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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梁院长，您好！您曾是北京市中小学教研部门的负责人，现又在大学里多年从事教育研究，可否请您先谈谈您对教研与科研的看法？这两者有何异同呢？
梁威：我是1991年开始做教科所工作的，2002年调入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所以，对于一线的科研和教研，我都亲身经历过。就我个人来看，科研和教研同属于基础教育研究范畴，而我国现在已经把教研特定为教学研究，科研则包括对于宏观、中观及微观的教育研究。这几年随着课程改革不断深入进行，教研从原来侧重于教学组织、管理等功能转向现在更加侧重于研究。因为，课程改革中新问题不断涌现，势必要求教研部门加大研究的力度，由原来更多的经验型教研转向研究型、学术型教研。因此，在地位上讲，科研与教研是同等重要的，所起到的作用也应该是相同的，只是两者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
《中国教师》：您领衔开展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变革及教研员专业发展研究”，在此可否请您简要谈谈我国一线教研制度的变革走向？
梁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董奇校长对这个课题的高度重视，在研究方法、内容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支持和指导。我也想谈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课题研究。我国教研制度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一大特色，在翻阅各国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像我国这么完整的教研制度，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这首先可能源于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与教材的统一性，整齐划一，有利于教研制度的产生。其次，各级政府对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高度重视，使得我们的教研制度能够生存至今。再者，教研制度本身在中小学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确保了其自身的生存。
教研制度变革的走向，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盲目到规范，并逐渐发展为系统化、多级化、网状式的教研制度体系。现在我国有省、市、区县、乡镇、校的多级教研，每所学校都有各学科教研组和备课组，系统非常强大，并有60多年的历史。另外，在课程改革中，我国教研制度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教师如何理解课程改革的理念，而且能落实在课堂中，仅仅依靠大专院校是做不到的，必须要依靠约十万教研专职、兼职人员这支大军。
教研制度的变革，需要创新。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们都处于变革之中，面对的都是新挑战，所以之前教研主要依靠优秀教师的经验来指导一线教师，则现在这些优秀经验不足以解决现在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所以教研要创新。教研员既要当一名教学改革的引领者，同时也是和教师一起开展研究的同伴。另外，现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学历水平都在不断提升，教研员在如何培训教师方面应该与教师共同协商，要创新工作方式。现在的教育教学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教研的方式也要发生变化，要从原来的说、听转变为发动教师参与，从而引发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2002年我担任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时，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北京市教研创新研讨会，第二个会议是全国教研创新研讨会。通过这两个会议，大家理解了创新并不是对过去教研工作的否定，而是在已有的基础上继承发扬，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思考今后如何更好地做好工作，从而对教研员的当前任务和素质要求有了新的认识，对转变教研工作方式达成共识。
我相信，我国的教研制度会进一步完善、完备。现在我正在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的创新研究”。我们将以“十一五”重点课题——“我国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变革及教研员专业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一线教师在当前课程改革中所遇到的困惑，总结区县及学校先进的教学研究经验并进行提升，在继承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点。
《中国教师》：也请您谈谈我国教研员专业发展的基本概况如何。
梁威：应该说，我们是这几年开始注意教研员的专业发展。以前更多的是教研员有“一碗水”，通过各种教研活动，给教师“一滴水”。现在不行了，第一，教研员的“一碗水”不够了，必须是大量的，要像大海一样；第二，应该是“活水”，而不是“死水”；第三，这个水还得不断扩充，不断充实。所以，教研员的专业发展现在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在教研部门主持工作时，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十分重视教研员专业水平的提升，在北京市启动了“金色种子”的工程，即专门针对教研员的培训，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很多年。当时的设想就是对北京市近千名市级和各区县教研员进行轮训，每三年要培训一次。同时在培训中突出不同的主题，例如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培训，包括对刚入职的教研员培训和对骨干教研员的培训；另外，在内容方面确定不同的研究专题，例如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中小学生学习困难问题研究，等等。近期，我国“国培计划”也开始有教研员的培训，但尚未成为一个体系，还需要很好的顶层设计来培训教研员，促使其专业发展。例如，要研究教研员的培训内容应该是怎样的。教研员不仅仅要知晓学科内容，他还应该富有广阔的教育视野，还要对学习心理学、信息技术等有基本的认识，要有一个网状的立体的知识结构，同时还要懂得组织管理，善于合作，有能力为教师的学习、发展、展示提供平台。
《中国教师》：在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历程中，您认为教研室和教研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梁威：应当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到今天，教研室和教研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与研究团队成员卢立涛、黄冬芳等人在《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支点——中国特色教研制度发展研究》一书中，以及在《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上发表的《中国特色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的发展》一文中，都对教研室和教研员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在各级教研部门中，大多数教研员都是从学校中选调上来的优秀教师，他们确实都很有经验。特别是在解放初期，我国中小学校的扩招导致师资严重不足，只能依靠教研员对教师进行手把手的帮扶。例如在各学科每周进行一次的区县教研活动中，主要内容就是帮助教师备课，每一学科的教研员要给本地区这一学科的全体教师分析讲解一周的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以及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使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能够达到基本的标准。到了60年之后的今天，教研员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教研员不仅要引领着教师一起理解课改的理念，研讨在课改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还要解决教学内容的处理与教学方式的选择等老问题。所以，每一个时期教研员都会面临新的挑战。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和教研员自身的努力之下，教研员都能很好地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做好教研工作。 《中国教师》：在接下来的新课程教育实践中，您认为各级教研室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何处？
梁威：各级教研室的工作和研究的重心要下移，要切实解决教学一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此，教研室要在以下三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一是要对本地区的整体课程改革有一个高端的顶层设计和目标定位。二是要根据本地区教研员具体情况，对教研员开展培训工作。例如我们在2003年对北京市千名教研员进行调研，根据调研结果，我们对教研员开展了现代教育理念、管理才能、敬业与人格魅力、学科专业能力等四个方面的培训。三是要总结推广教学经验，供广大教师参考，并在各学科中，抓住学生普遍感到“不好学”的问题，进行研究，以免影响本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
《中国教师》：您现在也开展一些教研员的专题培训工作吗？对于教研员的队伍建设以及培训工作，您有何建议？
梁威：我们现在对教研员的培训做了一些研究，尚未大面积开展培训。对于教研员的队伍建设和培训工作，与教研员的职业标准有关。例如，什么人能有资格当教研员？这个“入门槛”应该是怎样的？
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我觉得教研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职业标准应该高于教师的标准，不仅有教学专业方面的要求，还要有管理、组织等方面的要求，还要有教育研究的能力，同时敬业精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教育部或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根据教研员的工作特点，制定一个教研员的专业标准。例如，2003年，我们对北京市教研部门进行了一次统计，以中学语文学科为例，北京市教研部门有2位中学语文教研员，各区县中学语文教研员75位，共77位教研员引领着当时7 000多位中学语文教师。由此可知教研员的职责之大，教研员专业标准的制定是十分重要的。
教研员还要甘当伯乐，发现、扶持人才。例如教师参加各种类型教学大赛，教研员均在幕后做指导，他们要甘为人梯。所以，教研员的学科教学素养不仅理所当然高于教师，同时由于教研员的工作性质，还要求教研员在各方面必须具备高素质，因此对教研员的培训就要有针对性。现代教育理念、学科素养的提高、对本地区教师素质以及教师教学的研究等等，既有宏观的教育问题，也有微观的教育问题，都应作为培训的内容。
《中国教师》：您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教研室吗？若需要的话，则国家层面的教研室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
梁威：多年以来，各省的教研部门都在寻找一个领导。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我国各省市教研室成立的背景不是从上而下的需求，而是自下而上的需求。现在各地教研部门，有的直属教育厅，有的归置在教科院，有的归置在教育学院，甚至有的设置在大学，没有整齐划一，而是根据各地区实践的需要而设置和开展工作的。现在已经到了希望在国家层面有所作为的时代了。各省市教研室需要一个在管理上给予引领、在业务上给予指导的部门，可以不称为教研室，但执行国家层面的教研室的工作职责。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能有一个渠道及时、正确地传达国家关于课程改革的理念；第二，可以搭建促进各地教研工作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第三，可以进一步汇聚教研力量推动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进行；第四，可促进教研员队伍建设和专业发展，例如解决教研员的编制与待遇问题。因为稳定一支素质高、责任心强的教研队伍，相关的政策和待遇问题是很重要。而政策的制定仅靠各地区的力量，往往是力不从心，解决不了，所以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给予保障。
（责任编辑：马赞）
梁威：我是1991年开始做教科所工作的，2002年调入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所以，对于一线的科研和教研，我都亲身经历过。就我个人来看，科研和教研同属于基础教育研究范畴，而我国现在已经把教研特定为教学研究，科研则包括对于宏观、中观及微观的教育研究。这几年随着课程改革不断深入进行，教研从原来侧重于教学组织、管理等功能转向现在更加侧重于研究。因为，课程改革中新问题不断涌现，势必要求教研部门加大研究的力度，由原来更多的经验型教研转向研究型、学术型教研。因此，在地位上讲，科研与教研是同等重要的，所起到的作用也应该是相同的，只是两者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
《中国教师》：您领衔开展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变革及教研员专业发展研究”，在此可否请您简要谈谈我国一线教研制度的变革走向？
梁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董奇校长对这个课题的高度重视，在研究方法、内容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支持和指导。我也想谈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课题研究。我国教研制度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一大特色，在翻阅各国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像我国这么完整的教研制度，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这首先可能源于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与教材的统一性，整齐划一，有利于教研制度的产生。其次，各级政府对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高度重视，使得我们的教研制度能够生存至今。再者，教研制度本身在中小学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确保了其自身的生存。
教研制度变革的走向，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盲目到规范，并逐渐发展为系统化、多级化、网状式的教研制度体系。现在我国有省、市、区县、乡镇、校的多级教研，每所学校都有各学科教研组和备课组，系统非常强大，并有60多年的历史。另外，在课程改革中，我国教研制度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教师如何理解课程改革的理念，而且能落实在课堂中，仅仅依靠大专院校是做不到的，必须要依靠约十万教研专职、兼职人员这支大军。
教研制度的变革，需要创新。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们都处于变革之中，面对的都是新挑战，所以之前教研主要依靠优秀教师的经验来指导一线教师，则现在这些优秀经验不足以解决现在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所以教研要创新。教研员既要当一名教学改革的引领者，同时也是和教师一起开展研究的同伴。另外，现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学历水平都在不断提升，教研员在如何培训教师方面应该与教师共同协商，要创新工作方式。现在的教育教学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教研的方式也要发生变化，要从原来的说、听转变为发动教师参与，从而引发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2002年我担任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时，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北京市教研创新研讨会，第二个会议是全国教研创新研讨会。通过这两个会议，大家理解了创新并不是对过去教研工作的否定，而是在已有的基础上继承发扬，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思考今后如何更好地做好工作，从而对教研员的当前任务和素质要求有了新的认识，对转变教研工作方式达成共识。
我相信，我国的教研制度会进一步完善、完备。现在我正在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的创新研究”。我们将以“十一五”重点课题——“我国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变革及教研员专业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一线教师在当前课程改革中所遇到的困惑，总结区县及学校先进的教学研究经验并进行提升，在继承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点。
《中国教师》：也请您谈谈我国教研员专业发展的基本概况如何。
梁威：应该说，我们是这几年开始注意教研员的专业发展。以前更多的是教研员有“一碗水”，通过各种教研活动，给教师“一滴水”。现在不行了，第一，教研员的“一碗水”不够了，必须是大量的，要像大海一样；第二，应该是“活水”，而不是“死水”；第三，这个水还得不断扩充，不断充实。所以，教研员的专业发展现在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在教研部门主持工作时，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十分重视教研员专业水平的提升，在北京市启动了“金色种子”的工程，即专门针对教研员的培训，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很多年。当时的设想就是对北京市近千名市级和各区县教研员进行轮训，每三年要培训一次。同时在培训中突出不同的主题，例如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培训，包括对刚入职的教研员培训和对骨干教研员的培训；另外，在内容方面确定不同的研究专题，例如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中小学生学习困难问题研究，等等。近期，我国“国培计划”也开始有教研员的培训，但尚未成为一个体系，还需要很好的顶层设计来培训教研员，促使其专业发展。例如，要研究教研员的培训内容应该是怎样的。教研员不仅仅要知晓学科内容，他还应该富有广阔的教育视野，还要对学习心理学、信息技术等有基本的认识，要有一个网状的立体的知识结构，同时还要懂得组织管理，善于合作，有能力为教师的学习、发展、展示提供平台。
《中国教师》：在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历程中，您认为教研室和教研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梁威：应当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到今天，教研室和教研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与研究团队成员卢立涛、黄冬芳等人在《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支点——中国特色教研制度发展研究》一书中，以及在《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上发表的《中国特色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的发展》一文中，都对教研室和教研员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在各级教研部门中，大多数教研员都是从学校中选调上来的优秀教师，他们确实都很有经验。特别是在解放初期，我国中小学校的扩招导致师资严重不足，只能依靠教研员对教师进行手把手的帮扶。例如在各学科每周进行一次的区县教研活动中，主要内容就是帮助教师备课，每一学科的教研员要给本地区这一学科的全体教师分析讲解一周的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以及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使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能够达到基本的标准。到了60年之后的今天，教研员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教研员不仅要引领着教师一起理解课改的理念，研讨在课改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还要解决教学内容的处理与教学方式的选择等老问题。所以，每一个时期教研员都会面临新的挑战。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和教研员自身的努力之下，教研员都能很好地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做好教研工作。 《中国教师》：在接下来的新课程教育实践中，您认为各级教研室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何处？
梁威：各级教研室的工作和研究的重心要下移，要切实解决教学一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此，教研室要在以下三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一是要对本地区的整体课程改革有一个高端的顶层设计和目标定位。二是要根据本地区教研员具体情况，对教研员开展培训工作。例如我们在2003年对北京市千名教研员进行调研，根据调研结果，我们对教研员开展了现代教育理念、管理才能、敬业与人格魅力、学科专业能力等四个方面的培训。三是要总结推广教学经验，供广大教师参考，并在各学科中，抓住学生普遍感到“不好学”的问题，进行研究，以免影响本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
《中国教师》：您现在也开展一些教研员的专题培训工作吗？对于教研员的队伍建设以及培训工作，您有何建议？
梁威：我们现在对教研员的培训做了一些研究，尚未大面积开展培训。对于教研员的队伍建设和培训工作，与教研员的职业标准有关。例如，什么人能有资格当教研员？这个“入门槛”应该是怎样的？
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我觉得教研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职业标准应该高于教师的标准，不仅有教学专业方面的要求，还要有管理、组织等方面的要求，还要有教育研究的能力，同时敬业精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教育部或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根据教研员的工作特点，制定一个教研员的专业标准。例如，2003年，我们对北京市教研部门进行了一次统计，以中学语文学科为例，北京市教研部门有2位中学语文教研员，各区县中学语文教研员75位，共77位教研员引领着当时7 000多位中学语文教师。由此可知教研员的职责之大，教研员专业标准的制定是十分重要的。
教研员还要甘当伯乐，发现、扶持人才。例如教师参加各种类型教学大赛，教研员均在幕后做指导，他们要甘为人梯。所以，教研员的学科教学素养不仅理所当然高于教师，同时由于教研员的工作性质，还要求教研员在各方面必须具备高素质，因此对教研员的培训就要有针对性。现代教育理念、学科素养的提高、对本地区教师素质以及教师教学的研究等等，既有宏观的教育问题，也有微观的教育问题，都应作为培训的内容。
《中国教师》：您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教研室吗？若需要的话，则国家层面的教研室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
梁威：多年以来，各省的教研部门都在寻找一个领导。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我国各省市教研室成立的背景不是从上而下的需求，而是自下而上的需求。现在各地教研部门，有的直属教育厅，有的归置在教科院，有的归置在教育学院，甚至有的设置在大学，没有整齐划一，而是根据各地区实践的需要而设置和开展工作的。现在已经到了希望在国家层面有所作为的时代了。各省市教研室需要一个在管理上给予引领、在业务上给予指导的部门，可以不称为教研室，但执行国家层面的教研室的工作职责。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能有一个渠道及时、正确地传达国家关于课程改革的理念；第二，可以搭建促进各地教研工作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第三，可以进一步汇聚教研力量推动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进行；第四，可促进教研员队伍建设和专业发展，例如解决教研员的编制与待遇问题。因为稳定一支素质高、责任心强的教研队伍，相关的政策和待遇问题是很重要。而政策的制定仅靠各地区的力量，往往是力不从心，解决不了，所以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给予保障。
（责任编辑：马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