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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面临在“增量调整”基础上如何提高“存量效率”的问题。大量通过技术与统计方法对效率开展评估的研究,难以全面反映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低效率的现状和原因。运用参与式方法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开展效率评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无差别的供给政策、供给角色混淆、政府投资的“马太效应”、普遍存在的“社会排斥”以及农村发展能力低下的现实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效率低下的原因。
关键词:参与式方法;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C9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2—0135—03
技术和统计学的巨大进步使经济分析更加直观和方便,它提供了一种普遍意义的衡量方法,使得当前对农村公共产品所进行的效率评估主要是通过建立函数模型对已有数据进行检验。但这种统计规律外推的方式所进行的评估有可能掩盖自己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只适用于那些发生于某一特定社区和某一特定时期的行为。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的同时,需要以更加符合实际的手段和方法来检验判断和假设的适用性,以避免单纯依靠数据分析可能造成的决策偏差。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而言,基于中国农村特殊的现实背景,考察农村公共产品必须引入多视角的研究框架,参与式方法显示了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的适应性。
一、参与式方法在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中的适应性
作为一种理论,参与式研究方法认为任何人都是有知识的,研究主体是最终的主要受益人,强调当地人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性,强调以当地人广泛而真正的参与作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如在决策及选择过程中当地人的介入、贡献与努力、承诺与能力、动力与责任、乡土知识与创新、对资源的利用与控制、能力建设、利益分享、自我组织及自立等方面。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raisal,以下简称PRA)是参与式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环,是建立在对既定的社会背景和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基础上、由社区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成员自我分析为主体的项目评估方法,在我国农村社区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一,中国农村的发展和运行自成体系,形成了大量基于特定社会背景的乡规民约、经验或本土知识,其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每一个农村社区都是国家和社会变迁的缩影,一些负面的社会变革或政策变更给农村社区带来不好的记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对外界缺乏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社区内部主导的、社区充分参与的评估方法才能反映真实情况。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形成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其社会资源因地位和角色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传统的调查方法容易忽略这种阶层(群体)差异。第四,农村社区虽然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农村社区之间存在差异性,尤其在社会关系和区域发展方面差异巨大,只有通过使用更为直观的、更加全面的调查方法和工具,才能尽量避免传统方法可能产生的谬误。
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进行评估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是否适合当地情况;二是是否符合投入产出效率;三是是否满足农户(或社区)需求;四是是否满足农户最紧迫的需求。在PRA中,农户、社区、政府、协调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整个公共产品的效率评估中,更加强调当地人(农户)作为受益群体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作为世代生活在此且今后可能会长期利用农村公共产品的群体,农户比任何一个外来者(如当地政府)都更了解当地的资源、生产、生活等实际情况,更熟悉自己在发展中的优势或劣势、发展的机遇或面临的威胁,因此也更能够提出符合自身需求的见解。第二,作为项目的直接受益者,农户比任何人都清楚项目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大程度的收益。农村社区(主要是村级社区)是农户的集体代表,同时肩负政府职能在农村的延续,他们对涉及集体的利益更加敏感,也更有发言权。政府掌握大量的公共资源,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和管理者,其决策和管理会影响整个项目的成败,往往能够从全局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作为一些公共产品供给者的相关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同样能够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给予帮助。协调人(外来者)更像是一个记录人或者催化剂,用特别的技术来客观地记录关键利益者的看法和观点,协助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提供可靠的信息,观察信息人和调查点的基本情况,并以此形成判断。
二、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参与式评估过程及发现
2005—2007年,我们运用参与式方法对四川省的松潘县、红原县、宝兴县、平武县,海南省的昌江县,湖南省的永顺县和炎陵县等7个县12个乡60个行政村进行了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通过参与式调查(见图1),我们发现被调查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效率主要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
1.由政府主导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很受农户欢迎,但项目存在不适用问题。如四川省某县畜牧局在推广新的畜牧技术和品种时,受到绝大多数农户的欢迎,但被推广的小尾寒羊这一品种并不适合当地,山羊容易得病死亡。
2.政府主导的农村公共产品成本往往较高。一方面,农户认为政府是“外来者”,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等产品是“免费”的,总希望得到更高级的产品;另一方面,政府渠道很难完全把握农户的实际需求程度,较为注重村干部或者精英的需求。其结果就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浪费和利用不充分的现象。如有的村社建有非常漂亮的村委会、图书室、乒乓球室,但村里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留守的老年人和小孩对这些设施的利用率很低。
3.政府较多介入地方性公共产品领域而缺乏全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往往倾向于提供具有局部集团利益的公共产品(甚至是私人产品)——如农村道路、小型水利设施、沼气池、水井等——而常常忽略其他,如村医疗站一般由私人开设,其从事农村妇女保健、计划生育、卫生防疫等事务,但开支却得不到政府或其他公共组织的资助,医疗水平得不到提高,公共卫生得不到重视。
4.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较为困难,很多村面对急需的公共产品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如在四川省某村,全村唯一的沟渠由于年久失修,对村里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政府了解村民的需求,明白沟渠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承诺为当地村民重新修渠解决灌溉问题,但由于地方财力有限,这一承诺一直未能兑现。而农户也仅被动期待政府解决修渠问题,不愿意为沟渠修建支付费用,从而导致沟渠这一公共产品无法向农户供给。
5.外来者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当地农户存在冲突。如在四川省某村,外来公司拥有当地一个巨大的天然石矿开采权,并为此修了一条上山的路,这条路通过整个村。公司老板认为这条路使全村人受益,而村民却认为,公司修的路虽然带来了一定便利,但拉矿石和开矿所产生的粉尘却使村民蒙受了巨大损失。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
6.社区在公共资源管理上存在优势。如在四川省某村,农户在公共草场共同放牧且互相照看牲畜,大大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劳动效率;通过共同放牧抵御马贼,有效保护了私人财产;通过村规民约,各家牲畜数量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使草场的可持续使用得到保障。
三、农村公共产品效率参与式评估基本判断
1.“增量调整”政策使农户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总体上“比较满意”。通过2006年我们对四川省两个县农户抽样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与政府的投入呈正比,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方面的“增量投入”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可和支持。绝大多数农户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设施、农村公路、水道、电气网的满意度较高,对农村社会保障(包括各項保险)、农村水利设施以及农村科技推进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在排除了农户对调查者存在隐瞒的可能性后,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的确加大了投入,采取措施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而且一些公共服务是以超出农户实际需求的标准供给的,无论从历史经验判断,还是基于实际使用的角度,都超出了多数农民的预期;二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户在对公共产品的效果进行评价时,往往是以家庭资源禀赋为参照系的,外来者提供的任何公共产品对于资源较为贫乏的农村以及村民来说,都是十分敏感的。因此,只要政府提供了公共产品,无论这个产品的最终结果怎样,都能受到大多数农户的欢迎。
2.无差别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导致结构不合理。从宏观数据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是不足的,而且供给结构不合理,这是学者的一致看法,参与式评估的过程和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参与式评估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结构不合理不纯粹由供给总量不足引起,很多时候是由区域无差别的供给政策导致的。一是公共产品处于缺位的“绝对不足”,这包括公共卫生、农产品市场和物流等公共产品的缺失。二是那些已经存在的服务具有某些缺陷的“相对不足”,如大多数农村儿童入学率虽然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但软件(如教学水平、管理等)远未达到农户期望,相对于硬件建设来说是供给不足的。三是由于性别、受教育程度、贫富状况等因素引起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不合理。如在农业技术推广上,政府比较重视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这类农业技术往往是高风险、高回报,有利于树立政府的形象,但大多数农户更希望得到一些低风险的、基础的技术支持或市场信息。
3.角色混淆导致高交易成本现象。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无论是社区以外机构提供的还是社区自我供给的公共产品都存在高交易成本现象。交易成本被解释为讨价还价过程的时间和资源配置成本以及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和监督成本,还包括实施项目的机会成本。在外来者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过程极其有限,几乎不存在时间成本和资源配置成本,但在项目实施中的管理和监督成本却相对较高,尤其在以分散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农业经营中,外来者几乎无法监督工作人员的工作过程和效果,更重要的是,外来者往往对社区的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禀赋等缺乏足够认识,从而导致项目运行后面临不适用的尴尬。与之相反,社区自我供给的公共产品在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和监督成本很低,公共产品建设方案建立在对社区资源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能够满足社区的需求,但是社区自我供给的公共产品往往因讨价还价时产生的过高成本而使规划过早流产,如农村税费改革后推广的“一事一议”制度,由于农户的差异性,很多时候某一议题很难达到一定比例的同意率,从而使项目实施无法进行。因此,当前环境下农村公共产品不可避免地存在高交易成本现象。
4.政府供给公共产品中“马太效应”显著。基于回报最大化的行为模式,政府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能够产生更多效益的地区和领域,支持农村发展项目有明显的规模偏好倾向,这导致公共资源更多地流向资源丰富的地区和领域,流向富裕农户,“马太效应”显著存在。在区域资源分配上,政府倾向于在拥有加工厂的富裕村落投资公路、水渠、市场等基础设施,而那些经济活动较少的地区在相同的建设中被排在靠后的位置,“马太效应”同样显著。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这样的村庄通过自身供给公共产品比较困难。其获得外界资源的途径有三种:一是被动接受型的体制内投入,即国家财政的固定投入,包括扶贫资金、国家专项建设资金等;二是主动化缘型的体制外投入,如由村庄的精英通过申请项目或者社会关系向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境内外非政府组织、私人等)筹资;三是被动接受型的体制外投入。从上述途径获得外界资源同样存在“马太效应”,即有经验、有社会资源、信息来源渠道较多的社区往往比那些不具备这些能力的社区更容易获得外界的支持。
5.社會排斥现象普遍存在。发生在农村公共产品领域的社会排斥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效率为借口排斥弱势群体的参与和弱势群体没有与村庄内优势群体同样的表达意愿的机会。如政府机构在进行公共产品供给规划时,常常以村干部或者村里的富人和能人的意见作为依据,而那些地处偏远、贫困或者残疾的农户在调研中往往被忽略。
6.社区组织能力建设欠缺导致公共产品持续服务能力不足。我国农村欠发达地区普遍欠缺社区组织能力建设,这是由在农村公共产品相关制度中关键利益者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各项制度缺乏对社区组织的激励和引导,社区的自我组织和建设能力不断弱化,这直接加大了社区百姓对外界供给公共产品的依赖度,使大量由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维护和修缮困难,如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以及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些公共产品因无人管理而“提前退休”,这大大降低了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和回报率。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参与式评估有效地提高了分析的“近似精确度”,发现了一些难以用统计数据表达的问题,能够更加直观地、全面地判断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率现状,为“增量供给”下的“存量调整”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略。一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实现“还权赋能”,给予受益主体主动参与的权利和能力,使各方的主观能动性更多地嵌入到经济社会的资源配置中。二是突破现有体制框架,鼓励集体经济创新有效实现形式,发挥多元化的农村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所具有的组织和管理优势。三是科学规划乡镇产业,积极引导乡镇产业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挥推动农村市场化建设和拉动农村内需的双向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敬忠,李小云.社区发展中的儿童参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 陈诗一,张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8,(4).
[2]沈承诚.从政府垄断到多元互动——农村公共产品民营化进程中的多重博弈关系解读[J].求实,2006,(3).
[3]李秉龙等.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4]Buchanan,J. M.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M].Chicago: Rand McNally,1968.
责任编辑:随 园
关键词:参与式方法;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C9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2—0135—03
技术和统计学的巨大进步使经济分析更加直观和方便,它提供了一种普遍意义的衡量方法,使得当前对农村公共产品所进行的效率评估主要是通过建立函数模型对已有数据进行检验。但这种统计规律外推的方式所进行的评估有可能掩盖自己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只适用于那些发生于某一特定社区和某一特定时期的行为。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的同时,需要以更加符合实际的手段和方法来检验判断和假设的适用性,以避免单纯依靠数据分析可能造成的决策偏差。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而言,基于中国农村特殊的现实背景,考察农村公共产品必须引入多视角的研究框架,参与式方法显示了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的适应性。
一、参与式方法在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中的适应性
作为一种理论,参与式研究方法认为任何人都是有知识的,研究主体是最终的主要受益人,强调当地人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性,强调以当地人广泛而真正的参与作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如在决策及选择过程中当地人的介入、贡献与努力、承诺与能力、动力与责任、乡土知识与创新、对资源的利用与控制、能力建设、利益分享、自我组织及自立等方面。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raisal,以下简称PRA)是参与式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环,是建立在对既定的社会背景和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基础上、由社区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成员自我分析为主体的项目评估方法,在我国农村社区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一,中国农村的发展和运行自成体系,形成了大量基于特定社会背景的乡规民约、经验或本土知识,其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每一个农村社区都是国家和社会变迁的缩影,一些负面的社会变革或政策变更给农村社区带来不好的记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对外界缺乏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社区内部主导的、社区充分参与的评估方法才能反映真实情况。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形成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其社会资源因地位和角色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传统的调查方法容易忽略这种阶层(群体)差异。第四,农村社区虽然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农村社区之间存在差异性,尤其在社会关系和区域发展方面差异巨大,只有通过使用更为直观的、更加全面的调查方法和工具,才能尽量避免传统方法可能产生的谬误。
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进行评估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是否适合当地情况;二是是否符合投入产出效率;三是是否满足农户(或社区)需求;四是是否满足农户最紧迫的需求。在PRA中,农户、社区、政府、协调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整个公共产品的效率评估中,更加强调当地人(农户)作为受益群体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作为世代生活在此且今后可能会长期利用农村公共产品的群体,农户比任何一个外来者(如当地政府)都更了解当地的资源、生产、生活等实际情况,更熟悉自己在发展中的优势或劣势、发展的机遇或面临的威胁,因此也更能够提出符合自身需求的见解。第二,作为项目的直接受益者,农户比任何人都清楚项目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大程度的收益。农村社区(主要是村级社区)是农户的集体代表,同时肩负政府职能在农村的延续,他们对涉及集体的利益更加敏感,也更有发言权。政府掌握大量的公共资源,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和管理者,其决策和管理会影响整个项目的成败,往往能够从全局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作为一些公共产品供给者的相关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同样能够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给予帮助。协调人(外来者)更像是一个记录人或者催化剂,用特别的技术来客观地记录关键利益者的看法和观点,协助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提供可靠的信息,观察信息人和调查点的基本情况,并以此形成判断。
二、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参与式评估过程及发现
2005—2007年,我们运用参与式方法对四川省的松潘县、红原县、宝兴县、平武县,海南省的昌江县,湖南省的永顺县和炎陵县等7个县12个乡60个行政村进行了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通过参与式调查(见图1),我们发现被调查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效率主要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
1.由政府主导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很受农户欢迎,但项目存在不适用问题。如四川省某县畜牧局在推广新的畜牧技术和品种时,受到绝大多数农户的欢迎,但被推广的小尾寒羊这一品种并不适合当地,山羊容易得病死亡。
2.政府主导的农村公共产品成本往往较高。一方面,农户认为政府是“外来者”,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等产品是“免费”的,总希望得到更高级的产品;另一方面,政府渠道很难完全把握农户的实际需求程度,较为注重村干部或者精英的需求。其结果就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浪费和利用不充分的现象。如有的村社建有非常漂亮的村委会、图书室、乒乓球室,但村里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留守的老年人和小孩对这些设施的利用率很低。
3.政府较多介入地方性公共产品领域而缺乏全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往往倾向于提供具有局部集团利益的公共产品(甚至是私人产品)——如农村道路、小型水利设施、沼气池、水井等——而常常忽略其他,如村医疗站一般由私人开设,其从事农村妇女保健、计划生育、卫生防疫等事务,但开支却得不到政府或其他公共组织的资助,医疗水平得不到提高,公共卫生得不到重视。
4.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较为困难,很多村面对急需的公共产品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如在四川省某村,全村唯一的沟渠由于年久失修,对村里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政府了解村民的需求,明白沟渠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承诺为当地村民重新修渠解决灌溉问题,但由于地方财力有限,这一承诺一直未能兑现。而农户也仅被动期待政府解决修渠问题,不愿意为沟渠修建支付费用,从而导致沟渠这一公共产品无法向农户供给。
5.外来者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当地农户存在冲突。如在四川省某村,外来公司拥有当地一个巨大的天然石矿开采权,并为此修了一条上山的路,这条路通过整个村。公司老板认为这条路使全村人受益,而村民却认为,公司修的路虽然带来了一定便利,但拉矿石和开矿所产生的粉尘却使村民蒙受了巨大损失。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
6.社区在公共资源管理上存在优势。如在四川省某村,农户在公共草场共同放牧且互相照看牲畜,大大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劳动效率;通过共同放牧抵御马贼,有效保护了私人财产;通过村规民约,各家牲畜数量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使草场的可持续使用得到保障。
三、农村公共产品效率参与式评估基本判断
1.“增量调整”政策使农户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总体上“比较满意”。通过2006年我们对四川省两个县农户抽样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与政府的投入呈正比,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方面的“增量投入”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可和支持。绝大多数农户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设施、农村公路、水道、电气网的满意度较高,对农村社会保障(包括各項保险)、农村水利设施以及农村科技推进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在排除了农户对调查者存在隐瞒的可能性后,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的确加大了投入,采取措施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而且一些公共服务是以超出农户实际需求的标准供给的,无论从历史经验判断,还是基于实际使用的角度,都超出了多数农民的预期;二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户在对公共产品的效果进行评价时,往往是以家庭资源禀赋为参照系的,外来者提供的任何公共产品对于资源较为贫乏的农村以及村民来说,都是十分敏感的。因此,只要政府提供了公共产品,无论这个产品的最终结果怎样,都能受到大多数农户的欢迎。
2.无差别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导致结构不合理。从宏观数据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是不足的,而且供给结构不合理,这是学者的一致看法,参与式评估的过程和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参与式评估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结构不合理不纯粹由供给总量不足引起,很多时候是由区域无差别的供给政策导致的。一是公共产品处于缺位的“绝对不足”,这包括公共卫生、农产品市场和物流等公共产品的缺失。二是那些已经存在的服务具有某些缺陷的“相对不足”,如大多数农村儿童入学率虽然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但软件(如教学水平、管理等)远未达到农户期望,相对于硬件建设来说是供给不足的。三是由于性别、受教育程度、贫富状况等因素引起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不合理。如在农业技术推广上,政府比较重视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这类农业技术往往是高风险、高回报,有利于树立政府的形象,但大多数农户更希望得到一些低风险的、基础的技术支持或市场信息。
3.角色混淆导致高交易成本现象。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无论是社区以外机构提供的还是社区自我供给的公共产品都存在高交易成本现象。交易成本被解释为讨价还价过程的时间和资源配置成本以及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和监督成本,还包括实施项目的机会成本。在外来者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过程极其有限,几乎不存在时间成本和资源配置成本,但在项目实施中的管理和监督成本却相对较高,尤其在以分散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农业经营中,外来者几乎无法监督工作人员的工作过程和效果,更重要的是,外来者往往对社区的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禀赋等缺乏足够认识,从而导致项目运行后面临不适用的尴尬。与之相反,社区自我供给的公共产品在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和监督成本很低,公共产品建设方案建立在对社区资源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能够满足社区的需求,但是社区自我供给的公共产品往往因讨价还价时产生的过高成本而使规划过早流产,如农村税费改革后推广的“一事一议”制度,由于农户的差异性,很多时候某一议题很难达到一定比例的同意率,从而使项目实施无法进行。因此,当前环境下农村公共产品不可避免地存在高交易成本现象。
4.政府供给公共产品中“马太效应”显著。基于回报最大化的行为模式,政府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能够产生更多效益的地区和领域,支持农村发展项目有明显的规模偏好倾向,这导致公共资源更多地流向资源丰富的地区和领域,流向富裕农户,“马太效应”显著存在。在区域资源分配上,政府倾向于在拥有加工厂的富裕村落投资公路、水渠、市场等基础设施,而那些经济活动较少的地区在相同的建设中被排在靠后的位置,“马太效应”同样显著。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这样的村庄通过自身供给公共产品比较困难。其获得外界资源的途径有三种:一是被动接受型的体制内投入,即国家财政的固定投入,包括扶贫资金、国家专项建设资金等;二是主动化缘型的体制外投入,如由村庄的精英通过申请项目或者社会关系向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境内外非政府组织、私人等)筹资;三是被动接受型的体制外投入。从上述途径获得外界资源同样存在“马太效应”,即有经验、有社会资源、信息来源渠道较多的社区往往比那些不具备这些能力的社区更容易获得外界的支持。
5.社會排斥现象普遍存在。发生在农村公共产品领域的社会排斥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效率为借口排斥弱势群体的参与和弱势群体没有与村庄内优势群体同样的表达意愿的机会。如政府机构在进行公共产品供给规划时,常常以村干部或者村里的富人和能人的意见作为依据,而那些地处偏远、贫困或者残疾的农户在调研中往往被忽略。
6.社区组织能力建设欠缺导致公共产品持续服务能力不足。我国农村欠发达地区普遍欠缺社区组织能力建设,这是由在农村公共产品相关制度中关键利益者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各项制度缺乏对社区组织的激励和引导,社区的自我组织和建设能力不断弱化,这直接加大了社区百姓对外界供给公共产品的依赖度,使大量由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维护和修缮困难,如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以及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些公共产品因无人管理而“提前退休”,这大大降低了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和回报率。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参与式评估有效地提高了分析的“近似精确度”,发现了一些难以用统计数据表达的问题,能够更加直观地、全面地判断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率现状,为“增量供给”下的“存量调整”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略。一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实现“还权赋能”,给予受益主体主动参与的权利和能力,使各方的主观能动性更多地嵌入到经济社会的资源配置中。二是突破现有体制框架,鼓励集体经济创新有效实现形式,发挥多元化的农村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所具有的组织和管理优势。三是科学规划乡镇产业,积极引导乡镇产业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挥推动农村市场化建设和拉动农村内需的双向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敬忠,李小云.社区发展中的儿童参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 陈诗一,张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8,(4).
[2]沈承诚.从政府垄断到多元互动——农村公共产品民营化进程中的多重博弈关系解读[J].求实,2006,(3).
[3]李秉龙等.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4]Buchanan,J. M.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M].Chicago: Rand McNally,1968.
责任编辑:随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