宏大叙事。
具体做什么事？比如撤销宪兵队，提出警察的职权必须要规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留、检查和拆阅书信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建立地方法院，民事法庭的法官要由居民选举，启动预审辩护制度，容许定罪假释；实行社会救济措施，国家对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对疾病、伤残和养老实行国家义务保证；要求政府出面协助改善工人的物质待遇，呼吁工人因经济要求的罢工是合法的，且不能够受到惩罚；工人成立工会，政府不能干预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工厂应该建立工人醫疗帮助，缩短工时等等。
其实，地方自治局很多工作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有重合的部分，比如实行教育改革，完善三级教育即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让平民都上得起学；实行赋税均等，减轻穷人的赋税等等一系列事情。它是一种在专制国家争取民主的迂回斗争，虽然不能一步到位地体现自由主义的立宪原则，但是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处合法的阵地。它主要是在民间做了大量的法制化工作，用他们的话说，最终“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他们从8万人、12万人逐渐上升，一直发展到“一战”时的14万人。
根据1864年颁布的《关于省县地方自治机构的法令》，省、县两级地方自治局有选举门槛，必须要有一定土地、家产才能参与选举。县自治局因为和农民联系广泛而活跃，基本上获选的是一些开明贵族。然后，由他们聘请一些比如教育、医疗、修路、土地整理、农业展览、农业实验站等方面的专家到当地。可以说，这是俄国第一次为整个国家治理注入现代色彩。
自治局的预算来自何处？基本上来自于募捐款，还有对房屋和土地征收的不动产税，以及工商业征税和政府拨款。它的运作方式是民间的，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受政府制约。它的政治诉求主要是通过“非政治的而利民的实际工作”建立一种健康的公共决策。
当时，俄国正处在革命低潮阶段，各种力量都很看重地方自治机构这个平台，所以它的成员从保守党到革命党，无所不有。在整个活动期间，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博弈也一直存在。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思想被称为“反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一直设想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小农要被消灭。民粹主义认为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并不矛盾，他们认为小农是有生命力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就曾设想，多少年后，俄国的小农要占到什么样的地位。民粹派设想的经济模式是：每户在8俄亩-11俄亩的“责任田”上独立经营，并以小城镇、合作制、家族共同体和现代决策互补的发展模式。
俄国人老说，100年来我们干了什么呢？从原点出发又回到了原点。拿杜马1907年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和2007年的讨论对比，就会发现相隔100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1907年的东西反而更好读，因为当时说话更直接，没有那么多学术包装和现代词汇。造化弄人，百年来很多东西似曾相识。
因为“第三种知识分子”主要在地方自治局活动，而地方自治局和政府机关的权限边界本来就含糊不清，双方的争斗中基本上前者是强势，后者是守势。这样，“第三种知识分子”逐渐坐大。
就像沙俄总理大臣维特所说：“按常规发展地方自治，最后将导致人民代表机构在中央一级建立，而后人民将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的管理。”因为官僚比较少，又不是服务型，地方自治局逐渐坐大，以致于后来政府让其进入公务员行业，但它不干。亚历山大三世说，地方自治机构降低了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
虽然大量革命党人批评地方自治局，列宁说它是“专制制度的附属物”，是沙皇国家机器的“帮凶”。但同时，沙皇又认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同情者和外围组织。政府文件上说，这些表面上标榜实际主义的反对派队伍，实际上是借人民的压力在推动立宪，它同样会孕育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也会腐蚀国家的政权。
由此可见，两方面都在谩骂它，同时也都在向它渗透。 到1912年，40个省份（有的省份的一些地方没有自治局）中，自治局机构有8万多人，而且很多人跳出了经济学界的“道德人”“经纪人”争论，而是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动态分析、研究农民的经济行为。只要农民能够接受的理论，他们都可以根据实践提出来。
“参与和观察”的方法最早也是由他们提出来，就是田野调查与微观实践。所以，俄国农民学研究在“一战”时达到顶峰，自治局的研究成果有4000多部。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
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一战”，这种“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的方式初见成效，教育、卫生、道路、城市建设和救助方面都非常显著。比如大大提高了中学的普及率，建立2000多个图书馆。它的卫生医疗点基本上建在农村，使得医院服务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还是免费医疗。由于他们眼光向下，重心向下，因此使得农村和城市的距离很快缩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接下来，他们的政治诉求提上日程。务实精神并不意味着不问政治。虽然他们少谈主义，但是基层问题不只是扫盲、开诊所这些社会性事务，还涉及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地方自治局不得不卷入各种农民维权事件当中。
他们虽然并不鼓吹“革命”，但在这些事件中支持农民就难免得罪政府。统治者认为他们也是“革命者”，或者是革命的外围组织。仅19世纪70年代，在警察局“挂上号”的自治局工作者就有900多人，有很多人被流放。而且，他们在社会舆论、新闻监督方面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官僚们来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恐怖主义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们有时也不得不听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见，甚至还要讨好和迎合，并妥善处理与他们的关系。
那种“衙门里人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了“按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每一次都是官方一点点往后让位，所以整个社会是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
沙皇虽然镇压了1905年革命，但实行君主立宪，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又名《10月17日法令》）。这个法令非常重要。沙皇成了立宪的沙皇，他允许反对派存在。当时俄国一下子涌现了100多个组织，打社会主义牌的就有16个。所有的组织包括布尔什维克都可以公开活动，只要不搞恐怖主义。
1905年有了俄国杜马以后，到1917年，大家都可以在杜马讲坛里博弈。这也是一个练兵场，很多人认为那是思想界和知识界异常美好的时代。到1914年，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会联合起来，464个城市都加入进来，全国的力量都在“两会”（地方自治会和城市联合会）。它的首脑是谁呢？就是后来俄国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公爵。
“一战”期间，因为政府腐败无能，“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可以动员社会，可以保证战争人力、物力的供给，他们被称为“中流砥柱”。
当时有一个口号：“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
这时也是俄国公民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大家都以参加各种NGO、各种组织为荣，有的人同时参加好几个。俄国的公民社会在这时初见端倪，与后来布尔什维克把整个社会全部管制起来完全不同。经常有人问：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有什么不同？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东欧有社会，而苏联没有社会。因为经过70年的专制管理，苏联把社会像镙丝钉一样管到个人，它的社会已经萎缩了。而东欧因为有宗教的存在，社会一直保留下来。
可以说，没有“十月革命”，俄国也会被第三种力量接管。坊间都知道，俄国有两个政府，但第一政府不是沙皇政府，是“两个联合会”。皇后在给沙皇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已经令人无法忍受，他们僭越了本分。政府这时已经名存实亡，更不幸的是，它知道自己患上了“重癥肌无力”，还不敢公开宣称自己“大权旁落”。它既怕沙皇怪罪，也怕弄假成真。
“两个联合会”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召开职工大会、成立合法工会等，俄国的许多民间组织包括1905年革命最有影响的彼得堡工人大会都是在他们的倡议下组成的。这个时候，“第三种力量”已经尾大不掉了。
一些原来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慢慢激进起来，原沙皇政府的省、县两级官员因为被认为有政治污点，被民众抛弃。地方自治局则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口碑和人脉都非常好，所以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
可以说，他们已经担负起了政府的责任，他们自己也非常高兴，兵不血刃、曲线救国终获成功，基本上已经接管了政权。
1917年“二月革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发动，是一场意外的革命。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这时地方自治局宣布要以“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选举杜马和地方自治会”。这是为全国立宪会议的选举做铺垫，而且很快也有了实际的操练。
真正的立宪会议选举是在当年11月。列宁当时以为如果服从选举，布尔什维克肯定能选上，没有想到布尔什维克只有24%的选票。这时列宁非常为难：如果服从选举，就等于把在10月25日夺得的权力拱手给了别人；如果推翻这个选举，可在这之前又做了大量的宣传铺垫。怎么办？这时，很多社会革命党左派给他出主意，包括布尔什维克中一些激进主义者建议用枪杆子颠覆票箱。这成为后来俄国内战的一个起因。
可以说，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已经主导了俄国的基层政权，和苏维埃处于一种对立关系。到1917年，在城市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准备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它发出通告：“所有地方自治机关及其成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发表反苏维埃言论者一律逮捕，并交付革命法庭定罪。”
这样，“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共呼吸、同命运的半个世纪就结束了。本来他们可以给俄国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的“斯大林模式”的道路，但是俄国的革命把这一切给埋葬了。
“新经济政策”以后，“第三种知识分子”有一个“回光返照”。喀琅施塔得起义以后，俄共十大一方面搞一党制，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搞活开放，也就是“经改政不改”。这时，内务部基本上禁止了原来一切全国性的组织，甚至有40万会员的“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也没有办法存在。由于“一战”，也由于内战的饥荒，工人都返回到农村，300万工人变成了100万，基本上只有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保留下来了。这时想搞商品粮，布尔什维克需要农村的整合，所以还是得利用那些技术部专家，包括像恰亚诺夫这样的农民组织者。
但1930年斯大林搞集体化时，通过几个案件，如“孟什维克联盟局案”“劳动农民党案”等，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后来1987年给他们平反时，已经没有一个人活着，连档案也找不着了。
严格意义上说，“十月革命”后，这些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原来俄国典型意义上“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目的”的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
巨变以后，俄国社会和思想界对原来激进主义的那一支“平民知识分子-民粹主义-列宁主义”进行了很多的反思。自由主义一度成为主流，但因为在经济转轨当中受挫，又很快衰落。“第三种知识分子”因为主义比较模糊，主要是做实事，又再次得到各方面的认可，舆论界认为应该对他们给以应有的评价。
索尔仁尼琴1994年回国时，专门创办了一个杂志——《自治局通信》，他对“第三种知识分子”的评价就非常高，说“我们应该找到传统的对接方式”。
在上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从20年代被驱赶，30年代被追杀，40年代因为战争有一个缓和，50年代“胡萝卜加大棒”，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兴起“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到80年代这一运动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相结合。紧接着，是经济学家的“副博士革命”——俄国经济转轨时，拿到经济学副博士学位的年轻人非常火，他们不是以写文章，而是以在电视上露面为主。现在“副博士革命”叫“社会订货”。在“社会订货”这个阶段，更多的人从原来政府顾问里分化出来，和NGO等组织接轨，而且以更广泛的参与形式活跃起来。他们开始从理论上、思想上更多地汲取、考虑100多年前的“第三种知识分子”，然后呼吁俄国需要更多的“干实事”“干小事”的知识分子。因此，人们感慨历史的轮回。
1900年，俄国萨马拉副省长康多伊迪提出“第三种人”的说法。“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是指既不是体制内，又反对革命的那部分人。
“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出现
俄国19世纪70年代时，民粹主义所谓“到民间去”，用俄语说就是народный。现在民粹主义在中国国内是一个贬义词，但当初它完全是一个正能量的褒义词。他们“到民间去”就是要学习农民的语言、穿农民的服装。可是农民对他们报以冷淡：1973年-1979年，因为“社会革命宣传案”被捕的就有2500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检举的。因为农民是“皇权主义”，所以这个运动也告之失败。
失败以后，知识分子干脆就搞“民意党”。也有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像普列汉诺夫1885年成立“劳动解放社”。不过这部分人大都在国外，觉得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城市无产阶级，他们的影响很小。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时，有900人都在国外，所以在国内活动的主要是“民意党”。
列宁曾说，后来民粹派的遗产被两部分人瓜分。一部分是布尔什维克。所有铁的纪律，如“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包括“两个人介绍入党”以及“这个船只能上不能下”，等等，都是来自民粹派。另一部分就是搞暗杀的社会革命党。“搞暗杀”其实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也很大，包括陈独秀、吴越这些“不负少年头”的人，暗杀手段也传承自民粹派，当时有“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的说法。
“民意党”人像查苏里奇，白天翻译《资本论》，晚上出去搞暗杀。据沙俄内务部报告，1905年-1907年，基本上平均每天有三人被暗杀。可以说城市没有一天不响炸弹，那些年是“风声鹤唳”，谈“恐怖”色变。只要上了社会革命党的名单，“终归难免一死”。在1906年7月至1907年5月十个月内，就有72次暗杀活动，10位省长、两位市长和诸多的将军、元帅命丧黄泉。改革家斯托雷平也是被暗杀的。在1881年，经历七次暗杀的亚历山大二世在已经基本制定改革计划，马上就要颁布时被炸弹炸死。这样，统治集团的保守力量就出现了上升。
长期以来，俄国知识界都有反国家性，社会和政府的不和根深蒂固，有激进主义的土壤。这时候，知识界开始反省：整个俄国就像套在一辆马车上，两匹马一个向右拉，一个向左拉，早晚一天会把这个车拉散架。所以要另辟蹊径，要突破狭隘的激进主义意识，要避免革命。如果革命，社会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的问题。当时无产阶级力量很薄弱，1917年俄国工人只有300万人，这在1.5亿人的国度里比例很小。他们说，革命派总是幻想，认为“我们可以在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来的社会土壤，或者专制文化这些东西不会随着革命而被一阵风吹掉。
很多人已经预料到，革命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专制的出现。普列汉诺夫就说过这样的话。他当时指责列宁：“如果按照你所设想的实施，那么俄国将会出现的是什么呢？是西方更加远离我们，我们的国有化土地比现在还要大三倍，而且会出现一个专制国家。”
他们觉得，在这种状态下，专制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比原来君主制的危害还要大。俄国社会既然已经分裂了200年，虽然可以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所谓的反动派，也可以从体制上解决权力变更的问题，但是不能够改变俄国文化的不对称性以及被管制社会的致命弱点。在他们看来，即使改变体制，也解决不了问题，革命的颠覆性又会很严重，结果就会“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表面上看，是一个阶层战胜了另一个阶层，实际上是一种互换。这种互换对俄国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这个民族的“再生性”很差，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把此前所有的积累全部抛弃。
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要远比制度变更复杂，这项工作长远细致，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破除“政权万能论”和精英领导群氓的思维模式，也要破除“一次革命就可以改变世界”的英雄主义的想法。在不具备政治抗争的情况下，不如姑且对执政集团采取“有限忍耐”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
这样，“第三种知识分子”出现了。
“第三种人”的“风向标”
别尔嘉耶夫也说，俄国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有600年之差，这是非常病态的。民粹主义学者阿勃拉莫夫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小事理论”（теория малых дел）。他认为以前的思想流派，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没有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其实老百姓并不接受这些概念，知識分子意识不到俄国社会要什么。在俄国，“空谈家”和“实干家”两家一直分野。“实干家”主要就是颠覆、破坏。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我对改革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就是干革命。”阿勃拉莫夫强调不要“宏大叙事”，鼓动革命、搞恐怖主义的暗杀，这些东西只会引起反弹，不如脚踏实地“做实事”“做小事”。
当时这些话语的社会反响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反思比革命危机后的检讨，即事后诸葛亮要好，它可以解决俄国上下文化的不对称，还是一种非暴力、“更文明”和“超阶级”的整合社会的策略，可以解决问题。有些人表示赞成，提出要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此种思想。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逃避，很多革命的理论家反对这种说法。
紧接着，民粹派的理论家尤佐夫·卡布里茨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来的思想，基本上也还是“小事理论”和“实事理论”。他说，社会变革不是某个人振臂一呼，而是要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要以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不管怎样，可以尝试失败一次，但经不起很多的实验。与其这样，不如从自身做起，反复地修修补补。这样，人民少付出代价。所以他提出来一个口号：“只要人民能够少付出一些代价，我们怎么样都可以。” 这样，知识分子开始拒绝做好高骛远改造社会的大事，而是做点点滴滴的小事。其实这些小事两边都不讨好，因为政府骂他们，革命党也骂他们。但是，“既不能得名也不能得利，但它却可以使千百万人的生活发生改变。”很多人接受了这一理论，包括农学家、组织者、统计者等，很多干实事的人不问主义，不管你是哪一种主义的人，只要愿意为俄国社会出力，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
以前，俄国的学校主要是靠教会控制，后来“第三种人”真诚地走向社会以后，在俄国办了1万所小学，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普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1900年时，一次伤寒大爆发中，有600多位医生因为感染伤寒而去世。他们在社会救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自我定位“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而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的“实体主义”就成为既反对激进革命，又不愿与沙皇当局同流合污的“第三种人”的“风向标”。很多人在思想上和行为模式上发生了转变，不问主义，只干“实事”。
地方自治局的兴起
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职能有所改变，下放了一部分权力，中央从不具备全国性意义的大量事务中解脱出来。1864年后，省、县两级地方自治局开始建立。
地方自治局是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一种“类法团组织”。“类法团”是现在的说法，和NGO有点类似，但又不完全像。沙皇政治板块原则上不松动，只是让利放权，地方自治局基本上是半官方组织。列宁对它的定位是“沙皇专制制度上的第五个车轮”。
虽然它没有完全独立于营利和强权，毕竟带入了一定的宪政机制和公共服务精神。和以往的社会管理不同——以往沙皇政府基本上负责两件事：税收和征兵。沙俄是个不断扩张的国家，从16世纪的280万平方公里，一直扩展到2200万平方公里，扩张非常快，所以征兵是非常主要的一件事情。地方自治局带入一些新型国家、现代国家的东西，它的整个民主化不可小觑。斯托雷平说它是“在死人脸上涂脂抹粉”，我并不这么认为，它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他们自我定位是真正为俄国“书写小历史的人”，不是宏大叙事。
具体做什么事？比如撤销宪兵队，提出警察的职权必须要规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留、检查和拆阅书信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建立地方法院，民事法庭的法官要由居民选举，启动预审辩护制度，容许定罪假释；实行社会救济措施，国家对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对疾病、伤残和养老实行国家义务保证；要求政府出面协助改善工人的物质待遇，呼吁工人因经济要求的罢工是合法的，且不能够受到惩罚；工人成立工会，政府不能干预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工厂应该建立工人醫疗帮助，缩短工时等等。
其实，地方自治局很多工作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有重合的部分，比如实行教育改革，完善三级教育即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让平民都上得起学；实行赋税均等，减轻穷人的赋税等等一系列事情。它是一种在专制国家争取民主的迂回斗争，虽然不能一步到位地体现自由主义的立宪原则，但是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处合法的阵地。它主要是在民间做了大量的法制化工作，用他们的话说，最终“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他们从8万人、12万人逐渐上升，一直发展到“一战”时的14万人。
根据1864年颁布的《关于省县地方自治机构的法令》，省、县两级地方自治局有选举门槛，必须要有一定土地、家产才能参与选举。县自治局因为和农民联系广泛而活跃，基本上获选的是一些开明贵族。然后，由他们聘请一些比如教育、医疗、修路、土地整理、农业展览、农业实验站等方面的专家到当地。可以说，这是俄国第一次为整个国家治理注入现代色彩。
自治局的预算来自何处？基本上来自于募捐款，还有对房屋和土地征收的不动产税，以及工商业征税和政府拨款。它的运作方式是民间的，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受政府制约。它的政治诉求主要是通过“非政治的而利民的实际工作”建立一种健康的公共决策。
当时，俄国正处在革命低潮阶段，各种力量都很看重地方自治机构这个平台，所以它的成员从保守党到革命党，无所不有。在整个活动期间，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博弈也一直存在。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思想被称为“反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一直设想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小农要被消灭。民粹主义认为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并不矛盾，他们认为小农是有生命力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就曾设想，多少年后，俄国的小农要占到什么样的地位。民粹派设想的经济模式是：每户在8俄亩-11俄亩的“责任田”上独立经营，并以小城镇、合作制、家族共同体和现代决策互补的发展模式。
俄国人老说，100年来我们干了什么呢？从原点出发又回到了原点。拿杜马1907年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和2007年的讨论对比，就会发现相隔100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1907年的东西反而更好读，因为当时说话更直接，没有那么多学术包装和现代词汇。造化弄人，百年来很多东西似曾相识。
“国家的主人”
因为“第三种知识分子”主要在地方自治局活动，而地方自治局和政府机关的权限边界本来就含糊不清，双方的争斗中基本上前者是强势，后者是守势。这样，“第三种知识分子”逐渐坐大。
就像沙俄总理大臣维特所说：“按常规发展地方自治，最后将导致人民代表机构在中央一级建立，而后人民将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的管理。”因为官僚比较少，又不是服务型，地方自治局逐渐坐大，以致于后来政府让其进入公务员行业，但它不干。亚历山大三世说，地方自治机构降低了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
虽然大量革命党人批评地方自治局，列宁说它是“专制制度的附属物”，是沙皇国家机器的“帮凶”。但同时，沙皇又认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同情者和外围组织。政府文件上说，这些表面上标榜实际主义的反对派队伍，实际上是借人民的压力在推动立宪，它同样会孕育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也会腐蚀国家的政权。
由此可见，两方面都在谩骂它，同时也都在向它渗透。 到1912年，40个省份（有的省份的一些地方没有自治局）中，自治局机构有8万多人，而且很多人跳出了经济学界的“道德人”“经纪人”争论，而是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动态分析、研究农民的经济行为。只要农民能够接受的理论，他们都可以根据实践提出来。
“参与和观察”的方法最早也是由他们提出来，就是田野调查与微观实践。所以，俄国农民学研究在“一战”时达到顶峰，自治局的研究成果有4000多部。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
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一战”，这种“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的方式初见成效，教育、卫生、道路、城市建设和救助方面都非常显著。比如大大提高了中学的普及率，建立2000多个图书馆。它的卫生医疗点基本上建在农村，使得医院服务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还是免费医疗。由于他们眼光向下，重心向下，因此使得农村和城市的距离很快缩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接下来，他们的政治诉求提上日程。务实精神并不意味着不问政治。虽然他们少谈主义，但是基层问题不只是扫盲、开诊所这些社会性事务，还涉及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地方自治局不得不卷入各种农民维权事件当中。
他们虽然并不鼓吹“革命”，但在这些事件中支持农民就难免得罪政府。统治者认为他们也是“革命者”，或者是革命的外围组织。仅19世纪70年代，在警察局“挂上号”的自治局工作者就有900多人，有很多人被流放。而且，他们在社会舆论、新闻监督方面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官僚们来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恐怖主义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们有时也不得不听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见，甚至还要讨好和迎合，并妥善处理与他们的关系。
那种“衙门里人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了“按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每一次都是官方一点点往后让位，所以整个社会是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
沙皇虽然镇压了1905年革命，但实行君主立宪，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又名《10月17日法令》）。这个法令非常重要。沙皇成了立宪的沙皇，他允许反对派存在。当时俄国一下子涌现了100多个组织，打社会主义牌的就有16个。所有的组织包括布尔什维克都可以公开活动，只要不搞恐怖主义。
1905年有了俄国杜马以后，到1917年，大家都可以在杜马讲坛里博弈。这也是一个练兵场，很多人认为那是思想界和知识界异常美好的时代。到1914年，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会联合起来，464个城市都加入进来，全国的力量都在“两会”（地方自治会和城市联合会）。它的首脑是谁呢？就是后来俄国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公爵。
“一战”期间，因为政府腐败无能，“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可以动员社会，可以保证战争人力、物力的供给，他们被称为“中流砥柱”。
当时有一个口号：“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
这时也是俄国公民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大家都以参加各种NGO、各种组织为荣，有的人同时参加好几个。俄国的公民社会在这时初见端倪，与后来布尔什维克把整个社会全部管制起来完全不同。经常有人问：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有什么不同？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东欧有社会，而苏联没有社会。因为经过70年的专制管理，苏联把社会像镙丝钉一样管到个人，它的社会已经萎缩了。而东欧因为有宗教的存在，社会一直保留下来。
可以说，没有“十月革命”，俄国也会被第三种力量接管。坊间都知道，俄国有两个政府，但第一政府不是沙皇政府，是“两个联合会”。皇后在给沙皇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已经令人无法忍受，他们僭越了本分。政府这时已经名存实亡，更不幸的是，它知道自己患上了“重癥肌无力”，还不敢公开宣称自己“大权旁落”。它既怕沙皇怪罪，也怕弄假成真。
“两个联合会”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召开职工大会、成立合法工会等，俄国的许多民间组织包括1905年革命最有影响的彼得堡工人大会都是在他们的倡议下组成的。这个时候，“第三种力量”已经尾大不掉了。
一些原来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慢慢激进起来，原沙皇政府的省、县两级官员因为被认为有政治污点，被民众抛弃。地方自治局则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口碑和人脉都非常好，所以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
可以说，他们已经担负起了政府的责任，他们自己也非常高兴，兵不血刃、曲线救国终获成功，基本上已经接管了政权。
结束与轮回
1917年“二月革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发动，是一场意外的革命。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这时地方自治局宣布要以“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选举杜马和地方自治会”。这是为全国立宪会议的选举做铺垫，而且很快也有了实际的操练。
真正的立宪会议选举是在当年11月。列宁当时以为如果服从选举，布尔什维克肯定能选上，没有想到布尔什维克只有24%的选票。这时列宁非常为难：如果服从选举，就等于把在10月25日夺得的权力拱手给了别人；如果推翻这个选举，可在这之前又做了大量的宣传铺垫。怎么办？这时，很多社会革命党左派给他出主意，包括布尔什维克中一些激进主义者建议用枪杆子颠覆票箱。这成为后来俄国内战的一个起因。
可以说，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已经主导了俄国的基层政权，和苏维埃处于一种对立关系。到1917年，在城市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准备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它发出通告：“所有地方自治机关及其成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发表反苏维埃言论者一律逮捕，并交付革命法庭定罪。”
这样，“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共呼吸、同命运的半个世纪就结束了。本来他们可以给俄国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的“斯大林模式”的道路，但是俄国的革命把这一切给埋葬了。
“新经济政策”以后，“第三种知识分子”有一个“回光返照”。喀琅施塔得起义以后，俄共十大一方面搞一党制，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搞活开放，也就是“经改政不改”。这时，内务部基本上禁止了原来一切全国性的组织，甚至有40万会员的“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也没有办法存在。由于“一战”，也由于内战的饥荒，工人都返回到农村，300万工人变成了100万，基本上只有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保留下来了。这时想搞商品粮，布尔什维克需要农村的整合，所以还是得利用那些技术部专家，包括像恰亚诺夫这样的农民组织者。
但1930年斯大林搞集体化时，通过几个案件，如“孟什维克联盟局案”“劳动农民党案”等，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后来1987年给他们平反时，已经没有一个人活着，连档案也找不着了。
严格意义上说，“十月革命”后，这些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原来俄国典型意义上“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目的”的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
巨变以后，俄国社会和思想界对原来激进主义的那一支“平民知识分子-民粹主义-列宁主义”进行了很多的反思。自由主义一度成为主流，但因为在经济转轨当中受挫，又很快衰落。“第三种知识分子”因为主义比较模糊，主要是做实事，又再次得到各方面的认可，舆论界认为应该对他们给以应有的评价。
索尔仁尼琴1994年回国时，专门创办了一个杂志——《自治局通信》，他对“第三种知识分子”的评价就非常高，说“我们应该找到传统的对接方式”。
在上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从20年代被驱赶，30年代被追杀，40年代因为战争有一个缓和，50年代“胡萝卜加大棒”，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兴起“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到80年代这一运动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相结合。紧接着，是经济学家的“副博士革命”——俄国经济转轨时，拿到经济学副博士学位的年轻人非常火，他们不是以写文章，而是以在电视上露面为主。现在“副博士革命”叫“社会订货”。在“社会订货”这个阶段，更多的人从原来政府顾问里分化出来，和NGO等组织接轨，而且以更广泛的参与形式活跃起来。他们开始从理论上、思想上更多地汲取、考虑100多年前的“第三种知识分子”，然后呼吁俄国需要更多的“干实事”“干小事”的知识分子。因此，人们感慨历史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