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澳公務員大軍在2016年底已經突破三萬三千人（《澳門日報》2017年12月24日報道），相信在2017年間更有新增人員，加上具獨立人員章程的各類基金會及公共機構，料已突破三萬六千人。截至2017年3月底，本澳總人口為648，300人，由此算來，財政供養人員佔總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1：18。同項比例中，日本約為1：23；英國約為1：24；中國約為1：26；同為特區的香港更只是1：45。雖然區域特性不同，可比度不大，但亦可探索一下澳門公務員是否具有優化空間？何以在“精兵簡政”思維下，澳門公務員人數反而逐年增長？“高薪養廉”的理想主義體系未能真正養廉，反而讓公務員成為所有人都擠破頭想端鐵飯碗的畸形態勢。
　　十年間，澳門公務員人數已經增加了近六成，雖然根據澳門與內地的開放交流程度、與國際間的往來也更加深入更加密切，公共行政服務人員同步增加是無可厚非，但是“為增加而增加”的思路已然也導致公務員越來越龐大，機構出現繁冗，人浮於事的情況。就本澳的公共行政服務效率而言，甚至日益落後於內地。須知，內地政府在近幾年強力推行“去行政化”行動，不斷優化服務、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至今已經確定明顯的效果，比如原先一項行政審批需要跑六七個部門，經數十大大小小不同官員審核的事務，在進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之後，大大縮短了審批流程，從而不僅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也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相比之下，澳門當局則顯得守舊僵化，繁複的行政審批仍見諸各行各業、見諸大事小事。既然大事小事都要管，都要人做，那公務員人數也自然“多多益善”。事事都管，行政審批不優化，簡政不開，以致食公糧人員過多不說，更導致市場主體受束縛，妨礙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得社會運作效率低下。因此，簡政思路的落地或是拋棄冗餘人員包袱的基礎，值得當局進一步思考。
　　公務員大軍壯大，無疑會增加財政負擔和消耗公共資源，特別是本澳公務員的優越性，可謂：薪高、糧準、假期多，平均月入超過三萬，高過澳人收入七成。此外，公務員還享有諸多體制內賦予的各種名堂津貼、年終雙糧；每年當局向市民派發現金，公務員亦照拿不誤；更有逐年比例不一的漲幅。如此“著數”，無怪乎人人都想博一把，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只為爭得一個公務員名額。今年初，本澳為填補183個高級技術員空缺作第一階段的知識水準考試，就吸引咗1萬7千多人應考，佔本地就業居民的6%，火熱程度不亞於皇帝選妃。坊間有話：只要不犯事，之後年年加薪，當可順風順水幹至65歲退休，供樓、結婚、生仔、買車……幾乎一勞永逸，所以人人都想爭呢碗飯。這邊擠著想進入，而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又不想出來，唯不斷搭爐開灶，越發增加機構來填位，從而陷入惡性循環，導致部門眾多，職能重疊，甚至有徇私枉法者如食空餉、貪腐、任人唯親等違法行為，拖累本澳發展。
　　此外，在職公務員中，高學歷人員佔比接近六成，個中亦反映知識份子擠向公務員行業的趨勢。社會學研究認為，高級知識份子湧向公務員行業並不利於社會的發展，因為高級知識份子更適合在社會上創造財富，尤其是本澳在發展文創產業、融入大灣區等戰略機遇中，更迫切需要高級知識份子加入到創造環節的人才行業中，讓年青才俊發揮才幹，大膽去創新，甚至創業，為社會創造出很大的價值，而不是陷入舊式科舉制度的官本位思想之濫觴。
　　（珠海/ 潘英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