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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银行在台湾光复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发行有台币。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年,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要求,中央银行始终没有在台湾设立分行、发行纸币,台湾地区流通的台币一直都是由台湾银行在冠以民国纪年后发行的,台湾银行事实上成为了一家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银行而在台湾地区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是民国时期台湾银行发行的第一套纸币,本文想通过现存的实物资料,结合史料,就其中的一些相关史实,固陈陋见,以求教于大家。
一、纪年民国三十五台币的版式
根据目前已知实物,台湾光复后,以台湾银行名义发行的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面额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等六种。这六种面额的台币从版式上来说,流通券都只有一种。但在现存纸币实物中,我们却发现了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除流通券外的其它不同版式的试印样票,说明当时版式设计并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
一元面额不同版式试印样票的背面完全一样,以面额“壹元”为底纹,中间为加了椭圆形花框的海战图(插二图1),其区别在于纸币的正面。目前见到的除了正式发行的一种(插二图2)外,还有两种:一种是台湾岛图和面额以大小两个圆形几何纹图案为衬底,“台币”两字分列在台湾岛图的两侧(插二图3);另一种台湾岛图和面额则是以椭圆形几何纹图案为衬底,“台币”两字排列在台湾岛图之上(插二图4)。除此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种,即台湾岛图和面额以青天白日和几何纹为衬底,因为在以大小两个圆形几何纹图案为衬底的券面上有“花纹用青天白日”的字迹(见插二图3)。所以,事实上,加上正式印制发行的一种,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至少应该设计有四种版式。
五元面额不同版式试印样票的区别也在纸币的正面图案上,除正式印制发行的一种(插二图5)外,另外两种为:台湾岛和面额以青天白日和几何纹为衬底,“台币”两字分列在台湾岛图的两侧(插二图6);台湾岛和面额以椭圆形几何纹图案为衬底,“台币”两字排列在台湾岛图之上(插二图7)。
十元面额不同版式试印样票的背面亦无差别(插二图8),正面则有不同。除正式印制发行的一种(插二图9)外,还见有一种面额和台湾岛以几何纹图案为衬底的、“台币”两字分列在台湾岛图之上(插二图10)的。根据发现的票样上有“花纹用青天白日”的文字记录(插二图9),可知当时另外还设计有以青天白日和几何纹图案为衬底的一种,表明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十元券至少设计有三种版式。
五十元面额的台币虽然我们今天仅见到正式印行的一种(插三图11),但从现存试印样票上的文字“用此种”(插四图12)可以看出当时设计的版式应该有多种。
目前见到的一百元面额台币试印样票仅有一种版式(插四图13、图14),并且和流通券的版式一样。依其它面额,一百元面额的台币在当时似乎也应有可供选择的几种版式。
五百元面额不同版式试印样票的正面是相同的(插四图15),但其背面的版式至少有三种,区别在于颜色。除正式印行的一种(插四图16)外,其它两种分别为:一种背面呈橙色(插四图17),另一种则呈黑色(插四图18)。
值得一提的是,面额为一元、五元和十元试印样票的券面上,在孙中山像左右两侧所加盖的印章并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台湾银行总经理”和“台湾银行董事长”两种铭文,而是“中央银行台湾样张”字样。
二、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的印制
就目前所发现的实物来看,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都是由中央印制厂印制的,当时有关纸币发行的报道可以证明这一点外,纸币底端“中央印制厂”五个字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然而,民国时期的中央印制厂有多家分厂和特约厂,旧台币具体属于哪一家分厂或特约厂所印呢?
我们查找了许多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相关的线索,但从现存的试印样票上却发现了其踪迹。在现存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试印样票上,发现加盖有“中央印制厂上海印制厂第四印刷所”的圆形印章或“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圆形印印章,表明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都是在上海印制的。
中央印制厂的前身是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和重庆印刷厂。中央印制厂于1945年3月1日成立后,随着抗战的胜利,通过接收上海中央储备银行的三个印刷所和日本精版印刷株式会社,建立了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当时的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分有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印刷所,但在1946年8月以后,因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光复路新厂的竣工,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的印制点就剩下了两个,一个在光复路,另一个则在齐齐哈尔路。
其实,中央印制厂上海厂齐齐哈尔路印制点的前身就是日本精版印刷株式会社,该厂最早是由日商大阪池田印刷株式会社于1920年建立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接管,成为了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四印刷所,1946年8月改为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印刷所,1948年4月又改称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分厂。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试印样票上所加盖的印章表明,其一元、五元和十元券的开印时间应在其1946年改名之前。
我们从加盖的圆形印章中可以知道,当时印制任务是有分工的。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四印刷所承担印制面额为一元、五元和十元的台币,而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二、三印刷所则印制面额较大的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台币,第一、二、三印刷所是否有具体分工,限于资料的局限,不得而知。在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的圆形印章中,我们还看到加盖有铭文为“高杰”的印章。高杰,1946年3月8日被任命为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厂长。
我们在整理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试印样票时,发现在试印样票五十元及五百元券背上写有这样的字迹:
“用此种。五廿九长途电话决定。”并加盖有当时记录人“寿昌田”的印章(插四图12、图19)。
一百元券面和券背同样写有:“照印。卅五、四、廿六”(插四图13、图14)。
从上面试印样票上留下的字迹,我们可以获知这样一些信息:首先,这三种面额台币最终采用什么版式是通过长途电话确定的;其次,这三种面额台币开印时间是有先后的,一百元券的开印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或延后,五十元券和五百元券的开印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或延后;第三,这些不同面额的台币都是在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第二和第三印刷所合并迁入光复路新厂之前开始印制的。
《宣和币钞》2004年第2期林永隆先生《漫谈早期台湾纸币中的几张反印试样票》一文披露了一份对研究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极有价值的档案史料,这份档案用纸为“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筹备处信笺”、标记年份为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敬陈者奉 钧处代行寅寒财秘敬悉,关于新台币样券票面图案应加修改一节,遵向中央印制厂面为洽改,现该厂已将改正样张计一元、五元、十元券各一种函送本处,经职等详加校阅核与 钧电所示尚无不合,当经知照该厂即日开始付印,理合检同改正原样三种,呈请 鉴备谨呈 秘书长葛 附呈改正钞券原样三种。职谢惠元、寿昌田。阅。仪。”
这一份档案史料为我们解答了诸多的疑问:目前见到的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一元、五元和十元的流通券及其样张,其图案是在原稿基础上经审议后修改而成的,这是其一;其二,修改图案的工作是根据财政部的意见、由中央印制厂完成的,表明票样的设计也是由中央印制厂承担的;其三,决定采用不同面额纸币何种版式的权利可能在财政部,而不在台湾银行,台湾银行只是提供票样,由财政部决定取用与否。所以,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试样票上的“长途电话决定”记录是财政部和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筹备处的电话记录;其四,“仪”是台湾行政公署长官陈仪的签字,表明台湾银行印制纸币的事务都需要经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审议或核备;其五,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面额台币的开印时间应在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台湾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这份有关印制台币的呈文是由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筹备处的主任联署的。关于谢惠元、寿昌田两人,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在对这份档案加注的说明是:“行政长官公署在台发行新台币,委由上海中央印制厂印制,图为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筹备处主任呈送行政长官陈仪之新台币一元、五元、十元券改正钞券原样。”而根据台湾银行秘书室编的《台湾银行三十五年度职员录》的记载,台湾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谢惠元、寿昌田两人分别就任经理和副经理之职,由此推测在上海分行筹备时,寿昌田应该担任筹备处副主任一职。
三、纪年民国三十五台币的发行
有关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的发行,不但档案文献记载甚少,学术界对此也少有涉及。通过查找到的资料,我们可以确定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发行曾经历过试发行和正式发行两个阶段。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一日的《中央日报》第三版标题为《台湾银行现状——资本六千万台币、新钞未正式发行》的报道云:
“【中央社台北卅日电】台湾银行今日下午举行第三届董事会议,该行原系日人创设,资本总额台币六十万元,发行总额三十亿元。去年十月一日由台省公署接收,聘张武为代总经理。据张氏称,该行原由之资产,已悉数拨由财政部,另由台省财政处代财政部拨给现款六千万台币,作为资本。渠解释该行目前之地位称:该行资本系由财部所拨,但总经理人选则由台省公署提请财部任命,其地位实介于国家银行与省银行之间。该行印制之新钞,尚未正式发行,目前市面流通者,仍为日人时代之旧台币。该行董事共有十一人,其中由财部派定者三人,即四联总处秘书长徐柏园、中央银行业务长林凤苞,及中国银行总稽核霍亚民。徐氏等三人,今未来台出席会议,原因不明。台湾全省均无钱庄,其他民营商业银行仅有彰化银行、商工银行及华商银行,资本较小,均受台省财政处之监管。”
从这则报道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台湾银行的创设情况,知道台湾银行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由台湾行政公署接收后,资本的来源和董事会人员的组成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其中谈到了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前台湾市面上纸币流通的情况。在八月以前,台湾市面上主要流通的仍为带有“大日本帝国”字样的旧台币,作为台湾光复后最早印制的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并没有得以发行。
那么,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发行在什么时候呢?有一种意见认为是在民国三十五年的五月二十日,如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的《台湾之金融史料》云:“至35年5月20日,始由正式接受改组后之台湾银行另发新币”,这种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日《中央日报》第二版上登载有标题《台省发行新台币》的报道能够说明这一点:
“【中央社台北一日电】台湾银行今日起正式发行新台币,并以一对一之比收回印有‘大日本帝国’字样之旧台币。新台币分一元、五元及十元三种,曾于五月二十二日一度发行,但未大量兑换,市面流通者甚少。今日发行之新台币中,新增五十元及一百元两种。据台湾银行称:此五种新台币,均呈准财政部由中央印制厂承印者,收兑旧台币之限期,定为两个月,即自今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日《大公报》第三版以《台湾发行新币——以一对一收回旧台币》为标题,作了同样的报道。
从这两则基本相同的报道中,传达给我们这样一些信息:一、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正式发行时间为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一共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五种面额;二、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中,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面额曾在五月二十二日发行过,“因未大量发行,市面流通甚少”,所以,只属于一种试发行。也就是说,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经历了试发行和正式发行两个阶段;三、在发行新台币时,同时规定了带有“大日本帝国”字样的旧台币与新台币收兑的时间,即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除了面额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外,还有面额为五百元的一种。这五百元面额的台币并没有和其它面额的纸币同时发行,而是被推迟了,推迟发行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金融形势有关。据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报》第四版标题为《台湾发大钞——合法币卅三万》的报道:“【中央社台北十七日电】台湾银行奉财政部核准,十七日开始发行大面额钞票,计分台币五百元及一千元两种,先在南部高雄及台南等地发行,北部将迟半月发行,该行十七日挂牌台币一元折合法币三三四元,较十五日挂低十四元,台币一千元钞,应合法币三十三万四千元,该行发行额目前已逾二百五十亿元。”这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有关民国纪年的大面额台币发行的最早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我们知道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五百元面额台币发行的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不仅如是,而且在台湾不同地区发行的具体时间上也是有差别的。
上海市档案馆Q78-2-14069所保存的《台湾银行发行大面额钞票》剪报除文字上稍有出入外,不仅内容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报》的报道内容完全相同,就是消息转自单位和具体日期也完全相同,唯一不详的是该剪报出自何年何月的哪家报纸。现根据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的《中央日报》消息,可以肯定这份剪报来源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的某报。
通过以上的论述,有关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印制与发行的问题应该已经很清楚了,然而,我们在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的《中央日报》第五版上又发现了标题为《台发行新币》的报道:
“【联合征信所沪杭讯】据悉,台湾银行,前曾发行新台币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兹以五十元、二百元新台币二种,亦已由沪中央印制厂印制,运抵台湾,业已发行,与前发行之一元、五元、十元新台币,均为该省合法通用货币,前即以一对一之比,收换旧台币,收换期间,闻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至十月卅一日截止。”
这则报道传递出一个令人诧异的消息,即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中除了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券外,还有面额为二百元的纸币,是笔误还是事实?我们认为应该是笔误:一、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过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二百元面额台币实物;二、除此报道提到二百元面额外,其它相关报道和文献档案记载中没有发现有关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二百元面额台币的可证文字材料。目前所知,二百元面额的台币出现于2001年。所以,“二百元”应为一百元之误。
通过这则报道,我们知道:一、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正式发行的台币尽管说有五种面额,实际上只有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五十元和一百元的发行则被推迟到了九月一日以后,按照新闻报道的习惯,可能是在九月十日,也可能在这之前,揭示出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一元、五元、十元和五十元、一百元面额台币的发行时间并不在同日的史实;二、九月一日发行的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台币,以及九月十日或之前发行的五十元和一百元两种台币,都是由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印制的。
据上海档案馆S173-1-153-173《台湾银行简史》记载,到民国三十五年年底,台币发行额达到了5330593000元。
(责任编辑 高聪明)
一、纪年民国三十五台币的版式
根据目前已知实物,台湾光复后,以台湾银行名义发行的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面额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等六种。这六种面额的台币从版式上来说,流通券都只有一种。但在现存纸币实物中,我们却发现了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除流通券外的其它不同版式的试印样票,说明当时版式设计并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
一元面额不同版式试印样票的背面完全一样,以面额“壹元”为底纹,中间为加了椭圆形花框的海战图(插二图1),其区别在于纸币的正面。目前见到的除了正式发行的一种(插二图2)外,还有两种:一种是台湾岛图和面额以大小两个圆形几何纹图案为衬底,“台币”两字分列在台湾岛图的两侧(插二图3);另一种台湾岛图和面额则是以椭圆形几何纹图案为衬底,“台币”两字排列在台湾岛图之上(插二图4)。除此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种,即台湾岛图和面额以青天白日和几何纹为衬底,因为在以大小两个圆形几何纹图案为衬底的券面上有“花纹用青天白日”的字迹(见插二图3)。所以,事实上,加上正式印制发行的一种,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至少应该设计有四种版式。
五元面额不同版式试印样票的区别也在纸币的正面图案上,除正式印制发行的一种(插二图5)外,另外两种为:台湾岛和面额以青天白日和几何纹为衬底,“台币”两字分列在台湾岛图的两侧(插二图6);台湾岛和面额以椭圆形几何纹图案为衬底,“台币”两字排列在台湾岛图之上(插二图7)。
十元面额不同版式试印样票的背面亦无差别(插二图8),正面则有不同。除正式印制发行的一种(插二图9)外,还见有一种面额和台湾岛以几何纹图案为衬底的、“台币”两字分列在台湾岛图之上(插二图10)的。根据发现的票样上有“花纹用青天白日”的文字记录(插二图9),可知当时另外还设计有以青天白日和几何纹图案为衬底的一种,表明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十元券至少设计有三种版式。
五十元面额的台币虽然我们今天仅见到正式印行的一种(插三图11),但从现存试印样票上的文字“用此种”(插四图12)可以看出当时设计的版式应该有多种。
目前见到的一百元面额台币试印样票仅有一种版式(插四图13、图14),并且和流通券的版式一样。依其它面额,一百元面额的台币在当时似乎也应有可供选择的几种版式。
五百元面额不同版式试印样票的正面是相同的(插四图15),但其背面的版式至少有三种,区别在于颜色。除正式印行的一种(插四图16)外,其它两种分别为:一种背面呈橙色(插四图17),另一种则呈黑色(插四图18)。
值得一提的是,面额为一元、五元和十元试印样票的券面上,在孙中山像左右两侧所加盖的印章并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台湾银行总经理”和“台湾银行董事长”两种铭文,而是“中央银行台湾样张”字样。
二、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的印制
就目前所发现的实物来看,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都是由中央印制厂印制的,当时有关纸币发行的报道可以证明这一点外,纸币底端“中央印制厂”五个字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然而,民国时期的中央印制厂有多家分厂和特约厂,旧台币具体属于哪一家分厂或特约厂所印呢?
我们查找了许多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相关的线索,但从现存的试印样票上却发现了其踪迹。在现存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试印样票上,发现加盖有“中央印制厂上海印制厂第四印刷所”的圆形印章或“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圆形印印章,表明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都是在上海印制的。
中央印制厂的前身是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和重庆印刷厂。中央印制厂于1945年3月1日成立后,随着抗战的胜利,通过接收上海中央储备银行的三个印刷所和日本精版印刷株式会社,建立了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当时的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分有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印刷所,但在1946年8月以后,因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光复路新厂的竣工,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的印制点就剩下了两个,一个在光复路,另一个则在齐齐哈尔路。
其实,中央印制厂上海厂齐齐哈尔路印制点的前身就是日本精版印刷株式会社,该厂最早是由日商大阪池田印刷株式会社于1920年建立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接管,成为了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四印刷所,1946年8月改为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印刷所,1948年4月又改称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分厂。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试印样票上所加盖的印章表明,其一元、五元和十元券的开印时间应在其1946年改名之前。
我们从加盖的圆形印章中可以知道,当时印制任务是有分工的。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四印刷所承担印制面额为一元、五元和十元的台币,而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二、三印刷所则印制面额较大的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台币,第一、二、三印刷所是否有具体分工,限于资料的局限,不得而知。在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的圆形印章中,我们还看到加盖有铭文为“高杰”的印章。高杰,1946年3月8日被任命为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厂长。
我们在整理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试印样票时,发现在试印样票五十元及五百元券背上写有这样的字迹:
“用此种。五廿九长途电话决定。”并加盖有当时记录人“寿昌田”的印章(插四图12、图19)。
一百元券面和券背同样写有:“照印。卅五、四、廿六”(插四图13、图14)。
从上面试印样票上留下的字迹,我们可以获知这样一些信息:首先,这三种面额台币最终采用什么版式是通过长途电话确定的;其次,这三种面额台币开印时间是有先后的,一百元券的开印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或延后,五十元券和五百元券的开印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或延后;第三,这些不同面额的台币都是在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第二和第三印刷所合并迁入光复路新厂之前开始印制的。
《宣和币钞》2004年第2期林永隆先生《漫谈早期台湾纸币中的几张反印试样票》一文披露了一份对研究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极有价值的档案史料,这份档案用纸为“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筹备处信笺”、标记年份为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敬陈者奉 钧处代行寅寒财秘敬悉,关于新台币样券票面图案应加修改一节,遵向中央印制厂面为洽改,现该厂已将改正样张计一元、五元、十元券各一种函送本处,经职等详加校阅核与 钧电所示尚无不合,当经知照该厂即日开始付印,理合检同改正原样三种,呈请 鉴备谨呈 秘书长葛 附呈改正钞券原样三种。职谢惠元、寿昌田。阅。仪。”
这一份档案史料为我们解答了诸多的疑问:目前见到的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一元、五元和十元的流通券及其样张,其图案是在原稿基础上经审议后修改而成的,这是其一;其二,修改图案的工作是根据财政部的意见、由中央印制厂完成的,表明票样的设计也是由中央印制厂承担的;其三,决定采用不同面额纸币何种版式的权利可能在财政部,而不在台湾银行,台湾银行只是提供票样,由财政部决定取用与否。所以,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试样票上的“长途电话决定”记录是财政部和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筹备处的电话记录;其四,“仪”是台湾行政公署长官陈仪的签字,表明台湾银行印制纸币的事务都需要经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审议或核备;其五,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面额台币的开印时间应在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台湾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这份有关印制台币的呈文是由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筹备处的主任联署的。关于谢惠元、寿昌田两人,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在对这份档案加注的说明是:“行政长官公署在台发行新台币,委由上海中央印制厂印制,图为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筹备处主任呈送行政长官陈仪之新台币一元、五元、十元券改正钞券原样。”而根据台湾银行秘书室编的《台湾银行三十五年度职员录》的记载,台湾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谢惠元、寿昌田两人分别就任经理和副经理之职,由此推测在上海分行筹备时,寿昌田应该担任筹备处副主任一职。
三、纪年民国三十五台币的发行
有关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的发行,不但档案文献记载甚少,学术界对此也少有涉及。通过查找到的资料,我们可以确定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发行曾经历过试发行和正式发行两个阶段。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一日的《中央日报》第三版标题为《台湾银行现状——资本六千万台币、新钞未正式发行》的报道云:
“【中央社台北卅日电】台湾银行今日下午举行第三届董事会议,该行原系日人创设,资本总额台币六十万元,发行总额三十亿元。去年十月一日由台省公署接收,聘张武为代总经理。据张氏称,该行原由之资产,已悉数拨由财政部,另由台省财政处代财政部拨给现款六千万台币,作为资本。渠解释该行目前之地位称:该行资本系由财部所拨,但总经理人选则由台省公署提请财部任命,其地位实介于国家银行与省银行之间。该行印制之新钞,尚未正式发行,目前市面流通者,仍为日人时代之旧台币。该行董事共有十一人,其中由财部派定者三人,即四联总处秘书长徐柏园、中央银行业务长林凤苞,及中国银行总稽核霍亚民。徐氏等三人,今未来台出席会议,原因不明。台湾全省均无钱庄,其他民营商业银行仅有彰化银行、商工银行及华商银行,资本较小,均受台省财政处之监管。”
从这则报道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台湾银行的创设情况,知道台湾银行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由台湾行政公署接收后,资本的来源和董事会人员的组成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其中谈到了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前台湾市面上纸币流通的情况。在八月以前,台湾市面上主要流通的仍为带有“大日本帝国”字样的旧台币,作为台湾光复后最早印制的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并没有得以发行。
那么,纪年民国三十五年台币发行在什么时候呢?有一种意见认为是在民国三十五年的五月二十日,如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的《台湾之金融史料》云:“至35年5月20日,始由正式接受改组后之台湾银行另发新币”,这种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日《中央日报》第二版上登载有标题《台省发行新台币》的报道能够说明这一点:
“【中央社台北一日电】台湾银行今日起正式发行新台币,并以一对一之比收回印有‘大日本帝国’字样之旧台币。新台币分一元、五元及十元三种,曾于五月二十二日一度发行,但未大量兑换,市面流通者甚少。今日发行之新台币中,新增五十元及一百元两种。据台湾银行称:此五种新台币,均呈准财政部由中央印制厂承印者,收兑旧台币之限期,定为两个月,即自今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日《大公报》第三版以《台湾发行新币——以一对一收回旧台币》为标题,作了同样的报道。
从这两则基本相同的报道中,传达给我们这样一些信息:一、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正式发行时间为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一共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五种面额;二、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中,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面额曾在五月二十二日发行过,“因未大量发行,市面流通甚少”,所以,只属于一种试发行。也就是说,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经历了试发行和正式发行两个阶段;三、在发行新台币时,同时规定了带有“大日本帝国”字样的旧台币与新台币收兑的时间,即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除了面额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外,还有面额为五百元的一种。这五百元面额的台币并没有和其它面额的纸币同时发行,而是被推迟了,推迟发行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金融形势有关。据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报》第四版标题为《台湾发大钞——合法币卅三万》的报道:“【中央社台北十七日电】台湾银行奉财政部核准,十七日开始发行大面额钞票,计分台币五百元及一千元两种,先在南部高雄及台南等地发行,北部将迟半月发行,该行十七日挂牌台币一元折合法币三三四元,较十五日挂低十四元,台币一千元钞,应合法币三十三万四千元,该行发行额目前已逾二百五十亿元。”这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有关民国纪年的大面额台币发行的最早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我们知道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五百元面额台币发行的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不仅如是,而且在台湾不同地区发行的具体时间上也是有差别的。
上海市档案馆Q78-2-14069所保存的《台湾银行发行大面额钞票》剪报除文字上稍有出入外,不仅内容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报》的报道内容完全相同,就是消息转自单位和具体日期也完全相同,唯一不详的是该剪报出自何年何月的哪家报纸。现根据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的《中央日报》消息,可以肯定这份剪报来源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的某报。
通过以上的论述,有关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印制与发行的问题应该已经很清楚了,然而,我们在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的《中央日报》第五版上又发现了标题为《台发行新币》的报道:
“【联合征信所沪杭讯】据悉,台湾银行,前曾发行新台币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兹以五十元、二百元新台币二种,亦已由沪中央印制厂印制,运抵台湾,业已发行,与前发行之一元、五元、十元新台币,均为该省合法通用货币,前即以一对一之比,收换旧台币,收换期间,闻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至十月卅一日截止。”
这则报道传递出一个令人诧异的消息,即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中除了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券外,还有面额为二百元的纸币,是笔误还是事实?我们认为应该是笔误:一、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过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二百元面额台币实物;二、除此报道提到二百元面额外,其它相关报道和文献档案记载中没有发现有关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二百元面额台币的可证文字材料。目前所知,二百元面额的台币出现于2001年。所以,“二百元”应为一百元之误。
通过这则报道,我们知道:一、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正式发行的台币尽管说有五种面额,实际上只有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五十元和一百元的发行则被推迟到了九月一日以后,按照新闻报道的习惯,可能是在九月十日,也可能在这之前,揭示出纪年为民国三十五年的一元、五元、十元和五十元、一百元面额台币的发行时间并不在同日的史实;二、九月一日发行的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台币,以及九月十日或之前发行的五十元和一百元两种台币,都是由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印制的。
据上海档案馆S173-1-153-173《台湾银行简史》记载,到民国三十五年年底,台币发行额达到了5330593000元。
(责任编辑 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