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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博览群书，八岁对武侠着迷
1924年3月10日，原名查良镛的金庸，在浙江海宁袁花镇出生，是海宁查氏的第二十二代孙。据《袁花镇志》记载，海宁查氏是当地的大族，且科甲鼎盛，举人有76人，登进士第者20人。查氏宗祠还有康熙的亲笔题字：“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到了金庸的时代。查氏仍然人才辈出——金庸的表兄是徐志摩，同族兄弟有穆旦（查良铮），姑父是蒋百里，表姐夫是钱学森，表外甥女是琼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金庸和徐志摩，网上流传着一个笔墨八卦：金庸小说中的恶人“云中鹤”的原型就是徐志摩，且他小说中的表哥，个个风度翩翩但薄情寡义，也被网友戏谈为影射表哥徐志摩。金庸曾自言：“我和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平时因年纪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是的，徐志摩去世时，金庸才7岁。他说的干系，是1932年，徐灵柩在海宁安葬时，少年金庸代表全家前往吊唁。
家族运势有兴有衰。到金庸出生时，查家几经磨难，已经显出衰落之态，但在当地依然是大户之家，有良田3600余亩、钱庄、米行、酱园，以及十分丰富的藏书。
金庸曾经回忆：“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尽管那时金庸年纪幼小，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
8岁那年，金庸看了人生中第一部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看完后感叹“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书。”以后几年，他又看了几十本武侠小说，《水浒传》《三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同时，金庸还熟读历史，尤其是清史，既精通英文也懂日文和法文，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办报、写小说的基础。
“天生自由散漫”，侠气外露
在书香环境的熏陶下，金庸度过了安逸的童年时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3岁的金庸随学校南下，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由安至危、由富到困，金庸没有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颓丧。
15岁的时候，金庸和两位同学一起合作，编了一本《献给投考初中者》，根据招考的题目，做些模范答案给学生看，大概相当于今天《5年高考3年模拟》这类的参考书。这本书做得很成功，金庸他们赚了很多钱。
有人说，金庸是最会赚钱的文人侠客，这一点，在他中学时候就已颇显锋芒。而看起来温和宽厚的金庸，年少时性格也有十分猖狂的一面。1941年，17岁的金庸因为看不惯训导主任的种种行径，“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便仗义执言，作了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童讽刺训导主任。几天后，金庸被勒令退学。他便转到另一所中学。念完了高中。
一个人一生中被开除过一次，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了，而金庸竞被开除过两次。
1943年春，高中毕业的金庸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战时首都重庆。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考试，因成绩优秀，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金庸晚年对来访者说：“我当时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但是，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中央政治学校（现台湾政治大学）不收费，我便去了。”
进了大学校门，金庸一心扑在学业上，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班上第一名。后来，金庸回忆了当年在学校发奋读书的经历，他说：“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和《世界史纲》。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中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那个暑假，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这样痛快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由于看不惯学校里不良的校风，好打抱不平的金庸再次大胆直言，于是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金庸的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但他后来也说：“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报人”是不可磨灭的标签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原就职于上海的金庸被派到香港工作，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作为金庸、作为“报人”的人生就在香港展开。
1955年，《大公报》下的《新晚报》有个叫粱羽生的年轻人，是金庸的同事，写武侠小说写得很成功。那年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即将完结，而他的创作又到了疲惫期，于是，报纸总编辑邀请金庸将武侠小说继续写下去。虽然此前从未写过小说，但凭借对武侠小说的了解与喜爱，他还是答应接替梁羽生的任务。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就这样问世，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也是这个时候，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此书成功之后，金庸又在短短的几年内创作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等作品，一时间风靡全港。
武侠小说大家，这个身份或许是金庸享誉最盛的，但他人生中另一个不可磨灭的标签，便是“报人”，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报人”。
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
《明报》刚出版的时候，销量并不大，只有6000份，为了扩大销量，金庸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在《明报》上开始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当时金庸每天一睁眼，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小说八九百字，社评一千多字。社评写完的时候，一般也是该发报纸的时候，因此时常可以看见金庸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一旁等着他。
金庸一直写社评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有人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最危險的一段时间，金庸听到风声，还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连载的《天龙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笔。一个月后，金庸回到香港，倪匡笑着对他说：“抱歉抱歉，我讨厌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后来，金庸只好以换眼治疗的手段让阿紫复明了。
金庸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写了有政治寓言之称的《笑傲江湖》，以及反映社会问题的《鹿鼎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可谓是金庸的真实写照。
1924年3月10日，原名查良镛的金庸，在浙江海宁袁花镇出生，是海宁查氏的第二十二代孙。据《袁花镇志》记载，海宁查氏是当地的大族，且科甲鼎盛，举人有76人，登进士第者20人。查氏宗祠还有康熙的亲笔题字：“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到了金庸的时代。查氏仍然人才辈出——金庸的表兄是徐志摩，同族兄弟有穆旦（查良铮），姑父是蒋百里，表姐夫是钱学森，表外甥女是琼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金庸和徐志摩，网上流传着一个笔墨八卦：金庸小说中的恶人“云中鹤”的原型就是徐志摩，且他小说中的表哥，个个风度翩翩但薄情寡义，也被网友戏谈为影射表哥徐志摩。金庸曾自言：“我和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平时因年纪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是的，徐志摩去世时，金庸才7岁。他说的干系，是1932年，徐灵柩在海宁安葬时，少年金庸代表全家前往吊唁。
家族运势有兴有衰。到金庸出生时，查家几经磨难，已经显出衰落之态，但在当地依然是大户之家，有良田3600余亩、钱庄、米行、酱园，以及十分丰富的藏书。
金庸曾经回忆：“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尽管那时金庸年纪幼小，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
8岁那年，金庸看了人生中第一部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看完后感叹“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书。”以后几年，他又看了几十本武侠小说，《水浒传》《三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同时，金庸还熟读历史，尤其是清史，既精通英文也懂日文和法文，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办报、写小说的基础。
“天生自由散漫”，侠气外露
在书香环境的熏陶下，金庸度过了安逸的童年时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3岁的金庸随学校南下，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由安至危、由富到困，金庸没有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颓丧。
15岁的时候，金庸和两位同学一起合作，编了一本《献给投考初中者》，根据招考的题目，做些模范答案给学生看，大概相当于今天《5年高考3年模拟》这类的参考书。这本书做得很成功，金庸他们赚了很多钱。
有人说，金庸是最会赚钱的文人侠客，这一点，在他中学时候就已颇显锋芒。而看起来温和宽厚的金庸，年少时性格也有十分猖狂的一面。1941年，17岁的金庸因为看不惯训导主任的种种行径，“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便仗义执言，作了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童讽刺训导主任。几天后，金庸被勒令退学。他便转到另一所中学。念完了高中。
一个人一生中被开除过一次，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了，而金庸竞被开除过两次。
1943年春，高中毕业的金庸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战时首都重庆。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考试，因成绩优秀，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金庸晚年对来访者说：“我当时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但是，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中央政治学校（现台湾政治大学）不收费，我便去了。”
进了大学校门，金庸一心扑在学业上，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班上第一名。后来，金庸回忆了当年在学校发奋读书的经历，他说：“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和《世界史纲》。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中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那个暑假，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这样痛快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由于看不惯学校里不良的校风，好打抱不平的金庸再次大胆直言，于是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金庸的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但他后来也说：“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报人”是不可磨灭的标签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原就职于上海的金庸被派到香港工作，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作为金庸、作为“报人”的人生就在香港展开。
1955年，《大公报》下的《新晚报》有个叫粱羽生的年轻人，是金庸的同事，写武侠小说写得很成功。那年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即将完结，而他的创作又到了疲惫期，于是，报纸总编辑邀请金庸将武侠小说继续写下去。虽然此前从未写过小说，但凭借对武侠小说的了解与喜爱，他还是答应接替梁羽生的任务。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就这样问世，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也是这个时候，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此书成功之后，金庸又在短短的几年内创作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等作品，一时间风靡全港。
武侠小说大家，这个身份或许是金庸享誉最盛的，但他人生中另一个不可磨灭的标签，便是“报人”，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报人”。
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
《明报》刚出版的时候，销量并不大，只有6000份，为了扩大销量，金庸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在《明报》上开始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当时金庸每天一睁眼，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小说八九百字，社评一千多字。社评写完的时候，一般也是该发报纸的时候，因此时常可以看见金庸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一旁等着他。
金庸一直写社评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有人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最危險的一段时间，金庸听到风声，还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连载的《天龙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笔。一个月后，金庸回到香港，倪匡笑着对他说：“抱歉抱歉，我讨厌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后来，金庸只好以换眼治疗的手段让阿紫复明了。
金庸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写了有政治寓言之称的《笑傲江湖》，以及反映社会问题的《鹿鼎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可谓是金庸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