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皆在戏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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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色·戒》是张爱玲抗战胜利后创作的一篇极具争议的心理小说。长久以来,评论界对于主人公王佳芝突然“叛变”的原因及张爱玲创作的真实意图众说纷纭。本文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拉康的镜像阶段学说和齐泽克理论,对主人公王佳芝的心理迷失过程作梳理,探求促使王佳芝走向命运深渊的真正推手。同时也从文本内外找寻张爱玲创作时无意识产生流露出的对自己情爱葬送的追问,以及对其妥协人生——人性观的文饰、媚俗倾向。
  关键词: 王佳芝 自我迷失 戏梦人生 张爱玲 心理背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个作家对于“戏梦人生”这一意识有着特别的感悟。一个是鲁迅,早在《社戏》中,他就提出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的观点,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借“戏场”——这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刻画善于做戏的国人面目;另一个则是张爱玲,她从世俗的家庭、婚恋角度出发,窥探现代都市生活中饮食男女面具背后的隐匿心理,华丽的叙事织锦下满是反讽。更沉浸在这种“戏梦”意识的张爱玲在小说《色·戒》中不但刻画了一个“人戏不分”的王佳芝,还透过创作(其实也是一种“表演”),无意识地展现出了对于自己一贯的“妥协”主义的人生——人性观,以及对于自己情爱被葬送的追问。
  《色·戒》取材于1939年轰动上海的郑苹如暗杀汉奸丁默邨事件,郑振铎曾评价郑苹如:“女间谍的生活不是玫瑰色的,却是多刺而艰苦异常的。但为了祖国,她头也不回地走上了死亡线上。”①然而张爱玲看中这个事件的恰恰是那抹“玫瑰色”,美女间谍刺杀特务头子的故事框架没有变,不过故事高潮却被张爱玲演绎成了美人临时变卦放走了汉奸,使得“锄奸”失败,自己及同伙也被处死的“反高潮”。导致王佳芝沉溺迷失自我的正是那抹虚幻到永恒的“玫瑰色”。
  一、半梦半醒处,似戏非戏中——王佳芝的自我迷失
  《色·戒》一开始就是一个关于“做戏”的故事,年轻的爱国大学生们为了刺杀汉奸头子,布下了一个“美人局”。不过就在戏快要圆满落幕的时候,“女主角”王佳芝却因为一支戒指,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突然心动,放走了特务易先生,使得整个计划失败。那么王佳芝为何会参与地下工作?又是为何会“爱上”并放走敌人易先生呢?这些恐怕王佳芝到死都未弄清个中缘由,而观乎整部小说的心理描写,我们其实不难发现隐藏在张爱玲晦涩暧昧叙述下的蛛丝马迹。
  1.极度压抑的情,无处安放的爱。
  要接近易先生,自然要同他周围的官太太们周旋,而作为特工的王佳芝,除了要扮演好“麦太太”这个角色外,还要时刻注意有没有关键情报,留心自己是否有破绽,甚至牌桌上官太太们的取笑凑趣也要留神。马太太一句“我就知道易先生不会有功夫”也要使王佳芝浮想万千:“是马太太话里有话,还是她神经过敏?”②面对阴险狡猾、叫人捉摸不定的易先生,王佳芝更是需要全神贯注地投入角色,免遭同为特工的易先生怀疑。如此重压氛围下的工作,整日提心吊胆,处处留神,一夕数惊,这些并不适合一个原本韶华明媚、快乐无忧的小女子,所以从不闹失眠症的王佳芝也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入睡了。
  除了环境带来的窒息外,王佳芝也遭受了和选择了同学之间的情感疏离。张爱玲用蒙太奇手法向我们回放了这一群爱国大学生刺杀汉奸行动的开场:岭南大学因战乱搬到了香港,几个流亡学生七嘴八舌定下了“美人计”,让王佳芝以少奶奶的身份接近易先生夫妇,为了不在引诱易先生的时候露出破绽,王佳芝需要牺牲童贞,和同学中最讨厌的梁润生发生性关系,并且不止一次。但讽刺的是,易先生一行的突然撤离,使王佳芝的牺牲成了笑话,大家从此躲着她,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她自己也觉得他们是在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他,甚至包括王佳芝颇有好感的邝裕民。由此,不管是同学们在王佳芝失身前讨论的嗤笑声,还是再度在上海重聚开展地下工作时,带着会心微笑打量着她越来越高的胸部的可憎眼光,都给王佳芝的生命记忆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字”,她在这群熟悉的人面前感到了情感的卑微与放逐。
  极度的压抑需要宣泄。在超我的爱国精神支配久了以后,特别是在经历了险些“无谓的牺牲”后,王佳芝的本我意识逐渐在与老易的相处周旋中得到了释放,而其作为一个虚荣、爱物质的小女人的本能也并没有被消解。
  在上海展开第二次行动的时候,邝裕民等人又找到了王佳芝,她义不容辞的原因却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③这令许多读者匪夷所思,面对敌人,作为爱国青年的王佳芝不应该是痛恨的吗,怎么还像洗了个热水澡一样痛快?除了张爱玲的“目的论”外,笔者认为这也是王佳芝性本能的自然流露。首先,她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学生,一帮人都未接受过正经训练,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羊毛玩票”④,自然不可能做到情感的完全把控。而单独和老易在一起时,王佳芝不用应付他周围那群虎视眈眈的官太太,也不用承受来自同学的异样眼光,有的只是全身心地投入角色——老易的情妇。与老易的性爱关系带给她的快感体验冲掉了她初生性欲的不满足,她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需求在老易那里才得到了完整。以至于这种性本能的驱使让她的心理逐渐向老易那里倾斜,想要求得一点安稳:“不去找他,他甚至于可以一次都不来,据说这样的事也有过,公寓就算是临别赠品。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盯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她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⑤虽然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语气,却是从王佳芝的主观角度作的解释,这哪里是一个女特工对暗杀对象应有的仇恨呢?分明就是一个小女子对情人的埋怨。还有她在咖啡馆等老易时擦拭的香水,也是诱惑的隐喻。进珠宝店选戒指时,王佳芝明知老易快要暴毙同伴枪下,但还是这么想着:“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宛若游龙游进玻璃门。”⑥在那样千钧一发之际,王佳芝仍下意识地引诱老易,不仅是因为“做戏做全套”,还因为她作为女性的性魅力需要得到满足。   作为一部张爱玲后期实验性的心理小说,《色·戒》的细节刻画仍能看出这位上海才女洞察人性炉火纯青的功力。王佳芝年轻女性的天真虚荣并未因“特工”身份和爱国心而瓦解。牌桌上的王佳芝想的并不是她没戴钻戒怕露出破绽,而是“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⑦。在暗杀地点——珠宝店里,王佳芝竟因珠宝店的寒酸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等到那只有价无市的粉红钻的出现,她才如释重负:“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明知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抗拒着,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他看出来。”那么第二呢?张爱玲未完的话,或许就是佳芝的爱慕虚荣的心理作祟吧。
  王佳芝就是在这种极度压抑的困境下,不断寻求性本能的释放和爱欲的转移,逐渐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情爱体验的天平上走向了失衡。但是将她推入命运深渊的却是她“人戏不分”的镜像自我。
  2.人戏不分华幕落,虎兕相逢大梦归。
  张爱玲是好莱坞的忠实观众,她对于电影和市民生活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她清楚地意识到,电影这个新兴的大众媒体,不仅为现代都市市民提供廉价的娱乐,更为普通人的幻想和回忆提供了最现成的范本⑧。因看透了这光影虚无的把戏,张爱玲对作品中沉浸于电影制造的廉价梦想的主人公也不吝讽刺。“再婚的敦凤一看到《一代婚潮》的电影广告就会‘立刻想到自己’;在‘一个剪出的巨大的女像,女人含着眼泪’的五彩广告牌下徘徊着的虞家茵,仿佛是从这电影走出来的‘一个较小的悲剧人物’;溁珠穿上她最得意的雨衣去赴会,立刻感觉‘她是西洋电影里的人,有着悲剧的眼睛,喜剧的嘴,幽幽地微笑着,不大说话’”⑨。诚如李今所言,张爱玲掌握的“不仅仅是电影的手法、技巧,更是对电影本质和虚幻性的认识和把握”⑩。她深刻地体会到了电影、戏剧是怎样牵制着人们感知真实世界,模糊真假界线的。
  《色·戒》的主人公王佳芝便是成就于舞台,也毁灭于舞台。
  王佳芝大学时代是剧团的当家花旦,演的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那种镁光灯下摇曳生姿的形象和万人瞩目的感觉颇得她意——“王佳芝演话剧,散场后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伙消夜后还拖个女同学陪她乘电车游车河,这种心情,上台演过戏,尤其是演过主角的少男少女都经验过。她第一次与老易同桌打牌,看得出他上了钩,回来报告同党,觉得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哪里去。已经下半夜了,邝裕民他们又不跳舞,找那种通宵营业的小馆子去吃及第粥也好,在毛毛雨里老远一路走回来,疯到天亮’。自己觉得扮戏特别美艳,那是舞台的魅力。‘舍不得他们走’,是不愿失去她的观众,与通常的the party is over,酒阑人散的惆怅一样。这种留恋与拖女同学夜游车河一样天真。”{11}对,就是这舞台的魅力和顾盼间光彩照人的虚荣感引诱着她把麦太太的角色演下去,所谓的“一切都有了个目的”,自然也包括这自我迷恋所产生的心理驱使。
  对王佳芝来说,现实和演戏是无法分开的,无论是爱国剧还是色诱行动,她都当做戏来演,在舞台上是演戏,在现实中也是演戏{12}。她把情报工作比作演戏,也以演戏的经验作为现实的参考——“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这时候到临头,又是一种滋味。上场慌,一上去就好了”、“太快了她又有点担心。他们大概想不到出来得这么快。她从舞台经验上知道,就是台词占的时间最多”{13}。
  正是由于她不分现实与演戏,所以在执行任务时,才会有那么多属于自己、属于麦太太应该有的细小心理:打麻将时为自己不是戴的钻戒而自卑;像对待真正的情人一样在心里埋怨易先生;危险时刻还想着引诱易先生……而特工又是她的另一个角色,王佳芝的一举一动又离不开这层身份的桎梏。王佳芝、麦太太、女特工这三重身份,在长期的精神紧张下几乎是错乱的,舞台的魅力不断推着王佳芝滑向内心崩塌的边缘。
  终于,在珠宝店的阁楼上,王佳芝借这个狭小精致的舞台将戏演到了极致。“她脑后有点寒飕飕的,楼下两边橱窗,中嵌玻璃门,一片晶澈,在她背后展开,就像有两层楼高的落地大窗,随时都可以爆破。一方面这小店睡沉沉的,只隐隐听见市声——战时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揿声喇叭。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捣在脸上。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她把戒指就着台灯的光翻来覆去细看。在这幽暗的阳台上,背后明亮的橱窗与玻璃门是银幕,在放映一张黑白动作片,她不忍看一个流血场面,或是间谍受刑讯,更触目惊心,她小时候也就怕看,会在楼座前排掉过身来背对着楼下。‘六克拉。戴上试试。’那店主说。他这安逸的小鹰巢值得留恋。墙根斜倚着的大镜子照着她的脚,踏在牡丹花丛中。是天方夜谭里的市场,才会无意中发现奇珍异宝。她把那粉红钻戒戴在手上侧过来侧过去地看,与她玫瑰红的指甲油一比,其实不过微红,也不太大,但是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14}镜像、梦、黑白动作片等假象的代名词将现实变成了天方夜谭,闪亮的异星似的粉红钻,荧然小灯下的单独相对,这些现实也被蒙上了神秘眩晕的色彩。现实和假象在此刻完全交织,王佳芝现实的内心认知与舞台上营造的镜像形象,在长期的紧张情绪中错位地重叠在了一起,本就迷失的自我也就被颠覆瓦解,最终被假象淹没吞噬: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于是,在还未散场的平安戏院前,王佳芝的戏份却已早早落下了帷幕。
  张爱玲的冷峻残酷就在于她从不怜悯沉醉于戏梦中的女主角。当王佳芝陶醉在情爱的梦境中时,她幻想的投射对象——易先生,想的却是人到中年还有这等艳遇,虽知是因为权势但还是不免自我陶醉和悲哀,而这复杂情绪浮诸于脸上的微笑,在“天方夜谭”的催化下,在王佳芝看来成了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事后易先生回想,美人临时变计放走了他,看来她还是真爱他的。双方都错认为是对方爱上了自己而对对方产生了感情,成就了这段“爱情”,本是“无情”,却因假象成了“有情”,其中的反讽意味甚是浓重。   像老吴这样成熟得几乎丧失了人性的特工,原本就不大信任他们,怕出乱子受连累,在事情败露后选择了迅速撤离,并未考虑过王佳芝的安危和退路。那群要共同进退的爱国学生,包括邝裕民在内也都是伪善的家伙,爱国的面具下人心各有所图,张爱玲写来同样满是鄙夷。也就是在自我的迷失、易先生的阴险狠毒、老吴和爱国学生们的自私冲动中,王佳芝在生命的舞台上缓缓谢幕,临死时一定还伴着她玫瑰色的爱情梦。
  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张爱玲创作的心理背景
  《色·戒》并不是张爱玲创作上最出色的作品,但绝对是她个人生命体验中最特别也是最看重的作品。张爱玲写《色·戒》自1953年初开始写,到1978年才正式发表,发表以后又多次增删内容,那么一篇小说近三十年的修改,甚至还为了它打了场少有的笔仗,为笔下的人物为自己作了难得的辩解,原因何在呢?她在《惘然记·序》中写道:“这三个小故事(另两个是《相见欢》和《浮花浪蕊》)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过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三十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15}可见纵使历经叹息与沧桑,红衰翠减,隔了时空,隔了世俗,这个小故事给张爱玲带来的内心触动仍然不可平息。李安曾评价:“张爱玲的所有小说都在写其他人的事,只有这一篇在写自己。”真相究竟怎样,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我们从文本内外似乎可以寻求到些许张爱玲创作的心理再现。
  1.记住不代表永恒,忘却也不等于没发生。
  尽管张爱玲和胡兰成分手以后,“胡兰成”三个字似乎已从张爱玲的记忆中清除了,即使亲近如宋淇者都避谈胡兰成,可以说因为情伤和“汉奸文人”的攻讦使得胡兰成成了张爱玲生活的禁区。
  但事实并非如此绝对,《色·戒》中的易先生形象就是胡兰成形象在张爱玲笔下的不自觉流露。且看易先生的出场:“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面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16}
  这人物形象和易先生的历史原型丁默邨一点也不符合,倒是那“苍面清秀”的传统文人式的面貌和胡兰成的形象相当吻合,而“鼠相”除了语带反讽外,也带了一点机灵巧智,我想也暗含胡兰成机警狡猾的个性。
  另外,在张爱玲的一贯作品中,人物、故事是可以从政治背景下抽离出来的,但是《色·戒》不一样,期间出现了张爱玲笔下少有的真实的历史人物:汪精卫、周佛海、曾仲鸣等,在隐晦的叙事结构中,恍若幽灵般闪着黯光。甚至许多细节也有着真实历史的幽影:易先生家和周佛海家一样的落地窗帘,恐怕也是张爱玲与胡兰成交往时在周佛海家真的看到过的;王佳芝在港大上课的体验想来也是张爱玲当年在香港读书时的亲身经历。
  这些与胡兰成相关的记忆并未随着张爱玲的刻意遗忘而被抹杀。她与胡兰成“欲仙欲死”的情爱体验或许正是王佳芝在电光火石那一瞬感受到的永恒: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但王佳芝只是张爱玲情感的细微投影,历经情事变化的张爱玲,很快笔锋一转,就呈现出了易先生作为情场老手的虚伪与惺惺作态的自我陶醉,和自视风流的胡兰成高度重合,张爱玲的讽刺与鄙夷也一泻而出。尽管张爱玲大量地运用意识流、蒙太奇和自由间接式的叙事方法尽力使这个故事和自己保持距离,但潜意识依旧影响着成熟后的她一吐自己年轻时在那段爱恋里体验过的美丽与残酷。
  2.妥协的男女之爱,人性的文学风旗。
  学者解志熙将1939年以后的周作人和1944年以后的张爱玲看做是沦陷时期南北文坛妥协主义思潮的两地暨两代代表人物。他们都是受中国近代以来半殖民地——殖民地化进程负面影响的知识分子,深感救国无望、乱世难抗,从而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的“人的文学”推向妥协应世、苟且偷安之途,只是从崇尚理性的“五四”走过来的周作人等老作家更习惯于使其妥协的人与文“合乎道理”,而接受了30年代“新感觉”思潮洗礼的张爱玲等年轻作家,更偏好与使其妥协的人与文“合乎情性”{17}。
  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有复杂人性的,“白流苏”与“范柳源”是有世俗性的,以至于到了《连环套》的霓喜,人性已经快接近动物性了,为此傅雷还专门撰文批评张爱玲,劝其悬崖勒马。从《色·戒》里对王佳芝道德理性和自然情性斗争的心理描写来看,张爱玲还是多少接受了傅雷的批评的。只不过她偏好乱世男女的罗曼史美学趣味和妥协的人生观依然主导《色·戒》的谋篇布局,以至于给故事安排了一个美人临时变卦放走汉奸,两人因情欲的力量由敌人变情人的“反高潮”结局。王佳芝以自己和同伴的生命为代价选择了向情爱妥协,而沦陷时期的张爱玲也以文人的操守为代价选择了向消解人性与文学尊严的“人的文学”妥协。当域外人撰文质疑时,张爱玲也将王佳芝的妥协归结为“正常的人性的弱点”{18},虽然题名《色·戒》,但是反而因了这“正常的人性的弱点”,成了无忌无戒的乱世男女情爱传奇。
  张爱玲其实也在借文本“表演”,除了掩饰其对胡兰成的爱恨外,也借王佳芝的命运选择宣告其对妥协的人性欲望风旗既深且长的坚持。文学自然可以并且应当描写自然人性,只是正如解志熙先生所言:“这些出自人性的原因是否可以成为如此行为的充足理由、‘事实是如此’是否就等于‘价值是如此’以至于‘美感即在斯’呢?似乎还有可讨论的余地。”{19}
  注释:
  ①郑振铎.一个女间谍.周报.上海,1945,5.
  ②③⑤⑥⑦{13}{14}{16}张爱玲.色·戒.惘然记.香港;皇冠,2007.
  ④{11}{18}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郁金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⑧{12}郭诗咏.真假的界线——〈色·戒〉小说与电影对读.苍凉与世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⑨⑩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5}张爱玲.惘然记·序.惘然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17}{19}解志熙.乱世才女和她的乱世男女传奇.考文叙事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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