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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反思主要在两个方向，一是他一生作为知识分子走过的曲折道路，并愿意向晚辈展开。第二个方向的反思是如何不受权位影响，挣脱官位罗网，尽可能重回学者本体。
2000年3月底，年近九旬的费孝通重访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经济》所在地)。4月1日、2日、13日，费孝通在吴江宾馆及上海衡山宾馆与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长谈三天，梳理其整个人生历程和学术历程。
对谈中费孝通提及许多重要的思考，比如，(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从自理到自治。这中间还有一段，中国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来的”；“我寄托希望于华侨。将来，华裔要发生一个大作用。中国自己被土地束缚，一开放就出来了，你看得诺贝尔奖的都是华裔。我相信中国有人才资源，可是没有发展人才的条件”，“中国文化里面，皇权、绅权、民权都有。绅权这一条线后来被盖住了，没有发展出来。”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去世，享年95岁。与朱学勤的对谈是他生前最详尽的一次个人剖析。值费老诞辰i00周年纪念，《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朱学勤，请他讲述与费老对谈的机缘与详细情况。
出一代，刮一代……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如何得到机会与费孝通先生对谈的?
朱学勤：2000年前后，上海大学要增强人文社科建设，争取文科的第一个博士点。学校设想从社会学开始突破，从各个相关专业抽调人选编成学术团队，我也被列入团队。
学术团队的领衔人恰好就是费孝通先生。他当时已受聘为上海大学的特聘教授，年逾九十，他把所有团队成员的科研成果都审读了一遍。看过我的材料后，他提出要与我见一面。见面地点是在他家乡，苏州吴江宾馆。
我还记得当时费老开门见山：“你这几本我都读过了。你对200年来世界走势的看法，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析，我是赞同的。你认为中国在‘五四’之前走了以英美为师的道路，‘五四’之后折向以俄为师的左翼方向，日益激进化、极端化，一直走到‘文革’绝境，‘四人帮’下台之后才扭转过来，改革开放重新走上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道路。我很赞同你对中国这一‘之’字型发展的说法，我这一生就是最好的例子。今天找你来，就是希望能把我一生的学术经历甚至人生经历向你说说，就当一个小case，我们一起来剖析?”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对谈的三天，前两天在吴江宾馆，后一天在上海。在吴江期间，费老好像还去此前撰写《江村经济》的吴江县开弦弓村看了看。
朱学勤：我是陪同他一起去的，有一个情景我印象很深。当时他刚卸任人大副委员长，还是国家领导人待遇。我们一出宾馆大门，是一长溜车队，有警车开道。我很自觉地往最后一辆车走，费老在第二辆车内向我招手，执意要我上他的车，跟他坐在一起。看着外面警车开道，行人避让，我直言不讳：“这样下去，还能看到真实情况吗?这跟五十年前你去那里大不一样了。”他直言不讳答：“看不到了，看不到了!”
他多次提过轻车简从，不要有这么多人陪同，但是拗不过有关规定。离京出门，总有两个处长跟着，一个来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司责铁路、公路车辆调动，另一个来自公安部，负责安全警卫。两位处长人也不错，恪尽职守。但费老作为一个学者，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重返社会调查，一出门就是这种状况，你说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瞭望东方周刊》：在三天的对谈里，给你印象较深的是什么事情?
朱学勤：谈话后一部分转至上海衡山宾馆，有一个情景至今难忘。那天晚上我一进衡山宾馆，费老已经从校方听说了我当时的困境，什么都不说，只是招呼我坐下，用他温暖的手摩挲着我手背，反复念叨：“刮光啦，刮光啦，出一代，刮一代……”
他用绵软的江南口音在念叨，听来亲切，甚至辛酸。听到这些话，才能明白为什么费老执意要用三天时间向一个晚辈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谈话记录在媒体发表后引起的反响很大。
朱学勤：它还曾引出一则很有意思的故事。
费老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时因发表大量时评，被称为“民主教授”，因此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是美国使馆为他提供了庇护。费老告诉我，他是坐着美国人的吉普车躲进美国使馆的，当时与他直接联系的是费正清。
后者争取到一笔资金，安排他和其他一些“民主教授”去美国访问，带有避难性质，并说服美国国务院：将来中国要建设，离不开这批学术界精英。于是在一生最为艰险的时期，费老得到资助到美国访问一年。费正清告诉他，这笔钱来自美国国务院，属于政府邀请。
中国社科院前美国所所长资中筠先生曾读到这篇谈话。她退下来后自费去美国查资料，70岁的老人在国会图书馆上下爬梯子，查原始档案，无意中发现那笔资助原来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出。她告诉我说，估计那时费正清认为，中国学者有自尊心，如果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钱，他们很可能会拒绝，因此费正清假托说是国务院提供的，用的是美国纳税人的钱，才说服了费孝通那批“民主教授”。
资中筠先生看到这个资料后，回国特意去跟费老去讲，老先生听了完全不敢置信：怎么会呢?费正清一直跟我说是美国政府出钱的啊!
学术思路永远跟中国现实命运紧密相连
《瞭望东方周刊》：今天来看，你认为费老的哪些精神遗产仍保持着现实生命力?
朱学勤：那次长谈，费老让我最为触动的有两点：
第一，他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情怀，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探索一条实际可走的道路。不是这样，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学术思路永远跟中国的现实命运紧密相连。(上世纪)40年代他从学校走入公共领域，撰写大量民主评论文章，毛泽东进城后之所以要两次请他吃饭，与他见面，就是因为在延安时看到他在报上的言论，心存敬佩。七八十年代，老人年岁已高，仍要“行行重行行”，走遍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省，提出“离土不离乡”、“小城镇发展”、“苏南模式”等观点。这些观点不是不可商榷，但他的学术精神不会因此而磨灭。
现在的学者们太多坐在自己的书斋里，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与联系。费老这一学术品格，现在挖掘得不够。
第二，费老晚年地位高隆，达到1949年之后学术界可望不可即的最高位置，但他没有被这个权位淹没，没有与世隔绝，而是坚持反思，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反思主要在两个方向，一是他一生作为知识分子走过的曲折道路，并愿意向晚辈展开。第二个方向的反思是如何不受权位影响，挣脱官位罗网，尽可能重回学者本体。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在这一方面，重提的就更少了。
能有如此反思者，少之又少。在我读过的书里面，韦君宜的《思痛录》算一本；我认识的老人里面，也只有两个人有如此反思，李慎之，此外就是费老。除此之外，我所知有限。
《瞭望东方周刊》：他怎么看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曲折命运?
朱学勤：他提到了一些外部原因，比如最主要的是日本侵华，打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激化了那一代人的民族主义热情，使得知识分子们大部向左转。
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知识界并不是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这就需要较为痛苦的反思，但也只有如此，才能告别曲折，走向新路。
费老认为自己身上存在“原罪”。他这样与我说到上世纪50年代他写的那篇著名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一方面是想要提醒知识分子，乍暖还寒，不要以为春天已经到来；
但另一方面也是听上面的统战，缓解大家的焦虑，动员大家响应鼓励，敢于鸣放。没想到他也成了右派，宣布后，他大哭一场，又大笑一场，终于明白历史、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这之后他一直有“原罪感”，痛悔当初为什么会参与动员知识分子起来鸣放。
《瞭望东方周刊》：费老晚年常提及自己对于学术道路的反思和“文化自觉”观点，你怎么看?
朱学勤：现在提及“文化自觉”的人很多，但我以为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内历史反思的一部分。与费老交谈时，他更多是谈历史反思，较少谈文化自觉。后者当然是他非常真实的想法，也很重要，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结论。可惜天不假年，费老很快进入人生最后几年，难以能把他的历史反思行诸文字。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学界还是有人沿着费老的路子走下来，没有交白卷。如孙立平教授等，就一直在用社会学的学理思路来分析社会热点，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思路。
只是走这条路的人还不够多。当然不光社会学，其他学科也一样，应该有更多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思考的时候，交出合格的学术思考，这也是我们最应该从费老那里继承并传承下去的(遗产)。
2000年3月底，年近九旬的费孝通重访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经济》所在地)。4月1日、2日、13日，费孝通在吴江宾馆及上海衡山宾馆与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长谈三天，梳理其整个人生历程和学术历程。
对谈中费孝通提及许多重要的思考，比如，(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从自理到自治。这中间还有一段，中国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来的”；“我寄托希望于华侨。将来，华裔要发生一个大作用。中国自己被土地束缚，一开放就出来了，你看得诺贝尔奖的都是华裔。我相信中国有人才资源，可是没有发展人才的条件”，“中国文化里面，皇权、绅权、民权都有。绅权这一条线后来被盖住了，没有发展出来。”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去世，享年95岁。与朱学勤的对谈是他生前最详尽的一次个人剖析。值费老诞辰i00周年纪念，《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朱学勤，请他讲述与费老对谈的机缘与详细情况。
出一代，刮一代……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如何得到机会与费孝通先生对谈的?
朱学勤：2000年前后，上海大学要增强人文社科建设，争取文科的第一个博士点。学校设想从社会学开始突破，从各个相关专业抽调人选编成学术团队，我也被列入团队。
学术团队的领衔人恰好就是费孝通先生。他当时已受聘为上海大学的特聘教授，年逾九十，他把所有团队成员的科研成果都审读了一遍。看过我的材料后，他提出要与我见一面。见面地点是在他家乡，苏州吴江宾馆。
我还记得当时费老开门见山：“你这几本我都读过了。你对200年来世界走势的看法，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析，我是赞同的。你认为中国在‘五四’之前走了以英美为师的道路，‘五四’之后折向以俄为师的左翼方向，日益激进化、极端化，一直走到‘文革’绝境，‘四人帮’下台之后才扭转过来，改革开放重新走上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道路。我很赞同你对中国这一‘之’字型发展的说法，我这一生就是最好的例子。今天找你来，就是希望能把我一生的学术经历甚至人生经历向你说说，就当一个小case，我们一起来剖析?”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对谈的三天，前两天在吴江宾馆，后一天在上海。在吴江期间，费老好像还去此前撰写《江村经济》的吴江县开弦弓村看了看。
朱学勤：我是陪同他一起去的，有一个情景我印象很深。当时他刚卸任人大副委员长，还是国家领导人待遇。我们一出宾馆大门，是一长溜车队，有警车开道。我很自觉地往最后一辆车走，费老在第二辆车内向我招手，执意要我上他的车，跟他坐在一起。看着外面警车开道，行人避让，我直言不讳：“这样下去，还能看到真实情况吗?这跟五十年前你去那里大不一样了。”他直言不讳答：“看不到了，看不到了!”
他多次提过轻车简从，不要有这么多人陪同，但是拗不过有关规定。离京出门，总有两个处长跟着，一个来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司责铁路、公路车辆调动，另一个来自公安部，负责安全警卫。两位处长人也不错，恪尽职守。但费老作为一个学者，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重返社会调查，一出门就是这种状况，你说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瞭望东方周刊》：在三天的对谈里，给你印象较深的是什么事情?
朱学勤：谈话后一部分转至上海衡山宾馆，有一个情景至今难忘。那天晚上我一进衡山宾馆，费老已经从校方听说了我当时的困境，什么都不说，只是招呼我坐下，用他温暖的手摩挲着我手背，反复念叨：“刮光啦，刮光啦，出一代，刮一代……”
他用绵软的江南口音在念叨，听来亲切，甚至辛酸。听到这些话，才能明白为什么费老执意要用三天时间向一个晚辈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谈话记录在媒体发表后引起的反响很大。
朱学勤：它还曾引出一则很有意思的故事。
费老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时因发表大量时评，被称为“民主教授”，因此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是美国使馆为他提供了庇护。费老告诉我，他是坐着美国人的吉普车躲进美国使馆的，当时与他直接联系的是费正清。
后者争取到一笔资金，安排他和其他一些“民主教授”去美国访问，带有避难性质，并说服美国国务院：将来中国要建设，离不开这批学术界精英。于是在一生最为艰险的时期，费老得到资助到美国访问一年。费正清告诉他，这笔钱来自美国国务院，属于政府邀请。
中国社科院前美国所所长资中筠先生曾读到这篇谈话。她退下来后自费去美国查资料，70岁的老人在国会图书馆上下爬梯子，查原始档案，无意中发现那笔资助原来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出。她告诉我说，估计那时费正清认为，中国学者有自尊心，如果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钱，他们很可能会拒绝，因此费正清假托说是国务院提供的，用的是美国纳税人的钱，才说服了费孝通那批“民主教授”。
资中筠先生看到这个资料后，回国特意去跟费老去讲，老先生听了完全不敢置信：怎么会呢?费正清一直跟我说是美国政府出钱的啊!
学术思路永远跟中国现实命运紧密相连
《瞭望东方周刊》：今天来看，你认为费老的哪些精神遗产仍保持着现实生命力?
朱学勤：那次长谈，费老让我最为触动的有两点：
第一，他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情怀，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探索一条实际可走的道路。不是这样，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学术思路永远跟中国的现实命运紧密相连。(上世纪)40年代他从学校走入公共领域，撰写大量民主评论文章，毛泽东进城后之所以要两次请他吃饭，与他见面，就是因为在延安时看到他在报上的言论，心存敬佩。七八十年代，老人年岁已高，仍要“行行重行行”，走遍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省，提出“离土不离乡”、“小城镇发展”、“苏南模式”等观点。这些观点不是不可商榷，但他的学术精神不会因此而磨灭。
现在的学者们太多坐在自己的书斋里，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与联系。费老这一学术品格，现在挖掘得不够。
第二，费老晚年地位高隆，达到1949年之后学术界可望不可即的最高位置，但他没有被这个权位淹没，没有与世隔绝，而是坚持反思，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反思主要在两个方向，一是他一生作为知识分子走过的曲折道路，并愿意向晚辈展开。第二个方向的反思是如何不受权位影响，挣脱官位罗网，尽可能重回学者本体。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在这一方面，重提的就更少了。
能有如此反思者，少之又少。在我读过的书里面，韦君宜的《思痛录》算一本；我认识的老人里面，也只有两个人有如此反思，李慎之，此外就是费老。除此之外，我所知有限。
《瞭望东方周刊》：他怎么看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曲折命运?
朱学勤：他提到了一些外部原因，比如最主要的是日本侵华，打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激化了那一代人的民族主义热情，使得知识分子们大部向左转。
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知识界并不是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这就需要较为痛苦的反思，但也只有如此，才能告别曲折，走向新路。
费老认为自己身上存在“原罪”。他这样与我说到上世纪50年代他写的那篇著名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一方面是想要提醒知识分子，乍暖还寒，不要以为春天已经到来；
但另一方面也是听上面的统战，缓解大家的焦虑，动员大家响应鼓励，敢于鸣放。没想到他也成了右派，宣布后，他大哭一场，又大笑一场，终于明白历史、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这之后他一直有“原罪感”，痛悔当初为什么会参与动员知识分子起来鸣放。
《瞭望东方周刊》：费老晚年常提及自己对于学术道路的反思和“文化自觉”观点，你怎么看?
朱学勤：现在提及“文化自觉”的人很多，但我以为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内历史反思的一部分。与费老交谈时，他更多是谈历史反思，较少谈文化自觉。后者当然是他非常真实的想法，也很重要，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结论。可惜天不假年，费老很快进入人生最后几年，难以能把他的历史反思行诸文字。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学界还是有人沿着费老的路子走下来，没有交白卷。如孙立平教授等，就一直在用社会学的学理思路来分析社会热点，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思路。
只是走这条路的人还不够多。当然不光社会学，其他学科也一样，应该有更多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思考的时候，交出合格的学术思考，这也是我们最应该从费老那里继承并传承下去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