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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考古所见春秋至两汉时期的于为研究对象。通过类型学排比，认为于发源于周代齐、莒文化区域，并在此地保持着长期的延续和发展。其后于沿着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的路线传播和发展，其形制经历了由无盘到有盘、从简单半环形纽到复杂动物形纽的大致演变过程，不同型式于的受敲击位置也因形体构造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关键词：于;型式;发展源流;敲击位置;春秋;战国;汉代
0 引言
于是我国古代特有的青铜打击乐器，作为一种军旅乐器，常与鼓配合，用于在战争中指揮进退。迄今所见最早的于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①，属于春秋早期。各地考古发掘报告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资料显示，目前已发现的古代于，以春秋至两汉时期制品最多，汉代之后的制品偶有发现。②而这些春秋至汉代的于中，除了少量出土于今山东、陕西、江苏、安徽等省份，其他大部分出土于今湖北、湖南、四川及周边地区。关于于，李衍垣、林奇、邓辉、熊传新、朱世学、许敬华、陆斐蕾等当代研究者已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涉及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③，在阅读其论著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专门针对于分型分式的研究较少，且这少量的既有成果也相对较简略。而正确、细致的类型学排比恰恰是研究于发展脉络的关键所在。因此，笔者以考古所见春秋至两汉时期的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类型学排比，对于的发展源流及敲击位置等做进一步研究。根据现有研究资料的出土位置，笔者认为汉代之前于的流传地区主要是今陕西、山东、江苏、安徽、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区，因此本文研究对象的选择范围限定于这些地区。
1 于的分型分式
本文所涉及的于资料见于各地考古挖掘报告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资料集，共58例，凡69件。根据于体型的对称与否可分为两型。
1.1 A型
不正对称型，此型于均为弧顶无盘，顶端置一虎纽，器体上部一侧向前倾斜，具有不对称的特征，又于腰间另置一兽形纽。典型器物仅见于江苏镇江丹徒县谏壁王家山东周墓葬（图1），此型于虽为孤例，但是在该墓葬出土的3件于均为如此形制，说明这一形制特点并非器物损坏的缘故，而是故意为之，故笔者将其单独分为一型。
1.2 B型
正对称型，根据有盘与否可分为2式。
1.2.1 Ⅰ式无盘
典型器物有4件：陕西韩城梁带村27号墓于（图2-1）、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于（图2-2）、山东临淄大武乡齐王墓于（图2-3）、山东章丘枣园镇洛庄汉墓于（图2-4）。此式于皆铸半环形纽，束腰筒形，弧顶宽肩。前三者皆通体素面无纹，后一者腔体下部饰一笔勾勒的阳线鹰纹。
1.2.2 Ⅱ式有盘
有盘于应是B型于的主流，出土器物数量最多。依据盘的形状可分为Ⅱ1式直立沿盘和Ⅱ2式侈口沿盘两个亚式。
Ⅱ1式直立沿盘可分为Ⅱ1a无纽、Ⅱ1b有纽两种
Ⅱ1a无纽：此式于目前仅发现1件，出土于安徽宿县芦古城子遗址（图3），该于突肩，束腰口平，盘壁两侧各缕一方孔，可系绳悬挂。
Ⅱ1b有纽：此式于有3例，共5件，分别是安徽寿县蔡侯墓于1件、江苏丹徒北山顶吴国贵族墓于3件、安徽阜阳涡阳龙山东周墓于1件。其中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于纽制不详①，江苏丹徒县北山顶吴国贵族墓出土的3件于大小相次，成一组，纽作虎形，造型基本一致（图4）。安徽阜阳所出于亦为虎纽。①
Ⅱ2式侈口沿盘可分为Ⅱ2a半环形纽、Ⅱ2b兽形纽两种。
Ⅱ2a半环形纽：该式于迄今出土3件，分别是湖北通山太平庄于（图5-1）、湖北建始县二洼坡于（图5-2）、江西修水县曾家山于（图5-3）。
Ⅱ2b兽形纽可分为Ⅱ2b①虎纽、Ⅱ2b②龙纽、Ⅱ2b③马纽、Ⅱ2b④其他兽形纽四种。
Ⅱ2b①虎纽：典型器物有湖北利川市忠路镇于1件（图6-1）、湖北秭归县天灯堡于1件（图6-2）、湖南桃江县杨家湾于1件（图6-3）、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2号墓虎纽于1件（图6-4）、湖北建始县二台子双虎纽于1件（图6-5）。此式于的虎纽造型的铸造逐渐精细，除了单虎纽外，还出土1件双虎纽。
Ⅱ2b②龙纽：目前出土实物仅见1件，为陕西咸阳塔儿坡于（图7）。此式于圆肩、束腰，口比盘、肩大。
Ⅱ2b③马纽：目前出土实物仅见1件，为湖南省龙山县向家坡于（图8）。
Ⅱ2b④其他兽形纽：该式于形制比较罕见，共2件，分别是甘肃泾川县王母宫东王宫大殿遗址于（图9-1）、湖北五峰县兽纽小于（图9-2）。
根据上述排比，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首先，从时间上看：①陕西韩城梁代村出土的B型I式于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于，为春秋早期制品。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的B型I式于为春秋中期器物。临淄大武齐王墓、洛庄汉墓出土的B型I式于为西汉时器物，可见B型I式是应是于的最初形制，并且有长期的延续和发展。②安徽宿县芦古城子出土的B型Ⅱ1a式于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的B型I式于同期，系春秋中期制品，应是长江流域出土最早的于。③A型于与B型II1b式于器物年代基本都为春秋晚期，其中A型于迄今为止尚属孤例，并未发现其发展延续的实例。江苏丹徒北山顶出土的B型II1b式于当为我国最早的有盘虎纽于。④3件B型II2a式于均为春秋时器物，兼有春秋中期B型I式和战国时期B型II2b式的形制特点。⑤B型II2b①式虎纽于出土数量最多，年代集中于战国时期，且一直延续到两汉。B型II2b②式仅出土1件，年代为战国时期;II2b③式仅出土1件，年代为东汉时期;II2b④式出土2件，年代都属于两汉时期。
其次，从地点上看：①早期的B型I式于出土地接近中原腹地。②B型II1式直立盘于的出土地都在今安徽和江苏地区，其中B型II1a式于的发现地在春秋时属许国，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今山东地区。③A型于与江苏丹徒发现的B型Ⅱ1b式于皆出土于吴地。安徽寿县B型Ⅱ1b式于出土于蔡国墓葬，安徽阜阳涡阳龙山东周墓则位于蔡国早期都城与春秋末期所迁新都州来（今安徽寿县）之间。①④B型II2a式于集中在今湖北和江西两地。⑤B型Ⅱ2b①式虎纽于的出土地点主要分布在今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这些地区属于巴文化区域，其地虎纽于之虎纽的形状虽略有差异，但于的整体形制没有明显的区别。 2 于的传播区域与发展源流
当前学术界关于于的文化属性与传播路线等的观点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认为于是巴族产物，由巴人地区起源传入汉人地区②;第二种认为虎纽于是巴族的典型产物，是于传到巴地后，吸收巴文化后形成的①;第三种观点认为于是越人的产物，是从百越之地开始向外传播的②;第四种观点认为于是东夷人的创造，发源于今山东地区，为齐文化遗物③。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类型学分析，我们得知时间最早的是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的B型I式于，山东沂水出土的B型I式于也属于时代较早的制品，这些地方都在北方黄河流域，比较接近中原腹地。另外，一些关于中原文化的文献里也记载了于的形制，如《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和鼓。”郑玄注：“，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④这些出土实物与史料记载说明于的源起与中原文化有关，且B型I式于的形状比其他各式于更接近于文献中所提到的“圆如碓头”的样子，所以笔者认为B型I式于应是周代于最基本的形制。而目前所见古代巴文化区域内出土的B型II2b①式于其制作年代多为战国，时代晚于B型I式于，可见于并非最早出自巴文化。有学者因文献中所提到的“圆如碓头”的形制认为山东地区是于的发源地，属于齐文化。笔者认为，今山东地区在东周时分属齐、鲁、莒各国，三国的文化面貌差别甚大，不能一概而论。陕西韩城梁带村于是芮国墓出土，该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显示该于出土的M27号墓与M26为芮国国君和其夫人芮姜的异穴合葬墓，证实了姬姓芮国与姜姓国通婚的事实。⑤而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的齐国是姜姓大国，所以陕西梁带村芮国墓出土的于可能与齐文化有一定渊源。故而周代齐地很有可能是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然而，沂水刘家店子于是莒国墓出土，因此不能武断地认为B型I式于只属于齐文化。而临淄、洛庄等地出土的汉代于则保存着先秦时期齐文化的遗制。⑥故笔者认为：尽管目前所见时代较早的于并非出土于齐国墓葬，但目前见的芮国于可能与齐文化有所关联，汉初齐国故地又有临淄大武齐王墓和洛庄汉墓于所反映的延续脉络，故而今山东地区的齐国和莒国应是B型I式于的发源地，也是整个于文化的发源地。东周时期齐和莒地域临近，且之间多有战争，《左传·宣公十三年》云：“齊师伐莒，莒侍晋而不事齐故也。”⑦《左传·昭公十九年》云：“秋，齐高发帅师伐莒。”⑧而于作为一种军用乐器，在齐、莒军事对立的过程中互相影响是极为可能的。因此无法断言齐与莒哪个是于最早的发源地。
安徽宿县出土的B型II1a式于与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的B型I式于均为春秋中期器物，从造型上看，B型II1a式于有盘无纽，较之无盘有纽的B型I式形制相对复杂。有学者认为：“有盘于的产生都是对无盘于的一种改革。无盘的较为原始，有盘的较为进步。”⑨从器物发展的角度来看，笔者赞同这一推理。尽管目前所见两地的于制作年代基本相同，但于在今山东齐、莒之地的产生应该早于今安徽宿县一带，今山东齐、莒之地尚有未被发掘的、时代更早的于也未可知。时代晚于B型II1a式的A型与B型II1b式于均出土于江苏丹徒地区，该地区在东周时期属于吴国领地。《吴语·国语》中说：“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⑩其记载的就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在位时（前582年—前473年）征战的场景，恰与考古所见实物相互印证，证实在春秋晚期吴地已经有于。因此，丹徒王家山A型于和丹徒北山顶所出B型II1b式属于吴文化。吴、越两国地域接近，历史上多有相互征战与各种交流，但二者并不能彼此等同，因此不能把丹徒王家山A型和丹徒北山顶B型II1b式于视作是越文化的产物。B型II1b式于还发现于今安徽寿县蔡侯墓和阜阳涡阳，前者与丹徒北山顶所出时代相同，后者制作年代或略晚于丹徒北山顶于。今寿县地区在历史上是吴楚相争之地，《寿县志》载：“景王十六年（前529年）吴略州来，并占寿地;敬王二十七年（前493年），蔡避楚求吴翼护，迁都州来，州来改称下蔡，寿地属蔡;贞定王二十二年（前447年），楚灭蔡，地复入于楚。”①寿县蔡侯墓经考证为蔡昭侯申之墓，墓中发现有反映蔡吴联姻的媵器。②今阜阳地区在战国时期虽然已是楚国领地，但其地理位置正处于蔡国旧都与迁都后的州来之间，早期应为蔡国所有③，而蔡国与吴国之间的军事往来亦见于史书记载。因此，寿县与阜阳两地的B型II1b式于很可能在战争中受到吴文化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吴文化区域是于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区域，有历史学者在研究中也提到类似观点，认为“吴国地区则作为于由北向南、再由东到西传播的节点”④。
春秋时出土于今江西和湖北一带的B型II2a式于，现有资料仅显示其制作年代为春秋。笔者认为，B型II2a式于兼有春秋中期B型I式和战国时期B型II2b式的形制特点，更像是于发展链环上B型I式、B型II2b式之间过渡时期的制品。因此推测其制作年代应为春秋末期或春秋战国之交。有研究者认为：“于的传播路线当是由北而南，由东而西。”⑤今湖北、江西一带正是处于由上述早期于所在齐、莒文化地区与吴文化地区向大量出土战国、两汉B型II2b①式虎纽于的今四川、湖南地区延伸的东西转折点上。从地理位置和出土于的制作年代看来，湖北、江西地区正是于发展中的又一关键区域。
巴文化地区十分盛行的B型Ⅱ2b①式虎纽于，多数此形制的于为战国时期制品，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于传入巴地后产生地域化特征的表现⑥。但通过第一部分的类型学排比，我们得知最早的虎纽于是发现在今江苏丹徒的吴文化区域，因此笔者认为B型II2b①式虎纽于与其他型式于一样，都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是由于巴人是以虎为图腾或族徽的氏族⑦，导致这式于更容易引起巴地人民的文化认同感，所以才在今四川、湖南等巴文化地区盛行起来。此外，巴地考古中发现有很多同时期或更早时期的铜鼓，文献资料中也多有将于与铜鼓一起使用的记载⑧，而于与铜鼓在外形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于流入巴蜀以后，受到当地铜鼓的影响，形制方面产生了审美上的变化也是很有可能的。至于B型II2b②式、II2b③式、II2b④式于，由于产生年代较晚、数量较少，并未形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可以视作是于流传到各地以后产生的地域化风格，此处不再赘述。
3 于的敲击位置
当前学术界关于于演奏位置的结论主要有肩部和中下部两种。⑨这些观点各有依据。笔者通过观察于的造型并进行类型学排比，以及对其发展源流的分析，对此问题有一点新的认识。从形制看，B型Ⅰ式于的肩部并不像之后B型Ⅱ式于的肩部那样突出，而是比较圆润、弧度较大，肩部不能很明确地找到敲击位置，而属于B型Ⅰ式的洛庄汉墓于腔体下部饰一笔勾勒的阳线鹰纹，似乎是指示敲击部位的标志，所以笔者认为B型Ⅰ式于应该是演奏于中、下部位置。而B型Ⅱ式有盘于，肩部比较突出，目前所掌握的出土实物肩部多有破损或击痕，所以B型Ⅱ式于的敲击位置应该是在肩部。总之，于的敲击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与其具体的形制有关。
4 结论
通过对春秋至两汉时期于的考古类型学分析研究，可以看出于的型式变化经历了由无盘到有盘、从简单半环形纽到复杂动物形纽的大致过程。B型I式无盘、半环形纽于和B型II2b①式有盘、虎纽于是于发展中两种最常见的形制。B型I式于在其原生区域—北方齐、莒之地保持着固有的发展体系，一直延续到汉代。而在南方的巴文化地区，容易引起当地人民文化认同的B型II2b①式于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他型式的于则是于文化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流传过程中受各地文化影响产生地域性特征的产物。由于形体构造的差别，不同型式于的敲击位置也截然不同，正确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合理解读古代乐器、还原古代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于;型式;发展源流;敲击位置;春秋;战国;汉代
0 引言
于是我国古代特有的青铜打击乐器，作为一种军旅乐器，常与鼓配合，用于在战争中指揮进退。迄今所见最早的于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①，属于春秋早期。各地考古发掘报告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资料显示，目前已发现的古代于，以春秋至两汉时期制品最多，汉代之后的制品偶有发现。②而这些春秋至汉代的于中，除了少量出土于今山东、陕西、江苏、安徽等省份，其他大部分出土于今湖北、湖南、四川及周边地区。关于于，李衍垣、林奇、邓辉、熊传新、朱世学、许敬华、陆斐蕾等当代研究者已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涉及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③，在阅读其论著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专门针对于分型分式的研究较少，且这少量的既有成果也相对较简略。而正确、细致的类型学排比恰恰是研究于发展脉络的关键所在。因此，笔者以考古所见春秋至两汉时期的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类型学排比，对于的发展源流及敲击位置等做进一步研究。根据现有研究资料的出土位置，笔者认为汉代之前于的流传地区主要是今陕西、山东、江苏、安徽、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区，因此本文研究对象的选择范围限定于这些地区。
1 于的分型分式
本文所涉及的于资料见于各地考古挖掘报告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资料集，共58例，凡69件。根据于体型的对称与否可分为两型。
1.1 A型
不正对称型，此型于均为弧顶无盘，顶端置一虎纽，器体上部一侧向前倾斜，具有不对称的特征，又于腰间另置一兽形纽。典型器物仅见于江苏镇江丹徒县谏壁王家山东周墓葬（图1），此型于虽为孤例，但是在该墓葬出土的3件于均为如此形制，说明这一形制特点并非器物损坏的缘故，而是故意为之，故笔者将其单独分为一型。
1.2 B型
正对称型，根据有盘与否可分为2式。
1.2.1 Ⅰ式无盘
典型器物有4件：陕西韩城梁带村27号墓于（图2-1）、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于（图2-2）、山东临淄大武乡齐王墓于（图2-3）、山东章丘枣园镇洛庄汉墓于（图2-4）。此式于皆铸半环形纽，束腰筒形，弧顶宽肩。前三者皆通体素面无纹，后一者腔体下部饰一笔勾勒的阳线鹰纹。
1.2.2 Ⅱ式有盘
有盘于应是B型于的主流，出土器物数量最多。依据盘的形状可分为Ⅱ1式直立沿盘和Ⅱ2式侈口沿盘两个亚式。
Ⅱ1式直立沿盘可分为Ⅱ1a无纽、Ⅱ1b有纽两种
Ⅱ1a无纽：此式于目前仅发现1件，出土于安徽宿县芦古城子遗址（图3），该于突肩，束腰口平，盘壁两侧各缕一方孔，可系绳悬挂。
Ⅱ1b有纽：此式于有3例，共5件，分别是安徽寿县蔡侯墓于1件、江苏丹徒北山顶吴国贵族墓于3件、安徽阜阳涡阳龙山东周墓于1件。其中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于纽制不详①，江苏丹徒县北山顶吴国贵族墓出土的3件于大小相次，成一组，纽作虎形，造型基本一致（图4）。安徽阜阳所出于亦为虎纽。①
Ⅱ2式侈口沿盘可分为Ⅱ2a半环形纽、Ⅱ2b兽形纽两种。
Ⅱ2a半环形纽：该式于迄今出土3件，分别是湖北通山太平庄于（图5-1）、湖北建始县二洼坡于（图5-2）、江西修水县曾家山于（图5-3）。
Ⅱ2b兽形纽可分为Ⅱ2b①虎纽、Ⅱ2b②龙纽、Ⅱ2b③马纽、Ⅱ2b④其他兽形纽四种。
Ⅱ2b①虎纽：典型器物有湖北利川市忠路镇于1件（图6-1）、湖北秭归县天灯堡于1件（图6-2）、湖南桃江县杨家湾于1件（图6-3）、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2号墓虎纽于1件（图6-4）、湖北建始县二台子双虎纽于1件（图6-5）。此式于的虎纽造型的铸造逐渐精细，除了单虎纽外，还出土1件双虎纽。
Ⅱ2b②龙纽：目前出土实物仅见1件，为陕西咸阳塔儿坡于（图7）。此式于圆肩、束腰，口比盘、肩大。
Ⅱ2b③马纽：目前出土实物仅见1件，为湖南省龙山县向家坡于（图8）。
Ⅱ2b④其他兽形纽：该式于形制比较罕见，共2件，分别是甘肃泾川县王母宫东王宫大殿遗址于（图9-1）、湖北五峰县兽纽小于（图9-2）。
根据上述排比，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首先，从时间上看：①陕西韩城梁代村出土的B型I式于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于，为春秋早期制品。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的B型I式于为春秋中期器物。临淄大武齐王墓、洛庄汉墓出土的B型I式于为西汉时器物，可见B型I式是应是于的最初形制，并且有长期的延续和发展。②安徽宿县芦古城子出土的B型Ⅱ1a式于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的B型I式于同期，系春秋中期制品，应是长江流域出土最早的于。③A型于与B型II1b式于器物年代基本都为春秋晚期，其中A型于迄今为止尚属孤例，并未发现其发展延续的实例。江苏丹徒北山顶出土的B型II1b式于当为我国最早的有盘虎纽于。④3件B型II2a式于均为春秋时器物，兼有春秋中期B型I式和战国时期B型II2b式的形制特点。⑤B型II2b①式虎纽于出土数量最多，年代集中于战国时期，且一直延续到两汉。B型II2b②式仅出土1件，年代为战国时期;II2b③式仅出土1件，年代为东汉时期;II2b④式出土2件，年代都属于两汉时期。
其次，从地点上看：①早期的B型I式于出土地接近中原腹地。②B型II1式直立盘于的出土地都在今安徽和江苏地区，其中B型II1a式于的发现地在春秋时属许国，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今山东地区。③A型于与江苏丹徒发现的B型Ⅱ1b式于皆出土于吴地。安徽寿县B型Ⅱ1b式于出土于蔡国墓葬，安徽阜阳涡阳龙山东周墓则位于蔡国早期都城与春秋末期所迁新都州来（今安徽寿县）之间。①④B型II2a式于集中在今湖北和江西两地。⑤B型Ⅱ2b①式虎纽于的出土地点主要分布在今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这些地区属于巴文化区域，其地虎纽于之虎纽的形状虽略有差异，但于的整体形制没有明显的区别。 2 于的传播区域与发展源流
当前学术界关于于的文化属性与传播路线等的观点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认为于是巴族产物，由巴人地区起源传入汉人地区②;第二种认为虎纽于是巴族的典型产物，是于传到巴地后，吸收巴文化后形成的①;第三种观点认为于是越人的产物，是从百越之地开始向外传播的②;第四种观点认为于是东夷人的创造，发源于今山东地区，为齐文化遗物③。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类型学分析，我们得知时间最早的是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的B型I式于，山东沂水出土的B型I式于也属于时代较早的制品，这些地方都在北方黄河流域，比较接近中原腹地。另外，一些关于中原文化的文献里也记载了于的形制，如《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和鼓。”郑玄注：“，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④这些出土实物与史料记载说明于的源起与中原文化有关，且B型I式于的形状比其他各式于更接近于文献中所提到的“圆如碓头”的样子，所以笔者认为B型I式于应是周代于最基本的形制。而目前所见古代巴文化区域内出土的B型II2b①式于其制作年代多为战国，时代晚于B型I式于，可见于并非最早出自巴文化。有学者因文献中所提到的“圆如碓头”的形制认为山东地区是于的发源地，属于齐文化。笔者认为，今山东地区在东周时分属齐、鲁、莒各国，三国的文化面貌差别甚大，不能一概而论。陕西韩城梁带村于是芮国墓出土，该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显示该于出土的M27号墓与M26为芮国国君和其夫人芮姜的异穴合葬墓，证实了姬姓芮国与姜姓国通婚的事实。⑤而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的齐国是姜姓大国，所以陕西梁带村芮国墓出土的于可能与齐文化有一定渊源。故而周代齐地很有可能是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然而，沂水刘家店子于是莒国墓出土，因此不能武断地认为B型I式于只属于齐文化。而临淄、洛庄等地出土的汉代于则保存着先秦时期齐文化的遗制。⑥故笔者认为：尽管目前所见时代较早的于并非出土于齐国墓葬，但目前见的芮国于可能与齐文化有所关联，汉初齐国故地又有临淄大武齐王墓和洛庄汉墓于所反映的延续脉络，故而今山东地区的齐国和莒国应是B型I式于的发源地，也是整个于文化的发源地。东周时期齐和莒地域临近，且之间多有战争，《左传·宣公十三年》云：“齊师伐莒，莒侍晋而不事齐故也。”⑦《左传·昭公十九年》云：“秋，齐高发帅师伐莒。”⑧而于作为一种军用乐器，在齐、莒军事对立的过程中互相影响是极为可能的。因此无法断言齐与莒哪个是于最早的发源地。
安徽宿县出土的B型II1a式于与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的B型I式于均为春秋中期器物，从造型上看，B型II1a式于有盘无纽，较之无盘有纽的B型I式形制相对复杂。有学者认为：“有盘于的产生都是对无盘于的一种改革。无盘的较为原始，有盘的较为进步。”⑨从器物发展的角度来看，笔者赞同这一推理。尽管目前所见两地的于制作年代基本相同，但于在今山东齐、莒之地的产生应该早于今安徽宿县一带，今山东齐、莒之地尚有未被发掘的、时代更早的于也未可知。时代晚于B型II1a式的A型与B型II1b式于均出土于江苏丹徒地区，该地区在东周时期属于吴国领地。《吴语·国语》中说：“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⑩其记载的就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在位时（前582年—前473年）征战的场景，恰与考古所见实物相互印证，证实在春秋晚期吴地已经有于。因此，丹徒王家山A型于和丹徒北山顶所出B型II1b式属于吴文化。吴、越两国地域接近，历史上多有相互征战与各种交流，但二者并不能彼此等同，因此不能把丹徒王家山A型和丹徒北山顶B型II1b式于视作是越文化的产物。B型II1b式于还发现于今安徽寿县蔡侯墓和阜阳涡阳，前者与丹徒北山顶所出时代相同，后者制作年代或略晚于丹徒北山顶于。今寿县地区在历史上是吴楚相争之地，《寿县志》载：“景王十六年（前529年）吴略州来，并占寿地;敬王二十七年（前493年），蔡避楚求吴翼护，迁都州来，州来改称下蔡，寿地属蔡;贞定王二十二年（前447年），楚灭蔡，地复入于楚。”①寿县蔡侯墓经考证为蔡昭侯申之墓，墓中发现有反映蔡吴联姻的媵器。②今阜阳地区在战国时期虽然已是楚国领地，但其地理位置正处于蔡国旧都与迁都后的州来之间，早期应为蔡国所有③，而蔡国与吴国之间的军事往来亦见于史书记载。因此，寿县与阜阳两地的B型II1b式于很可能在战争中受到吴文化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吴文化区域是于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区域，有历史学者在研究中也提到类似观点，认为“吴国地区则作为于由北向南、再由东到西传播的节点”④。
春秋时出土于今江西和湖北一带的B型II2a式于，现有资料仅显示其制作年代为春秋。笔者认为，B型II2a式于兼有春秋中期B型I式和战国时期B型II2b式的形制特点，更像是于发展链环上B型I式、B型II2b式之间过渡时期的制品。因此推测其制作年代应为春秋末期或春秋战国之交。有研究者认为：“于的传播路线当是由北而南，由东而西。”⑤今湖北、江西一带正是处于由上述早期于所在齐、莒文化地区与吴文化地区向大量出土战国、两汉B型II2b①式虎纽于的今四川、湖南地区延伸的东西转折点上。从地理位置和出土于的制作年代看来，湖北、江西地区正是于发展中的又一关键区域。
巴文化地区十分盛行的B型Ⅱ2b①式虎纽于，多数此形制的于为战国时期制品，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于传入巴地后产生地域化特征的表现⑥。但通过第一部分的类型学排比，我们得知最早的虎纽于是发现在今江苏丹徒的吴文化区域，因此笔者认为B型II2b①式虎纽于与其他型式于一样，都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是由于巴人是以虎为图腾或族徽的氏族⑦，导致这式于更容易引起巴地人民的文化认同感，所以才在今四川、湖南等巴文化地区盛行起来。此外，巴地考古中发现有很多同时期或更早时期的铜鼓，文献资料中也多有将于与铜鼓一起使用的记载⑧，而于与铜鼓在外形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于流入巴蜀以后，受到当地铜鼓的影响，形制方面产生了审美上的变化也是很有可能的。至于B型II2b②式、II2b③式、II2b④式于，由于产生年代较晚、数量较少，并未形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可以视作是于流传到各地以后产生的地域化风格，此处不再赘述。
3 于的敲击位置
当前学术界关于于演奏位置的结论主要有肩部和中下部两种。⑨这些观点各有依据。笔者通过观察于的造型并进行类型学排比，以及对其发展源流的分析，对此问题有一点新的认识。从形制看，B型Ⅰ式于的肩部并不像之后B型Ⅱ式于的肩部那样突出，而是比较圆润、弧度较大，肩部不能很明确地找到敲击位置，而属于B型Ⅰ式的洛庄汉墓于腔体下部饰一笔勾勒的阳线鹰纹，似乎是指示敲击部位的标志，所以笔者认为B型Ⅰ式于应该是演奏于中、下部位置。而B型Ⅱ式有盘于，肩部比较突出，目前所掌握的出土实物肩部多有破损或击痕，所以B型Ⅱ式于的敲击位置应该是在肩部。总之，于的敲击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与其具体的形制有关。
4 结论
通过对春秋至两汉时期于的考古类型学分析研究，可以看出于的型式变化经历了由无盘到有盘、从简单半环形纽到复杂动物形纽的大致过程。B型I式无盘、半环形纽于和B型II2b①式有盘、虎纽于是于发展中两种最常见的形制。B型I式于在其原生区域—北方齐、莒之地保持着固有的发展体系，一直延续到汉代。而在南方的巴文化地区，容易引起当地人民文化认同的B型II2b①式于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他型式的于则是于文化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流传过程中受各地文化影响产生地域性特征的产物。由于形体构造的差别，不同型式于的敲击位置也截然不同，正确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合理解读古代乐器、还原古代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