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药不能开？医生，您就给我老头子开了吧，我们不会用手机挂号，好不容易让儿子给挂的，他还请假耽误上班儿带我们过来……”
　　老爷子坐在门口，听到老伴儿和儿子在门诊室里声音越来越大，欠着身子想站起来。我让大爷别动，我看着他有几分钟了，他的口罩带子只挂住半个左边耳朵，我总担心会突然滑下来。
　　疫情期间，来医院都是开常用药的。我也是来给我母亲开药的，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我和你妈妈去了，说需要手机挂号，扫了手机才让进医院大门，”爸爸打电话过来时，声音里有许多歉疚。他们总怕给我添麻烦，能自己做的绝不惊动我。直到有一天，因为我再三叮嘱最近不要坐公交车，我爸走了一个多小时，冒着危险去了超市，发现什么菜也没有，抱着一颗大白菜又走回去。自那之后，他们才同意，每隔几天我给他们送一次蔬菜水果。
　　爸妈都不会用智能手机，不愿意学习新东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眼睛不好了，我爸去超市都要拿个放大镜。有次我哥陪他去银行，回来说得我又是想乐又是想流泪，他说爸爸站在ATM机前，手里拿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每个字南瓜大”，念一个摁一个。哥说，“你以后千万不要让他自己去了。”
　　爸妈单独住，有自己的生活和天地。平常日子，不会智能手机对他俩没什么影响，我爸对公交地铁烂熟于心，天气好的时候，老两口清早出门，乘坐公交，四处玩耍。
　　疫情暴发后，我三令五申不让再坐公交车，他们又不会网约车，禁足于院内，我妈特别遗憾，感觉自己错失了整个春天。
　　武汉围城之后，几位同事做过一个百步亭社区市民生活的报道，买菜是最大的难题，其次，就是买药。北京也是一样。像我爸妈这样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家，生活中的难处很多。我给他们送菜两三周之后，他们小区门口才有了一个临时的小菜摊儿，但大多數摊主都要求扫描付款，减少接触，爸爸很受挫。我安慰他，不要觉得麻烦我，每次来送东西，顺便聊会儿，不挺好吗？“你太累了！要工作，还要管孩子。”
　　爸爸最爱看我们杂志，每次我给他拿过去新杂志，他都特别开心，拿着放大镜从头看到尾。疫情期间，我和同事们的报道，他都认真看了，夸我们写得好。我告诉他，还有很多稿子发在手机微信上了。
　　《AI赶考》这篇报道，我想爸爸看到也会觉得不错的，最近三四年，几乎每一年我都会写一篇关于AI的长报道，这个颠覆性的技术到底将对我们的生活、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疫情暴发，创造出了一个空前的无人化、智能化场景需要，用采访中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窗口，AI“天赋使命”，创业者终于等到产品加速落地、行业快速进阶的契机。
　　我爸妈肯定不懂“新基建”、“上云用数赋智”这些新词儿，我妈妈最常说的是，“老年人都成了傻子，啥也不会了！”
　　我取完药，在医院门口又碰到那一家人，他们家儿子可能取车去了，老俩口站在门口，阿姨脸上很愁苦。我爸妈拿起电话，拨给我时，神情可能也是这样让人心疼。
　　我算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如果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卷土再来，无论是否愿意，无人化都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生活方式。但父母怎么办？武汉封城期间，最艰难的也是子女不在身边、行动能力差、信息获得能力弱的老人。
　　迁居线上，势不可挡。在国家和主管部门加速扶持新技术的时候，也应该在具体场景中留存有温度的特殊通道，保留一些老旧、过时、不那么高效的方式，让为社会付出了一生的长者，生活得方便、舒心，有尊严。
　　父亲可能会更喜欢我这篇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