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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再不能片面看重经济增长率了。其实，对经济下行不必过于担忧，这是“转方式”应当付出的代价，也是在控制过去高速增长产生的泡沫。
嘉宾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时红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方栓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以改革为主基调的新一届政府履新已经半年多了，公众也看到了政府改革的决心。在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月销售额不超2万元企业免征两税、“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等改革举措之后，全国上下在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的同时，更期待在今秋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看到更多的改革措施。
业内预测，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纲领。会上，究竟会给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出一幅什么样的蓝图？在全会召开前夕，本刊记者采访三位权威经济专家，分析未来中国可能会推出的重要改革措施。
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的关键
《支点》：从1993年开始，中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不断加以完善。现在的共识是，要进一步建设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中国在完善经济体制方面还要作哪些努力？
郭田勇：目前中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核心问题依旧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首先应该打破垄断，只要是能够交给市场来解决的问题，就放手给市场，让民间资本、社会资本都参与进来，在竞争中发展。比如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还有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只要是商业行为的，也都可以交给市场去运行。同时，市场经济是以价格为导向的，所以应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来形成价格。之前改革的一个很大误区，就是没有放开价格形成机制。
时红秀：其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对于下一步体制改革的重点，社会各界都有比较多的讨论和诉求，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行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土地和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包括户籍、医疗、教育、社保、社会组织等在内的民生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这些改革的中心环节，都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即更多地向市场放权，更多地向社会放权。其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关键中的关键。今年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中央政府在转变职能和机构调整上又迈出了较大步伐，简政放权改革在持续推进，但下一步重点要转向地方政府改革。最近出台了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调整改革方案，但要按照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政府管理的要求，改革还需要更大的力度。
经济下行是“转方式”应付出的代价
《支点》：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在“转方式”过程中，既要保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又不能使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个合理区间内，该怎样去推进呢？
郭田勇：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还是有必要的，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滑坡，硬着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就业、民生等，所以很有必要设置一个下限，但下限是否一定是GDP增速在7.5%以上，还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调整。物价问题也需要有个上限，CPI增幅突破4%也可能给群众生活带来困难，进而导致民生问题。
时红秀：“发展方式”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主要包括驱动增长的动力机制和资源配置的协调机制，说到底就是经济体制。通常说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是从发展方式的表现结果来讲的，其内容就是经济体制。无论当前还是今后，“转方式”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市场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政府管理和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从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到后来讲转变发展方式，“转方式”提了近20年，但这个话题总是“常说常新”，鲜见实质性突破。为什么？就是对于构成宏观经济微观基础的改革还没有完成。首先，不合格的市场主体仍大量存在。从土地、金融到各种特许权，它们使用了大量要素，却要么对价格信号不敏感，要么无法按照市场淘汰出局；其次，价格机制长期扭曲，既无法反映出资源供应关系和短缺程度，也无法反映出环境生态和社会的总代价；第三，现代政府管理没有建立起来，像有毒产品、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大量侵权行为，长期得不到严格而及时的纠正。所以，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不能仅止于人们观念意识是否科学的讨论，更重要的是要加大改革力度，摒除现有体制机制的固有缺陷。
方栓喜：再不能太看重经济增长率了。过去10年天天盯着这个数据，但“转方式”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其实，对经济下行不必过于担忧，这是“转方式”应当付出的代价，也是在控制过去高速增长产生的泡沫。不看数据，那看什么呢？应盯着服务业看。服务业能够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确保就业，因为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增值空间高，能够确保工资水平不下降。这就是经济虽然下行，但如果结构调整好，并不影响福利水平提高的原因。因此，“转方式”要围绕服务业体制创新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服务业的开放改革。通过“转方式”可以调结构，只要结构能变好，忍受一时痛苦是值得的。
收入倍增必先解决“分配不公”
《支点》：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双倍增”。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难题。那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让劳动收入能持续增长并且缩小贫富差距？
郭田勇：劳动收入的稳定增长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只有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不下滑，劳动收入才能得到保障。而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如果不重视这种结构性改革，仅仅强调总的经济增长率，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所以，收入分配改革很重要，可以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调节，同时在政策上应对中小企业、新兴产业有倾斜，鼓励他们发展，吸纳就业，最终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结构群体，扩大中产阶级人群，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拉动消费。 时红秀：“让劳动收入能持续增长”，是说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劳动者得到更高的分配比例，即通常所说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坦率地说，这本身并不是个真问题，要素报酬在要素所有者（包括劳动者与投资者）和政府之间分配比例，既取决于一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所决定的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程度，也与一个社会所崇尚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有关。当然，是更加强调政府责任和结果的均等，还是更加强调市场作用和机会的公平，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争论，但并不存在“一致正确”的答案。一方面抱怨政府收入份额过高，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提供这提供那，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议论。
而“缩小贫富差距”，则是指居民之间分配不能悬殊，更不能出现两极分化。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清楚是财富分配还是收入分配悬殊。收入是个流量概念，财富是个存量概念。如果说差距大，中国当前尽管也存在收入问题，但最紧要的，还在于财富方面。其中，基于现行土地产权制度所造成的城乡居民之间以不动产为主的财富差别，在社会贫富不均等中最为突出。
二要区分主要问题是分配差距大还是分配不公正。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差距之大当然存在，但相对而言，当前引发全社会不满的，是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包括机会不平等、特权盛行，以及各种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甚至贪腐行为。
三是要认清问题的解决在于借助于市场化改革还是诉诸政府的作用。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在所有促进要素报酬均等化的机制当中，市场机制的表现最为出色。实际上，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例如沿海地区，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反而越低。
城镇化要让新生代受益
《支点》：自从意识到中国未来最大潜力是城镇化后，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但在试点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您怎么理解中国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时红秀：从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或衡量标准来讲，不外三方面六个字：产业、包容、生态。
产业。城镇化无非是要素不断集聚、人口不断集中的过程。而要素集聚和人口集中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工业化。它是城市化的支撑和基础，离开工业化的城市化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不考虑产业发展，简单地把人集中起来的“造城运动”，不仅侵犯了“被上楼”群体的土地增值受益权，而且也将会缺乏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集聚了就业压力和社会不稳定风险。
包容。在现行城市国有土地、金融体制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会千方百计筹建用地指标。一些地方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屡屡引发利益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这样的城镇化带来的不是共荣和满足，而是社会的撕裂和憎恨。城镇化只有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而不是受损才值得追求，大量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城镇化是没有出路的。
生态。全世界城市每年产生生活垃圾4.9亿吨，而中国就占到了1/3，达1.6亿吨。30多年来，全国城市垃圾堆放超过70亿吨，2/3的城市出现“垃圾围城”。城镇化本身是人类追求高质量生产生活方式的结果。而城市环境的严重污染连同接连出现的有毒水果、有毒蔬菜、有毒粮食、有毒肉类事件，已经造成全社会的极大震动和忧思。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这样的城镇化是否值得。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能够确保人们环境和生活条件不至于严重下降，这是检视城镇化是否成功的关键。
方栓喜：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地造新城，而是农民工市民化，关键是要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必须要有体制创新。首先户籍制度需要废除，而不是现在说的所谓改革，这不是简单的渐进式改革的问题。由于历史的选择，中国改革采取了渐进式路径，那么改革的代际受益和代际传承客观上成为决定改革未来的决定性因素。随着1978年以来出生的新生代社会群体逐步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新阶段改革更需要把新生代社会群体的受益作为顶层设计的战略基点。所谓新生代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并成为成年人的社会群体。预计到2020年，新生代社会群体的规模将净增1.17亿人，总规模达到5.17亿人左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群体、主流群体。既然如此，顶层设计只有把握新生代社会群体需求，才能使改革真正站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决定了中国的改革顶层设计需要始终关注和解决年轻人的受益问题。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告诉了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改革的代际受益、尤其是年轻人的受益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也是决定改革从哪里来，往哪里走的根本性问题。（支点杂志2013年10月刊）
嘉宾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时红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方栓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以改革为主基调的新一届政府履新已经半年多了，公众也看到了政府改革的决心。在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月销售额不超2万元企业免征两税、“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等改革举措之后，全国上下在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的同时，更期待在今秋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看到更多的改革措施。
业内预测，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纲领。会上，究竟会给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出一幅什么样的蓝图？在全会召开前夕，本刊记者采访三位权威经济专家，分析未来中国可能会推出的重要改革措施。
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的关键
《支点》：从1993年开始，中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不断加以完善。现在的共识是，要进一步建设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中国在完善经济体制方面还要作哪些努力？
郭田勇：目前中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核心问题依旧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首先应该打破垄断，只要是能够交给市场来解决的问题，就放手给市场，让民间资本、社会资本都参与进来，在竞争中发展。比如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还有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只要是商业行为的，也都可以交给市场去运行。同时，市场经济是以价格为导向的，所以应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来形成价格。之前改革的一个很大误区，就是没有放开价格形成机制。
时红秀：其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对于下一步体制改革的重点，社会各界都有比较多的讨论和诉求，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行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土地和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包括户籍、医疗、教育、社保、社会组织等在内的民生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这些改革的中心环节，都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即更多地向市场放权，更多地向社会放权。其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关键中的关键。今年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中央政府在转变职能和机构调整上又迈出了较大步伐，简政放权改革在持续推进，但下一步重点要转向地方政府改革。最近出台了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调整改革方案，但要按照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政府管理的要求，改革还需要更大的力度。
经济下行是“转方式”应付出的代价
《支点》：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在“转方式”过程中，既要保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又不能使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个合理区间内，该怎样去推进呢？
郭田勇：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还是有必要的，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滑坡，硬着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就业、民生等，所以很有必要设置一个下限，但下限是否一定是GDP增速在7.5%以上，还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调整。物价问题也需要有个上限，CPI增幅突破4%也可能给群众生活带来困难，进而导致民生问题。
时红秀：“发展方式”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主要包括驱动增长的动力机制和资源配置的协调机制，说到底就是经济体制。通常说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是从发展方式的表现结果来讲的，其内容就是经济体制。无论当前还是今后，“转方式”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市场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政府管理和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从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到后来讲转变发展方式，“转方式”提了近20年，但这个话题总是“常说常新”，鲜见实质性突破。为什么？就是对于构成宏观经济微观基础的改革还没有完成。首先，不合格的市场主体仍大量存在。从土地、金融到各种特许权，它们使用了大量要素，却要么对价格信号不敏感，要么无法按照市场淘汰出局；其次，价格机制长期扭曲，既无法反映出资源供应关系和短缺程度，也无法反映出环境生态和社会的总代价；第三，现代政府管理没有建立起来，像有毒产品、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大量侵权行为，长期得不到严格而及时的纠正。所以，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不能仅止于人们观念意识是否科学的讨论，更重要的是要加大改革力度，摒除现有体制机制的固有缺陷。
方栓喜：再不能太看重经济增长率了。过去10年天天盯着这个数据，但“转方式”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其实，对经济下行不必过于担忧，这是“转方式”应当付出的代价，也是在控制过去高速增长产生的泡沫。不看数据，那看什么呢？应盯着服务业看。服务业能够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确保就业，因为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增值空间高，能够确保工资水平不下降。这就是经济虽然下行，但如果结构调整好，并不影响福利水平提高的原因。因此，“转方式”要围绕服务业体制创新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服务业的开放改革。通过“转方式”可以调结构，只要结构能变好，忍受一时痛苦是值得的。
收入倍增必先解决“分配不公”
《支点》：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双倍增”。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难题。那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让劳动收入能持续增长并且缩小贫富差距？
郭田勇：劳动收入的稳定增长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只有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不下滑，劳动收入才能得到保障。而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如果不重视这种结构性改革，仅仅强调总的经济增长率，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所以，收入分配改革很重要，可以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调节，同时在政策上应对中小企业、新兴产业有倾斜，鼓励他们发展，吸纳就业，最终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结构群体，扩大中产阶级人群，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拉动消费。 时红秀：“让劳动收入能持续增长”，是说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劳动者得到更高的分配比例，即通常所说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坦率地说，这本身并不是个真问题，要素报酬在要素所有者（包括劳动者与投资者）和政府之间分配比例，既取决于一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所决定的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程度，也与一个社会所崇尚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有关。当然，是更加强调政府责任和结果的均等，还是更加强调市场作用和机会的公平，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争论，但并不存在“一致正确”的答案。一方面抱怨政府收入份额过高，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提供这提供那，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议论。
而“缩小贫富差距”，则是指居民之间分配不能悬殊，更不能出现两极分化。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清楚是财富分配还是收入分配悬殊。收入是个流量概念，财富是个存量概念。如果说差距大，中国当前尽管也存在收入问题，但最紧要的，还在于财富方面。其中，基于现行土地产权制度所造成的城乡居民之间以不动产为主的财富差别，在社会贫富不均等中最为突出。
二要区分主要问题是分配差距大还是分配不公正。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差距之大当然存在，但相对而言，当前引发全社会不满的，是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包括机会不平等、特权盛行，以及各种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甚至贪腐行为。
三是要认清问题的解决在于借助于市场化改革还是诉诸政府的作用。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在所有促进要素报酬均等化的机制当中，市场机制的表现最为出色。实际上，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例如沿海地区，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反而越低。
城镇化要让新生代受益
《支点》：自从意识到中国未来最大潜力是城镇化后，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但在试点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您怎么理解中国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时红秀：从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或衡量标准来讲，不外三方面六个字：产业、包容、生态。
产业。城镇化无非是要素不断集聚、人口不断集中的过程。而要素集聚和人口集中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工业化。它是城市化的支撑和基础，离开工业化的城市化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不考虑产业发展，简单地把人集中起来的“造城运动”，不仅侵犯了“被上楼”群体的土地增值受益权，而且也将会缺乏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集聚了就业压力和社会不稳定风险。
包容。在现行城市国有土地、金融体制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会千方百计筹建用地指标。一些地方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屡屡引发利益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这样的城镇化带来的不是共荣和满足，而是社会的撕裂和憎恨。城镇化只有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而不是受损才值得追求，大量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城镇化是没有出路的。
生态。全世界城市每年产生生活垃圾4.9亿吨，而中国就占到了1/3，达1.6亿吨。30多年来，全国城市垃圾堆放超过70亿吨，2/3的城市出现“垃圾围城”。城镇化本身是人类追求高质量生产生活方式的结果。而城市环境的严重污染连同接连出现的有毒水果、有毒蔬菜、有毒粮食、有毒肉类事件，已经造成全社会的极大震动和忧思。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这样的城镇化是否值得。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能够确保人们环境和生活条件不至于严重下降，这是检视城镇化是否成功的关键。
方栓喜：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地造新城，而是农民工市民化，关键是要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必须要有体制创新。首先户籍制度需要废除，而不是现在说的所谓改革，这不是简单的渐进式改革的问题。由于历史的选择，中国改革采取了渐进式路径，那么改革的代际受益和代际传承客观上成为决定改革未来的决定性因素。随着1978年以来出生的新生代社会群体逐步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新阶段改革更需要把新生代社会群体的受益作为顶层设计的战略基点。所谓新生代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并成为成年人的社会群体。预计到2020年，新生代社会群体的规模将净增1.17亿人，总规模达到5.17亿人左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群体、主流群体。既然如此，顶层设计只有把握新生代社会群体需求，才能使改革真正站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决定了中国的改革顶层设计需要始终关注和解决年轻人的受益问题。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告诉了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改革的代际受益、尤其是年轻人的受益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也是决定改革从哪里来，往哪里走的根本性问题。（支点杂志2013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