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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莎士比亚;历史背景;人文主义;脚本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11-0189-03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他的一生共创作了众多艺术作品包括39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其中卓越作品有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1]《麦克白》[2]，四大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这些文学作品对英国艺术创作作出不可泯灭的贡献，为音乐作品脚本创作提供作品思源。
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并非全部出自莎士比亚本人的奇思妙想，在他得以流传于世的39部剧本中，绝大部分均取材或借鉴了历史故事和他人的文学作品。威廉·莎士比亚的早期歌剧艺术作品主要在1590—1600年间首次上演，他在此时期共创作了23部艺术作品且依据历史和时期背景对其影响较为深厚，这其中包括的歌剧题材有历史剧、喜剧、正剧、诗歌、悲剧，由于其国力雄厚，这一时期所创造和写作的许多历史剧和喜剧都已经表现得很明朗、乐观，其中较为经典的作品有喜剧《仲夏夜之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随着人文主义[3]的不断成长与发展，他逐步意识到了人性邪恶的一面，因而莎士比亚被普遍认为已经成为到目前文学史上最深刻、最全面地表现出了人的非理性。在威廉·莎士比亚的创作中期阶段，他共创作了12部艺术作品，随着当时社会发展背景逐渐消极，社会矛盾进一步急剧深化，政治和社会经济的紧张形势逐渐急剧恶化，统治者逐渐腐败无能，这个关键时期莎士比亚在创作他的文学艺术时其风格已经逐渐转变为了阴郁悲愤，揭露了人和批判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黑暗，其中较为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包括悲剧《哈姆雷特》《十四行诗和叙事诗》《李尔王》。随后，威廉·莎士比亚作品创作进入晚期阶段，这一时期共创作了5篇艺术作品，因此时历史时期背景变迁，社会背景加速恶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他所有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艺术风格除了阴郁悲愤，揭露批判了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黑暗，还表现为浪漫空幻，其中较为经典的作品有喜剧《暴风雨》和诗集《十四行诗》。纵观以上，他的许多艺术作品虽然伴随着欧洲艺术发展的各个时期，但无外乎于揭示人的本质，展示人性的缺陷，歌颂当时所推行的主题标志和旗号，且大多以人文主义思想内涵表达方式为主，早期作品莎士比亚的创作基调也可以说是乐观明朗的，《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都是以喜剧为体裁，均可以体现作者注重于讴歌赞美人文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喜剧体裁此时尤为突出，从对待现实的价值观和态度来看，他的喜剧体裁突破了当时的古希腊和罗马喜剧注重在对社会进行讽刺的传统，而更加偏重于对理想事物的歌颂。他大多是通过男女主人公在婚姻上的争吵和纠葛，来表达和颂扬人文主义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如《第十二夜》等。
他的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着重于对人物形象、戏剧的冲突、乌托邦式幻想，并以点画面显现着故事主题、情节以及发展，同时也为后来众多音乐家创作提供了资源储备。他的戏剧艺术作品特点从人物形象上看，塑造了许多人们理想中的人物，如历史剧中战功显赫、治国有术的开明君主亨利五世形象，喜剧中众多罗马时代的经典女性形象，如薇奥拉，鲍西娅等都光彩照人。通过对这些主要人物形象特征进行具体塑造，作者充分地准确表达和突出了他对于主张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个性自由独立的生活理想。从莎剧喜剧的矛盾冲突问题来看，莎剧大多运用误会、巧合来编织情节、表现人物特点，例如《错误的喜剧》便是把整个作品的构思建立在各种误会和巧合上，不再简单地只是依赖外部的各种误会和巧合等艺术手段来重新构筑新的戏剧冲突、描写主要人物，而是在尖锐的矛盾中重新刻画出主要人物的内心性格来表现他们内心的矛盾斗争。如《哈姆雷特》的描写中心，主人公内心激烈的斗争过程，通过他内心的冲突来表现并强化外部冲突即人文主义理想与专制暴政的冲突，他既坚定又软弱、既果断又犹豫的典型性格，这足以显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符合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人民对统治者压迫而展示的人文主义的社会背景形势。正如前面所述，社会大经济背景消极地逐渐走向极恶式态化使莎士比亚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4]的幻想，这是莎士比亚的晚期创作即传奇剧时期突出特点。传奇剧这一体裁的代表作无疑是《暴风雨》，首先，它虽然对黑暗的现实深入涉及，但中心不是揭发批判，而是鼓吹宽恕调和;其次，主人公普洛斯彼罗被虚化成一个神话式人物，他被阴谋家窃取权柄，不图报复斗争，只求洁身自好，最后反宽恕了敌手，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抽象的善的代表。第三，推动剧情发展的并非现实生活中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而是一系列冲突的最后解决，不是人物行动的逻辑结果，而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第四，构成这部戏剧的主要基调，是虚幻超脱，由此可见作者这一历史阶段的思想创作明显地来说呈现出了一种倒退的发展趋势。
每一个时期对应当时的社会背景而怦发出的文学作品都是后期音乐创作的底蕴，诠释着不同的歌曲色彩，如：欢乐、悲伤、阴郁，但大都呼应当时时代普罗大众呼吁主题，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审美需求为主导向的大纲。
莎士比亚作品在三个时期分别呈现不同的特点且为后世创作音乐作品提供大量脚本。《仲夏夜之梦》歌剧表演中歌唱部分多数为仙子，运用优美动听的歌词与歌声，营造了梦幻色彩的情景氛围，展现出了一种欢快的气氛。如歌剧中迫克这一角色将花汁涂于拉山德眼睛场景中的诗歌，体现了迫克的喜悦心理和成就感，突出了莎士比亚这一写作时期中写作主题为欢乐的特点。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于17世纪创作的著名悲剧作品，虽取材于意大利小说家辛斯奥的故事集《寓言百篇》中的《威尼斯的摩尔人》，但莎士比亞本人却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加以巨大的改动，在其中添加了他个人深刻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使其成为经久不衰的名作。之后被威尔第创作音乐歌剧《奥赛罗》作为脚本，为一部四幕音乐歌剧，完成于1887年，是威尔第搁笔十几年后创作的一部令人惊心震撼和举世惊叹的天才佳作。剧情以揭发男女之间丑陋的奸情为主线，主人公奥赛罗被一个恶人所蓄意制造的种种假象算计，致使奥赛罗陷入圈套，丧失了理性，杀死了无辜的人，后来发现自己酿成大错后悔莫及结束了自己英雄的悲惨命运。莎士比亚创作《奥赛罗》不仅要表现“他者”在社会中遭受的排挤和歧视，以及最后所遭受的毁灭，更想通过外部的人物折射出主人公奥赛罗作为“他者”，个人内心复杂而矛盾的活动，在这种内心冲突之下所发展出的自我毁灭。《奥赛罗》充分地集中体现了威尔第几十年的歌剧创作实践经验，不仅在歌剧中吸取了瓦格纳“乐剧”的某些创作手法，还充分地发挥了乐队的艺术表现功能，使音乐语言与剧情结合得更紧密，从而大大加强了歌剧的戏剧性，彰显音乐作品的主旋律。 不论莎氏是现在还是将来，莎氏的文学作品都有广泛地存在于巴雷特的诗作中，同时也赋予了巴雷特诗作强烈的生命力，因为她的这些诗歌中可以明显看出莎氏的影子。反之，莎氏文学作品赋予一些音乐作品丰富的艺术创造性， 如巴雷特的诗歌在另一个时期凸显着莎氏的功绩，同时证明莎氏作品为音乐家创作音乐方面提供了丰富的音乐资源文化储备。
经典音乐经得住时间的历练推敲，传递岁月经典内涵流传至今仍被世人理解和歌颂。莎士比亚作品不仅具有戏剧性、悲剧性、喜剧性特点，其美学风格也尤为凸显，具体表现在：首先，莎士比亚喜剧的结构方式是“悲”为开端，以“喜”为剧终，特别是喜剧体现在结构上都是先悲后喜，以悲写喜，以悲衬喜的悲喜剧混杂的方式。例如《错误的喜剧》，故事描述了主人公因海难失散了妻儿寻找亲人而误入险地被判处死刑，故事围绕着主人公和仆人层出不穷的误会展开，但主人公最终在危难之际化险为夷，全家幸福团聚。为了达到先悲后喜的戏剧效果，莎士比亚特别善于运用各种戏剧手法去促成人物情感的起落变化，而莎士比亚喜剧在营造悲喜情感混杂的同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喜剧结束时透过狂欢的喜剧氛围而又萦绕着一种淡淡的悲哀情绪，从而为后世创作音乐作品彰显主题变化提供素材。歌剧《威尼斯商人》《暴风雨》《驯悍记》都体现了在人们发笑之余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悲哀，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善于营造最大的险情和悲哀来引发最终到来的欢乐的激情，他善于营造极端悲伤情绪来表达欢乐情绪，通常是指一个事件或特定人物以一种隐藏了自身实质的特殊假象形式出现，使得人们对于其认识和感觉构成一种障碍，喜剧通过故事的情节、场面、活动和语言过程不断消除人们对于这些组成部分认知上的障碍，揭示被遮挡的时间和人物的真实面目。在著名音乐家威尔第的一生中，他创作的26部歌剧中有很多剧本都是直接从对著名文学家莎士比亚、席勒、雨果、小仲马、伏尔泰等优秀作品的翻译和改编，因他不精通英语、法语，写信甚至还犯有语法错误，但以莎士比亚为其创作灵感源泉的核心点，他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莎士比亚与其他所有戏剧家相比，包括古希腊戏剧家，我更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及探究符合威尔第创作音乐作品围绕“人本身”的主题特点。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伊丽莎白时代依然很流行的狂欢节，面对这样的社会需要是莎士比亚喜剧具有狂欢化色彩的重要原因，巴赫金曾经明确地指出，即使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内容和结构里也可以揭示出重要的狂欢化的影响因素。虚假面与其他生活方式方面的不断更替交换，充分体现新时代形象的愉悦和轻松快感，令人发笑的相对性，与人们否定自身的因循守旧和一成不变相互存在联系，假面与其他生活方式的互相自然过渡，在各种假面中充分体现着面对生活或是游戏的一种狂欢性快乐色彩。
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保留至今对欧洲歌剧乃至世界音乐作品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音乐作品愈发以文学和戏剧作为基石向上延伸发展成歌剧的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如柴可夫斯基的交响诗《暴风雨》、李斯特的交响诗《哈姆雷特》等优秀且精湛的音樂作品，这些音乐作品都是莎士比亚（莎氏文化）为过去几百年的欧洲音乐文化领域以及当今的世界音乐文化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优质体现，与此同时，音乐是文学作品的载体，文学作品也是音乐脚本的细胞，我们更应当保护好及传承好莎氏文化的精髓来进行塑造更精雕打磨后的音乐精品。
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不仅集文学性戏剧性于一身，其中蕴含的情节律动与音乐元素中节奏形成了契合文学与音乐的桥梁，在他的三个创作旺盛期，艺术作品分别呈示了喜剧性、悲剧性、乌托邦的特点，以假乱真、故事纠纷等独特手法为后世创作大量音乐作品奠定了丰富的脚本资源，彰显了“莎剧”魅力的经典。
注释：
[1]《李尔王》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是英国的一个古老传说，故事本身大约发生在8世纪左右。后在英国编成了许多戏剧，现存的戏剧除莎士比亚外，还有一个更早的无名氏作品，一般认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改编此剧而创作的。
[2]《麦克白（Macbeth）》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创作于1606年。自19世纪起，同《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被公认为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由朱塞佩·威尔第于1847年在佛罗伦萨完成谱曲，后又经过多次修订。
[3]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种理论体系，该主义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类的人性尊严，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暴力与歧视，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人文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它来自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词了。德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将人类统称为Humanity，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称他们自己为humanista。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
[4]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责任编辑：刘露心）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11-0189-03
一、莎士比亚阶段性代表作品综述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他的一生共创作了众多艺术作品包括39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其中卓越作品有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1]《麦克白》[2]，四大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这些文学作品对英国艺术创作作出不可泯灭的贡献，为音乐作品脚本创作提供作品思源。
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并非全部出自莎士比亚本人的奇思妙想，在他得以流传于世的39部剧本中，绝大部分均取材或借鉴了历史故事和他人的文学作品。威廉·莎士比亚的早期歌剧艺术作品主要在1590—1600年间首次上演，他在此时期共创作了23部艺术作品且依据历史和时期背景对其影响较为深厚，这其中包括的歌剧题材有历史剧、喜剧、正剧、诗歌、悲剧，由于其国力雄厚，这一时期所创造和写作的许多历史剧和喜剧都已经表现得很明朗、乐观，其中较为经典的作品有喜剧《仲夏夜之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随着人文主义[3]的不断成长与发展，他逐步意识到了人性邪恶的一面，因而莎士比亚被普遍认为已经成为到目前文学史上最深刻、最全面地表现出了人的非理性。在威廉·莎士比亚的创作中期阶段，他共创作了12部艺术作品，随着当时社会发展背景逐渐消极，社会矛盾进一步急剧深化，政治和社会经济的紧张形势逐渐急剧恶化，统治者逐渐腐败无能，这个关键时期莎士比亚在创作他的文学艺术时其风格已经逐渐转变为了阴郁悲愤，揭露了人和批判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黑暗，其中较为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包括悲剧《哈姆雷特》《十四行诗和叙事诗》《李尔王》。随后，威廉·莎士比亚作品创作进入晚期阶段，这一时期共创作了5篇艺术作品，因此时历史时期背景变迁，社会背景加速恶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他所有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艺术风格除了阴郁悲愤，揭露批判了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黑暗，还表现为浪漫空幻，其中较为经典的作品有喜剧《暴风雨》和诗集《十四行诗》。纵观以上，他的许多艺术作品虽然伴随着欧洲艺术发展的各个时期，但无外乎于揭示人的本质，展示人性的缺陷，歌颂当时所推行的主题标志和旗号，且大多以人文主义思想内涵表达方式为主，早期作品莎士比亚的创作基调也可以说是乐观明朗的，《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都是以喜剧为体裁，均可以体现作者注重于讴歌赞美人文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喜剧体裁此时尤为突出，从对待现实的价值观和态度来看，他的喜剧体裁突破了当时的古希腊和罗马喜剧注重在对社会进行讽刺的传统，而更加偏重于对理想事物的歌颂。他大多是通过男女主人公在婚姻上的争吵和纠葛，来表达和颂扬人文主义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如《第十二夜》等。
他的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着重于对人物形象、戏剧的冲突、乌托邦式幻想，并以点画面显现着故事主题、情节以及发展，同时也为后来众多音乐家创作提供了资源储备。他的戏剧艺术作品特点从人物形象上看，塑造了许多人们理想中的人物，如历史剧中战功显赫、治国有术的开明君主亨利五世形象，喜剧中众多罗马时代的经典女性形象，如薇奥拉，鲍西娅等都光彩照人。通过对这些主要人物形象特征进行具体塑造，作者充分地准确表达和突出了他对于主张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个性自由独立的生活理想。从莎剧喜剧的矛盾冲突问题来看，莎剧大多运用误会、巧合来编织情节、表现人物特点，例如《错误的喜剧》便是把整个作品的构思建立在各种误会和巧合上，不再简单地只是依赖外部的各种误会和巧合等艺术手段来重新构筑新的戏剧冲突、描写主要人物，而是在尖锐的矛盾中重新刻画出主要人物的内心性格来表现他们内心的矛盾斗争。如《哈姆雷特》的描写中心，主人公内心激烈的斗争过程，通过他内心的冲突来表现并强化外部冲突即人文主义理想与专制暴政的冲突，他既坚定又软弱、既果断又犹豫的典型性格，这足以显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符合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人民对统治者压迫而展示的人文主义的社会背景形势。正如前面所述，社会大经济背景消极地逐渐走向极恶式态化使莎士比亚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4]的幻想，这是莎士比亚的晚期创作即传奇剧时期突出特点。传奇剧这一体裁的代表作无疑是《暴风雨》，首先，它虽然对黑暗的现实深入涉及，但中心不是揭发批判，而是鼓吹宽恕调和;其次，主人公普洛斯彼罗被虚化成一个神话式人物，他被阴谋家窃取权柄，不图报复斗争，只求洁身自好，最后反宽恕了敌手，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抽象的善的代表。第三，推动剧情发展的并非现实生活中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而是一系列冲突的最后解决，不是人物行动的逻辑结果，而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第四，构成这部戏剧的主要基调，是虚幻超脱，由此可见作者这一历史阶段的思想创作明显地来说呈现出了一种倒退的发展趋势。
每一个时期对应当时的社会背景而怦发出的文学作品都是后期音乐创作的底蕴，诠释着不同的歌曲色彩，如：欢乐、悲伤、阴郁，但大都呼应当时时代普罗大众呼吁主题，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审美需求为主导向的大纲。
二、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与歌剧的联姻
莎士比亚作品在三个时期分别呈现不同的特点且为后世创作音乐作品提供大量脚本。《仲夏夜之梦》歌剧表演中歌唱部分多数为仙子，运用优美动听的歌词与歌声，营造了梦幻色彩的情景氛围，展现出了一种欢快的气氛。如歌剧中迫克这一角色将花汁涂于拉山德眼睛场景中的诗歌，体现了迫克的喜悦心理和成就感，突出了莎士比亚这一写作时期中写作主题为欢乐的特点。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于17世纪创作的著名悲剧作品，虽取材于意大利小说家辛斯奥的故事集《寓言百篇》中的《威尼斯的摩尔人》，但莎士比亞本人却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加以巨大的改动，在其中添加了他个人深刻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使其成为经久不衰的名作。之后被威尔第创作音乐歌剧《奥赛罗》作为脚本，为一部四幕音乐歌剧，完成于1887年，是威尔第搁笔十几年后创作的一部令人惊心震撼和举世惊叹的天才佳作。剧情以揭发男女之间丑陋的奸情为主线，主人公奥赛罗被一个恶人所蓄意制造的种种假象算计，致使奥赛罗陷入圈套，丧失了理性，杀死了无辜的人，后来发现自己酿成大错后悔莫及结束了自己英雄的悲惨命运。莎士比亚创作《奥赛罗》不仅要表现“他者”在社会中遭受的排挤和歧视，以及最后所遭受的毁灭，更想通过外部的人物折射出主人公奥赛罗作为“他者”，个人内心复杂而矛盾的活动，在这种内心冲突之下所发展出的自我毁灭。《奥赛罗》充分地集中体现了威尔第几十年的歌剧创作实践经验，不仅在歌剧中吸取了瓦格纳“乐剧”的某些创作手法，还充分地发挥了乐队的艺术表现功能，使音乐语言与剧情结合得更紧密，从而大大加强了歌剧的戏剧性，彰显音乐作品的主旋律。 不论莎氏是现在还是将来，莎氏的文学作品都有广泛地存在于巴雷特的诗作中，同时也赋予了巴雷特诗作强烈的生命力，因为她的这些诗歌中可以明显看出莎氏的影子。反之，莎氏文学作品赋予一些音乐作品丰富的艺术创造性， 如巴雷特的诗歌在另一个时期凸显着莎氏的功绩，同时证明莎氏作品为音乐家创作音乐方面提供了丰富的音乐资源文化储备。
三、莎士比亚歌剧脚本的文化内涵
经典音乐经得住时间的历练推敲，传递岁月经典内涵流传至今仍被世人理解和歌颂。莎士比亚作品不仅具有戏剧性、悲剧性、喜剧性特点，其美学风格也尤为凸显，具体表现在：首先，莎士比亚喜剧的结构方式是“悲”为开端，以“喜”为剧终，特别是喜剧体现在结构上都是先悲后喜，以悲写喜，以悲衬喜的悲喜剧混杂的方式。例如《错误的喜剧》，故事描述了主人公因海难失散了妻儿寻找亲人而误入险地被判处死刑，故事围绕着主人公和仆人层出不穷的误会展开，但主人公最终在危难之际化险为夷，全家幸福团聚。为了达到先悲后喜的戏剧效果，莎士比亚特别善于运用各种戏剧手法去促成人物情感的起落变化，而莎士比亚喜剧在营造悲喜情感混杂的同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喜剧结束时透过狂欢的喜剧氛围而又萦绕着一种淡淡的悲哀情绪，从而为后世创作音乐作品彰显主题变化提供素材。歌剧《威尼斯商人》《暴风雨》《驯悍记》都体现了在人们发笑之余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悲哀，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善于营造最大的险情和悲哀来引发最终到来的欢乐的激情，他善于营造极端悲伤情绪来表达欢乐情绪，通常是指一个事件或特定人物以一种隐藏了自身实质的特殊假象形式出现，使得人们对于其认识和感觉构成一种障碍，喜剧通过故事的情节、场面、活动和语言过程不断消除人们对于这些组成部分认知上的障碍，揭示被遮挡的时间和人物的真实面目。在著名音乐家威尔第的一生中，他创作的26部歌剧中有很多剧本都是直接从对著名文学家莎士比亚、席勒、雨果、小仲马、伏尔泰等优秀作品的翻译和改编，因他不精通英语、法语，写信甚至还犯有语法错误，但以莎士比亚为其创作灵感源泉的核心点，他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莎士比亚与其他所有戏剧家相比，包括古希腊戏剧家，我更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及探究符合威尔第创作音乐作品围绕“人本身”的主题特点。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伊丽莎白时代依然很流行的狂欢节，面对这样的社会需要是莎士比亚喜剧具有狂欢化色彩的重要原因，巴赫金曾经明确地指出，即使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内容和结构里也可以揭示出重要的狂欢化的影响因素。虚假面与其他生活方式方面的不断更替交换，充分体现新时代形象的愉悦和轻松快感，令人发笑的相对性，与人们否定自身的因循守旧和一成不变相互存在联系，假面与其他生活方式的互相自然过渡，在各种假面中充分体现着面对生活或是游戏的一种狂欢性快乐色彩。
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保留至今对欧洲歌剧乃至世界音乐作品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音乐作品愈发以文学和戏剧作为基石向上延伸发展成歌剧的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如柴可夫斯基的交响诗《暴风雨》、李斯特的交响诗《哈姆雷特》等优秀且精湛的音樂作品，这些音乐作品都是莎士比亚（莎氏文化）为过去几百年的欧洲音乐文化领域以及当今的世界音乐文化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优质体现，与此同时，音乐是文学作品的载体，文学作品也是音乐脚本的细胞，我们更应当保护好及传承好莎氏文化的精髓来进行塑造更精雕打磨后的音乐精品。
结 语
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不仅集文学性戏剧性于一身，其中蕴含的情节律动与音乐元素中节奏形成了契合文学与音乐的桥梁，在他的三个创作旺盛期，艺术作品分别呈示了喜剧性、悲剧性、乌托邦的特点，以假乱真、故事纠纷等独特手法为后世创作大量音乐作品奠定了丰富的脚本资源，彰显了“莎剧”魅力的经典。
注释：
[1]《李尔王》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是英国的一个古老传说，故事本身大约发生在8世纪左右。后在英国编成了许多戏剧，现存的戏剧除莎士比亚外，还有一个更早的无名氏作品，一般认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改编此剧而创作的。
[2]《麦克白（Macbeth）》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创作于1606年。自19世纪起，同《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被公认为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由朱塞佩·威尔第于1847年在佛罗伦萨完成谱曲，后又经过多次修订。
[3]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种理论体系，该主义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类的人性尊严，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暴力与歧视，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人文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它来自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词了。德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将人类统称为Humanity，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称他们自己为humanista。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
[4]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责任编辑：刘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