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场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学者们在探究危机发生深层原因时，把视线投向实体经济的创新问题。有学者鲜明地指出，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式微，是导致这场危机的重要深层原因之一。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侯永志研究员去皖出席一个学术活动，与笔者交流时对我国的自主创新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于是有了如下访谈。
　　宋宏：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说对我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即迫使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必须尽快实现突破性进展。我在学习和研究经济周期理论时感到，如同历次世界重大经济危机一样，这次金融危机最终回归经济复苏和高涨，还是要靠重大科技产业革命的拉动。我国现时迫切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其中关键的一个要点，就是依靠自主创新来驱动经济发展。最近我在研究区域“十二五”规划问题时，接触到有关材料，发现国家决策层对加强我国自主创新问题不仅作为国家战略，而且强调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可以认为，自主创新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 侯永志：近年来从国家决策层到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关注自主创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更促使我国要以自主创新来驱动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现在大家都在频繁使用“自主创新”这个词，但我发现有的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并不能全面理解它的内涵。作为研究者，我们应从学理上辨识什么是“自主创新”。 创新的概念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创新包括5个方面：（1）产品创新；（2）生产方法、工艺流程的创新；（3）市场创新；（4）开拓原材料的新供应源；（5）采用新的组织方法。当代经济理论和经验表明，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其创新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既有狭义上的技术创新，还有管理、商业模式、服务、供应链等非直接技术层面的创新。就这两者而言，技术层面和非技术层面的创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技术创新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而非技术层面的创新是促进技术创新价值转换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理解创新的内涵时，要注意不能割裂这两者及其内在联系。 自主创新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历史背景提出的一个概念。首先，在创新的定位上，它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服务于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其次，在创新的内容上，它着重强调的是技术层面的创新。第三，在创新的主体上，它强调是由本土企业实现或控制的创新。 宋宏：你说到的“由本土企业实现或控制的创新”概念，很值得人们重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历程，可以看到，一段时间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被广泛采用，中国本土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普遍以与外资合资方式来引进世界先进制造技术，由此使中国的制造能力迅速增强，近年来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中国制造”的产品行销全球。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合资中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品牌、全球营销网络仍然不在中国企业的掌控之中，许多中国企业仅仅是“制造工厂”，仅仅是“生产中心”，还不能称其为全面掌握从研发设计、技术创新到生产制造再到自有品牌、全球营销的真正的现代企业。当代的跨国公司都是这样真正的现代企业，而中国企业倘若仅仅是“制造工厂”，怎么可能走向海外与跨国公司竞争。不在同一基准上，就不可能有技术、市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侯永志：你说得很对。有一种观点认为，现时中国经济及产业已经处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中要讲求中国的资源等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强调自己本来不具备优势的技术自主创新？这种疑问需要澄清。 我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然而，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和有着特殊的政治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须掌握参与全球化的主动权，而不能被动地、无所选择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在参与全球化中，有的国家和地区就是依附外资跨国公司，成为“依附型”国家，一旦国际经济风吹草动，外资跨国公司撤资外流，这种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顿时陷入极度的困境。这一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所谓“依附”，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同它有经济贸易往来的一个或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扩张。在存在“依附”关系的情况下，世界将被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统治国”，一类是“依附国”。当今国际社会，到底存在不存在“统治国”或“依附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国际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尽管也许不能笼统地把世界各国划分为“统治国”和“依附国”两大类。在我看来，“依附”以国际分工为基础，但参与国际分工，并不必然成为“依附国”。一个国家要争取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必须建立全面的技术能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国家完全统一和国防永久安全而进行自主创新。 宋宏：即使从微观企业层面来考量，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是持续技术创新的企业。经济学界现在热衷讨论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微笑曲线”，指出在当下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据着价值链上研发、创新与品牌、营销两头高端，而新兴国家的企业则大都居于中间生产加工低端，形成一种不平等分工的曲线。因此学界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和要求即是国内本土企业要从微笑曲线的中间低端向上游的研发、创新与下游的品牌、营销转移，占据价值链的高端，赢得国际分工中的主动地位和更大利益。我最近去安徽的“奇瑞”汽车公司调研，发现这家企业就是从这一视角和思路来进行自主创新的。事实上，企业层面的决策者现在开始越来越认知到了自主创新的意义。当然，这种意识还需要更加普及，使中国的企业家都能具有像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那样：内在地具有创新意识，外在地彰显创新功能。 让我们把问题再向宏观展开一层。你刚才说到，创新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只论述了企业家为主体和主导的创新模式，而少有从宏观层面上讨论政府的作用问题。那么，作为国家战略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政府究竟要不要在自主创新中发挥作用? 侯永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政府基本上已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而市场正在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自主创新中是否应该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何种作用，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甚至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根据我对自主创新的理解，以及对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的认识，我认为，在自主创新中，政府不仅应该发挥作用，而且应该在广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首先，自主创新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指出，“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可见，自主创新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进行的技术层面和非技术层面的创新，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全球竞争而提出的国家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它的实施固然离不开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各类科研主体，更离不开居于统领地位的政府。 其次，创新具有显著的外溢效益。姑且不说那些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创新，往往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产业革命，如“热力学”的发展推动了内燃机效率的革命性变化及其广泛应用，“电磁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电报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就是那些企业和个人掌握的“技术诀窍”一旦应用于生产，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一定的示范效应。可见，有些创新具有完全的公共产品性质，而有些创新具有显著的正的外部性。对于这些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或显著的正外部性的创新，仅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获得充分的供给，因而需要政府的介入。 最后，政府推动创新是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在那些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还是在那些技术赶超型国家，政府都主动介入了创新的过程。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对政府干预市场抱怀疑态度的国家。然而研究表明，美国的技术进步与政府的政策却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战后在制药业和生物医学界取得领先地位得益于其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国防研究的需要和政府的扶持政策帮助美国取得了在半导体、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生物技术和因特网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使得美国的软件产业能够脱离硬件产业而独立地发展。作为技术赶超型国家，日本、韩国更是以政府积极参与技术创新而闻名于世。中国是技术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改进技术起步；同时，必须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像日、韩等国那样，逐步培养和增强自身的技术学习和技术创造能力。 宋宏：你的见解很深刻。其实在WTO规则中也有这方面的要求，所谓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就是指政府对企业等微观主体的研发创新可以发挥扶持作用，可以采取扶持政策和相应保障措施。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规则已经开辟了这一空间，我们真的应该认真而充分地加以利用。当然，我们需要明晰的是：政府在自主创新中到底能发挥哪些作用? 侯永志：这的确是我们必须清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由于各国国情、经济体制、发展阶段及其在全球技术阶梯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各国政府参与技术创新的领域及其参与的程度也不同。一般地说，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政府主要是通过支持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开发，推动原始创新；那些后发展起来的、处在技术赶超之中的国家，则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鼓励在学习借鉴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根据国际经验，综合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制度特征，我认为，在自主创新中，政府主要应发挥六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制定科学的、具有前瞻性和可延展性的规划。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规划曾被视为“发展的宠儿”。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规划的作用便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虽然这种怀疑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规划”。事实上，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曾经并正在运用各类规划来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差别仅在于政府和市场在规划中的相对地位不同而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和体制转轨中的人口大国，更应该重视规划的作用。当然，我们所做的规划，应是那种符合实际需要、又有前瞻性和一定弹性的规划。 制定这样的规划，需要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以及自主创新和非自主创新的关系。中国尚不富裕，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依然极为重要，短期来看，仍然需要加快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要考虑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还要考虑国家实力的增强，这是国家长期利益之所在。创新是增强国家实力的需要，为了创新，有时，需要牺牲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要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长期利益而适当牺牲短期利益是非常必要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自主创新和非自主创新常常共存于一个经济体中，它们之间也可能因相互替代而形成竞争关系，也可能因相互补充而形成合作关系。规划制定，要有助于避免产生前一种关系，促进形成后一种关系。 第二，设计既符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制度是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根本保障。一个合理的制度，能够显著提高创新的效率。制度的设计，要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但又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国家的模式，要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相协调。如，对于创新激励制度的设计，就要更多地发挥精神鼓励的作用。过多依靠物质刺激，不仅国力难以承受，而且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第三，提供充分的财政支持。自主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可以来自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来自政府的资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政府的资金既可以直接用于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也可用于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于企业的产品创新、工艺创新。 第四，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创新是一项不确定性和风险很大的活动，融资相当困难。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有助于企业进行创新融资，也有助于分散企业的创新风险。中国服务于创新的资本市场尚不发达，需要加快发展。 第五，创造市场需求。“需要是发明之母”，没有现实的需要或理念中的需要，就不可能有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表明，发明的多少会随着相关产品销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某项产品具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那么一项能够改进该产品或提高其产量的发明就会给发明者带来可观的利润，从而激励发明者不断地创新。反之，就会出现创新动力不足，或者创新产品难以成长的局面。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左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具有购买高端消费品能力的人口群体。如果能把国内市场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那么，中国的自主创新将获得需求方面的强力支持。 培育市场，除了要有效发挥政府采购的作用外，还要通过文化教育、舆论引导等手段，培养一大批热爱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的消费者群体。与之同时，也要处理好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技术层次的创新和非技术层次的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不是不要对外开放，而是要在对外开放中实现技术的进步。这需要在审视近30年开放历程的基础上，制定有助于自主创新的开放战略，要使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不至于大幅度压缩国内产业和技术成长的空间，要使跨国公司的并购不至于损伤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能力。 非技术层次的创新虽然不属于自主创新战略覆盖的领域，但是，由于这种创新能够为技术层次的创新创造生存、发展、壮大和扩散的市场前提，我们绝不能忽视这种创新。 第六，培养国民创新精神，增强国民创新能力。创新要靠人来实现，而人也要进行创新，一要具有创新精神，二要具有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就是一种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坚忍不拔地探索的精神，就是一种敢于怀疑书本、敢于怀疑经验的精神，就是一种敢于挑战困难、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创新能力是一种在掌握书本知识和既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践的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还不是很强，迫切需要加以培养。培养创新精神，增强创新能力，政府责无旁贷。 宋宏：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你在第五点中提出不能忽视非技术层次的创新，我觉得相当重要。非技术层次的创新有很大成份属于制度环境的创新，而制度环境创新正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支撑条件。单纯推进技术创新而不同时推进相应的制度环境创新，就会把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层次创新固有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技术创新也就不可能顺利有效地进行。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你说的第六点，我理解是“创新文化”的建设问题。如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这一灵魂的显现与张扬必需有赖于一个文化氛围或环境，包括崇尚创新的社会价值观、公民创新素质的教育、对创新行为的认同与宽容、保障创新者权益的制度安排等等，都属于创新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你刚才说的“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还不是很强”的现象，只有在创新文化的持续建设和强化中才能得以根本改变。非常感谢你接受访谈，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听你赐教研究的新观点。（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