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西方族群和民族理论为观照，对中国族群观、“民族”的“塑造”过程及其内涵作一考察，在重新认识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对转变民族研究范式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族； 民族研究； 范式
　　【作者】李富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壮学研究中心主任、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博士、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1-
　　
　　On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inzu and the proper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Minzu study: the zhuang study for example
　　
　　Li Fuqiang
　　
　　Abstract ： Analysing chinese ethnic ideas and the process of moulding of Minzu In the view of western theories of ethnic group and nationality,the author offer a proposal on the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Minzu study on the basis of re-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inzu.
　　Key words：Minzu；Minzu study；Pattern
　　对中国“民族”概念内涵的讨论，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学界就曾对“民族”译名问题进行过讨论。但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对中国“民族”的大讨论，还是以其表述的时代性和讨论广泛性引起多方关注。如果说50、60年代对“民族”译名的讨论，是新中国在构建“民族”的过程中，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与中国实际的矛盾，且由于当时具体历史背景，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民族问题的论述的“读书会”的话，80、90年代关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则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由于西方“族群”概念和理论的进入而引发的，其缘起和宗旨是中西学术对话。从1983年王明甫发表《“民族”辩》将苏联“民族/民族共同体”概念与西方ethnos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呼吁要对ethnos有一个精当的译称，以区别于“民族”i，到199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世界民族》杂志社共同举办“‘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ii，2001年中南民族学院举办“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iii，直至今日，有关“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按照王东明《有关“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一文的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iv：
　　（一）反对使用“族群”概念，或认为ethnic group指的就是‘民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阮西湖和朱伦先生为代表。阮西湖认为:作为单词，group有“群”的意思，但也有“族”的涵义，在国外人类学文献中，ethnic group一词就是指“民族”。“族群”这一术语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演进的各个阶段的表述，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献中也只有“民族”这一术语，未见“族群”的提法。另外，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各国人类学者，在使用“ethnic group”这一术语时，其涵义都是指“民族”而不是“族群”，因此使用“族群”一词也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对当代社会人类群体的划分，同时也有悖于世界各国人类学者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的原意。朱伦认为，汉语中的民族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并非是对等的概念，不能将其对等起来，“族群”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事实上，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没有什么问题，但在现实中使用“族群”这一概念是不恰当的，因为该词在西方近代民族学研究中含有歧视性。主要是指那此落后的异教徒、异种人民;同时，他认为各民族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其正当权利之一，现实中使用“族群”取代“民族”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性、忽略政治色彩，为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在当今国家政治舞台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制造了障碍;另外，他还认为那种从避免民族问题政治化角度出发，主张使用“族群”而不是“民族”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当今世界“多族群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反而造成了许多国家现实中的民族矛盾。现实实践告诉我们，以“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以“多族群国家”论来解释“多民族国家”，并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的“准标准”来建设“多民族国家”，在国际上己被认为是一种不成功的理论和不成功的实践。
　　（二）承认和肯定“族群”及其相关理论的价值，认为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运用“族群”概念并吸取国外学者关于“族群”构建的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对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是对现实研究中“族群”概念、理论的泛化则表不忧虑，持一些不同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民族”与“族群”二者并非是完全等价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有其特定的政治和政策含义在其中，中国的“民族’，是经过政府识别后确定的，因此用“族群’，来指称中国的56个民族是不妥的；2、“族群”与“民族”各有其特定不同的涵义，对于“民族”概念而言，文化不是其唯一的基准指标，两个概念实际上是居于不同的层次，故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和来用；3、在引进西方的学术术语和理论时，要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等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梳理，同时国际学术对话也应是双向交流，不能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4、学术研究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实际，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在现实中采用何种概念、术语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群体利益，往往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建构、民族的权力关系等。
　　（三）认为族群这一概念更适合于我国民族问题研究实际的观点。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仅就学术角度考虑，认为族群概念及其理论更适合于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另一种则是从战略角度、政治角度出发，认为“民族”概念含有较强的政治含义，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民族（nation）往往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相联系，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而“族群”概念所固有的淡化政治色彩的特点，更有利于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方面抑制本国各族群的“民族主义”诉求。
　　（四）认为“族群”概念的背后是弥漫在全球范围内的西方话语霸权，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平等的全球对话。当今西方国家借助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文化价值观的战略行为，实际上“族群”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之争也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体现。
　　综观此一轰轰烈烈的讨论，笔者以为，虽其对于促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建树良多，功不可没，然其失误亦不可视而不见。至为要害者，乃其削足适履之弊，即以西方的概念、理论套用于中国之事实，而不是从中国的事实中阐发、提炼概念和理论，以补西方概念、理论之不足。其实，“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者的使命，不应拘泥于以西方的“族群/ethnic group”和“民族/nation”概念、理论诠释中国的“民族”，更重要的是在厘清西方相關学术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达成对中国“族群观” 和“民族”的本土认识。中国传统族群观与西方不同，“民族”概念虽是西方“舶来品”，但中国人在近代以来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按照本土的理解，赋予了“民族”不同于西方“nation”的涵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不揣浅陋，拟以西方族群和民族理论为观照，对中国族群观、“民族”的“塑造”过程及其内涵作一考察，在重新认识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对转变民族研究范式提出建议。
　　
　　注释：
　　i王明甫，《“民族”辩》，《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
　　ii周旭芳，《“1998年‘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综述》，《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iii王实，《“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iv王东明，《有关“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89—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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