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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末到当下，将近20年的时间里，民国类图书不断出版，花样繁多，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也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民国热潮。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文艺青年也对民国情有独钟，民国不仅用来怀旧，还成了一种审美范式，相应地也就有了陈丹青所说的“民国范儿”。那么，不禁要问，为什么“民国热”持续不断？当下的人们又是从什么角度来关注民国？为什么会从这些角度来关注呢？这些问题都值得仔细探讨。
民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统而言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关注民国，乃是因为民国给当下的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地方，民国热的背后，寄托了人们的当下情怀。观察这20年的民国热，人们习惯从知识分子研究、口述史与回憶录、学术史回顾、教育史研究、抗战史研究、民国文人的婚恋与情爱等角度来关注民国。
一、知识分子研究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切入民国研究的学人中，谢泳与许纪霖堪称典范。
先说谢泳。因为父亲是右派的关系，谢泳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比较有兴趣，于是，1957年的右派储安平自然进入了他的视野。储安平在民国时期之所以广为人知，源于他主编的《观察》杂志。可以说，谢泳是较早地就“民国一份具体的自由主义刊物”来展开研究的学者，这样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研究民国自由主义期刊的热潮，很多人将更多的目光投入《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新月》的杂志研究中去。在研究《观察》时，杂志上一则有关西南联大的报道引起了谢泳的注意。他由此意识到了西南联大的重要性，于是，在研究完《观察》之后，他开始研究西南联大，此后也就出版了《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此，谢泳通过“一个人（储安平）、一份刊物（《观察》杂志）、一所大学（西南联大）”追寻了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传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观察》也好、西南联大也好，谢泳所关注的，并不是就期刊而期刊，就大学而大学，他的侧重点，还在于知识分子研究。《观察》是知识分子的论坛，西南联大是知识分子活动的场域，这才是他关注的重点。可以说，国内比较早研究西南联大的就是谢泳。而今，西南联大研究已成显学，谢泳也算是“始作俑者”。
如果说，谢泳刻意在找寻民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那么，许纪霖则更加侧重于对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他对梁漱溟的狂傲的解析，让人们重新审视儒家传统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对金岳霖的“为国家强大，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解析，解释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左”倾的原因。这些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以《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为代表。这一类的书籍，让人们重新审视民国知识分子，他们身上的个性与相关言论，与当下这一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深思。
不仅如此，许纪霖自诩为学术界的“蝙蝠”，对民国时期的各种思潮都有同情之理解。他让王元化给杜亚泉的书写序，让王元化重新审视了民国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促使王元化重新反思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由此，许纪霖也重新审视了文化保守主义，并将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命名为“新派中的旧派”。此外，对知识分子，从代际与年代上，他还重新做了界定，比较而言，他比较看重晚清、五四以及后五四一代。
与谢泳、许纪霖比起来，余世存并不以研究民国知识分子著称，不过，他的《非常道》一书，却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热。此书以“世说新语”的方式，通过简短的故事刻画有血有肉的民国知识人，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后来，他还相继出版了《常言道》等类似的书。由于此类书的畅销，还导致了出版社的跟风之作，进一步推动了民国热。
当然，当代之所以关注民国知识分子，更多的寄托了当下人们的情感。人们之所以关注胡适、傅斯年、刘文典等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蒋介石面前的风骨。人们关注陈寅恪，主要是寄托着对“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美好向往。人们关注梅贻琦，更多的其实是对当下教育的忧思，他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所以广为流传，更多的也是因为当下的大学有了太多大楼而缺少了大师。
二、学术史回顾
卡尔·波普尔曾言，社会的发达与知识的有效积累息息相关。1949年后，伴随着院系调整，许多学科被强行取消，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在被取缔之列。如今，这些学科早已成为显学。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对这些学科的学术史回顾也成为了研究热点。民国热的另一个驱动力，恰恰源于相关学者对这些学科进行的学术史回顾。在这方面，许章润、陈夏红、陈新宇可谓代表。
学者许章润对此有着强烈地学术自觉，他虽然没有写过这一方面的书籍，但是他的编辑思路恰恰体现了其追寻逝去的民国法学家的学术理念。他通过主编“汉语法学文丛”的方式，相继出版了张佛泉的《自由与权力：宪政的中国言说》、吴经熊的《法律哲学研究》、蔡枢衡的《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等书籍，这些书籍的出版让人们重新认识民国法学家的法学理念。
陈夏红以挖掘民国时期的法政人物知名。在《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张耀曾、高一涵、吴经熊、钱端升等知名的法学家。这些法学家，因为时代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了。此书旨在提醒人们，民国时期，也曾有一群杰出的法律人，为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一书中，陈夏红再次给人们介绍了王宠惠、陶希圣、伍廷芳、徐道邻等法律人。他对法学学科史的梳理，不仅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也引发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因为这些曾经的法学学者，身份不仅是大学教授，而且还曾在公共舆论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如今，温故知新，对这一传统的追寻，不仅有利于学科建设，而且有利于人们法治意识的建立。
与陈夏红的学术思路类似的还有学者陈新宇。他的《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也属于对民国法学家的挖掘。在这本书中，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向人们介绍了章宗祥、董康、燕树棠、徐道邻、邵循恪、端木正等法学界的先贤。在此书中，作者讲述了汪荣宝的故事，分析了朝代鼎革之际何炳棣与瞿同祖不同的人生抉择导致的人生命运。此外，傅国涌通过编辑《追寻民国律师的传统》一书，展示了民国时期律师的所作所为，其学术思路与上述诸位学者也有相似的地方。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大力推行法治建设，人们对民国时期的法学家与律师等群体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类书籍的热销。
三、口述史
历史，一定程度上源于孩童在老树下听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成为可能。口述历史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内学界中，最有名的当属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近10年以来，口述历史在中国发展迅速。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致力于关于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学者丁东主编“口述历史”丛书，学者杨祥银等人也在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民间学者唐建光等人也致力于此。可以说，口述历史的热潮，进一步推动了民国热。为何如此说呢？因为讲述过往历史的人从年龄上来讲，多是爷爷辈，他们生于民国，长于民国，其口述内容，理所当然也会侧重于民国。何兆武的《上学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何兆武生于民国，求学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其交友，既有闻一多、吴晗、朱自清等师长，又有殷海光、王浩等后来成名的同学，他的历史口述，理所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更有趣味的是，通过他的口述，读者可以看到西南联大师生之间的文采风流，让人禁不住悠然神往。这就进一步切中了当下的教育时弊。人们禁不住会问，在抗战如此艰难的情形下，民国有西南联大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何在当下这个时代，却没有产生如此一流的大学呢？何兆武的回忆录，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钱学森之问”。从这一角度来讲，民国的教育可算是当下教育的一味良药。
人们对当下教育的失望，很大程度上投射到了对民国教育上期盼上。虽然民国教育并非像有些学者诉说的那么好，但是，民国时期的教育确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如今，大国崛起的中国迫切需要大师级的人才，这种大师饥渴症进一步刺激了民国热，很多人希望通过民国教育来培养人才，这也是民国时期的中小学课本备受人们青睐的原因。
四、回忆录
口述史之外，关于民国的回忆录也是出版界的热点。其中，齐邦媛的《巨流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此书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以下几个因素不得不说。
第一，此书回忆了国共抗战时期的历史往事。这几年来，执政党与台湾的国民党交流密切，在国共合作抗战问题上也有不少共识。因此，这本描写抗战的书理所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不特如此，这一回忆录还具有传奇性，它描写了齐邦媛与国军王牌飞行员张大飞纯洁无瑕的恋情。一方面，涉及抗战时期的空军，一方面又是抗战时期的爱情，自然也就更引人注目了。
第二，此书还描述了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知识分子的故事。从教育史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来讲，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此外，由于作者在1949年前后渡海去了台湾，这也就涉及了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而这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此书引起学界关注，自在情理当中。
第三，这本回忆录，虽然写的是个人境遇的变迁，但是窥斑见豹，也可看出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字里行间蕴含的家国情怀打动了不少人，故有导演希望能够将这一回忆录的部分情节拍成电影。这里有一个相互促进的因素。一方面，民国书导致了近年来民國电影热；另一方面，民国电影的热潮也会引导观众去关注那些关于民国类的书籍。近年来，关于民国题材的电影与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热。李安的《色戒》，让台湾作家蔡登山的《张爱玲·色戒》畅销一时；许鞍华的《黄金时代》，让众多的《萧红传》多次再版；吴宇森的《太平轮》，让台湾女作家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名噪一时。客观而言，这些民国类书籍，从时间上来讲，都比电影要早。但是，由于电影是大众消费时代的产物，这些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国类书籍的热销。除此之外，众多的抗日神剧虽然让观众早已审美疲劳，吐槽连连，但是，这些抗日神剧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抗战的兴趣，进而促使关于抗战书籍的热销，并进一步促进了民国类书籍的热潮。
基于以上三个因素，再加上作者优美典雅的文笔，《巨流河》引起人们的广大关注，也就理所当然了。
五、情感八卦
民国类图书中，还有一类书非常热销，那就是写民国人物的情感八卦。蔡登山的《名士风流》《何处寻你》与刘宜庆的《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就是典型的代表。
蔡登山写民国人物的婚恋，并非为八卦而八卦，他的文字体现了他的考据功力。例如，很多人在解读沈从文的《看虹录》的时候，多从哲学角度入手，蔡登山则从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婚外情切入，经过层层考据，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再如，苏青的《结婚十年》与《续结婚十年》虽然都是小说，但是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现实人物对应。蔡登山经过层层考据，指出苏青与姜贵鲜为人知的一段情缘，发前人之所未发。
与台湾作家蔡登山比起来，刘宜庆笔下的文人婚恋，虽然缺乏独创性，但更加全面，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趣味。对此，谢泳评价说：“选择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婚姻来研究，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宜庆的这种学术趣味就能看出他学术研究的思路，有趣味的学术最见一个人的才情，因为凡追求趣味的学术研究，多数没有功利目的，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除此之外，作家闫红与张耀杰也出版了这一类的书籍。闫红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一书，对胡适的情感经历有过详细阐释。作者以特有的女性细腻，从世俗生活层面详细展开，有的地方还带有女权主义的色彩。与她比起来的，张耀杰的《民国红粉》虽然写的都是民国女子的爱恨情仇，但其视角则着眼于普世价值，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书中“贯彻始终的是从古希腊、古罗马以来逐步形成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谱系和价值信仰”。
为什么民国文人情感类书籍如此热呢？
一方面，这源于人性中的猎奇心理。每个人都有八卦的欲望，茶余饭后之际，也有人摆龙门阵聊这些，但当代人的八卦不能公开出版。远离当下时代的爱情可以当作风流韵事来看待，距离当下越近，越不能说，去描写当代文化人的婚恋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很可能吃官司。与当下文人相比，民国时期的文人早已死去，写下来不仅不会侵犯隐私，反而能让读者更深刻的认识这些作家。
另一方面，民国是一个从皇权专制时代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婚恋，既有皇权专制时代的沿袭，如三妻四妾，辜鸿铭的“茶壶茶杯论”就是代表；又有从旧式婚约到新式婚姻的变迁，如胡适与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的婚姻、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新式婚姻，等等。民国这一转型时代，在爱情与婚姻层面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出版的角度来讲，这一类的书也确实有卖点，因此，民国文人情感类书籍持续热销，也就不足为怪了。
民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统而言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关注民国，乃是因为民国给当下的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地方，民国热的背后，寄托了人们的当下情怀。观察这20年的民国热，人们习惯从知识分子研究、口述史与回憶录、学术史回顾、教育史研究、抗战史研究、民国文人的婚恋与情爱等角度来关注民国。
一、知识分子研究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切入民国研究的学人中，谢泳与许纪霖堪称典范。
先说谢泳。因为父亲是右派的关系，谢泳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比较有兴趣，于是，1957年的右派储安平自然进入了他的视野。储安平在民国时期之所以广为人知，源于他主编的《观察》杂志。可以说，谢泳是较早地就“民国一份具体的自由主义刊物”来展开研究的学者，这样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研究民国自由主义期刊的热潮，很多人将更多的目光投入《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新月》的杂志研究中去。在研究《观察》时，杂志上一则有关西南联大的报道引起了谢泳的注意。他由此意识到了西南联大的重要性，于是，在研究完《观察》之后，他开始研究西南联大，此后也就出版了《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此，谢泳通过“一个人（储安平）、一份刊物（《观察》杂志）、一所大学（西南联大）”追寻了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传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观察》也好、西南联大也好，谢泳所关注的，并不是就期刊而期刊，就大学而大学，他的侧重点，还在于知识分子研究。《观察》是知识分子的论坛，西南联大是知识分子活动的场域，这才是他关注的重点。可以说，国内比较早研究西南联大的就是谢泳。而今，西南联大研究已成显学，谢泳也算是“始作俑者”。
如果说，谢泳刻意在找寻民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那么，许纪霖则更加侧重于对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他对梁漱溟的狂傲的解析，让人们重新审视儒家传统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对金岳霖的“为国家强大，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解析，解释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左”倾的原因。这些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以《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为代表。这一类的书籍，让人们重新审视民国知识分子，他们身上的个性与相关言论，与当下这一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深思。
不仅如此，许纪霖自诩为学术界的“蝙蝠”，对民国时期的各种思潮都有同情之理解。他让王元化给杜亚泉的书写序，让王元化重新审视了民国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促使王元化重新反思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由此，许纪霖也重新审视了文化保守主义，并将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命名为“新派中的旧派”。此外，对知识分子，从代际与年代上，他还重新做了界定，比较而言，他比较看重晚清、五四以及后五四一代。
与谢泳、许纪霖比起来，余世存并不以研究民国知识分子著称，不过，他的《非常道》一书，却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热。此书以“世说新语”的方式，通过简短的故事刻画有血有肉的民国知识人，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后来，他还相继出版了《常言道》等类似的书。由于此类书的畅销，还导致了出版社的跟风之作，进一步推动了民国热。
当然，当代之所以关注民国知识分子，更多的寄托了当下人们的情感。人们之所以关注胡适、傅斯年、刘文典等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蒋介石面前的风骨。人们关注陈寅恪，主要是寄托着对“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美好向往。人们关注梅贻琦，更多的其实是对当下教育的忧思，他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所以广为流传，更多的也是因为当下的大学有了太多大楼而缺少了大师。
二、学术史回顾
卡尔·波普尔曾言，社会的发达与知识的有效积累息息相关。1949年后，伴随着院系调整，许多学科被强行取消，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在被取缔之列。如今，这些学科早已成为显学。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对这些学科的学术史回顾也成为了研究热点。民国热的另一个驱动力，恰恰源于相关学者对这些学科进行的学术史回顾。在这方面，许章润、陈夏红、陈新宇可谓代表。
学者许章润对此有着强烈地学术自觉，他虽然没有写过这一方面的书籍，但是他的编辑思路恰恰体现了其追寻逝去的民国法学家的学术理念。他通过主编“汉语法学文丛”的方式，相继出版了张佛泉的《自由与权力：宪政的中国言说》、吴经熊的《法律哲学研究》、蔡枢衡的《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等书籍，这些书籍的出版让人们重新认识民国法学家的法学理念。
陈夏红以挖掘民国时期的法政人物知名。在《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张耀曾、高一涵、吴经熊、钱端升等知名的法学家。这些法学家，因为时代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了。此书旨在提醒人们，民国时期，也曾有一群杰出的法律人，为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一书中，陈夏红再次给人们介绍了王宠惠、陶希圣、伍廷芳、徐道邻等法律人。他对法学学科史的梳理，不仅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也引发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因为这些曾经的法学学者，身份不仅是大学教授，而且还曾在公共舆论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如今，温故知新，对这一传统的追寻，不仅有利于学科建设，而且有利于人们法治意识的建立。
与陈夏红的学术思路类似的还有学者陈新宇。他的《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也属于对民国法学家的挖掘。在这本书中，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向人们介绍了章宗祥、董康、燕树棠、徐道邻、邵循恪、端木正等法学界的先贤。在此书中，作者讲述了汪荣宝的故事，分析了朝代鼎革之际何炳棣与瞿同祖不同的人生抉择导致的人生命运。此外，傅国涌通过编辑《追寻民国律师的传统》一书，展示了民国时期律师的所作所为，其学术思路与上述诸位学者也有相似的地方。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大力推行法治建设，人们对民国时期的法学家与律师等群体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类书籍的热销。
三、口述史
历史，一定程度上源于孩童在老树下听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成为可能。口述历史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内学界中，最有名的当属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近10年以来，口述历史在中国发展迅速。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致力于关于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学者丁东主编“口述历史”丛书，学者杨祥银等人也在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民间学者唐建光等人也致力于此。可以说，口述历史的热潮，进一步推动了民国热。为何如此说呢？因为讲述过往历史的人从年龄上来讲，多是爷爷辈，他们生于民国，长于民国，其口述内容，理所当然也会侧重于民国。何兆武的《上学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何兆武生于民国，求学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其交友，既有闻一多、吴晗、朱自清等师长，又有殷海光、王浩等后来成名的同学，他的历史口述，理所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更有趣味的是，通过他的口述，读者可以看到西南联大师生之间的文采风流，让人禁不住悠然神往。这就进一步切中了当下的教育时弊。人们禁不住会问，在抗战如此艰难的情形下，民国有西南联大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何在当下这个时代，却没有产生如此一流的大学呢？何兆武的回忆录，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钱学森之问”。从这一角度来讲，民国的教育可算是当下教育的一味良药。
人们对当下教育的失望，很大程度上投射到了对民国教育上期盼上。虽然民国教育并非像有些学者诉说的那么好，但是，民国时期的教育确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如今，大国崛起的中国迫切需要大师级的人才，这种大师饥渴症进一步刺激了民国热，很多人希望通过民国教育来培养人才，这也是民国时期的中小学课本备受人们青睐的原因。
四、回忆录
口述史之外，关于民国的回忆录也是出版界的热点。其中，齐邦媛的《巨流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此书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以下几个因素不得不说。
第一，此书回忆了国共抗战时期的历史往事。这几年来，执政党与台湾的国民党交流密切，在国共合作抗战问题上也有不少共识。因此，这本描写抗战的书理所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不特如此，这一回忆录还具有传奇性，它描写了齐邦媛与国军王牌飞行员张大飞纯洁无瑕的恋情。一方面，涉及抗战时期的空军，一方面又是抗战时期的爱情，自然也就更引人注目了。
第二，此书还描述了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知识分子的故事。从教育史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来讲，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此外，由于作者在1949年前后渡海去了台湾，这也就涉及了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而这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此书引起学界关注，自在情理当中。
第三，这本回忆录，虽然写的是个人境遇的变迁，但是窥斑见豹，也可看出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字里行间蕴含的家国情怀打动了不少人，故有导演希望能够将这一回忆录的部分情节拍成电影。这里有一个相互促进的因素。一方面，民国书导致了近年来民國电影热；另一方面，民国电影的热潮也会引导观众去关注那些关于民国类的书籍。近年来，关于民国题材的电影与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热。李安的《色戒》，让台湾作家蔡登山的《张爱玲·色戒》畅销一时；许鞍华的《黄金时代》，让众多的《萧红传》多次再版；吴宇森的《太平轮》，让台湾女作家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名噪一时。客观而言，这些民国类书籍，从时间上来讲，都比电影要早。但是，由于电影是大众消费时代的产物，这些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国类书籍的热销。除此之外，众多的抗日神剧虽然让观众早已审美疲劳，吐槽连连，但是，这些抗日神剧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抗战的兴趣，进而促使关于抗战书籍的热销，并进一步促进了民国类书籍的热潮。
基于以上三个因素，再加上作者优美典雅的文笔，《巨流河》引起人们的广大关注，也就理所当然了。
五、情感八卦
民国类图书中，还有一类书非常热销，那就是写民国人物的情感八卦。蔡登山的《名士风流》《何处寻你》与刘宜庆的《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就是典型的代表。
蔡登山写民国人物的婚恋，并非为八卦而八卦，他的文字体现了他的考据功力。例如，很多人在解读沈从文的《看虹录》的时候，多从哲学角度入手，蔡登山则从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婚外情切入，经过层层考据，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再如，苏青的《结婚十年》与《续结婚十年》虽然都是小说，但是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现实人物对应。蔡登山经过层层考据，指出苏青与姜贵鲜为人知的一段情缘，发前人之所未发。
与台湾作家蔡登山比起来，刘宜庆笔下的文人婚恋，虽然缺乏独创性，但更加全面，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趣味。对此，谢泳评价说：“选择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婚姻来研究，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宜庆的这种学术趣味就能看出他学术研究的思路，有趣味的学术最见一个人的才情，因为凡追求趣味的学术研究，多数没有功利目的，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除此之外，作家闫红与张耀杰也出版了这一类的书籍。闫红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一书，对胡适的情感经历有过详细阐释。作者以特有的女性细腻，从世俗生活层面详细展开，有的地方还带有女权主义的色彩。与她比起来的，张耀杰的《民国红粉》虽然写的都是民国女子的爱恨情仇，但其视角则着眼于普世价值，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书中“贯彻始终的是从古希腊、古罗马以来逐步形成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谱系和价值信仰”。
为什么民国文人情感类书籍如此热呢？
一方面，这源于人性中的猎奇心理。每个人都有八卦的欲望，茶余饭后之际，也有人摆龙门阵聊这些，但当代人的八卦不能公开出版。远离当下时代的爱情可以当作风流韵事来看待，距离当下越近，越不能说，去描写当代文化人的婚恋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很可能吃官司。与当下文人相比，民国时期的文人早已死去，写下来不仅不会侵犯隐私，反而能让读者更深刻的认识这些作家。
另一方面，民国是一个从皇权专制时代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婚恋，既有皇权专制时代的沿袭，如三妻四妾，辜鸿铭的“茶壶茶杯论”就是代表；又有从旧式婚约到新式婚姻的变迁，如胡适与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的婚姻、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新式婚姻，等等。民国这一转型时代，在爱情与婚姻层面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出版的角度来讲，这一类的书也确实有卖点，因此，民国文人情感类书籍持续热销，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