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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裔中的华裔、印度裔、韩裔，是教育竞争中的佼佼者，因此也成为美国常春藤和其他名牌大学招生中，遭到隐性和显性歧视的一个族群。这是亚裔家庭和社会人士长期抱怨和抗议的一个议题，因此引起的调查和官司时有所闻。
2014年秋“大学生录取公平”组织起诉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亚裔，是近年比较出名的案子。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该议题日渐成为美国内政的一个热点。特别是近日，不仅有美国法院驳回了哈佛大学声称“大学生录取公平”组织没有起诉资格的动议，更有美国司法部开始启动司法程序，调查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主要大学是否在招生过程中照顾一些特定种族，而歧视了其他族群。
连美国最高法院也承认：根据种族肤色来决定入学机会，明确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关于“同等保护”的条款。表面上，近日的发展是对亚裔尤其华裔学子的利好，但是以我之见，这也是一把有政治和社会风险的双刃剑。
白人“苦主”远早于亚裔
随着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种族争议激化，传媒界也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向加入争论。例如自由派《纽约时报》8月6日以头版头页发表长篇报道，宣扬大学招生中照顾性的“平权”措施所取得的多元化成就。而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则在8月4日刊登尖锐的编辑部社论《哈佛在隐瞒什么？》，支持调查校方对亚裔的歧视。
一言以蔽之，这种争论代表美国两大社会趋势的汇聚：其一是教育程度成为社会经济地位越来越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是美国种族关系近年出现逆转，族群分化加剧。而这两个社会趋势，与特朗普代表的美国白人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势力又密切相关。
特朗普异军突起，入主白宫，主要功臣是对现实越来越不满的中下层白人选民。特朗普草根支持者的一大特点，便是强烈的“受害者”心态。他们把自身和下一代逐渐丧失传统的社会优势，归咎于精英们所倡导的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这样的“哀兵”心理，具有极大的社会动员力。
特朗普政府表面上异常混乱，但是仔细观察之下，特朗普一直在通过各种政策和表态，加深和利用他的白人草根的“精英政策受害者”心理。“不准变性人服役”禁令便是一例，中下层白人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因此维持相當的稳定。《华盛顿邮报》近日评论，随着调查“俄国门”的特别检察官启用大陪审团调阅白宫材料，特朗普正在加深对草根的“精英阴谋论”宣传，届时很可能因此出现美国的法制危机。
特朗普草根拥趸的蓝领特色，充分说明教育程度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沉沦的主要因素。另外，白人对大学招生“少数民族加分”措施的抗议和挑战，远早于亚裔对名校入学歧视的抱怨。从1970年代起，因此屡屡打到最高法院的多项官司，“苦主”都是在入学申请中被黑人等少数民族排挤落第的白人。从这个角度，亚裔目前强化挑战美国名牌大学招生歧视，是在借助特朗普领导的白人民粹主义“西风”。这种与“特朗普主义”合流的策略或是机遇巧合，却在明显的短期利益之外，带有相当的中长期风险。
美国“内政摇摆”近来加剧
这里还有华裔的政治取向问题。民调显示美国华裔中有相当的“川粉”比例，对大学招生“少数民族加分”的怨气，是华裔加入“川粉”的重要理由。另外还有强调自力更生、个人奋斗的许多华人，对民主党主要照顾黑人和拉美裔的福利主义不满。但是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第一”本土主义，与华裔抗议名校招生歧视，到底有多少“兼容性”？
在“美国优先”口号下，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收紧H-1B签证计划；美国“另类右翼”的领军人物、白宫首席策略顾问班农公开抱怨硅谷被亚裔控制（原话是“2/3到3/4的硅谷总裁来自南亚或亚洲”），如此种种，无不显露促成特朗普当选的美国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中坚力量—蓝领白人阶层，对各种“外来族群”尤其亚裔在美国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的不满。
顺便说一下，我注意到班农的上述言论，来自小儿的一位华尔街哈佛校友。原本相当保守的这位第二代华裔，因此首次被“特朗普主义”中的白人种族色彩震动。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在民主党全党和共和党建制派的明暗抵制和拆台下，特朗普这面“红旗”（红色是共和党的象征）到底能够打多久？一旦左派回潮或共和党建制派复辟，搭乘特朗普快车的投机势力难免会被秋后算账。
在自由派传媒界与美国情报界“深国”心照不宣的合作下，“俄国门”愈演愈烈、如何收场暂且不论。我曾经把历史潮流推动下的美国内政局势，形容为全球气候变化：长期趋势难以明了，但是短期极端变化明显加剧。从小布什“反恐”初期共和党的铁桶江山，短短几年就由金融海啸催生了首位黑人民主党总统。当人们认为在民主党种族和政治“认同”牌策略和拉美裔人口猛增之下，共和党大势已去时，却出现去年的政治大逆转，共和党全面控制了白宫、国会两院、最高法院，近日甚至出现民主党籍的州长改投共和党的案例。如此“全国山河一片红”形势，大家都认为是明日黄花的“奥巴马医保”却出人意料巍然不倒。所以美国内政的摇摆逆转，几乎成为近来的规律。
从长期角度，再有特朗普的“边界墙”和新近的削减移民配额建议，美国白人数十年内成为少数族群，是无法逆转的历史必然。这一趋势中人口比例下降最快的不是其他，正是特朗普的铁杆低教育白人草根。他们是从1990年代起美国死亡率增加的唯一族群，也是目前鸦片类药物过量致死全国性危机的“震中”。
常春藤“招生限制”成因复杂
回到大学招生和教育竞争。美国著名保守派社会学家默里（Charles Murray）以大量数据证明：在白人内部，与美国人口总体情况一样，智商相对不高的蓝领阶层正在美国传统的四大美德—工作勤奋、家庭忠诚、社会责任和宗教信仰—方面不断退步；反而是高智商、高教育的精英阶层，维持了美国传统的勤奋、家庭完整和社会责任。换言之，美国中下层白人在教育竞争中失败落后，主因是智商和社会行为的异化，与高智商高努力的美国亚裔遭到名校歧视的原因几乎截然相反。
“高分低能”的偏见不论，学业优秀的亚裔遭到美国名校招生的各种限制，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到社会公平和机会公平等言人人殊的社会原则，以及与美国现有民主制度如何调和的矛盾。
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常春藤名校开始废止偏向世家子弟的招生传统，而采纳“凭才取人（meritocracy）”原则以来，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如何衡量“才能”。这说到底是个没有终极解答的难题。亚裔的最大优势在于考分。但是美国常春藤名校与世界其他名校的一项关键差别，在于学校招生的目的，并不是学生在校成绩的最优化，而是毕业之后社会成就的最大化。哈佛大学确实有长远的历史数据，表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准确预测学生毕业后的社会成就。但是在名校入学竞争白热化的社会现实下，个人才能的几乎所有其他衡量标准都可以受到金钱和其他因素的“腐蚀”，标准化“高考分数”成为相对最客观公平的才能标尺。
基本上按照“分数之下，人人平等”原则招生的美国名校，主要是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在这些学校里，占美国人口不过5%出头的亚裔，达到了在校生比例的40%左右，而且基本只是亚裔中的华裔、印度裔和韩裔。不管私立还是公立，这些学校毕竟都是受到全社会和纳税人支持的教育资源。在民主制度下，与外部社会完全脱节的学生族群分布，迟早会受到公众和选民的质疑和反弹。与大学招生获得照顾的黑人和拉美裔相比，亚裔是社会参与和政治影响相对最弱的族群。
当然，亚裔必须争取自己的权益。在名校入学问题上，应该向半个多世纪前的犹太人学习，不仅产生回馈母校的许多大财东，更出现像犹太人那样的众多大法官、联储局主席、部长、议员等等，全方位占领“上层建筑”，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常春藤的新主人。
2014年秋“大学生录取公平”组织起诉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亚裔，是近年比较出名的案子。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该议题日渐成为美国内政的一个热点。特别是近日，不仅有美国法院驳回了哈佛大学声称“大学生录取公平”组织没有起诉资格的动议，更有美国司法部开始启动司法程序，调查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主要大学是否在招生过程中照顾一些特定种族，而歧视了其他族群。
连美国最高法院也承认：根据种族肤色来决定入学机会，明确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关于“同等保护”的条款。表面上，近日的发展是对亚裔尤其华裔学子的利好，但是以我之见，这也是一把有政治和社会风险的双刃剑。
白人“苦主”远早于亚裔
随着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种族争议激化，传媒界也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向加入争论。例如自由派《纽约时报》8月6日以头版头页发表长篇报道，宣扬大学招生中照顾性的“平权”措施所取得的多元化成就。而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则在8月4日刊登尖锐的编辑部社论《哈佛在隐瞒什么？》，支持调查校方对亚裔的歧视。
一言以蔽之，这种争论代表美国两大社会趋势的汇聚：其一是教育程度成为社会经济地位越来越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是美国种族关系近年出现逆转，族群分化加剧。而这两个社会趋势，与特朗普代表的美国白人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势力又密切相关。
特朗普异军突起，入主白宫，主要功臣是对现实越来越不满的中下层白人选民。特朗普草根支持者的一大特点，便是强烈的“受害者”心态。他们把自身和下一代逐渐丧失传统的社会优势，归咎于精英们所倡导的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这样的“哀兵”心理，具有极大的社会动员力。
特朗普政府表面上异常混乱，但是仔细观察之下，特朗普一直在通过各种政策和表态，加深和利用他的白人草根的“精英政策受害者”心理。“不准变性人服役”禁令便是一例，中下层白人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因此维持相當的稳定。《华盛顿邮报》近日评论，随着调查“俄国门”的特别检察官启用大陪审团调阅白宫材料，特朗普正在加深对草根的“精英阴谋论”宣传，届时很可能因此出现美国的法制危机。
特朗普草根拥趸的蓝领特色，充分说明教育程度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沉沦的主要因素。另外，白人对大学招生“少数民族加分”措施的抗议和挑战，远早于亚裔对名校入学歧视的抱怨。从1970年代起，因此屡屡打到最高法院的多项官司，“苦主”都是在入学申请中被黑人等少数民族排挤落第的白人。从这个角度，亚裔目前强化挑战美国名牌大学招生歧视，是在借助特朗普领导的白人民粹主义“西风”。这种与“特朗普主义”合流的策略或是机遇巧合，却在明显的短期利益之外，带有相当的中长期风险。
美国“内政摇摆”近来加剧
这里还有华裔的政治取向问题。民调显示美国华裔中有相当的“川粉”比例，对大学招生“少数民族加分”的怨气，是华裔加入“川粉”的重要理由。另外还有强调自力更生、个人奋斗的许多华人，对民主党主要照顾黑人和拉美裔的福利主义不满。但是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第一”本土主义，与华裔抗议名校招生歧视，到底有多少“兼容性”？
在“美国优先”口号下，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收紧H-1B签证计划；美国“另类右翼”的领军人物、白宫首席策略顾问班农公开抱怨硅谷被亚裔控制（原话是“2/3到3/4的硅谷总裁来自南亚或亚洲”），如此种种，无不显露促成特朗普当选的美国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中坚力量—蓝领白人阶层，对各种“外来族群”尤其亚裔在美国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的不满。
顺便说一下，我注意到班农的上述言论，来自小儿的一位华尔街哈佛校友。原本相当保守的这位第二代华裔，因此首次被“特朗普主义”中的白人种族色彩震动。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在民主党全党和共和党建制派的明暗抵制和拆台下，特朗普这面“红旗”（红色是共和党的象征）到底能够打多久？一旦左派回潮或共和党建制派复辟，搭乘特朗普快车的投机势力难免会被秋后算账。
在自由派传媒界与美国情报界“深国”心照不宣的合作下，“俄国门”愈演愈烈、如何收场暂且不论。我曾经把历史潮流推动下的美国内政局势，形容为全球气候变化：长期趋势难以明了，但是短期极端变化明显加剧。从小布什“反恐”初期共和党的铁桶江山，短短几年就由金融海啸催生了首位黑人民主党总统。当人们认为在民主党种族和政治“认同”牌策略和拉美裔人口猛增之下，共和党大势已去时，却出现去年的政治大逆转，共和党全面控制了白宫、国会两院、最高法院，近日甚至出现民主党籍的州长改投共和党的案例。如此“全国山河一片红”形势，大家都认为是明日黄花的“奥巴马医保”却出人意料巍然不倒。所以美国内政的摇摆逆转，几乎成为近来的规律。
从长期角度，再有特朗普的“边界墙”和新近的削减移民配额建议，美国白人数十年内成为少数族群，是无法逆转的历史必然。这一趋势中人口比例下降最快的不是其他，正是特朗普的铁杆低教育白人草根。他们是从1990年代起美国死亡率增加的唯一族群，也是目前鸦片类药物过量致死全国性危机的“震中”。
常春藤“招生限制”成因复杂
回到大学招生和教育竞争。美国著名保守派社会学家默里（Charles Murray）以大量数据证明：在白人内部，与美国人口总体情况一样，智商相对不高的蓝领阶层正在美国传统的四大美德—工作勤奋、家庭忠诚、社会责任和宗教信仰—方面不断退步；反而是高智商、高教育的精英阶层，维持了美国传统的勤奋、家庭完整和社会责任。换言之，美国中下层白人在教育竞争中失败落后，主因是智商和社会行为的异化，与高智商高努力的美国亚裔遭到名校歧视的原因几乎截然相反。
“高分低能”的偏见不论，学业优秀的亚裔遭到美国名校招生的各种限制，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到社会公平和机会公平等言人人殊的社会原则，以及与美国现有民主制度如何调和的矛盾。
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常春藤名校开始废止偏向世家子弟的招生传统，而采纳“凭才取人（meritocracy）”原则以来，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如何衡量“才能”。这说到底是个没有终极解答的难题。亚裔的最大优势在于考分。但是美国常春藤名校与世界其他名校的一项关键差别，在于学校招生的目的，并不是学生在校成绩的最优化，而是毕业之后社会成就的最大化。哈佛大学确实有长远的历史数据，表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准确预测学生毕业后的社会成就。但是在名校入学竞争白热化的社会现实下，个人才能的几乎所有其他衡量标准都可以受到金钱和其他因素的“腐蚀”，标准化“高考分数”成为相对最客观公平的才能标尺。
基本上按照“分数之下，人人平等”原则招生的美国名校，主要是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在这些学校里，占美国人口不过5%出头的亚裔，达到了在校生比例的40%左右，而且基本只是亚裔中的华裔、印度裔和韩裔。不管私立还是公立，这些学校毕竟都是受到全社会和纳税人支持的教育资源。在民主制度下，与外部社会完全脱节的学生族群分布，迟早会受到公众和选民的质疑和反弹。与大学招生获得照顾的黑人和拉美裔相比，亚裔是社会参与和政治影响相对最弱的族群。
当然，亚裔必须争取自己的权益。在名校入学问题上，应该向半个多世纪前的犹太人学习，不仅产生回馈母校的许多大财东，更出现像犹太人那样的众多大法官、联储局主席、部长、议员等等，全方位占领“上层建筑”，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常春藤的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