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的出生地，空中飘满民间传说和神奇故事。年少时存储的记忆成了日后取之不尽的素材。尤其是他那擅长讲故事的外祖母，成为他大脑仓库的输送者，耳濡目染，融入内心。外祖母帮助他回忆的有1928年12月发生的一次事件。马尔克斯出生后的第二年，香蕉工人们在当地组织了一次大罢工，要求获得应得的权益。这次罢工的波澜随后高涨，成为哥伦比亚史上最大的工人运动。加入运动的人越来越多。联合果品公司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大批士兵来到此地，镇压了此次运动。运动参与者被政府冠以“乱民”头衔，他们被认为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礼拜日，士兵封锁了街道，3000名工人及其家属聚集到广场，长官向人群讲话，命令他们离开广场，随后，士兵向人群开枪。死亡人数的统计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7人，一种说法是上百人。《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部回忆录。他在书中说，从顺从政府的人的角度说，没有人被杀；极端的反对派用毫不颤抖的声调肯定说，被杀死的人多达百人以上，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在广场上流血，并把死者抬到一列货车上，像烂香蕉一样把他们抛到海里去。这样，真实的情况便停留在两个极端的地方，永远不可能弄清楚。“我的不正确的记忆竟如此顽固，在我的一部小说提到那次屠杀时，我讲得那么的精确和可怖，好像我是在阿拉卡塔卡亲眼所见的，因为我得不到任何一种和多年间在我的头脑中酝酿的想法不同的说法。这样一来，为了保持事件的宏大规模，我便把死者的数字增加到3000，而不是7个。现实生活不失时机地站在了我一边：不久前，在关于那场悲剧的周年纪念会上，演说者要求大家静默一分钟，以纪念牺牲在警备部队枪口下的3000名罹难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某次采访时再次提到这次历史事件，“在《族长的没落》中，那位独裁者说，要是现在不真实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会是真实的。迟早都会这样，人们相信作家胜过相信政府。”
　　考虑到人在一两岁时的经历将化作潜意识藏于心底，这次浩大的事件似乎将不可阻遏地改变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生。这次镇压事件在事隔多年后，被写入了《百年孤独》。

孤独的反面是团结，是个政治观念

　　北京朝阳公园的这片湖边树林里，立着多座铜像，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铜像10米之隔，是麦哲伦的铜像，阳光下泛着光晕。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一开头就提到了陪同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航海家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在经过拉丁美洲时，他写下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他见过肚脐眼长在背上的猪、没有爪子的鸟、骡头驼身鹿蹄的怪兽。马尔克斯认为这还远非那个时代拉美现实最令人惊奇的见证。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亡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命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
　　马尔克斯的演讲大部分在谈政治。看上去，他更像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拉丁美洲的文学家大都热衷于政治。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的好友、后来的死对头巴尔加斯·略萨甚至还参加过总统选举。
　　两年多以前，在北京一家咖啡店里，我采访了自家房子正面临被拆迁的作家阎连科。阎连科的作品被认为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西方，一个作家是要参与社会生活的。我们的作家，恰恰是在逃避社会生活。”阎连科对我说，“2010年拿诺贝尔奖的略萨，他是要去竞选总统的人。一个作家，参与社会生活和你写什么样的小说，这是两个方面。参与社会生活并不代表要把这样的事情写进小说。但是我想，作为知识分子，逃避社会生活，这是作家应该做而没做的事情。我自己也是经常做不到的。”
　　陈众议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2011年，巴尔加斯·略薩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陈邀请他来中国。有不少中国作家问略萨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略萨说，你可以去表现政治，但你不能把文学作品写成一本宣言，这是两码事。“这一代作家都很关心政治，”陈众议说，“就像我们中国的50后、 60后，往鲁迅他们那边推延更是如此了。这是历史环境造成的，不断有政治斗争，不断有战争，你能不关心吗？现在是和平时期，大家优哉游哉，陶醉于娱乐、浅阅读、浅写作等等。但你在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背景里，不可能回避政治。再说，现在的回避政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拉美这一批作家，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有强烈的替民族和某一个社会阶层代言的传统。”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事业起步是记者，那时候，他与政治和社会更加接近。1955年，《观察家报》刊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闻报道。受访者是海军军官韦拉斯科。这是一次漫长的访问，分别采访了14次，每次长达4个小时。韦拉斯科随驱逐舰卡尔达斯号从阿拉巴马州回到卡塔赫纳，途中遇到暴风雨，8名船员掉到海里，他是其中之一。韦拉斯科坐上救生艇，缺食少水，在海上漂流了10天，成功归来，享尽荣光。加西亚·马尔克斯改变了这一切。他通过调查，发现这艘军舰并不是因暴风雨而倾覆，而是因为不适当地装载了非法商品而造成了安全隐患。这个报道让哥伦比亚军政府颜面全无。马尔克斯也成了军政府眼中不受欢迎的人。
　　受困于媒体生活精力的耗散，再加上军政府对其施加报复的可能性，心生厌倦的马尔克斯决定离开美洲大陆，成为《观察家报》的驻欧记者。而他身处欧洲之时，《观察家报》停刊，他陷入了生活中最为困苦的时光。
　　回忆往日，马尔克斯曾说：
　　我从事过两种职业。不是我抛弃了它们，而是它们抛弃了我。我很喜欢当采访记者，这是讲述刚发生的事情的最好的职业。但是我的工作干得如此出色，报刊的负责人不是提升我担任社论撰写人便是让我当编辑部主任，以便为我加薪。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反倒让我坐在写字台后面感到无聊之极。不过，并非是新闻工作硬把一种贫乏的语言加在作家头上。问题在于报刊的负责人总是把采访记者放在学艺的位置上；而当他们真的掌握了本领，语言再也不贫乏了，却又让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整理世界，办公室更容易培养议员而不是作家。
　　电影的问题是，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创作。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在制片人的桌上谈了10遍，被迫全部修改了10遍。最后，我的原始故事只剩下一个两分钟的镜头：一个刺客在织一双袜子。所幸的是，电影拍得还不错，但它和我的故事的相似程度是难以理解的，就像兄弟俩，一个像父亲一个像母亲一样。这些经历向我证明，作家不过是一台巨型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
　　记者、编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持续地以各种方式写作。他认为自己的写作，最开始只是为了向一位朋友证明——这一代人能够产生作家。“后来我掉进了为了爱好而继续写作的陷阱。再后来又掉进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写作更让我喜欢的陷阱。”
　　他最开始出版的小说卖得并不好。“15年来，我出版了4部作品，一共售出了大约5000册。但是我仍在写作。”
　　在《百年孤独》之前，马尔克斯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他并不认为一个人凭空可以建立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他从世间万物中汲取营养。外祖母、阿拉卡塔卡镇、波哥大、加勒比海、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诗人、卡夫卡、梅尔维尔、弗吉尼亚·伍尔芙、福克纳……
　　从欧洲回到美洲之后，他在墨西哥城居住，在朋友的介绍下，读了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他看到了某种可能性。在鲁尔福的小说里，活人和死人是可以共存交流的，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被打破了。196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一起合作，将《佩德罗·巴拉莫》改编成了剧本。
　　1965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城写下了那个著名的开头。18个月后，他完成了《百年孤独》。
　　关于《百年孤独》的写作和出版，马尔克斯经历了艰难的日子。他有过描述：
　　从弱冠之年到38岁，我已经出版了4部作品。于是，我坐在打字机前，开始写道：“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我一文不名，真不知道我妻子梅塞德斯是怎么让我们活下来的。她一天也没有让我们挨饿。我们坚持不借高利贷，只是硬着头皮跑了几趟慈善机构。起初，我们只是变卖所有以应特急，但那些东西并不值钱；然后是首饰，那可是她多年来所得的全部馈赠啊！当铺老板用外科医生般神奇的目光逐件检查了那些钻石耳环、绿宝石项链、红宝石戒指，最后牛仔赶车似地回过头来说：“全都是些玻璃玩意儿。”1966年8月初的一天，梅塞德斯和我终于可以到墨西哥城的邮局寄书稿了。《百年孤独》用正常打印纸誊清，共590页，好大一包，而收件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文学部主任弗朗西斯科·波鲁阿。邮局的工作人员给包裹过秤后说：“82比索。”梅塞德斯数了数钱包里的钞票并拨弄完手中的硬币，回到现实中：“我们只有53比索。”于是，我们只好打开包裹，将稿子一分为二，并把其中一部分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甚至不知道余下的部分该如何发落。我们很快发现，寄出的并非是小说的上半部而是结尾。没等我们想出法子，南美出版社的那个波鲁阿就因为急于看到全书而预付了稿酬，因此也为我们解决了邮资问题。就这样，我们总算获得了新生，并到今天。 　　1967年4月中旬，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的弗朗西斯科·波鲁阿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托马斯·马蒂尼斯，请他到家里看一部书稿。波鲁阿说：“我不好说这位作家是天才还是疯子。”
　　马蒂尼斯回忆，“在波鲁阿亚住所外面的人行道上还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我怕滑倒，结果浑身淋得湿漉漉的。从公寓入口到工作室，好长的通道上摆着一卷卷的稿纸，好像是为客人擦鞋准备的。这正是我做的：我踏在稿纸上。这些稿纸是《百年孤独》的原稿，读完原稿兴奋不已的波鲁阿把稿子留在过道上。幸运的是，脚印并没有掩盖哪怕一个句子，仿佛是祈祷词。”
　　《百年孤独》是一切终将毁灭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过，没有人看清他写《百年孤独》的本质：
　　关于《百年孤独》，人们已写了成吨的纸张，说的话有的愚蠢，有的重要，有的神乎其神，但是谁也没说到我写这本书时最感兴趣的点儿上，这就是关于孤独是团结的反面的观点。
　　我认為这是这本书的本质。
　　这是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一个个相继失败的原因，是他们的世界、是马孔多毁灭的原因。我以为，这里有一个政治观念：孤独的反面是团结，是个政治观念，而且是个很重要的政治观念。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至少没有人谈到这一点。
　　布恩迪亚家族成员的失败是由于他们的孤独，或者说，是由于他们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马孔多的毁灭，一切的一切，原因都在于此。
　　是因为缺乏爱。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不善于爱的问题在整本书中以全部文字描述了。最后，当长着猪尾巴的奥里雷亚诺出世时，小说里说：“他是这个家族百年来惟一由爱情种下的产儿。”

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年轻的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师张伟劼将他对于拉丁美洲的感受和思考写成文章，集结成册，取名《帝国的遗产》。书的封面上印着：马尔克斯的叙事、博尔赫斯的沉思、卡尔洛的传说、卡斯特罗的咆哮、富恩特斯的催眠术、桑布拉诺的哲思、哥伦布的身世、切·格瓦拉的革命之旅，墨西哥的革命传奇……
　　从这些列举当中，我们大致能看到一个大陆的命运。“我们对拉美文学有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张伟劼说，“我们把拉美文学缩减为魔幻现实主义，又把魔幻现实主义缩减为《百年孤独》，拉美文学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说到《百年孤独》的时候，更多的是注重其‘魔幻’，注重纯文学的东西，对‘现实’思考得较少。我个人认为，《百年孤独》有比较强的政治色彩。《百年孤独》出版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的‘革命’年代——1960年代。拉美所有的‘进步’作家都支持古巴革命。要以古巴为榜样，实现拉丁美洲的统一，对抗美国。《百年孤独》最后的命运是全部消失，建立全新的社会。《百年孤独》有马尔克斯的乌托邦理想。”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获得成功，拉美知识分子的本土意识得到强化。1962年，智利作家贡萨罗·罗哈斯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了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包括巴勃罗·聂鲁达、阿莱霍·卡彭铁尔、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内的拉美知识分子出席了此次大会。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1970年代出版的《文学“爆炸”亲历记》里认为，这次大会就是“文学爆炸”的开始。
　　“我愿不揣冒昧地提出这种看法：如果说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小说达到了那个高度，确实有一个值得商榷的、被称为‘文学爆炸’的存在，那么首先应归功于那些曾致力于否定它的人；而‘文学爆炸’，不管它是真正存在还是杜撰出来的，不管它是有价值或是很一般，特别是由于它与随之而来的难以置信的狂欢节混淆在一道，它终究是歇斯底里、嫉妒和偏执狂的一大创造。如若不是这样，读者则可心安理得地持这种看法：在刚刚过去的10年，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根据不同的爱好，也许把这一部分算进去，也许把那一部分算进去——曾经有过一个非凡的高潮时期。”何塞·多诺索写道。
　　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还有一个说法——“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但是，显然，这个略显冗长的说法太拗口。
　　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被认为是“文学爆炸”的四大主将。
　　马尔克斯忽然脱颖而出，享受独尊地位，旁人看他是既羡慕又嫉妒。何塞·多诺索说：“从轰动和流言的角度判断，马尔克斯小说的胜利使其成为惟一一部销量堪称巨大的小说。仿佛只有这位哥伦比亚小说家才能享受奢侈，想在哪生活就在哪生活，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想怎么写作就怎么写作，不仅如此，他还能强迫围在身边的出版商和制片人接受他的条件，并以此为乐。”

　　许多人对这种表面的繁荣表示了警惕，事实上，能够将这种“光彩”兑现的事情并不多。《百年孤独》是例外。“要是有谁说拉美作家的作者权益是名副其实的‘充实’，我是不相信的。与此相反，‘文学爆炸’那批作家的生活从来就不容易，他们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就是从工作里偷出几个小时来搞创作，这份工作才使他们勉强糊口。”
　　1967年8月，马尔克斯在委内瑞拉与巴尔加斯·略萨首次相见。4年之后，略萨在巴塞罗那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他在书里回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对方的脸。我对那天晚上的他记忆犹新：因为害怕坐飞机，他显得很狼狈——他从骨子里害怕坐飞机——那些在身后追踪他的摄影师和记者们让他很不舒服。”
　　弑神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了拉丁美洲新的神，但他却想逃离人群，重新进入孤独之境。这对于作家似乎从来都是悖论：在孤独中成就自己，获得声望，周围逐渐热闹起来，而热闹却是写作的大敌。
　　陈众议是少数见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中国人。1989年，墨西哥城，他在朋友的晚宴上，意外地见到了马尔克斯。此时，《迷宫中的将军》正好出版。
　　陈众议问道：“《迷宫中的将军》同您以前的作品有哪些内在联系？” 　　马尔克斯说：“它们具有同样的主题：孤独。”
　　“报界透露您将在每年的3月6日出版一部新作。此事属实？”陈众议接着又问。
　　“属实。”
　　“孤独还将是它们的主题？”
　　“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014年4月1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之后，本刊记者向陈众议问起这个关于“孤独”的话题：“你怎么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孤独呢？”
　　陈众议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回答：
　　他的作品远远不能用“孤独”涵盖，但“孤独”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美国把拉丁美洲当作后院，拉丁美洲也是西方国家掠取财富的狩猎场。拉丁美洲是西方文明的延续，但这里同时很早就建立了像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实际上是东西方阵营在冷战时期的一个缓冲地带，这里不在世界政治场域的中心，别人要它的时候看它一眼，不要它的时候理都不理。这是一种孤独。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里跟其他的大陆是隔绝的，这是一种孤独。被殖民化以后，还是一种孤独，这里并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体系的文明。后来，又成了跨国资本的试验场，美国的跨国资本最早大规模地向外投资就是在拉美。所以，《百年孤独》后半部分就是描写跨国资本汹涌而至，怎么破坏生态，破坏家园，破坏传统。所以，这实际上又是一种孤独，它是被人买卖的。
　　从马尔克斯个人来说，他认为人这一辈子也是很孤独的。就像中国古人说的，“高山流水，知音难觅。”人生苦短，当你最后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孤独就会发展到极致，人在那个时候，爱情、亲情、权力都是没有用的，人最后是在孤独中死去，没有人帮得上你，也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帮得了你。
　　选择写作本身就是跟孤独签订一种契约。即使是作品卖得再好，有再大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只是商品而已。有的作家最后开枪自杀，并不完全是因为老了，写不动了，或者因为疾病，可能是因为他真正需要面对自己的言说是不是有足够的反响，能得到足够的理解。就像爱情一样，你一门心思地想爱一个人，你如果静下心来想想人家有没有这么爱你，你的爱究竟值不值得，恐怕就会陷入孤独。
　　我很能够理解，为什么马尔克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要去看他少年时期的偶像嘉宝。嘉宝那时候蜗居在巴黎的一个角落，已经老得像被烈日烘干的苹果，全是皱纹。有人会去看她，肯定不仅仅是出于曾经喜欢过。如果是因为喜欢过，那么宁可记住她年轻时候的光辉，不愿意再去破坏。我觉得，除了因为马尔克斯是性情中人，凭着年轻的时候那一股热情以外，他也是在跟孤独进行交流和对话。马尔克斯是在提前访问自己的老年，提前访问自己真正孤独的时候。
　　在出版了《族长的没落》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族长的没落》结束了孤独的题材：一个年迈的独裁者独自待在宫殿的母牛中间，不能要求表现比他更大的孤独了。
　　他的朋友问，你接下来要写什么呢？
　　“写短篇小说。我有一百个想法。我将写许多篇。”他说，“我还想做另一件事：写小说体的新闻报道。差不多就像杜鲁门·卡波特写的那样。不过，怎么对你讲呢？他的功底还不够，效果也還差点。我写出的东西将以事实为依据，讲述全部的故事、神话、人……”
　　他始终未能忘怀自己的记者身份。1981年，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他又提起了自己的老行当。
　　《巴黎评论》：既然我们开始谈起新闻业，那么写了这么长时间的小说之后，重新做一名记者的感觉如何？你做这件事情，用的是不同的感觉或不同的观察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一直相信，我真正的职业是做记者。以前我所不喜欢的是从事新闻业的那种工作条件。再说，我得把我的思想和观念限定在报纸的兴趣范围内。现在，作为一名小说家进行工作之后，作为一名小说家取得经济独立之后，我确实可以选择那些让我感兴趣的、符合我思想观念的主题。不管怎么说，我总是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去写一篇新闻杰作。
　　《巴黎评论》：对你来说，怎样才算是一篇新闻杰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约翰·赫西的《广岛》是一篇罕见的作品。
　　我在一本《文学作品活页文选》里找到了《广岛》的部分翻译文字。在这几页纸中，《广岛》被翻译成《广岛浩劫》。文摘的简介是：“《广岛浩劫》第一次在美国《纽约人》杂志发表后，当日就售出30万份。全美报纸电台争相播发，同时出现了十多种译本，引起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本文只写了6个历经原子弹浩劫而幸存的受难者，却震撼着世界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
　　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84年，同一年，《百年孤独》的两种中译本在中国大陆面市。与当年许多译文一样，这些作品的翻译都没有获得授权。此前，他的一些短篇作品或长篇作品节选已在中国的文学期刊上陆续刊登。

与马尔克斯“搏斗”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下，火车被描述成“行进中的村庄”，这些“村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然被送往了世界各地。火车上装载着拉丁美洲的奇异特产：魔幻、超现实、迷信、神话——这些他们眼中的“日常生活”所见。火车在1980年代初抵达中国，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仍然是2014年4月20日这个礼拜天，作家麦家的旧作《解密》新版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嘉宾是作家莫言和评论家李敬泽。许多人冲着头顶诺贝尔光环的莫言来的。在会场门口，一位读者拿着一本英文版《生死疲劳》，跟同伴们商量着怎么才能获得莫言的签名。
　　《生死疲劳》被认为与《百年孤独》有很高的相似度。在研究者的对比中，两部小说都试图通过家族命运反映过往历史，而鬼怪神话与民间传说在其中层出不穷。 　　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代表的地理范围似乎更为广大，大家喜欢用“拉美”来代替具体的某个国家，而马尔克斯又是其中的首席代表。当拉美文学在世界范围爆炸之后，世界性的意义得以凸显，作品进入了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
　　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说：“马尔克斯写出了‘人性的真实’：无序、混乱、幽深。还写出了人类的退化，长出尾巴来的人，这是向动物界靠拢。”
　　1980年代，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见证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的浪潮。他曾经被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请去讲课。这个班上有许多学生投入了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和模仿中。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在军艺作家班的同班同学雷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说：“有一次，他（徐怀中）叫了我和莫言一起交谈，谈话的内容是文学文本。当时的中国作家热衷文本实验，‘两斯一萨’（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是大家经常谈论的作家。”
　　在马尔克斯去世当天，莫言通过腾讯网做了回应：“上午在医院看牙时，听医生说马尔克斯去世了。在牙钻的轰鸣声中，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几乎是集体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我不能说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世界上的确没有一本书像《百年孤独》那样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我本来有过一次与他见面的机会，但因他生病错过了。感谢这个天才的头脑，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小说，他也发明了一种让自己永生的方式。”
　　这么多年来，莫言一直在和马尔克斯“搏斗”。“一直到2005年写《生死疲劳》的时候，我才彻底放开了，我觉得我躲了马尔克斯这么多年，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都没有写进去，现在索性就放开写一次，就把我脑子里面积累非常多年的魔幻的资源写进去了，但我用了东方的情节。用这样的方式来写，我觉得很多读者还是会认为我是在学习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我这个时候超现实的写作，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已经有距离了。”
　　陈众议谈到了中国作家身上的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魔幻不是他（马尔克斯）惟一的东西。当初，中国作家无论喊‘寻根’喊得多么响，实际上看到的还是形式方面的东西多一些。比如开篇那种兜圈子、古今轮回的叙述方式，可能更夺人眼球。至于后来说的魔幻，也是相对浅层次的，因为这种神神鬼鬼的东西引起很多人关注，但是，在马尔克斯他们这代作家里面，并不是他们真正深层次的核心内容，他的核心内容是表现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实际上在莫言的作品当中体现得比较充分。阿来从马尔克斯那里看到更多的可能是那种磅礴的气势和史诗般的结构。陈忠实看到的是两个家族长期较量。贾平凹看到更多的是像马孔多这样还处在比较落后的蛮荒时期的农村。阎连科可能看到的是某些带有荒诞性的反讽。这些中国作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借鉴的方法不一样。中国作家也会借鉴其他不同文学，到后来已经不是简单的借鉴和模仿，你可能看到某些影子，但你不能说他们是照搬，模仿。”
　　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巨大，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在2010年之前，我们看到的马尔克斯所著书籍中文版都不是正版。
　　1990年，马尔克斯到日本与导演黑泽明会面，路过中国时，亲眼看到了中国对其作品盗版的情况，他非常愤怒，发誓死后150年都不会给中国版权。陈众议此时又见到他，但马尔克斯对他已变得冷淡。
　　马尔克斯的书籍在中国正式出版，直到2010年才得以实现。
　　新经典文化公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谈判过程时间挺长。马尔克斯的版权其实最初是从《百年孤独》开始的。对于任何一个在中国做文学编辑的人，能够出版马尔克斯的著作都是一个梦想，我们也一样。”
　　由于西方實行代理人制，所以，新经典不是跟作家本人联系，而是一直在试图联系马尔克斯的代理人，向他们介绍新经典的出版意愿。
　　新经典文化公司从2002年开始努力，在2006年之前，这扇门都是关着的，马尔克斯的经纪人没有回应。“2006年，他们回复我们说，‘收到信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回复，但可以说，那扇关着的门打开了一条缝隙。”到了2007年，新经典收到对方的来信，说希望能提供关于公司以及中国出版业情况的资料。2008年，对方派代表到中国进行了考察。“2010年春节前夕，他们的代理人和我们出版社的代表通过邮件谈妥了购买版权的事宜。”
　　2014年3月6，马尔克斯生日那天，新经典文化公司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马尔克斯在中国一共出版了7本书，销售总量是400万本，其中《百年孤独》是260万本。”
　　马尔克斯去世之后，新经典文化公司收到了书店加货的订单。

“大师”“再见，朋友”

　　张伟劼曾经到墨西哥城访问进修。墨西哥城给他的印象是矛盾的。这里看上去乱糟糟，但市民文化素质很高，地铁里经常有人捧着很厚的书在看，作家多受尊崇。这里谈不上现代化，但书店大都精致。这里还是流亡者的聚集地，他们来自西班牙、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国，是不同年代里不受本国政府待见之人。
　　“墨西哥人总是表现出和现代性的格格不入，他们时间观念比较淡漠。在墨西哥城，你是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这是高原，四季的变化不是特别明显，这对马尔克斯的时间观念可能会有影响。”张伟劼说。
　　1961年6月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妻儿来到墨西哥城。那年他34岁，口袋里装着100美元，这还是别人送他的。为养家糊口，他开始在广告公司打工。当时的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身材敦实，步履轻松，留着挺拔的小胡子，菜花鼻子，牙里塞了不少东西。他上身穿着敞怀的运动衫，下面是褪了色的牛仔裤，一件肥大的夹克衫搭在肩上。”
　　马尔克斯抵达墨西哥城不久，就得知了自己的文学偶像海明威在美国开枪自尽的消息。他写过好几篇回忆海明威的文章，最有名的是《我见到了海明威》。
　　1957年，一个多雨的春天，马尔克斯在巴黎米歇尔大街上遇到了海明威。马尔克斯不知道是该上去对他进行一次采访，还是穿过马路向他表示钦佩之意。最后，马尔克斯这两件事情都没做，而是隔着人行横道，朝着海明威的方向喊道：“大——师！”海明威转过身，用西班牙语回应：“再——见，朋友！”
　　这个说“再见”的大师，让马尔克斯感到，生活中好像发生过什么事情，并且永远那样发生了。
　　在这个谷雨时节的黄昏，北京朝阳公园的湖边，面对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铜像，还有一池连皱纹都没有的春水，我没有像马尔克斯当年那样，喊一声：大——师。我甚至连心里都没有生出这样的念头。在当下的语境里，叫人“大师”基本上等同于骂人。但我怀有类似的感受，一个身处拉丁美洲的人离开了，此时，你觉得这个遥远的作家在你的内心中好像发生过什么事情，并且永远那样发生了。再见，加西亚·马尔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