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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十一”长假后的一天，北京港澳中心。匆匆赶到北京的大鹏证券董事长徐卫国约请《财经》几位记者晤面。不是正式采访，满腹心事的徐卫国也并未道及公司详情，但言谈之间均可感知其心情之沉重。
其时的大鹏已危如累卵。徐卫国担心刚刚出台的投资人赔付政策成为压垮大鹏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企业破产，股东将一无所有。大鹏有一部分员工股，跟员工怎么交代？”他说。
徐苦笑称，原来以为大鹏没有单一大股东是件好事，现在有了危难，才发现没人挺身而出拯救大鹏。当时，徐卫国虑及的主要还是引进新的投资者问题，但情况并不乐观。
此时，41岁的徐卫国，大鹏证券的创办人，中国证券市场的猛将之一，已经再无当年叱咤风云的豪气。
三个月后，大鹏证券被关闭。当记者从知情人口中获悉徐卫国已因精神疾患在长沙住院，并不觉得吃惊。
一朝倾覆
虽然内伤已久，大鹏证券的真正坠落是在2005年1月14日。这一天被大鹏证券员工称为“耻辱日”——公司经纪业务被长江证券接管，其他业务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由证监会专员办、深圳证监局有关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在当天下午3点收市之后正式进入大鹏证券。
证监会对大鹏证券的处置速度很快。1月19日即宣布开始清算，中审会计师事务所组成的清算小组入驻；1月24日宣布关闭。此前，挪用的18亿元客户保证金已由央行再贷款先行支付。大鹏证券成为继南方证券和汉唐证券之后，深圳第三家垮掉的证券公司。
《财经》记者于1月19日大鹏接受审计清算当天造访了这家公司。
这一天，在深圳市地王大厦8层的大鹏证券，平时进出的公司大门已经损坏，办公室里零散地坐着不到一半的员工。仍然按时来上班的员工神情黯然地告诉《财经》记者，“我们在等待着大鹏的破产。”
事件的导火索已然清晰：2004年12月底，本已挪用18亿元客户保证金的大鹏证券向中央登记结算公司透支2亿元。虽然股东和深圳证监局都希望大鹏证券重组成功，但由于情况紧急，中国证监会最终确定了清算破产的处置方案。
大鹏证券倾覆，看似在朝夕之间。2004年12月21日，大鹏证券召开股东大会，四川亚通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审计报告令股东大为震惊：截至2004年10月31日，大鹏证券的资产为49亿元，负债72亿元，所有者权益为-23亿元，亏损竟高达44亿元！
然而就在2004年中报中，大鹏证券披露的股东权益还有20亿元。这表明大鹏证券一直在向股东隐瞒亏损状况。
审计显示，大鹏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近18亿元，挪用客户国债约6亿元，而大鹏证券在截至去年10月31日的股票市值只有6.9亿元，可快速变现的现金缺口约18亿元。
在证券市场交易红火的1999年到2001年间，大鹏证券曾经风光一时，净利润分别为1.4亿元、4.1亿元和1.2亿元，这三年累计向股东分红回报近30%。但2002年开始，随着市场持续下跌，大鹏证券繁华不再，迅速坠入坐庄失败的深渊。
遮不住的黑洞
和许多券商一样，大鹏的主要亏损来自股票坐庄失败和委托理财融资成本。大鹏证券深陷三只重仓股。投资规模最大的是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00058，曾用名龙腾科技，下称五矿发展）。
2000年，大鹏证券一度动用22亿元资金重仓持有五矿发展，最高持股比例达到流通盘（1.2亿股）的90%。该股2000年底曾涨到32元的最高价，为大鹏证券带来8亿多元的浮动盈利。
如今的五矿发展的股价已经惨不忍睹，每股跌至6元。截至2004年10月31日，大鹏证券仍持有7647万股，持股市值缩减到5.3亿元。去年10月20日，五矿发展实施10转增5，大鹏证券借机大举出货。至去年底，除了近2000万股权被冻结，大鹏证券基本不再持有股权。8亿元的浮盈最终变成了约8亿元的投资损失。
2001年，大鹏证券的委托理财规模扶摇而上，达到了48亿元。尽管当时公司内部有看空的声音，但不占上风。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炒作重组概念股国投资源（000826，原名ST原宜）和广电网络（600831，原名ST黄河）——无一例外，大鹏证券在这两只股票上的市值损失逾10亿元。
至于大鹏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除了上海农村信用联社等少数机构的进入表内，大部分资金都被列在表外，并未向外界披露。在股价节节下挫之际，大鹏证券开始逐步抛售股票，压缩委托理财规模。
与此同时，为了掩盖账外亏损，大鹏证券每每在年末从银行拆入巨额短期资金。大鹏证券在2002年12月底到2003年1月初的几天之内，总计拆入12亿元短期资金，其中从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就一次性拆入6亿元资金。截至2004年10月底，大鹏证券融入资金仍有25亿元左右。然而在2004年6月以后，大鹏证券已很难从银行获得短期借款。资金链一旦绷紧，挪用保证金问题就暴露出来。
除了客户保证金，被大鹏证券挪用的还有约6亿元客户国债，其国债回购（负债项下）超过真实持有的国债资产。同样出于掩盖目的，大鹏证券在资产项下的“应收款贷方余额”这一科目中虚增了这部分金额。
投资亏损之外，大鹏证券历年累积的经营亏损大约有四五亿元，这包括营业部人员卷款逃跑、房地产投资亏损等，不一而足。截至2003年底，大鹏证券已支付的因营业部诉讼导致的赔偿就超过2亿元。
2003年底，大鹏证券管理层对亏损状况已经非常清楚。由于没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和政策面的变相纵容，大鹏证券通过抛售股票、挪用客户保证金等方式，首先归还了大部分股东的委托理财。此举也同时将大鹏证券资金链的问题显性化，2004年初即出现过支付危机。
亏损日益加剧，债台愈筑愈高，然而，大鹏管理层采取的应对方式始终都是“拖”和“藏”。具体办法就是将亏损剥离到大鹏资产管理公司，变成对大鹏证券的应收账款。2002年3月，大鹏资产管理公司在上海成立，大鹏证券持有其95%的股权。据悉，当时大鹏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社保基金，收取管理费，业绩斐然。
2002年11月30日，大鹏证券将账面值为26.19亿元的自营证券和11.47亿元受托资产，总计近38亿元的投资，转让给大鹏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在2002年末，大鹏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只支付了5%的首付款，其余部分成为大鹏证券的应收款，致使2002年大鹏证券的应收账款增加到47亿元。
从审计结果来看，这38亿元打包到大鹏资产管理公司的应收款，实际上就是大鹏证券历年股票投资的成本。据悉，大鹏证券最高峰时投资规模超过近60亿元，股票市值损失超过20亿元，是大鹏证券44亿元巨亏中最大的一部分。
大鹏证券的一位董事告诉《财经》，这38亿元资产打包转让，是经董事会讨论通过的。但转到资产管理公司之后就无人问津了。资产管理公司不对以前的投资亏损负责，而原来的资产管理部在资产剥离后也无事可做。大鹏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会向董事会汇报。
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2004年年初深圳证监局对大鹏证券进行例行检查。当时监管部门认为其关联交易问题太大，而且资产管理公司不能获得资产管理牌照，这部分坏账又重新划回大鹏证券。
捉襟见肘之后，大鹏一度寄望于“重组”。
“格林科尔方案”
如果大鹏证券破产，机构债权人的投资无疑将受到惨重损失。
2004年年初，大鹏证券的支付危机开始暴露出来。当年8月，深圳证监局估算大鹏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约10亿元，挪用客户国债约5亿元，认为大鹏证券应该和股东沟通这一问题。
大鹏证券经营层原本打算在2004年9月18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向股东摊牌，告诉股东真实的经营状况，并成立重组委员会进行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然而适逢“913”反弹行情启动，经营层一度幻想能够借机翻身。
但是，昙花一现的“913行情”只持续了两周，大盘就掉头向下。
2004年10月，大鹏证券经营层开始和香港上市公司格林科尔的母公司格林科尔集团（下称格林科尔）接触，希图获其“重组资金”支持。消息人士说，寻求格林科尔入资系“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推荐”，格林科尔一方直接面谈此事者为现任科龙电器CFO姜源。
格林科尔根据大鹏证券提供的报表，判断大鹏的债务为25亿元，提出的重组前提即是将25亿元债务全部转为股权，进而注资3亿元占60%股份。这意味着原44家老股东15亿元的权益被压缩成了2亿元。重组方案倘获通过，格林科尔可再以保证金形式注入2亿元现金，增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
2004年11月初，大鹏证券出现支付危机，险象环生。11月中旬，重组顾问进场，根据报表分析了其资产负债状况，判断大鹏证券的股东权益为－24亿元，这与后来的审计结果基本一致。
11月26日，大鹏证券召开董事会，重组顾问以这一财务状况为基础，提出了格林科尔增资和老股东自救的几套方案。这是经营层首次向董事会说明近乎真实的财务状况。
由于重组顾问提供的数字过于令人震动，董事会成员也是相对大股东代表，提出要想重组，先要进行独立审计，而对格林科尔提出的方案未置可否。
12月2日，董事会聘任的四川亚通会计师事务所16名人员进场，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审计。12月21日，“亏损44亿元”的报告呈现在股东面前。
一石激起千层浪，股东们各持己见。有人明确提出“要么判死刑，要么格林科尔进来缓期两年执行”；有的股东已经计提了对大鹏证券的投资损失，准备分几年摊销，不希望公司立即清盘；有的股东则出于公司重组考虑，对大鹏证券的投资亏损表示接受。
在这一氛围下，重组的难度日益加大。本来颇有兴趣的厦门建发集团，在审计之后再也没有任何表态。一些股东认为，格林科尔提出的方案只能带来3亿元资本金和2亿元客户保证金，虽然能缓解大鹏证券的支付危机，但离补足18亿元保证金缺口还有很大距离，将25亿元债务进行债转股的计划也近乎天方夜谭；更有股东表示出对格林科尔的极度不信任，“格林科尔计划”遂胎死腹中。
重组顾问还提出了几套老股东自救的方案。原则上，新股东出资越高，老股东和机构债权人权益打的折扣越大。但股东大会上并没有氛围来讨论具体方案。
当天下午，深圳证监局一位处长前来参会，并且带来“不好的消息”——当天，公司出现2亿元交易透支，局势危急。据说，在证监局人士讲完话20分钟后，没有人发言；待其离开后，会场立刻陷入一片恐慌。
从“长城”到“长江”
还有一个可能对大鹏施以援手的“救星”，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004年10月，徐卫国到北京和股东见面时就和长城接触过，当时正是想让长城接手大鹏准备筹建的基金管理公司。
深圳股东大会之后，徐卫国因身体原因已经无力参与谈判，与长城的谈判主要是副董事长张永衡负责。据悉，长城也曾表示了积极的态度，称如果有政策支持，长城愿意以市场化方式来进行重组。
张永衡向证监会汇报长城的意向后，证监会领导很快约见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然而长城的内部意见并未统一，一种倾向于市场化重组，并得到政策支持；一种倾向于托管，不承担投资风险。
2004年岁末，大鹏、长城以及证监会的接触尽管相当频密，但成效甚微。长城并没有主动和深圳证监局联系，一种说法是长城认为此事须经财政部批准，自己没有决定权。
2005年1月4日，大鹏证券的主要股东在厦门召开会议，同意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注资重组，条件是不能低于此前格林科尔提出的重组方案。
然而大鹏已经没有机会了。此时，中国证监会已经基本确定了大鹏证券的破产方案。
由于大鹏证券经营层一再向股东隐瞒真相，摊牌之际公司已病入膏肓；而进行审计、与老股东沟通、协调监管部门、寻找新股东都需要时间，因此大鹏证券已然自救不暇了。
1月10日，星期一，长江证券接到证监会的通知，要求其就托管某证券公司营业部拿出方案。13日，长江证券即按照证监会的安排奔赴大鹏证券营业部所在地待命。
1月14日，长江证券向大鹏证券31家营业部分别派出由三名工作人员（营业部经理、财务和电脑部负责人）组成的托管工作小组，加上进驻大鹏证券总部的托管小组，共计120余人。自此，大鹏证券营业部实行双签字制，即大鹏营业部经理签完后，长江证券派来的托管小组负责人还要签字。大鹏证券已是名存实亡。
大鹏此番坠落，其股东资产归零自不待言，更牵涉市场方方面面。这是因为其机构债权人为数众多，其中涉及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和银行。
2003年底，上海市浦东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上海市松江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等数家农信社放在大鹏证券的国债委托投资就有14亿元之多，2004年10月底被压缩到了7.7亿元。据悉，当时这些农信社与大鹏证券签订的都是“保底”的国债投资协议。
曾经活力无限的大鹏证券已轰然倒地，而券商自酿的苦果还留待各方慢慢咀嚼。
其时的大鹏已危如累卵。徐卫国担心刚刚出台的投资人赔付政策成为压垮大鹏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企业破产，股东将一无所有。大鹏有一部分员工股，跟员工怎么交代？”他说。
徐苦笑称，原来以为大鹏没有单一大股东是件好事，现在有了危难，才发现没人挺身而出拯救大鹏。当时，徐卫国虑及的主要还是引进新的投资者问题，但情况并不乐观。
此时，41岁的徐卫国，大鹏证券的创办人，中国证券市场的猛将之一，已经再无当年叱咤风云的豪气。
三个月后，大鹏证券被关闭。当记者从知情人口中获悉徐卫国已因精神疾患在长沙住院，并不觉得吃惊。
一朝倾覆
虽然内伤已久，大鹏证券的真正坠落是在2005年1月14日。这一天被大鹏证券员工称为“耻辱日”——公司经纪业务被长江证券接管，其他业务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由证监会专员办、深圳证监局有关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在当天下午3点收市之后正式进入大鹏证券。
证监会对大鹏证券的处置速度很快。1月19日即宣布开始清算，中审会计师事务所组成的清算小组入驻；1月24日宣布关闭。此前，挪用的18亿元客户保证金已由央行再贷款先行支付。大鹏证券成为继南方证券和汉唐证券之后，深圳第三家垮掉的证券公司。
《财经》记者于1月19日大鹏接受审计清算当天造访了这家公司。
这一天，在深圳市地王大厦8层的大鹏证券，平时进出的公司大门已经损坏，办公室里零散地坐着不到一半的员工。仍然按时来上班的员工神情黯然地告诉《财经》记者，“我们在等待着大鹏的破产。”
事件的导火索已然清晰：2004年12月底，本已挪用18亿元客户保证金的大鹏证券向中央登记结算公司透支2亿元。虽然股东和深圳证监局都希望大鹏证券重组成功，但由于情况紧急，中国证监会最终确定了清算破产的处置方案。
大鹏证券倾覆，看似在朝夕之间。2004年12月21日，大鹏证券召开股东大会，四川亚通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审计报告令股东大为震惊：截至2004年10月31日，大鹏证券的资产为49亿元，负债72亿元，所有者权益为-23亿元，亏损竟高达44亿元！
然而就在2004年中报中，大鹏证券披露的股东权益还有20亿元。这表明大鹏证券一直在向股东隐瞒亏损状况。
审计显示，大鹏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近18亿元，挪用客户国债约6亿元，而大鹏证券在截至去年10月31日的股票市值只有6.9亿元，可快速变现的现金缺口约18亿元。
在证券市场交易红火的1999年到2001年间，大鹏证券曾经风光一时，净利润分别为1.4亿元、4.1亿元和1.2亿元，这三年累计向股东分红回报近30%。但2002年开始，随着市场持续下跌，大鹏证券繁华不再，迅速坠入坐庄失败的深渊。
遮不住的黑洞
和许多券商一样，大鹏的主要亏损来自股票坐庄失败和委托理财融资成本。大鹏证券深陷三只重仓股。投资规模最大的是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00058，曾用名龙腾科技，下称五矿发展）。
2000年，大鹏证券一度动用22亿元资金重仓持有五矿发展，最高持股比例达到流通盘（1.2亿股）的90%。该股2000年底曾涨到32元的最高价，为大鹏证券带来8亿多元的浮动盈利。
如今的五矿发展的股价已经惨不忍睹，每股跌至6元。截至2004年10月31日，大鹏证券仍持有7647万股，持股市值缩减到5.3亿元。去年10月20日，五矿发展实施10转增5，大鹏证券借机大举出货。至去年底，除了近2000万股权被冻结，大鹏证券基本不再持有股权。8亿元的浮盈最终变成了约8亿元的投资损失。
2001年，大鹏证券的委托理财规模扶摇而上，达到了48亿元。尽管当时公司内部有看空的声音，但不占上风。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炒作重组概念股国投资源（000826，原名ST原宜）和广电网络（600831，原名ST黄河）——无一例外，大鹏证券在这两只股票上的市值损失逾10亿元。
至于大鹏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除了上海农村信用联社等少数机构的进入表内，大部分资金都被列在表外，并未向外界披露。在股价节节下挫之际，大鹏证券开始逐步抛售股票，压缩委托理财规模。
与此同时，为了掩盖账外亏损，大鹏证券每每在年末从银行拆入巨额短期资金。大鹏证券在2002年12月底到2003年1月初的几天之内，总计拆入12亿元短期资金，其中从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就一次性拆入6亿元资金。截至2004年10月底，大鹏证券融入资金仍有25亿元左右。然而在2004年6月以后，大鹏证券已很难从银行获得短期借款。资金链一旦绷紧，挪用保证金问题就暴露出来。
除了客户保证金，被大鹏证券挪用的还有约6亿元客户国债，其国债回购（负债项下）超过真实持有的国债资产。同样出于掩盖目的，大鹏证券在资产项下的“应收款贷方余额”这一科目中虚增了这部分金额。
投资亏损之外，大鹏证券历年累积的经营亏损大约有四五亿元，这包括营业部人员卷款逃跑、房地产投资亏损等，不一而足。截至2003年底，大鹏证券已支付的因营业部诉讼导致的赔偿就超过2亿元。
2003年底，大鹏证券管理层对亏损状况已经非常清楚。由于没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和政策面的变相纵容，大鹏证券通过抛售股票、挪用客户保证金等方式，首先归还了大部分股东的委托理财。此举也同时将大鹏证券资金链的问题显性化，2004年初即出现过支付危机。
亏损日益加剧，债台愈筑愈高，然而，大鹏管理层采取的应对方式始终都是“拖”和“藏”。具体办法就是将亏损剥离到大鹏资产管理公司，变成对大鹏证券的应收账款。2002年3月，大鹏资产管理公司在上海成立，大鹏证券持有其95%的股权。据悉，当时大鹏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社保基金，收取管理费，业绩斐然。
2002年11月30日，大鹏证券将账面值为26.19亿元的自营证券和11.47亿元受托资产，总计近38亿元的投资，转让给大鹏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在2002年末，大鹏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只支付了5%的首付款，其余部分成为大鹏证券的应收款，致使2002年大鹏证券的应收账款增加到47亿元。
从审计结果来看，这38亿元打包到大鹏资产管理公司的应收款，实际上就是大鹏证券历年股票投资的成本。据悉，大鹏证券最高峰时投资规模超过近60亿元，股票市值损失超过20亿元，是大鹏证券44亿元巨亏中最大的一部分。
大鹏证券的一位董事告诉《财经》，这38亿元资产打包转让，是经董事会讨论通过的。但转到资产管理公司之后就无人问津了。资产管理公司不对以前的投资亏损负责，而原来的资产管理部在资产剥离后也无事可做。大鹏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会向董事会汇报。
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2004年年初深圳证监局对大鹏证券进行例行检查。当时监管部门认为其关联交易问题太大，而且资产管理公司不能获得资产管理牌照，这部分坏账又重新划回大鹏证券。
捉襟见肘之后，大鹏一度寄望于“重组”。
“格林科尔方案”
如果大鹏证券破产，机构债权人的投资无疑将受到惨重损失。
2004年年初，大鹏证券的支付危机开始暴露出来。当年8月，深圳证监局估算大鹏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约10亿元，挪用客户国债约5亿元，认为大鹏证券应该和股东沟通这一问题。
大鹏证券经营层原本打算在2004年9月18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向股东摊牌，告诉股东真实的经营状况，并成立重组委员会进行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然而适逢“913”反弹行情启动，经营层一度幻想能够借机翻身。
但是，昙花一现的“913行情”只持续了两周，大盘就掉头向下。
2004年10月，大鹏证券经营层开始和香港上市公司格林科尔的母公司格林科尔集团（下称格林科尔）接触，希图获其“重组资金”支持。消息人士说，寻求格林科尔入资系“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推荐”，格林科尔一方直接面谈此事者为现任科龙电器CFO姜源。
格林科尔根据大鹏证券提供的报表，判断大鹏的债务为25亿元，提出的重组前提即是将25亿元债务全部转为股权，进而注资3亿元占60%股份。这意味着原44家老股东15亿元的权益被压缩成了2亿元。重组方案倘获通过，格林科尔可再以保证金形式注入2亿元现金，增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
2004年11月初，大鹏证券出现支付危机，险象环生。11月中旬，重组顾问进场，根据报表分析了其资产负债状况，判断大鹏证券的股东权益为－24亿元，这与后来的审计结果基本一致。
11月26日，大鹏证券召开董事会，重组顾问以这一财务状况为基础，提出了格林科尔增资和老股东自救的几套方案。这是经营层首次向董事会说明近乎真实的财务状况。
由于重组顾问提供的数字过于令人震动，董事会成员也是相对大股东代表，提出要想重组，先要进行独立审计，而对格林科尔提出的方案未置可否。
12月2日，董事会聘任的四川亚通会计师事务所16名人员进场，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审计。12月21日，“亏损44亿元”的报告呈现在股东面前。
一石激起千层浪，股东们各持己见。有人明确提出“要么判死刑，要么格林科尔进来缓期两年执行”；有的股东已经计提了对大鹏证券的投资损失，准备分几年摊销，不希望公司立即清盘；有的股东则出于公司重组考虑，对大鹏证券的投资亏损表示接受。
在这一氛围下，重组的难度日益加大。本来颇有兴趣的厦门建发集团，在审计之后再也没有任何表态。一些股东认为，格林科尔提出的方案只能带来3亿元资本金和2亿元客户保证金，虽然能缓解大鹏证券的支付危机，但离补足18亿元保证金缺口还有很大距离，将25亿元债务进行债转股的计划也近乎天方夜谭；更有股东表示出对格林科尔的极度不信任，“格林科尔计划”遂胎死腹中。
重组顾问还提出了几套老股东自救的方案。原则上，新股东出资越高，老股东和机构债权人权益打的折扣越大。但股东大会上并没有氛围来讨论具体方案。
当天下午，深圳证监局一位处长前来参会，并且带来“不好的消息”——当天，公司出现2亿元交易透支，局势危急。据说，在证监局人士讲完话20分钟后，没有人发言；待其离开后，会场立刻陷入一片恐慌。
从“长城”到“长江”
还有一个可能对大鹏施以援手的“救星”，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004年10月，徐卫国到北京和股东见面时就和长城接触过，当时正是想让长城接手大鹏准备筹建的基金管理公司。
深圳股东大会之后，徐卫国因身体原因已经无力参与谈判，与长城的谈判主要是副董事长张永衡负责。据悉，长城也曾表示了积极的态度，称如果有政策支持，长城愿意以市场化方式来进行重组。
张永衡向证监会汇报长城的意向后，证监会领导很快约见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然而长城的内部意见并未统一，一种倾向于市场化重组，并得到政策支持；一种倾向于托管，不承担投资风险。
2004年岁末，大鹏、长城以及证监会的接触尽管相当频密，但成效甚微。长城并没有主动和深圳证监局联系，一种说法是长城认为此事须经财政部批准，自己没有决定权。
2005年1月4日，大鹏证券的主要股东在厦门召开会议，同意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注资重组，条件是不能低于此前格林科尔提出的重组方案。
然而大鹏已经没有机会了。此时，中国证监会已经基本确定了大鹏证券的破产方案。
由于大鹏证券经营层一再向股东隐瞒真相，摊牌之际公司已病入膏肓；而进行审计、与老股东沟通、协调监管部门、寻找新股东都需要时间，因此大鹏证券已然自救不暇了。
1月10日，星期一，长江证券接到证监会的通知，要求其就托管某证券公司营业部拿出方案。13日，长江证券即按照证监会的安排奔赴大鹏证券营业部所在地待命。
1月14日，长江证券向大鹏证券31家营业部分别派出由三名工作人员（营业部经理、财务和电脑部负责人）组成的托管工作小组，加上进驻大鹏证券总部的托管小组，共计120余人。自此，大鹏证券营业部实行双签字制，即大鹏营业部经理签完后，长江证券派来的托管小组负责人还要签字。大鹏证券已是名存实亡。
大鹏此番坠落，其股东资产归零自不待言，更牵涉市场方方面面。这是因为其机构债权人为数众多，其中涉及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和银行。
2003年底，上海市浦东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上海市松江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等数家农信社放在大鹏证券的国债委托投资就有14亿元之多，2004年10月底被压缩到了7.7亿元。据悉，当时这些农信社与大鹏证券签订的都是“保底”的国债投资协议。
曾经活力无限的大鹏证券已轰然倒地，而券商自酿的苦果还留待各方慢慢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