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列出了十二项主要任务，涵盖了新型金融组织设立、民间融资、地方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保险体系建立、地方金融监管等多个金融领域，有关金融改革是否可以更深入的讨论亦因此而起。
　　 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的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究其改革的缘起，当前要务应当是以此次改革试验破题，加快建立规范完善的服务于中小企业和草根经济的金融生态，让更多资本在监管部门可以监控的体系内流转。陆续出台的诸多试点内容，亦是以构建这一生态为目标。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规范民间融资及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
　　 温州素来以民间融资活跃著称，但在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波动加大情况下，温州民间融资风险集中暴露，企业老板“跑路”现象层出不穷，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这亦成为当前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出台的主因。实际上，温州问题既是当地经济模式遭遇经济环境变迁冲击的结果，同时也暴露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非阳光化”融资活动。
　　 这种“非阳光化”融资活动的大规模滋生，虽以温州为典型，却并非温州所独有，从整个中国经济体系来看，这与现有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渗透不足有直接关系。过去的诸多努力及经验教训则表明，金融市场的国有垄断门槛不降低，民间资本参与度不够，竞争不充分，要实现对中小企业和草根经济的金融输血，往往有形无实。结果就是一方面各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猛增，赢利数字惊人，而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贷款更加难上加难。
　　 决策层显然早就意识到这种金融生态的扭曲，多年来，城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诸多机构次第建立，即是试图破解此生态怪圈，但至今收效不大，问题何在？
　　 答案应是金融业已经形成的垄断经营。国有四大银行在信贷规模上占比超过50％，且不止一家大银行的市场份额超过10％，即使按国际标准也算是金融垄断经营。如此格局之下，即便有监管部门施压，大型金融机构出于趋利因素，也不愿扎根草根经济，现有的服务小微企业经济体的金融机构，亦难免为应付监管或出于政策交换使然。
　　因此打破金融垄断已成当务之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表示，中央已统一思想打破金融垄断，这是迄今最明确的改革信号。而民资能否顺畅进入、并成为部分金融机构的主导成分，实现常态化发展，仍然充满疑问。以村镇银行为例，要求其发起设立时，发起人或出资人中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间资本介入的积极性。外部制度性瓶颈不破除，民资介入金融领域仍将是漫长的过程。
　　 值得关注的是，仍有一种观念盛行于金融业和部分监管机构，即民资主导创办银行的模式，会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容易导致市场混乱。其实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金融机构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同样也发生在国有资本主导的金融机构中。金融风险并不会特别“偏爱”民资，关键要看经济环境和监管生态是否健康和健全。
　　 因此，民资进入甚至主导银行业并不可怕，只要建立起更为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管体系，真正实现监管到位，即便出现金融风险也是局部和可控的。接下来，在引入民营资本以令市场竞争更为充分时，退出机制的建立也非常必要。
　　 加快引入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能够更为市场化地配置资金。当前银行仍是我国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而其资金流向可以说具有某种“政治化”或行政化倾向，即便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行政干预仍然较多。而引入民资，有利于适当平抑行政干预的力量，以保障出资人利益。
　　 许多人注意到，利率市场化并未在这次综合改革试验中呈现，显示决策层对这一具有全局性的改革仍酝酿更恰当的时机。但这种酝酿不应再花太长时间。目前国有银行的利润畸高，与利率保护政策有主要关系，息差收入仍是银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银行业仅依靠做大规模即可实现高利润，丧失了向不同层次市场开展业务的动力，尤其不愿开展对中小企业放贷业务，业务同质化严重。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改革促转型的需求已较为紧迫。
　　 总体来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构建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地方金融生态，其长远意义也正在于此。当然，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高层的决心和现实操作的方向。实际上以温州作为金融试验区这已是第三次，1987年温州是第一个利率改革试点的城市，2002年被确定为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以目前看，前两次政策效果均不尽如人意，相关政策的持续性问题，在本次改革中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