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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社会学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本文在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评介中认为,我们应当试图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现象,以此来证实曼海姆预言的历史——社会进程这一特征。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新闻传播 进入
人类思想史上纠结不清的各种问题与各式答案,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被曼海姆串联成一条清晰的藤萝,上面亦可见无数枝蔓。“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所呈现的各种思潮,各式党派在相互的斗争中借以维系其合法性的理论,无非是中世纪以来人类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的变种。这些变种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像这个藤萝上的枝蔓,在后来人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关注中,逐渐转移了人们对主干的注意力。这个根本问题,无论是巫术宗教还是现代科学,都试图予以解释说明,却始终无法解决。它就是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古老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旦教授《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①一文,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建构的技巧。该文以李普曼这个没能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留下一席之地的专栏作家为中间环节,以期展示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这条美国传播思想史的逻辑发展线索。在这条始于芝加哥学派、经由李普曼,再到哥伦比亚学派的逻辑线条上,他不仅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李普曼这个环节不可或缺,而且向我们展示了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之间的变异:即大众传播研究偏离了“关系”的视角,以效果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大众媒介也成为彻头彻尾的控制工具。
知识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种形态,“前者的功能在于维护现行秩序,后者则在于反对这种秩序,人类历史的更替和演进在观念的维度上可以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在乌托邦取代意识形态之后,自己亦相应地成为了意识形态,并创造自己的对立面”。②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维持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所谓乌托邦,是指“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按照曼海姆的思路,即探寻人类“思想混乱的基本因素及其过程”。③
为此曼海姆首先探讨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何以成为一个问题。这次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节点的出现,源于人们对教会设立的“客观世界秩序”的价值观念的崩溃。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探寻,在对客观世界秩序产生抵触之后,走向了客观世界的另一极,即是偏向主体的一极,即走向以主体为出发点的人类认知行动。从此,人类开始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也开始了对世界的发现之旅。这一主体性意识的生成,最终成为理性主义思潮的源起。之后的人类,似乎是对偏向主体的模式的矫枉过正,于是又回到了偏向客体的道路。这一次从主体一极向客体一极的偏移,见证了自然科学逐渐崛起的历程。偏向客体的道路受到好评的原因,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主体也不完全是安全的出发点。
在分别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再从主体到客体的偏离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思想史节点开始成型: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起点,究竟应该是偏向客观世界,还是偏向主体认识,开始模糊不清。这种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在随后崛起的心理学科内部认知取向完全不同的分支的呈现。在这个深刻的断裂处,曼海姆认为走出这种认识困境的前提是认识到这样一种实际情形:“外部客体的世界与心理体验的世界处于连续流动之中”。④着重研究个体的心理学,已经无法对这种流动状态的世界给予分析。在此背景之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崛起。它的长处在于,它能将作为个体的群体生活的背景嵌入以求对流动的事件的理解,即是说,社会学诞生的理由和它努力的方向,是想在主体偏向和客体偏向的非此即彼的认识关系中,加入第三种办法,这种办法看似是一种折中,其实更是一项思想史上的重大发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探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式,终止了作为个体的人类在思考时习惯于将自身思考经历和经验与群体相分离的做法。
由社会学得以发生的理由,曼海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思想史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不是靠对客体的不同偏见,而是要发现为何关于客体的观点会各不相同。⑤因此,曼海姆抵制社会科学纯粹在外部可以测量的关系上下工夫的研究取向。在此基础上,曼海姆给出了对社会科学的基本命题的理解:“构成一件事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较之全然地外部形式化的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本质上更易于理解”。⑥这就既否定了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是相对主义思想的指责,又表明了曼海姆本人相信研究中个人态度与意志的介入对于理解世界的来源的可能性。
曼海姆认为,任何的观念都有其诞生的土壤,而不仅仅是个人化的创造。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之下,曼海姆在第一章以后的几个章节中,开始了他对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历程的分析。
在第二章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分析中,他提倡避免从心理学的层面去分析作为以刻意的谎言而存在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学说,而应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作为总体性概念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这里,曼海姆试图展示他所倡导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任何一个研究者,在进入这个路径时,都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带有价值预设的立场,并不一定就比自己对立的价值立场更高明。因此,曼海姆把知识社会学看做是对“怀疑的系统化”。⑦曼海姆在梳理意识形态何以成为意识形态时,也是从“意识自身”得以萌芽的启蒙时代开始追溯的。这一构成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雏形是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第一阶段。⑧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由黑格尔来完成的。他在这个普遍性的概念中注入了民族精神这一成分,于是思想史上开始有了被区分的意识成分。于是“民族精神”这一观念,开始进入历史。第三阶段意识形态概念的成型,则是缘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意识自身开始向更具体的主体过渡。民族精神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第四阶段才是我们较为熟悉的阶段。此时,“阶级”取代了“民族”,成为更为重要的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这个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作为一个总体观念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历史,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不同的人群所感知。展示这个源流,是理解当今所有意识形态争端的基础和前提。
在该书的第三章里,曼海姆以科学政治学的前景题目,做了一个详尽的个案分析,以求厘清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以行为科学诞生所需的前提来看,政治科学研究者观点背后的动机和利益无法与研究对象分离,导致了专门的政治科学没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建立违背了基本假设,即研究者思想的不同结构要独立于被研究的行为。他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最重要的五个理想类型,⑨剖析了它们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其政治行为作为科学的根本看法的重大影响。从这些不同的立场中,他总结出了一个由各路观点综合而成的社会学问题:在认为政治科学因受观点立场的直接影响,因而似乎导致了政治科学的不可能时,“恰恰是在困难变得最明显的这一点上,我们达到了转折点”。⑩在这个转折点导致的两种新的可能性中,建立党派学校讲授党派观点的这一种可能被果断排除,剩下的一条道路,正与曼海姆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宣称的立场相吻合。这种建立在与党派基本特征完全相反的立场之上的可能性是:正由于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立场的呈现,才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成为可能,因为正是这些相互冲突的立场给了我们实现包含整个政治领域的可能,因为只有这个多元的立场给了我们全局的视野。在这个判断之下,我们再次看到了曼海姆本人的立场:正视和理解各种观点背后的价值判断而非回避价值判断,以求更准确和全面地对事物的理解。
在第四章中,曼海姆着重论述了乌托邦思想这一与意识形态相对的概念。曼海姆判别了乌托邦思想的几个主要类型: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似属于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的几种主义,在曼海姆看来,不过是乌托邦思想的不同阶段而已。而且其发生的时间离今天越近,其乌托邦的强度就越弱。因而越是在后期形成的乌托邦思想,就越是表现出更接近于历史——社会进程的特征。(11)从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乌托邦精神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而已。而那些比乌托邦气息渐退的日常世界中的各种观念,无非是早期乌托邦思想变化而来的一些东西。至此,又回到了曼海姆在开篇第一章中所提到的主题,即所有的现代观念,无一不是那个古老问题的变种。
该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是曼海姆为《社会学袖珍辞典》所撰写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词条。这个作为框架的词条,与前面的风格不同。作为社会学一个年轻的分支,知识社会学旨在探讨“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具体地讲,它的研究问题是:“社会结构何时、何地开始表现在论断的结构中?在什么意义上,前者具体地决定后者?”(12)为了回到问题本身,知识社会学更关心其研究对象的观点得以产生和对其施加影响的政治历史环境以及这一环境何以对其施加影响。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曼海姆的这本著作,即是回到事件本身,发现观念何以进入历史。历史必然以历史学的方式出现,因为记载一切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尝试不仅仅绝不可能,也毫无意义,因此,历史只能是一种文本。受此启发,尝试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现象。传播学的兴起,在阿芒•马特拉看来,是被社会“包含多种具有预设功能的器官这种思想”所触发的。(13)如果再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何种原因,会促发社会有机体这个思想本身?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社会有机体观念是对个人主义思潮极度泛滥的一种反拨,就如同经验主义的兴起是对理性主义思潮过度强调主体性意识的一种反拨一样。也即,人类一方面抛弃了众神寻求主体意识的极度高涨;另一方面,又对主体意识极度膨胀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存有隐忧。于是出于对社会解体的担忧,成为传播学研究兴起的原因的一种解释。照此逻辑看来,一个以加强社会控制、企图恢复社会秩序而萌发的学科,尽管经过了芝加哥社会学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阶段,照旧会不可避免地回到“控制信息”这个主题上来。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交流”抑或“控制”,也许都是要获得社会稳定的一种方式,为何到了后来,还是“控制”而非“交流”的愿望占了上风?也许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如果借用曼海姆的说法,保守主义本身不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它是在与自由主义进行战斗的过程中,才成为了一种乌托邦思想的。(14)那么,后来击垮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成为战后美国社会学主流的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哥伦比亚学派,是否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存在,才使得哥伦比亚这一学派作为更能迎合主流社会观念的研究群体、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立场,也因此而变得显赫?如今大量学者倡导将传播视为一种多元的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的原因,是否也可以归结为各种政治立场取向不同的研究者合流的倾向?而这正证明了曼海姆所言的:越是到了后期,就各种取向不同的立场就越更近于历史——社会进程的特征?与此同时,它们的观点和研究也呈现靠拢的趋势。[基金项目:西南政法大学校级青年项目“从边缘人到大共同体——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视野下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08XZ-QN-30)的部分成果]
注 释:
①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②牛翔云、孙珊珊:《人类历史的演进可以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读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5)。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4)卡尔•曼海姆[德]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序言:第1页,第23页,第10页,第47页,第51页,第69页,第119页,第150页,第254页,第271页,第236页。
(13)阿芒•马特拉[法],米歇尔•马特拉[法]著;孙五三译,《传播学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1页。
(贺碧霄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彭卫民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人员)
编校:施 宇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新闻传播 进入
人类思想史上纠结不清的各种问题与各式答案,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被曼海姆串联成一条清晰的藤萝,上面亦可见无数枝蔓。“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所呈现的各种思潮,各式党派在相互的斗争中借以维系其合法性的理论,无非是中世纪以来人类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的变种。这些变种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像这个藤萝上的枝蔓,在后来人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关注中,逐渐转移了人们对主干的注意力。这个根本问题,无论是巫术宗教还是现代科学,都试图予以解释说明,却始终无法解决。它就是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古老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旦教授《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①一文,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建构的技巧。该文以李普曼这个没能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留下一席之地的专栏作家为中间环节,以期展示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这条美国传播思想史的逻辑发展线索。在这条始于芝加哥学派、经由李普曼,再到哥伦比亚学派的逻辑线条上,他不仅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李普曼这个环节不可或缺,而且向我们展示了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之间的变异:即大众传播研究偏离了“关系”的视角,以效果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大众媒介也成为彻头彻尾的控制工具。
知识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种形态,“前者的功能在于维护现行秩序,后者则在于反对这种秩序,人类历史的更替和演进在观念的维度上可以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在乌托邦取代意识形态之后,自己亦相应地成为了意识形态,并创造自己的对立面”。②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维持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所谓乌托邦,是指“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按照曼海姆的思路,即探寻人类“思想混乱的基本因素及其过程”。③
为此曼海姆首先探讨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何以成为一个问题。这次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节点的出现,源于人们对教会设立的“客观世界秩序”的价值观念的崩溃。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探寻,在对客观世界秩序产生抵触之后,走向了客观世界的另一极,即是偏向主体的一极,即走向以主体为出发点的人类认知行动。从此,人类开始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也开始了对世界的发现之旅。这一主体性意识的生成,最终成为理性主义思潮的源起。之后的人类,似乎是对偏向主体的模式的矫枉过正,于是又回到了偏向客体的道路。这一次从主体一极向客体一极的偏移,见证了自然科学逐渐崛起的历程。偏向客体的道路受到好评的原因,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主体也不完全是安全的出发点。
在分别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再从主体到客体的偏离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思想史节点开始成型: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起点,究竟应该是偏向客观世界,还是偏向主体认识,开始模糊不清。这种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在随后崛起的心理学科内部认知取向完全不同的分支的呈现。在这个深刻的断裂处,曼海姆认为走出这种认识困境的前提是认识到这样一种实际情形:“外部客体的世界与心理体验的世界处于连续流动之中”。④着重研究个体的心理学,已经无法对这种流动状态的世界给予分析。在此背景之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崛起。它的长处在于,它能将作为个体的群体生活的背景嵌入以求对流动的事件的理解,即是说,社会学诞生的理由和它努力的方向,是想在主体偏向和客体偏向的非此即彼的认识关系中,加入第三种办法,这种办法看似是一种折中,其实更是一项思想史上的重大发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探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式,终止了作为个体的人类在思考时习惯于将自身思考经历和经验与群体相分离的做法。
由社会学得以发生的理由,曼海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思想史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不是靠对客体的不同偏见,而是要发现为何关于客体的观点会各不相同。⑤因此,曼海姆抵制社会科学纯粹在外部可以测量的关系上下工夫的研究取向。在此基础上,曼海姆给出了对社会科学的基本命题的理解:“构成一件事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较之全然地外部形式化的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本质上更易于理解”。⑥这就既否定了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是相对主义思想的指责,又表明了曼海姆本人相信研究中个人态度与意志的介入对于理解世界的来源的可能性。
曼海姆认为,任何的观念都有其诞生的土壤,而不仅仅是个人化的创造。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之下,曼海姆在第一章以后的几个章节中,开始了他对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历程的分析。
在第二章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分析中,他提倡避免从心理学的层面去分析作为以刻意的谎言而存在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学说,而应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作为总体性概念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这里,曼海姆试图展示他所倡导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任何一个研究者,在进入这个路径时,都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带有价值预设的立场,并不一定就比自己对立的价值立场更高明。因此,曼海姆把知识社会学看做是对“怀疑的系统化”。⑦曼海姆在梳理意识形态何以成为意识形态时,也是从“意识自身”得以萌芽的启蒙时代开始追溯的。这一构成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雏形是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第一阶段。⑧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由黑格尔来完成的。他在这个普遍性的概念中注入了民族精神这一成分,于是思想史上开始有了被区分的意识成分。于是“民族精神”这一观念,开始进入历史。第三阶段意识形态概念的成型,则是缘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意识自身开始向更具体的主体过渡。民族精神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第四阶段才是我们较为熟悉的阶段。此时,“阶级”取代了“民族”,成为更为重要的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这个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作为一个总体观念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历史,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不同的人群所感知。展示这个源流,是理解当今所有意识形态争端的基础和前提。
在该书的第三章里,曼海姆以科学政治学的前景题目,做了一个详尽的个案分析,以求厘清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以行为科学诞生所需的前提来看,政治科学研究者观点背后的动机和利益无法与研究对象分离,导致了专门的政治科学没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建立违背了基本假设,即研究者思想的不同结构要独立于被研究的行为。他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最重要的五个理想类型,⑨剖析了它们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其政治行为作为科学的根本看法的重大影响。从这些不同的立场中,他总结出了一个由各路观点综合而成的社会学问题:在认为政治科学因受观点立场的直接影响,因而似乎导致了政治科学的不可能时,“恰恰是在困难变得最明显的这一点上,我们达到了转折点”。⑩在这个转折点导致的两种新的可能性中,建立党派学校讲授党派观点的这一种可能被果断排除,剩下的一条道路,正与曼海姆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宣称的立场相吻合。这种建立在与党派基本特征完全相反的立场之上的可能性是:正由于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立场的呈现,才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成为可能,因为正是这些相互冲突的立场给了我们实现包含整个政治领域的可能,因为只有这个多元的立场给了我们全局的视野。在这个判断之下,我们再次看到了曼海姆本人的立场:正视和理解各种观点背后的价值判断而非回避价值判断,以求更准确和全面地对事物的理解。
在第四章中,曼海姆着重论述了乌托邦思想这一与意识形态相对的概念。曼海姆判别了乌托邦思想的几个主要类型: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似属于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的几种主义,在曼海姆看来,不过是乌托邦思想的不同阶段而已。而且其发生的时间离今天越近,其乌托邦的强度就越弱。因而越是在后期形成的乌托邦思想,就越是表现出更接近于历史——社会进程的特征。(11)从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乌托邦精神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而已。而那些比乌托邦气息渐退的日常世界中的各种观念,无非是早期乌托邦思想变化而来的一些东西。至此,又回到了曼海姆在开篇第一章中所提到的主题,即所有的现代观念,无一不是那个古老问题的变种。
该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是曼海姆为《社会学袖珍辞典》所撰写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词条。这个作为框架的词条,与前面的风格不同。作为社会学一个年轻的分支,知识社会学旨在探讨“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具体地讲,它的研究问题是:“社会结构何时、何地开始表现在论断的结构中?在什么意义上,前者具体地决定后者?”(12)为了回到问题本身,知识社会学更关心其研究对象的观点得以产生和对其施加影响的政治历史环境以及这一环境何以对其施加影响。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曼海姆的这本著作,即是回到事件本身,发现观念何以进入历史。历史必然以历史学的方式出现,因为记载一切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尝试不仅仅绝不可能,也毫无意义,因此,历史只能是一种文本。受此启发,尝试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现象。传播学的兴起,在阿芒•马特拉看来,是被社会“包含多种具有预设功能的器官这种思想”所触发的。(13)如果再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何种原因,会促发社会有机体这个思想本身?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社会有机体观念是对个人主义思潮极度泛滥的一种反拨,就如同经验主义的兴起是对理性主义思潮过度强调主体性意识的一种反拨一样。也即,人类一方面抛弃了众神寻求主体意识的极度高涨;另一方面,又对主体意识极度膨胀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存有隐忧。于是出于对社会解体的担忧,成为传播学研究兴起的原因的一种解释。照此逻辑看来,一个以加强社会控制、企图恢复社会秩序而萌发的学科,尽管经过了芝加哥社会学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阶段,照旧会不可避免地回到“控制信息”这个主题上来。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交流”抑或“控制”,也许都是要获得社会稳定的一种方式,为何到了后来,还是“控制”而非“交流”的愿望占了上风?也许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如果借用曼海姆的说法,保守主义本身不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它是在与自由主义进行战斗的过程中,才成为了一种乌托邦思想的。(14)那么,后来击垮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成为战后美国社会学主流的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哥伦比亚学派,是否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存在,才使得哥伦比亚这一学派作为更能迎合主流社会观念的研究群体、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立场,也因此而变得显赫?如今大量学者倡导将传播视为一种多元的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的原因,是否也可以归结为各种政治立场取向不同的研究者合流的倾向?而这正证明了曼海姆所言的:越是到了后期,就各种取向不同的立场就越更近于历史——社会进程的特征?与此同时,它们的观点和研究也呈现靠拢的趋势。[基金项目:西南政法大学校级青年项目“从边缘人到大共同体——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视野下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08XZ-QN-30)的部分成果]
注 释:
①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②牛翔云、孙珊珊:《人类历史的演进可以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读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5)。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4)卡尔•曼海姆[德]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序言:第1页,第23页,第10页,第47页,第51页,第69页,第119页,第150页,第254页,第271页,第236页。
(13)阿芒•马特拉[法],米歇尔•马特拉[法]著;孙五三译,《传播学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1页。
(贺碧霄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彭卫民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人员)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