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郎平要离开了。郎平在采访中证实，自己决定在东京奥运会之后隐退的想法“没有改变”。原本，郎平和中国排协签订的合同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到期，疫情之下，奥运会顺延一年，合同便也顺延一年。离开的时间虽然推迟了，但结果没有改变—郎平要隐退了。
　　郎平是中国体育的一个现象级符号，《华盛顿邮报》曾如此评价：“没有哪个体育明星会超越郎平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地位。”“她不仅是个排球运动员或教练，她被写进了历史。”
　　我们习惯于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郎平，这理所当然，她是20世纪80年代的“排球女神”，曾经当之无愧的世界顶级主攻。转型做教练之后，郎平显示出卓越的执教能力，先后带领美国女排和中国女排重回巅峰，一双妙手，点石成金。
　　不过，仅从专业角度来看郎平似乎并不完整，郎平不仅是素质过硬的专业技术官员，还是丰盈独立的现代女性，她30多年前弃官求学的故事，至今仍被许多球迷所称道。
　　出于“对郎平的好奇”，陈冲拍了一部关于郎平的纪录片《铁榔头》，从“一个郎平的同龄人的视角”来观察郎平。纪录片还未上映，陈冲如何看郎平也未可知，但与陈冲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角度的郎平。

二

　　陈冲和郎平的相似之处实在太多。她仅比郎平小1岁；两人均年少成名，红遍大江南北；又都急流勇退，前往异国他乡求知求学。巧合的是，她们都曾是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偶像、梦中情人，又都经历过被误解和指责。数十年酸甜苦辣，外人或许难以体会其中万分之一。
　　1981年11月，郎平带领中国女排收获第一个世界冠军时，陈冲已经抵达美国3个月，刚刚进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学习。
　　在美国，陈冲不再是拿下“百花奖”的新生偶像“小花”，而只是孤身一人在美国留学的穷学生，只能靠奖学金和打工维持生活。她在一家餐馆洗盘子，餐馆老板会指着她对客人们说：“这是中国最红的明星。”用陈冲的话来讲，到了美国之后“好像变成了婴儿，没有任何打算，所以非常彷徨”。
　　《南方周末》曾报道过陈冲写给国内友人的信。信中，她谈及留学的不易：“以前，除了和对手演戏时看见过男人流泪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小伙子流泪。然而在这儿，当我们留学生们聚在一起时，我看见了小伙子的泪水—不是孩子的嬉闹，而是男子汉凝重的泪水。”
　　有意思的是，陈冲写下这封信后几个月，郎平来到了美国，参加奥运会，并带领中国女排拿下女排的第一块奥运金牌。此时的郎平已经成为全民偶像，就像几年前的“小花”一样。

三

　　1987年，陈冲返回国内，在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中饰演女主角。而此时郎平刚退役不久，她走上了和陈冲相似的一条路—放弃被安排好的工作，独自一人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读研，学习体育管理专业。
　　这样的选择几乎让所有人不理解：放着好好的副局级干部不做，去美国做什么？有人劝郎平：“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但郎平还是坚持要去留学：“我不能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儿，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
　　初到美国，就像陈冲不再是“小花”一样，郎平也从奥运冠军变成了“穷酸学生”。她不得不在朋友家寄居，为了省钱只吃三明治，甚至要通过当排球助教来抵扣学费。有时候，郎平也会觉得很委屈，堂堂世界冠军，要“哄着一群几乎毫无基础的学生打球”。
　　后来，这些经历成为郎平谈起留美生活时的一种点缀。她在自传里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会有第二次起航。”
　　或许是因为经历与其他运动员相比实在有太多不同，郎平的“第二次起航”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立独行，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执教后，她会每隔一两周让球员看一部电影；她自己看原版英文书，看克林顿、撒切尔夫人的自传，看《乔丹传》，看完读给队员。朱婷出发去土耳其打球时，郎平专门送她一本《英语口语900句》，告诉她，在外面最重要的是学好语言。

四

　　观察陈冲时，不少人会用到“知性”这个词，说她有“演员的皮囊，学者的灵魂”。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当红花旦，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仍被奉为现代女性的典范。郎平有和陈冲一样的知性，这种知性在做出选择与决断时体现得淋漓尽致。知自己，明白所想、所欲、所求；也知世界，既不排斥接纳，也不排斥融入。
　　參加央视节目《朗读者》时，郎平一身白衣，和球场上的她大有不同。她朗读了丹麦作家勃兰兑斯的《人生》节选，或可作为观察郎平的另一视角的注解：
　　“对于那些在一生中永远感到饥渴的人，渴望着征服的人，人生就是这样：专注于攫取更多的领地，得到更宽阔的视野、更充分的经验。
　　“他们是不知足的，不可测的，强有力的。他们保持着青年的全部特征：爱冒险，爱生活，爱争斗，精力充沛，头脑活跃，无论他们多么年老，到死也是年轻的。好像鲑鱼迎着激流，他们天赋的本性就是迎向岁月的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