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一个深圳的朋友说：目前的生存环境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是建国50年来最好的。在本刊记者走访了广东、北京及浙江的许多私营企业之后，的确也得出相同的结论。然而，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解决现实的不合理性，从众多私营企业家和个体经营者无奈的嗟叹当中，我们发现在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空间，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理会那些政策层面的硬性规定，而把关注点放在各个政府主管部门“原则上要执行的规定”上，以及那些无章可循的“决策”。事实是，这其实是一个游离于法律监督之外的巨大的“软性”空间，它其中的“规定”，可执行也可不执行，可“严格”执行，也可“变通”弹性执行，可即刻执行也可慢慢执行。它直接导致了法规政策环境的不明确、不清晰、不透明，也就不可预见，使得企业经营者在与这些掌握实权的政府“服务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成本，最后可能还使生意泡汤。
　　这个“软性空间”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让经营者感到，私营经济的发展始终在一种令人不安的、难以预测的生存环境之中“谋求生路”。这直接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私营经济的歧视和办事的低效。
　　
　　“名正言顺”的低效率
　　
　　前文提到的制冷企业新菱集团，它的设备已被香港图书馆和展览馆引进，对这种大型的设备来讲，当然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维护和及时的检测服务，所以公司急需为两名工程师办理多次往返香港的出境证。在所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仍然被“有关部门”拖了整整7个月才办下来，结果因为服务不到位，使公司形象大受影响，让人哭笑不得。
　　“如果都按这种效率来工作的话，在这种服务竞争的时代，多数情况下，恐怕什么生意都不可能做了！”谭总无奈之下，也十分“理解”个中缘由：假如问科长，他可以说处长没批；问处长，他也可以说额度满了，需要排队等待。总之“解释权”在办事机构手上，你对此毫无作为。
　　番禺有家花园家具厂，他们所生产的花园用家具，全部是外销的。每年都大约有十几万的出口退税，在去年，只需3天就退税给企业了，而今年却拖了半年多，理由很充分——“财务大检查”，仅凭这句话，就让本身属于企业的资金长时间地滞压，而这时正是企业需要周转资金的时候。至于是否因为财务检查，就可以长时间占有企业的资金，并没有人告诉他们。企业也只有企盼着税务部门尽快地将属于企业的财产“恩惠”给企业，而丝毫不敢奢望所遭受的损失得到赔偿。
　　该厂的生产原料也是从国外进口，海关以前要求企业拿出濒危物种证明，开始只要检查复印件，后来要检查原件。而企业突然发现新的规定是：从今年元旦起，国家已经取消了这项检查。于是急忙告诉海关，而海关却表示并不知道，当把新规定摆在海关面前时，回答让人哑然失笑：“执行也需要一段时间吧？”
　　成都一名小有名气的私营企业家也深有感触：“我办企业13年来，遇到很多事情，本来1个小时或者5分钟能解决的，可拖了3年、5年甚至8年都不能解决。国家应该制定一部公务员和执法人员的标准化管理法规，谁拖延办事或者乱办，造成当事人直接经济损失的，他要负上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难怪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对现行的政策“没有一天不关心，也没有一天不担心”。
　　
　　骨子里的歧视
　　
　　在广东省汕尾市一家不大不小的餐馆，来了一个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表示要收取“治安费”，不多，每月200元“而已”。而店主认为此属乱收费一类，因此据理力争，坚持不交！扯皮到最后，“治安费”突然被改为“劳工管理费”，仍然要交，然而店主坚持不交。几天后，主管此事的“公安人员”又来了，对店主说：“我现在郑重警告你，你店不服我所管理，店里员工的4证（身份证、暂住证、计划生育证、劳工证）要办齐喔！”接下来就开始查证件，中午11点（刚好午市开市），店里所有4证缺一者均被带走了！好家伙，40人的餐馆顷刻只剩下十几个人，只好关门大吉！
　　全国人大代表、被称为深圳“土著”居民的私营企业家郑卓辉，现掌舵一家企业集团，该集团是一家生产销售发电机、工程机械部件的私营企业，在国内有50家连锁店。在过去，他最大的愿望是一家大小能吃饱饭，5个弟弟妹妹有书读。虽然现已不再贫困，但在很长时间里，私营从业者仍被人瞧不起，用郑卓辉的话说，就是低人九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说：“现在民营企业还被歧视。这种歧视是根深蒂固的歧视，是骨子里的歧视。”
　　今年，某地政府就一幢标志性大楼的自动控制系统进行招标，广州一家私营企业也参加了竞标，本来整个招标过程是非常规范的，技术水平过关之后就看价格。其他的竞标者都是国企，如果完全遵循游戏规则，没有投中是无话可说的，可是偏偏在投标的过程中，因为某领导的一句话：“他们是私营企业，可不可靠？是不是要照顾国有企业？”于是这家私营企业就自然出局了。
　　这个官员的话只是一种疑问和顾虑，还是对一种原则的判断，我们无法评估，但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这种歧视是任何现行法规都控制不到的。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弥散在每一个角落。
　　
　　执法的困惑
　　
　　人们总是习惯了从法规的出台来评判一种“公平交易”和“商业精神”的确立以及进步，而只有经营者自己，才能以切肤之痛去真切地把握自己生存的环境，哪些是能为我所用的资源，哪些是只能望之兴叹的，并且要随时准备面对不可预见的打击。
　　记者所走访的众多私营企业主，他们虽然对目前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都有不满，但显然都没有想要回避，而是在正视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命运，其中不乏睿智的思想和建设性的意见。他们共有的心声是：政府应尽快转变角色，由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到仲裁者和服务者，以便切实营造一个创业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信息是通畅的、对等的，所有资源的获取和享用是公平的；所有法律、法规以及执法本身是透明的，哪些是硬性的，哪些是软性的，它的弹性有多大；违反规则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明确和清晰的。
　　的确，这比整天在口头上支持私营企业发展要好得多，也更具现实意义。
　　而当下我们的法制环境以及执法情形又如何呢？新希望的李晓东先生打了一个精辟的比方：十字路口安装了红绿灯，然后人们被告知说红灯停，绿灯行，但是由于人们长期看不到有交警在值勤，于是就有人开始违章，大多数人开始还在观望，但发现违章的人并没有被处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就不再顾虑红绿灯，慢慢地，它也就形同虚设了。然后有一天来了一个交警，把他所看到的第一个违章者抓住，并且处罚了他。那么其他的人会怎样认为这个被罚者呢？会认为他违章是咎由自取吗？绝对不会，而只会认为他倒霉，不走运，正好被值勤的交警看见。
　　推究下去，如此的执法者只会产生两种影响，一种是对守法者，他们会感到无所适从，权益也得不到保护，而在心里淡化法规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而对于那些一味钻法规空子的人，则会养成一种心理恶习。社会上不是流传着一个说法：当打击盗窃的时候，你就去造假；打击造假的时候，你就去盗窃。当法律在执行的非公正性和巨大弹性之下备受蹂躏的时候，“执法机关为经济保驾护航”又从何说起（这里指的“执法机关”包括所有司法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
　　可笑的是，人们一方面极力呼唤游戏规则确立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心态：“規矩就是拿来破的。”当执法环境还不能充分透明，执行程序不能公正、公开，违规的代价和成本不能清晰可辨时，我们也只有沉浸在千百年来“击鼓鸣冤”的旧梦当中去“维权”了。□(图:新华社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