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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先生刚刚六十岁，但在很多文学界的朋友眼中，他却仿佛是一位老者。这里的“老”，不是垂垂老矣，而是犹有古风，行状很似老辈学人。某次与一位朋友聊起孙先生，一番感慨之后，他说孙先生年龄不高，却提前进入了德高望重之列。那位朋友是一位十分犀利而少见的文学评论家，曾因为刊发过一篇犯了某种忌讳的文章，在单位的处境极为尴尬，后经孙先生的努力，最终改变了生存环境。2017年年末，孙郁先生六十初度，没有祝贺的活动，我特意去看望了在家养病的孙先生。依旧是笑容满面，依旧是侃侃而谈，还是鼓励我多多写作，赞叹我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又说高校的许多学者文章写得越来越糟糕，反而是李零、阿城这样没有经过体制驯化的写作者，文章才是高妙的。谈他的病，也并不避讳，认为人活着更重要的是质量，自己已看轻生死，以后深入的写作会少很多，或许还会写点书话之类的文章。我请他在随身携带的一册再版的著作《鲁迅书影录》上写一段话，他爽快地答应了，略有沉思，在扉页写了如此一段题跋：“航满兄指正 此为旧作，建新、张胜二友精心制版，让我感念不已。序言系化疗期间在医院用手机所写，如今思之，恍如梦中。孙郁 2017.12.16”。告别之际，想到和孙先生交往近十年，竟还没有合过影，于是提出来，也是爽快地同意了，然后找帽子，因为化疗，头发已经很少了。
我与孙先生是在2008年5月初认识的，距今整十年矣。当时孙先生还是鲁迅博物馆的馆长。我因为台湾学者蔡登山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受到邀请出席他在鲁迅博物馆举办的新作《鲁迅爱过的人》发布会。出席那次发布会的，都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我这个门外汉竟不知天高地厚，也讲了一些看法，大体谈了谈自己对于鲁迅的认识。不料有位尊胡适贬鲁迅的学者听了我的发言后，便劝告年轻人不要被鲁迅误导，然后又对鲁迅的思想多有批评。对此，我倒是很不以为然，以为鲁迅与胡适何必要分个彼此，他们之中有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都有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我当时怎么见过这样的局面，一时真是颇为尴尬。会后，孙先生找到我，温和地对我说，他是孙郁，之前读过我的文章，以为写得很好。然后让我稍等片刻，便去办公室拿了一册他的新作《鲁迅藏画录》送给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还专门写到了这次见面的印象：“朱航满是个可亲近的人，不仅有文章在，还有他的为人。记得在鲁迅博物馆讨论鲁迅研究的作品时，他有一个发言，厚道的语气给我很深的印象，许多话说得让人心热。没有俗气，还能和不同观点交锋与辩驳，在气质上与‘五四’的文人有些接近。虽然身处红尘，却无庸人的谬见，总是让人感动的。”
随后我应蔡登山先生的邀请，为他在台湾主持的秀威出版公司编了一本书稿，内容无非是当时拉杂所写的一些品评文字。书稿编成，我请蔡先生写个序，以感谢他的情谊，他说出版社由他主持，再写序言，似为不妥。而我当时认识的学者极少，便想到了刚刚结识的孙郁先生，于是把书稿的内容和自己的请求用电子邮件发了过去。当时也不过是试试看的心情，不料孙先生竟是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还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写好了序言。在这篇序言的开篇，孙先生这样写道：“我偶然在网络上读到朱航满的文章，是谈孙犁、邵燕祥的，印象很深。读他的文章，仿佛彼此早已是老朋友，内心有着深深的呼应。在学术与创作间有一个地带，类似旧时的小品笔记，介乎于书话和诗话之间，朱航满的文字属于此类。”这便是他对于我的那些起步文字的认识，充满了热情的肯定。而下面這一句更是写得分外动情，“这是本纯情的思想者的书，可在闲暇时作为消遣，但绝非读后掷去的什物，像深夜里突听到笛声飘来，在沉寂的时候，你还会总惦记着它，希望它在什么时候再响起来。那个幽玄而清新的旋律，倒是可以驱走我们独处时的寂寞的。”孙先生的这篇序文热情、恳切，却绝非一篇泛泛的应酬文字。
现在看来，我的那本书稿实在是羞于出手的，但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为我增添了继续写作的动力，为此我要特别感谢当时愿意出版这本书的蔡登山先生，以及为此书撰写序言的孙郁先生。然而，也正是这本在台湾出版的书稿，让我同时经历了一番坎坷。虽然出版的是一册文学论述的著作，但我当时所在单位以未经批准在境外出版而大为恼火，不但给以严厉的批评教育，而且谋饭的差事也面临不保。年轻人在未经风浪之际，却突然遭受一番刀霜剑雨，其心境乃是可以想象的。在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刻，我到北京求助师友，同时也拜见了已到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的孙郁先生。在孙先生的办公室，他听到我的遭遇后，很表同情，于是立即写信给鲁迅博物馆的一位朋友，请他在我工作的当地看看能否帮忙协助调动工作。我带着那封信立即去了鲁迅博物馆，见到了孙先生曾经提携过的学者，我们在鲁迅先生的故居旁谈起当今知识分子的处境，颇多共鸣之处。虽然他对我的处境也多同情，但一番分析，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个阴沉的下午，北京的天际即将落幕于黑暗，我们一起站在鲁迅故居旁的一个台阶上，都沉默着。我遥望不远的天空处，看见一群乌鸦在树际盘旋，心情顿时黯淡，想到鲁迅先生当年的处境，便又觉得自己真有些可笑了。
孙先生到人民大学后，主持文学院的工作，就我所知道，先后引进了作家阎连科、刘震云、张悦然等人，其中的阎连科乃是当时已颇有争议的作家，但还是被他引进到了人民大学。阎连科到人民大学之后不久，便写出了一部极具争议的小说《四书》，大陆自然无法出版，终由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孙先生不但给予这部小说充分的肯定，而且还专门组织召开了小型的研讨会，随后在他编选《当代文学经典读本》时，又以“存目”的形式将这篇小说收录，并在导读中认为阎连科是“中国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但他可能是最被误解的作家，或者说，乃是一个‘不该有问题的问题作家’。”孙郁先生的独特之处，便是在于他的这份宽容，能够兼容不同的意见，并且予以欣赏，这是现代研究者的精神，也是大学文学院的气度。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时，便曾去鲁迅博物馆参观过由他策划的王小波和汪曾祺的展览，也聆听过崔卫平女士在鲁迅博物馆的演讲，虽然错过了陈丹青在鲁迅博物馆的那次颇为轰动的《笑谈大先生》的讲座，但作为这次知名演讲的催生者，孙郁先生功莫大焉。但即使在他工作繁忙，或者在外人看来乃是春风得意的时刻，他也并没有遗忘我这位学界之外的小人物，关心着我的处境，希望我能够多读书也多写点文章。 孙郁先生显然还是个文学界的行动派。以他对于我的关心，并不是只是语言上的抚慰。到人民大学任教后，他很快便取得了招收博士的资格。他请一位好友推荐人选，他们都认为我是合适的，这位好友打电话给我，希望我经由此路而改变处境。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一时欢雀起来，但转念一想自己的外语水平，便很快又打了退堂鼓，最终还是放弃了。随后，孙先生又推荐我到天津日报社去做副刊编辑，并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当时的副刊主编宋安娜女士。他说孙犁先生曾在天津日报副刊部工作，那里有很好的传统，你若能去，自然是好的。在当代文坛之中，我知道孙郁先生评价最高的，不过张中行、汪曾祺、孙犁等寥寥数位，他多次对我说，这些文章写得最好的人，却都是闲云野鹤之人，言外之意，颇多期许矣。我记得那封推荐信中写到了我的情况，并请宋老师一定帮忙，还推举我是一位可造之才，认为帮助年轻人便是做功德事情。推荐信写得真诚也恳切，我读来却是极为惭愧的，自己何德何能，毫无成绩可言，却令孙先生如此分心。宋老师读到孙先生的推荐信后，也是非常重视。她请我先试着给副刊编一些稿子看看，我便约了包括孙老师在内的一些文学界朋友的稿件，很快赢得了宋老师的好感。然而因为中国的人才流动体制，又考虑到家庭的原因，最终还是错过了去报社工作的机会，宋安娜老师不久也退休了。
一再辜负孙郁先生的美意，连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但孙先生依然没有放弃对我的帮助，此时他应黄山出版社策划一套关于民国学人的著作，其中的《胡适卷》便邀我来编写。记得我在人大拜访他时，他说先把合同签了，书稿可以慢慢来编写。我自然答应了这本书的写作，也知道这是孙先生提供给我在学术界展示的很好机会。但恰在此时，我在经历了诸多坎坷之后，终于冲破了诸多束缚，调到了北京，虽然没有在文化学术单位任职，但工作的环境一时宽松了许多，而之前答应孙先生写作胡适的那本著作，却因工作调动的繁杂，一直没有动笔。这令我颇感惭愧，便也不敢再去联系孙先生了。但孙先生还是没有放弃对我的关心和期待，正如他所写到的那样：“像深夜里突听到笛声飘来，在沉寂的时候，你还会总惦记着它，希望它在什么时候再响起来。”而此时我在台湾出版的那册集子在国内也修订出版了，孙先生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位朋友所写的评价文章，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发了短信给我，“航满，许久未见联系，近况如何，念念。看到大作出版，祝贺！”我由此才发觉自己的失礼，立即带上新书登门拜访，孙先生还是一如往常的热情，并未怪罪我之前的错失良机，反而赞赏我能够坚持写作，问我现在的情况，也是给予多多的鼓励。
在人民大学文学院做院长工作，孙先生实在是太忙碌了。虽然我们相距并不太远，但见面的机会却并不多，对于我的请求，他都总是满足。到北京工作两年后，我出版了第二本书，这不过是一册颇为粗糙的文学评论集，现在看来，这本书的出版似乎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但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还是免不了虚荣，请我的导师陆文虎先生写了序言。不敢再麻烦孙先生，便请他写了一段推荐语印在书后。没有寄书稿给他，短信催问了两次，他在从外地出差回来的一个凌晨发给了我，推荐语写得真诚而热切，言语之中还是鼓励之情，令我再次感动孙先生的殷切提携：“朱航满的文章，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暗中浮动。温润的文字里有着历史的厚度，穿梭在各类文本之间。不附和，少应酬，多奇思。锐利的目光，穿过精神的暗夜，给没有亮色的地方以暖意。其人静，其思深，文史交融，今昔互动，朗朗然有君子之风。在远离文坛的地方谈古论今，道出今人难见的风景。”这本书还得到了上海陈子善先生的推荐，并写出了很长的一段评语，令我感慨。如果读者诸君看到这册著作，其实只需要欣赏陆文虎老师的序言文章，还有孙郁、谢泳和陈子善诸位先生的评语即可，因为他们所作都是令人颇多回味的美文。此后我再出版集子，便没有再劳烦诸位先生们了，并不是自己已经不需要前辈们的提携，而是不敢再冒失地令老师们为自己耗费精力了。
然而，就在我们相忘于江湖之际，我却偶然得知一个消息，孙郁先生病了。立即打电话给他，不通；又给一位与孙先生和我都极为熟悉的朋友，她也不知道，为这个消息感到震惊。后来孙先生给我发来短信，说了自己生病的情况，并言其已经请了北京最好的大夫做了手术，效果很好，让我不必为他担心，休养一段时间便会好起来的。果然，半年后，孙先生大病痊愈，恢复了往日的状态，一切又忙碌了起来，我想去拜访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去外地讲学，或者出席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我们见面的约定总是一推而再推。我劝他多多休息，注意调养，文章可以少写些，他说写完手头的一册《鲁迅与俄罗斯》，再写完一册关于父辈人生遭遇的著作，就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几次听他谈到其父在“文革”中的坎坷境遇，谈到自己曾因政治运动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便也不好再继续劝说了。不久，我又接到短信，請我参加他的新书《民国文学十五讲》的新书座谈会，并言来开会的都是一些老朋友，也希望我能来。新书发布是在腾讯大厦召开的，出席研讨的有陆健德、止庵、黄集伟、解玺璋、徐小斌、李静、张洁宇等人，都是文学圈和学术界的名流，也都是孙先生比较看重的朋友，而我竟也忝列其中。我想孙先生是把这次新书发布会看作是老朋友的一次聚会，是看作他大病新愈后的一次重聚，于是座谈讨论也开得其乐融融。
那次座谈会上，我坐在陆健德先生的旁边，陆先生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又问我是不是孙先生的学生，言语之中颇多好奇。后来我猜测，那年我编选花城出版社的《中国随笔年选》，选了陆健德先生和孙郁先生的文章各一篇，其中序言中夹带私货，写了孙先生对我的影响。陆先生一定是收到我的样书后，也读了我所写的那篇文章。说来孙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在做文章方面，他一再痛惜今人丧失了中国文章的传统，因此对于能够写好的文章的人多有青睐之处，但他却绝不是执拗的好古之人，而是能够从“五四”出发，融合了清明的现代思想与古朴的美学精神，成一家之气象。在那篇序言的结尾，我大胆评述孙郁先生的文章，表达了我的这番敬意：“孙郁先生为拙作《书与画像》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五四’以来形成的文体，其空间还是那么的大。那长长的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只是有时弯曲，有时笔直，有时隐秘。好的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没有，只是我们有时没有看到而已。’孙先生研究周氏兄弟多年，又在鲁迅博物馆浸润数十年，文章温润澄澈，又沉厚开阔，想来乃是见识广、胸襟大、积淀深的缘故。他的这句话，我几乎都背熟了，想来是忧思，也更是期许呢。”
朱航满，1979年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精神素描》《书与画像》《咀华小集》《读抄》等作品多种。编选花城出版社2012年以来《中国随笔年选》。
我与孙先生是在2008年5月初认识的，距今整十年矣。当时孙先生还是鲁迅博物馆的馆长。我因为台湾学者蔡登山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受到邀请出席他在鲁迅博物馆举办的新作《鲁迅爱过的人》发布会。出席那次发布会的，都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我这个门外汉竟不知天高地厚，也讲了一些看法，大体谈了谈自己对于鲁迅的认识。不料有位尊胡适贬鲁迅的学者听了我的发言后，便劝告年轻人不要被鲁迅误导，然后又对鲁迅的思想多有批评。对此，我倒是很不以为然，以为鲁迅与胡适何必要分个彼此，他们之中有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都有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我当时怎么见过这样的局面，一时真是颇为尴尬。会后，孙先生找到我，温和地对我说，他是孙郁，之前读过我的文章，以为写得很好。然后让我稍等片刻，便去办公室拿了一册他的新作《鲁迅藏画录》送给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还专门写到了这次见面的印象：“朱航满是个可亲近的人，不仅有文章在，还有他的为人。记得在鲁迅博物馆讨论鲁迅研究的作品时，他有一个发言，厚道的语气给我很深的印象，许多话说得让人心热。没有俗气，还能和不同观点交锋与辩驳，在气质上与‘五四’的文人有些接近。虽然身处红尘，却无庸人的谬见，总是让人感动的。”
随后我应蔡登山先生的邀请，为他在台湾主持的秀威出版公司编了一本书稿，内容无非是当时拉杂所写的一些品评文字。书稿编成，我请蔡先生写个序，以感谢他的情谊，他说出版社由他主持，再写序言，似为不妥。而我当时认识的学者极少，便想到了刚刚结识的孙郁先生，于是把书稿的内容和自己的请求用电子邮件发了过去。当时也不过是试试看的心情，不料孙先生竟是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还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写好了序言。在这篇序言的开篇，孙先生这样写道：“我偶然在网络上读到朱航满的文章，是谈孙犁、邵燕祥的，印象很深。读他的文章，仿佛彼此早已是老朋友，内心有着深深的呼应。在学术与创作间有一个地带，类似旧时的小品笔记，介乎于书话和诗话之间，朱航满的文字属于此类。”这便是他对于我的那些起步文字的认识，充满了热情的肯定。而下面這一句更是写得分外动情，“这是本纯情的思想者的书，可在闲暇时作为消遣，但绝非读后掷去的什物，像深夜里突听到笛声飘来，在沉寂的时候，你还会总惦记着它，希望它在什么时候再响起来。那个幽玄而清新的旋律，倒是可以驱走我们独处时的寂寞的。”孙先生的这篇序文热情、恳切，却绝非一篇泛泛的应酬文字。
现在看来，我的那本书稿实在是羞于出手的，但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为我增添了继续写作的动力，为此我要特别感谢当时愿意出版这本书的蔡登山先生，以及为此书撰写序言的孙郁先生。然而，也正是这本在台湾出版的书稿，让我同时经历了一番坎坷。虽然出版的是一册文学论述的著作，但我当时所在单位以未经批准在境外出版而大为恼火，不但给以严厉的批评教育，而且谋饭的差事也面临不保。年轻人在未经风浪之际，却突然遭受一番刀霜剑雨，其心境乃是可以想象的。在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刻，我到北京求助师友，同时也拜见了已到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的孙郁先生。在孙先生的办公室，他听到我的遭遇后，很表同情，于是立即写信给鲁迅博物馆的一位朋友，请他在我工作的当地看看能否帮忙协助调动工作。我带着那封信立即去了鲁迅博物馆，见到了孙先生曾经提携过的学者，我们在鲁迅先生的故居旁谈起当今知识分子的处境，颇多共鸣之处。虽然他对我的处境也多同情，但一番分析，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个阴沉的下午，北京的天际即将落幕于黑暗，我们一起站在鲁迅故居旁的一个台阶上，都沉默着。我遥望不远的天空处，看见一群乌鸦在树际盘旋，心情顿时黯淡，想到鲁迅先生当年的处境，便又觉得自己真有些可笑了。
孙先生到人民大学后，主持文学院的工作，就我所知道，先后引进了作家阎连科、刘震云、张悦然等人，其中的阎连科乃是当时已颇有争议的作家，但还是被他引进到了人民大学。阎连科到人民大学之后不久，便写出了一部极具争议的小说《四书》，大陆自然无法出版，终由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孙先生不但给予这部小说充分的肯定，而且还专门组织召开了小型的研讨会，随后在他编选《当代文学经典读本》时，又以“存目”的形式将这篇小说收录，并在导读中认为阎连科是“中国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但他可能是最被误解的作家，或者说，乃是一个‘不该有问题的问题作家’。”孙郁先生的独特之处，便是在于他的这份宽容，能够兼容不同的意见，并且予以欣赏，这是现代研究者的精神，也是大学文学院的气度。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时，便曾去鲁迅博物馆参观过由他策划的王小波和汪曾祺的展览，也聆听过崔卫平女士在鲁迅博物馆的演讲，虽然错过了陈丹青在鲁迅博物馆的那次颇为轰动的《笑谈大先生》的讲座，但作为这次知名演讲的催生者，孙郁先生功莫大焉。但即使在他工作繁忙，或者在外人看来乃是春风得意的时刻，他也并没有遗忘我这位学界之外的小人物，关心着我的处境，希望我能够多读书也多写点文章。 孙郁先生显然还是个文学界的行动派。以他对于我的关心，并不是只是语言上的抚慰。到人民大学任教后，他很快便取得了招收博士的资格。他请一位好友推荐人选，他们都认为我是合适的，这位好友打电话给我，希望我经由此路而改变处境。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一时欢雀起来，但转念一想自己的外语水平，便很快又打了退堂鼓，最终还是放弃了。随后，孙先生又推荐我到天津日报社去做副刊编辑，并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当时的副刊主编宋安娜女士。他说孙犁先生曾在天津日报副刊部工作，那里有很好的传统，你若能去，自然是好的。在当代文坛之中，我知道孙郁先生评价最高的，不过张中行、汪曾祺、孙犁等寥寥数位，他多次对我说，这些文章写得最好的人，却都是闲云野鹤之人，言外之意，颇多期许矣。我记得那封推荐信中写到了我的情况，并请宋老师一定帮忙，还推举我是一位可造之才，认为帮助年轻人便是做功德事情。推荐信写得真诚也恳切，我读来却是极为惭愧的，自己何德何能，毫无成绩可言，却令孙先生如此分心。宋老师读到孙先生的推荐信后，也是非常重视。她请我先试着给副刊编一些稿子看看，我便约了包括孙老师在内的一些文学界朋友的稿件，很快赢得了宋老师的好感。然而因为中国的人才流动体制，又考虑到家庭的原因，最终还是错过了去报社工作的机会，宋安娜老师不久也退休了。
一再辜负孙郁先生的美意，连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但孙先生依然没有放弃对我的帮助，此时他应黄山出版社策划一套关于民国学人的著作，其中的《胡适卷》便邀我来编写。记得我在人大拜访他时，他说先把合同签了，书稿可以慢慢来编写。我自然答应了这本书的写作，也知道这是孙先生提供给我在学术界展示的很好机会。但恰在此时，我在经历了诸多坎坷之后，终于冲破了诸多束缚，调到了北京，虽然没有在文化学术单位任职，但工作的环境一时宽松了许多，而之前答应孙先生写作胡适的那本著作，却因工作调动的繁杂，一直没有动笔。这令我颇感惭愧，便也不敢再去联系孙先生了。但孙先生还是没有放弃对我的关心和期待，正如他所写到的那样：“像深夜里突听到笛声飘来，在沉寂的时候，你还会总惦记着它，希望它在什么时候再响起来。”而此时我在台湾出版的那册集子在国内也修订出版了，孙先生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位朋友所写的评价文章，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发了短信给我，“航满，许久未见联系，近况如何，念念。看到大作出版，祝贺！”我由此才发觉自己的失礼，立即带上新书登门拜访，孙先生还是一如往常的热情，并未怪罪我之前的错失良机，反而赞赏我能够坚持写作，问我现在的情况，也是给予多多的鼓励。
在人民大学文学院做院长工作，孙先生实在是太忙碌了。虽然我们相距并不太远，但见面的机会却并不多，对于我的请求，他都总是满足。到北京工作两年后，我出版了第二本书，这不过是一册颇为粗糙的文学评论集，现在看来，这本书的出版似乎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但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还是免不了虚荣，请我的导师陆文虎先生写了序言。不敢再麻烦孙先生，便请他写了一段推荐语印在书后。没有寄书稿给他，短信催问了两次，他在从外地出差回来的一个凌晨发给了我，推荐语写得真诚而热切，言语之中还是鼓励之情，令我再次感动孙先生的殷切提携：“朱航满的文章，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暗中浮动。温润的文字里有着历史的厚度，穿梭在各类文本之间。不附和，少应酬，多奇思。锐利的目光，穿过精神的暗夜，给没有亮色的地方以暖意。其人静，其思深，文史交融，今昔互动，朗朗然有君子之风。在远离文坛的地方谈古论今，道出今人难见的风景。”这本书还得到了上海陈子善先生的推荐，并写出了很长的一段评语，令我感慨。如果读者诸君看到这册著作，其实只需要欣赏陆文虎老师的序言文章，还有孙郁、谢泳和陈子善诸位先生的评语即可，因为他们所作都是令人颇多回味的美文。此后我再出版集子，便没有再劳烦诸位先生们了，并不是自己已经不需要前辈们的提携，而是不敢再冒失地令老师们为自己耗费精力了。
然而，就在我们相忘于江湖之际，我却偶然得知一个消息，孙郁先生病了。立即打电话给他，不通；又给一位与孙先生和我都极为熟悉的朋友，她也不知道，为这个消息感到震惊。后来孙先生给我发来短信，说了自己生病的情况，并言其已经请了北京最好的大夫做了手术，效果很好，让我不必为他担心，休养一段时间便会好起来的。果然，半年后，孙先生大病痊愈，恢复了往日的状态，一切又忙碌了起来，我想去拜访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去外地讲学，或者出席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我们见面的约定总是一推而再推。我劝他多多休息，注意调养，文章可以少写些，他说写完手头的一册《鲁迅与俄罗斯》，再写完一册关于父辈人生遭遇的著作，就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几次听他谈到其父在“文革”中的坎坷境遇，谈到自己曾因政治运动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便也不好再继续劝说了。不久，我又接到短信，請我参加他的新书《民国文学十五讲》的新书座谈会，并言来开会的都是一些老朋友，也希望我能来。新书发布是在腾讯大厦召开的，出席研讨的有陆健德、止庵、黄集伟、解玺璋、徐小斌、李静、张洁宇等人，都是文学圈和学术界的名流，也都是孙先生比较看重的朋友，而我竟也忝列其中。我想孙先生是把这次新书发布会看作是老朋友的一次聚会，是看作他大病新愈后的一次重聚，于是座谈讨论也开得其乐融融。
那次座谈会上，我坐在陆健德先生的旁边，陆先生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又问我是不是孙先生的学生，言语之中颇多好奇。后来我猜测，那年我编选花城出版社的《中国随笔年选》，选了陆健德先生和孙郁先生的文章各一篇，其中序言中夹带私货，写了孙先生对我的影响。陆先生一定是收到我的样书后，也读了我所写的那篇文章。说来孙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在做文章方面，他一再痛惜今人丧失了中国文章的传统，因此对于能够写好的文章的人多有青睐之处，但他却绝不是执拗的好古之人，而是能够从“五四”出发，融合了清明的现代思想与古朴的美学精神，成一家之气象。在那篇序言的结尾，我大胆评述孙郁先生的文章，表达了我的这番敬意：“孙郁先生为拙作《书与画像》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五四’以来形成的文体，其空间还是那么的大。那长长的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只是有时弯曲，有时笔直，有时隐秘。好的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没有，只是我们有时没有看到而已。’孙先生研究周氏兄弟多年，又在鲁迅博物馆浸润数十年，文章温润澄澈，又沉厚开阔，想来乃是见识广、胸襟大、积淀深的缘故。他的这句话，我几乎都背熟了，想来是忧思，也更是期许呢。”
朱航满，1979年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精神素描》《书与画像》《咀华小集》《读抄》等作品多种。编选花城出版社2012年以来《中国随笔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