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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青铜文化中，有一类现象的起源历史悠久，含义深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它寓意祥瑞，造型神美，是不可或缺的释义题材。它就是以羊为主题的商周青铜尊。它不仅使华夏先民在品酒、赏玩的同时，感到了充满敦睦祥和、悠然自得的宁静和谐气韵，而且还使人们感觉到了一种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和奋发向上的激励。今年是我们中国农历的辛未生肖羊年，为此笔者特掇取商周青铜羊尊若干，略作研究分析的同时与读者共赏。
一、商周青铜羊尊的渊源研究
新石器时代以后，华夏先民对动物崇拜一直广为流传，各时期、各地域的动物崇拜均十分丰富且极具特色，以至于伴随了整个华夏民族的文明史。在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作为礼器身份出现的青铜器，其表面的动物形象就充分体现了华夏先民对动物的崇拜，以及“天人关系中人服从于天”的这种对天的依赖，并由此构成了华夏文化形成的源头。
大自然里角是有角动物的雄性标志和强悍有力的象征。众所周知但凡有角的动物均十分强壮，这不得不引起了华夏先民的注意和想象，由此使得动物崇拜流行的同时角崇拜也广为流行。此种崇拜不但体现在如“羊”写法的甲骨文造字中，用羊角代替羊的整体并作为其重要特征夸大表现，而且还表现在大量出现的带羊角兽面纹的青铜器上，尤其以尊为多。
尊盛行于商周时期，今作樽，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它的形制多为圈足，圆腹或方腹，长颈，敞口，口径较大。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形制特殊的牺尊，一般为鸟兽状。而羊尊上羊的形象由来已久，早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它就出现在陶塑上。《说文》中云：“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可见新石器时代，羊是华夏先民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国语·楚语下》中载有天子用“大牢”和“少牢”祭祀的体制，说明商周时期祭祀活动频繁，而祭祀中最早作牺牲的必不可少之祭品就是羊，且把羊作为了沟通天、地、人的灵物。而殷商时期天子每有重大活动之前，必用龟甲或牛羊肩胛骨来占卜，证明羊在华夏先民心目中有通天地之神力。
二、商周青铜羊尊的本质分析
商代时期，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西北羌族，他们在畜牧业中羊类的放牧占有极大比重。故甲骨文中殷人所谓羌者即带羊字，为牧羊人之意。殷朝通过大规模战争征伐羌人，俘获之后作为奴隶用于祭祀，故羌人当时是奴隶的别称。而羊作为羌族的图腾出现在商周青铜羊尊上，其用意不仅是通天地，更深刻的含义是强大部落文化征服弱小的历史演进。羊的形象表现在国之重器中，是对其他部族起精神威慑作用，并且带有强烈政治约束力的一种特殊手段。
商周以后，羊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和主要功用，亦随着政治趋向统一，即寓意“吉祥美好”。羊图腾崇拜的传统观念在华夏先民中根深蒂固，而吉祥、正义的寓意自春秋以后更加表现显著，以至于绵延了各个历史时期至今。《说文》中有“羊，祥也”之说，可见古文中“羊”与“祥”二字相通。吉祥的礼俗中常用羊做牲，羊也因此而成为吉祥、福祉的象征。甲骨文中象征美好的“美”字，就是呈头顶大角的羊形。同时在中国民俗中，“吉祥”更是多被写作“吉羊”。
羊自古为人类饲养的六畜之一，是与华夏先民朝夕相处的好伙伴，是儒雅温和、温柔多情且深受人们喜爱的动物。华夏先民创造它在青铜羊尊上的形象，其目的在于趋利避凶、抵御祸害和凶恶力量对他们的侵扰。羊从“温顺动物”转化为“保护神”的华丽转身，在包含了原始社会思维模式的同时，也表现了华夏先民崇拜的心路历程。
三、商周青铜羊尊的传世经典
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后发现，商周青铜羊尊有圆腹或方腹，形象有羊的通身或羊首，表现有一羊、双羊、三羊或四羊。其中三羊的形式表现较多，这可能与《易经》中的“三阳开泰”有关。三羊谐音为“三阳”，《易经》云“正月为泰卦，三羊生于下。”意指“冬去春来”。其称爻（yáo）连的为阳卦，断的为阴爻，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祥之像，常用以称颂岁首或寓意吉祥。而中国古代阴阳学说中，十月为纯阴之象的坤卦，十一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为春天开始，有“吉亨兴盛之象”。故古人取“羊”谐音“阳”，称为“三羊（阳）开泰”，意有好运即将降临，寓意春季来临、万物复苏、欣欣向荣之景象，后用以正月岁首颂辞，喻一年吉兆。
四、馆藏经典羊尊欣赏
“四羊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十大传世国宝之一。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为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重34.5千克，方口边长52.4厘米，高度58.3厘米。大沿，口沿外侈，长颈，高圈足。颈部饰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肩部四角为四卷角羊头，羊头与颈伸于器外，羊身与腿附于尊腹和圈足。整器纹饰精丽，线条光洁刚劲。
该尊以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而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亦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该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以两次分铸技术铸造而成。全器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彰显了极其高超的铸造艺术水准。
“三羊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古代青铜器传世经典佳作之一。高52厘米，口径41.2厘米，重51.3千克。大口广肩，厚唇外折，短颈有三道凸弦纹。肩部等距离饰三只高浮雕卷角羊头，腹部肥硕，纹饰华丽。回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用夸张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有两周凸弦纹，中有三个等距离较大圆形孔，是为商代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圈足下部回纹地饰有六组兽面纹。整尊图案布局错综复杂，繁而不乱。造型端庄富丽，制作精美。
此尊经过两次铸造而成，反映了三千年前华夏先民的智慧与技巧，表现了当时极高的冶铸工艺水平。通过大口、广肩、低体、高圈足、圈足上三个大孔，以及繁缛的纹饰、华丽庄重的造型等特点判断，它应属商代晚期器物。 “三羊饕餮纹尊”湖南省博物馆藏
我国同类出土铜尊中最高大的一件，又称牺首兽面纹圆尊。1967年湖南华容出土，为商代后期盛酒器。高73.2厘米，口径61厘米、底径31厘米。大敞口，折肩、折腹、高圈足。颈部饰三道弦纹，腹部饰兽面纹。肩部有三个圆雕的羊首，以及三只相间排列的立鸟。云雷纹为地，纹饰粗大，尤其是地纹，比一般的铜器更加粗大。腹部和圈足间有三个铸造时范模垫片留下的很大的“十”字形镂孔，为保持器物的整体美感还特别做成了规范的形状。而鼻端、嘴角、角根等处兽面纹部位均饰有小的乳钉纹。该尊与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四羊方尊等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代表了湖湘文化在早期青铜时代最高的艺术与科技水平。
“青铜三羊尊”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迄今所见巴人故地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器。1980年重庆巫山出土。通高42.8厘米。造型呈喇叭口、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纹和饕餮纹。造型与纹饰总体呈中原商末文化的特征，而模糊的地纹、粗犷的铸造风格，又体现了浓郁的巴蜀特色。此尊应是巴人在商文化强烈影响下的一件自制重器，它对于研究古代巴人的矿冶技术、文化进程、与商文化的关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青铜三羊尊”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藏
高33.1厘米，口径39.2厘米，重11.3千克。大喇叭口，方唇，束颈，折肩，腹微弧下收，高圈足，圜底。底饰大方格纹，颈部饰蕉叶纹，下饰夔纹一周，雷纹衬底。肩饰对称的三组饕餮纹，各组饰一凸起的羊首，界以扉棱，雷纹衬底。腹饰鸟纹一周，其下饰三组饕餮纹，均以扉棱为鼻界，雷纹衬底。足部饰对称的饕餮三组，也以扉棱为鼻。
“兽面纹羊首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80年陕西城固龙头镇出土。高25厘米，口径18.3厘米。此尊为商中期酒器。敞口，束颈，弧肩，鼓腹，高圈足。颈饰弦纹，肩置三个等距高浮雕卷角羊首装饰，羊首间饰以夔纹，上下界以联珠纹。腹饰兽面纹，圈足有三个圆形镂孔，其下饰夔纹。器型古朴，纹饰精致。
“饕餮纹铜羊首尊”邯郸市博物馆藏
1975年武安市赵窑遗址出土。商代礼器（盛酒器）。高21厘米，口径25厘米。大敞口，束颈宽肩，硕腹，圈足。肩部饰三个突出的羊首，腹部饰三组饕餮纹。圈足有三个十字镂孔，并饰弦纹两周。本尊造型稳重，纹饰繁缛，线条俊挺，充分体现了商代青铜器铸造高峰匠师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
“青铜兽面纹羊首尊”香港佳士得拍品
高37.4厘米。2013年5月香港佳士得港币2227万元拍卖成交。此器原为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1989年前馆藏，并著录于1989年东京出版《中国の工芸：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以及1959年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的《殷周青铜器と玉》。尊撇口，高颈，折肩，腹下敛收，高圈足外撇，有三孔。通体雷纹锦地纹饰。口沿下饰蝉纹，颈饰夔龙纹，肩高浮雕三个卷角羊首，间以夔龙纹。肩至足圈分别置四条棱戢，饰双目巨大的分解式兽面纹。
“青铜羊首兽面纹尊”中国财税博物馆藏
西周时期酒器。大口、鼓腹、低圈足，上饰两羊首。羊首兽面纹主要分布在河南郑州、安阳殷墟、陕西西安和宝鸡一带，西周早期时才扩展到湖南宁乡、江西遂州、山东滕州等地。它们采用传统制作工艺，追求模拟和夸张、变形等特征手法巧妙构思，做工精细，作品极富层次感，完美体现了东方的和谐中正之美。
“双羊尊”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通高45厘米。商代晚期酒容器，原属圆明园收藏，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筒形口，腹为双羊前躯相背状。羊角大弯曲，尊口下饰弦纹、龙面饕餮纹。羊颌下及腹下饰扉棱，象征须和腹部垂毛。上部饰龙面纹，腹饰鳞纹，腿饰龙纹。双羊相背相连托起尊筒且十分有趣地共用四脚，充分展现了华夏先民写实和浪漫的艺术风格，极为罕见。
“三足羊尊”安徽省寿县博物馆藏
此尊堪称淮夷文化的绝作。1975年12月出土于安徽省寿县肖严湖，国家一级文物。通高11厘米，口径9.2厘米。此尊为春秋中期青铜器。差平盖，中置牛圆纽。一侧作绵羊尾状下斜，上饰勾连雷云纹，相对一侧有缺口与羊颈扣合。口沿铸凸棱一周，合入器身口内。器身直口，圆腹，一侧突出羊颈与器腹相通，上为绵羊头，三钩形足。
“羊尊” 日本藤田美术馆藏
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高15.4厘米，长17.2厘米，宽7厘米。商代后期容酒器。此尊通体为绵羊形，背上为盖，盖钮为一立鸟，伏于绵羊颈部。羊头上的两卷角醒目，四蹄足较粗，尾低垂，其盖面饰有花纹，器身饰有龙身凤首的长形花纹。此尊通身纹饰十分精美，而华丽的动物装饰亦表现了强烈的吉祥寓意，使得此尊尽显祥瑞富贵之态。
从以上12件传世商周青铜羊尊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中角造型形制多样，为区别兽面纹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其中下卷角的角形形制，似乎与商周时代的羊崇拜文化极有渊源。尽管下卷角兽面纹经常与其他动物纹饰交替搭配出现，但是羊角的特征仍然使得羊的形象占兽面纹的主体地位，其演进正是商周青铜器兽面纹发展史上的一条脉络，且文化构架就是羊崇拜文化。而作为这种文化的领军代表——商周青铜羊尊，它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艺术，必将深深植根于中国青铜文化的沃土之中，传承不息！
（责编：雨岚）
一、商周青铜羊尊的渊源研究
新石器时代以后，华夏先民对动物崇拜一直广为流传，各时期、各地域的动物崇拜均十分丰富且极具特色，以至于伴随了整个华夏民族的文明史。在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作为礼器身份出现的青铜器，其表面的动物形象就充分体现了华夏先民对动物的崇拜，以及“天人关系中人服从于天”的这种对天的依赖，并由此构成了华夏文化形成的源头。
大自然里角是有角动物的雄性标志和强悍有力的象征。众所周知但凡有角的动物均十分强壮，这不得不引起了华夏先民的注意和想象，由此使得动物崇拜流行的同时角崇拜也广为流行。此种崇拜不但体现在如“羊”写法的甲骨文造字中，用羊角代替羊的整体并作为其重要特征夸大表现，而且还表现在大量出现的带羊角兽面纹的青铜器上，尤其以尊为多。
尊盛行于商周时期，今作樽，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它的形制多为圈足，圆腹或方腹，长颈，敞口，口径较大。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形制特殊的牺尊，一般为鸟兽状。而羊尊上羊的形象由来已久，早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它就出现在陶塑上。《说文》中云：“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可见新石器时代，羊是华夏先民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国语·楚语下》中载有天子用“大牢”和“少牢”祭祀的体制，说明商周时期祭祀活动频繁，而祭祀中最早作牺牲的必不可少之祭品就是羊，且把羊作为了沟通天、地、人的灵物。而殷商时期天子每有重大活动之前，必用龟甲或牛羊肩胛骨来占卜，证明羊在华夏先民心目中有通天地之神力。
二、商周青铜羊尊的本质分析
商代时期，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西北羌族，他们在畜牧业中羊类的放牧占有极大比重。故甲骨文中殷人所谓羌者即带羊字，为牧羊人之意。殷朝通过大规模战争征伐羌人，俘获之后作为奴隶用于祭祀，故羌人当时是奴隶的别称。而羊作为羌族的图腾出现在商周青铜羊尊上，其用意不仅是通天地，更深刻的含义是强大部落文化征服弱小的历史演进。羊的形象表现在国之重器中，是对其他部族起精神威慑作用，并且带有强烈政治约束力的一种特殊手段。
商周以后，羊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和主要功用，亦随着政治趋向统一，即寓意“吉祥美好”。羊图腾崇拜的传统观念在华夏先民中根深蒂固，而吉祥、正义的寓意自春秋以后更加表现显著，以至于绵延了各个历史时期至今。《说文》中有“羊，祥也”之说，可见古文中“羊”与“祥”二字相通。吉祥的礼俗中常用羊做牲，羊也因此而成为吉祥、福祉的象征。甲骨文中象征美好的“美”字，就是呈头顶大角的羊形。同时在中国民俗中，“吉祥”更是多被写作“吉羊”。
羊自古为人类饲养的六畜之一，是与华夏先民朝夕相处的好伙伴，是儒雅温和、温柔多情且深受人们喜爱的动物。华夏先民创造它在青铜羊尊上的形象，其目的在于趋利避凶、抵御祸害和凶恶力量对他们的侵扰。羊从“温顺动物”转化为“保护神”的华丽转身，在包含了原始社会思维模式的同时，也表现了华夏先民崇拜的心路历程。
三、商周青铜羊尊的传世经典
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后发现，商周青铜羊尊有圆腹或方腹，形象有羊的通身或羊首，表现有一羊、双羊、三羊或四羊。其中三羊的形式表现较多，这可能与《易经》中的“三阳开泰”有关。三羊谐音为“三阳”，《易经》云“正月为泰卦，三羊生于下。”意指“冬去春来”。其称爻（yáo）连的为阳卦，断的为阴爻，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祥之像，常用以称颂岁首或寓意吉祥。而中国古代阴阳学说中，十月为纯阴之象的坤卦，十一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为春天开始，有“吉亨兴盛之象”。故古人取“羊”谐音“阳”，称为“三羊（阳）开泰”，意有好运即将降临，寓意春季来临、万物复苏、欣欣向荣之景象，后用以正月岁首颂辞，喻一年吉兆。
四、馆藏经典羊尊欣赏
“四羊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十大传世国宝之一。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为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重34.5千克，方口边长52.4厘米，高度58.3厘米。大沿，口沿外侈，长颈，高圈足。颈部饰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肩部四角为四卷角羊头，羊头与颈伸于器外，羊身与腿附于尊腹和圈足。整器纹饰精丽，线条光洁刚劲。
该尊以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而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亦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该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以两次分铸技术铸造而成。全器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彰显了极其高超的铸造艺术水准。
“三羊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古代青铜器传世经典佳作之一。高52厘米，口径41.2厘米，重51.3千克。大口广肩，厚唇外折，短颈有三道凸弦纹。肩部等距离饰三只高浮雕卷角羊头，腹部肥硕，纹饰华丽。回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用夸张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有两周凸弦纹，中有三个等距离较大圆形孔，是为商代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圈足下部回纹地饰有六组兽面纹。整尊图案布局错综复杂，繁而不乱。造型端庄富丽，制作精美。
此尊经过两次铸造而成，反映了三千年前华夏先民的智慧与技巧，表现了当时极高的冶铸工艺水平。通过大口、广肩、低体、高圈足、圈足上三个大孔，以及繁缛的纹饰、华丽庄重的造型等特点判断，它应属商代晚期器物。 “三羊饕餮纹尊”湖南省博物馆藏
我国同类出土铜尊中最高大的一件，又称牺首兽面纹圆尊。1967年湖南华容出土，为商代后期盛酒器。高73.2厘米，口径61厘米、底径31厘米。大敞口，折肩、折腹、高圈足。颈部饰三道弦纹，腹部饰兽面纹。肩部有三个圆雕的羊首，以及三只相间排列的立鸟。云雷纹为地，纹饰粗大，尤其是地纹，比一般的铜器更加粗大。腹部和圈足间有三个铸造时范模垫片留下的很大的“十”字形镂孔，为保持器物的整体美感还特别做成了规范的形状。而鼻端、嘴角、角根等处兽面纹部位均饰有小的乳钉纹。该尊与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四羊方尊等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代表了湖湘文化在早期青铜时代最高的艺术与科技水平。
“青铜三羊尊”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迄今所见巴人故地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器。1980年重庆巫山出土。通高42.8厘米。造型呈喇叭口、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纹和饕餮纹。造型与纹饰总体呈中原商末文化的特征，而模糊的地纹、粗犷的铸造风格，又体现了浓郁的巴蜀特色。此尊应是巴人在商文化强烈影响下的一件自制重器，它对于研究古代巴人的矿冶技术、文化进程、与商文化的关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青铜三羊尊”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藏
高33.1厘米，口径39.2厘米，重11.3千克。大喇叭口，方唇，束颈，折肩，腹微弧下收，高圈足，圜底。底饰大方格纹，颈部饰蕉叶纹，下饰夔纹一周，雷纹衬底。肩饰对称的三组饕餮纹，各组饰一凸起的羊首，界以扉棱，雷纹衬底。腹饰鸟纹一周，其下饰三组饕餮纹，均以扉棱为鼻界，雷纹衬底。足部饰对称的饕餮三组，也以扉棱为鼻。
“兽面纹羊首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80年陕西城固龙头镇出土。高25厘米，口径18.3厘米。此尊为商中期酒器。敞口，束颈，弧肩，鼓腹，高圈足。颈饰弦纹，肩置三个等距高浮雕卷角羊首装饰，羊首间饰以夔纹，上下界以联珠纹。腹饰兽面纹，圈足有三个圆形镂孔，其下饰夔纹。器型古朴，纹饰精致。
“饕餮纹铜羊首尊”邯郸市博物馆藏
1975年武安市赵窑遗址出土。商代礼器（盛酒器）。高21厘米，口径25厘米。大敞口，束颈宽肩，硕腹，圈足。肩部饰三个突出的羊首，腹部饰三组饕餮纹。圈足有三个十字镂孔，并饰弦纹两周。本尊造型稳重，纹饰繁缛，线条俊挺，充分体现了商代青铜器铸造高峰匠师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
“青铜兽面纹羊首尊”香港佳士得拍品
高37.4厘米。2013年5月香港佳士得港币2227万元拍卖成交。此器原为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1989年前馆藏，并著录于1989年东京出版《中国の工芸：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以及1959年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的《殷周青铜器と玉》。尊撇口，高颈，折肩，腹下敛收，高圈足外撇，有三孔。通体雷纹锦地纹饰。口沿下饰蝉纹，颈饰夔龙纹，肩高浮雕三个卷角羊首，间以夔龙纹。肩至足圈分别置四条棱戢，饰双目巨大的分解式兽面纹。
“青铜羊首兽面纹尊”中国财税博物馆藏
西周时期酒器。大口、鼓腹、低圈足，上饰两羊首。羊首兽面纹主要分布在河南郑州、安阳殷墟、陕西西安和宝鸡一带，西周早期时才扩展到湖南宁乡、江西遂州、山东滕州等地。它们采用传统制作工艺，追求模拟和夸张、变形等特征手法巧妙构思，做工精细，作品极富层次感，完美体现了东方的和谐中正之美。
“双羊尊”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通高45厘米。商代晚期酒容器，原属圆明园收藏，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筒形口，腹为双羊前躯相背状。羊角大弯曲，尊口下饰弦纹、龙面饕餮纹。羊颌下及腹下饰扉棱，象征须和腹部垂毛。上部饰龙面纹，腹饰鳞纹，腿饰龙纹。双羊相背相连托起尊筒且十分有趣地共用四脚，充分展现了华夏先民写实和浪漫的艺术风格，极为罕见。
“三足羊尊”安徽省寿县博物馆藏
此尊堪称淮夷文化的绝作。1975年12月出土于安徽省寿县肖严湖，国家一级文物。通高11厘米，口径9.2厘米。此尊为春秋中期青铜器。差平盖，中置牛圆纽。一侧作绵羊尾状下斜，上饰勾连雷云纹，相对一侧有缺口与羊颈扣合。口沿铸凸棱一周，合入器身口内。器身直口，圆腹，一侧突出羊颈与器腹相通，上为绵羊头，三钩形足。
“羊尊” 日本藤田美术馆藏
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高15.4厘米，长17.2厘米，宽7厘米。商代后期容酒器。此尊通体为绵羊形，背上为盖，盖钮为一立鸟，伏于绵羊颈部。羊头上的两卷角醒目，四蹄足较粗，尾低垂，其盖面饰有花纹，器身饰有龙身凤首的长形花纹。此尊通身纹饰十分精美，而华丽的动物装饰亦表现了强烈的吉祥寓意，使得此尊尽显祥瑞富贵之态。
从以上12件传世商周青铜羊尊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中角造型形制多样，为区别兽面纹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其中下卷角的角形形制，似乎与商周时代的羊崇拜文化极有渊源。尽管下卷角兽面纹经常与其他动物纹饰交替搭配出现，但是羊角的特征仍然使得羊的形象占兽面纹的主体地位，其演进正是商周青铜器兽面纹发展史上的一条脉络，且文化构架就是羊崇拜文化。而作为这种文化的领军代表——商周青铜羊尊，它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艺术，必将深深植根于中国青铜文化的沃土之中，传承不息！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