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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晓榕 笔名潇一，号司雨堂主，1957年生于福州，1977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1986年调入浙江美术学院任教至今。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美协主席团成员、副主席，杭州市美协副主席；首届中国画创作与理论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院博士后流动站导师。1993年参与主创的《绘画本中国通史》获第六届中草药图书一等奖，《彩绘本民间故事》获冰心图书奖。
1994年在马来西亚参加“94吉隆坡国际水墨研讨会”并发表论文。1995年获中国榆树研究院颁发的“中国画学术精诚奖”。1996年作品入选大型画册《浙江中国画二十家》，入选《世纪之光——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杰出中青年作品集》，1997年参加“第九回新文人画展”、“中国当代名家作品珠海邀请展”。1998年参加第一届“深圳水墨画双年展”，1999年参加“首届中国人物画肖像展”。2002年参加北京“水墨本色”批评家邀请展。
出版有《尉晓榕画集》、《走近画家—尉晓榕》、《名家写生集—尉晓榕》、《大器丛书—尉晓榕》、《中国实力派画家精品集—尉晓檫》等。
一
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尉晓榕先生作画时他那种运笔的方式。他画画，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时快时慢，就像一个作家在沉吟中写作，每一笔似乎都很用心，但又带着那么一点不经意，仿佛信手拈来，有微妙的美感。林木，山石，仕女，村舍，在他的挥毫中渐渐地在纸上灵动呈现。
那是1995年的初夏，作家陈军先生带着尉晓榕、何加林、林海钟等画家，在杭州市仁和路的一家饭店大厅里铺开宣纸，作一次小小的雅集，我恰好就在旁边。尉晓榕先生留着一头长发，形象有点散淡不羁……十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见到他，他已是人到中年了，但我在他的神情中依然能看到那个年轻时的他。
这几年里，我时常有机会去尉晓榕先生在杭州城西的画室里喝茶。他好古，喜欢收藏各类古玩，往往是那些宜于手头把玩的瓷玉杂件。那些林林总总的古物文玩，想必能让他从中获得玩趣，甚或得到某种灵感。旧时的中国文人，视鉴古、赏古为一门必修课，从中汲取品味和格调。尉晓榕虽非老夫子，身上却有着老派文人的古风，性情温和而内敛，谈吐中又有睿智和风趣，仿佛可以带人穿越到令人神往的温文尔雅的古代。他的画室里陈设芜杂，书籍画稿、古玩杂件随处摆放，满当当的挤了一屋，但并不给人局促之感，一如主人的率真随性。有几次，他在与我们这些访客聊天的间隙，会忽然起身去给墙上的画稿补笔添色。他提笔时安静从容，潇洒写来，看得久了，仿佛可以随他的笔尖走进那个想象的世界里。有的时候，我确实愿意沉迷于艺术家想象的世界里，仿佛那个飘渺的世界远比这个现实的世界来得真实而有趣。
几年下来，我读尉晓榕先生画作多了，渐渐地就有了一些心得。
在我看来，若按题材区分，尉晓榕的水墨画大抵可分四大类：一是传统的佛道高士、仙人仕女题材；二是现当代人物题材；三是动物题材，如牛、马、猪，鸡、狗、猫等；四是幻境综合题材，如《三教图》、《社戏》等。
传统的佛道高士、仙人仕女题材，可能是尉晓榕水墨画在商业市场上最常见的题材，也全面体现了画家在笔墨技法、构图布局、绘画意境等方面的深厚功力。画家并不受制于这种经典题材的规定性，画得很放松，往往是大开大合，收放自如，不落俗套，多有可圈可点处。
在人物造型上，释迦、弥勒、老子、孔子、八仙，都是与凡人无殊的模样，形象有些夸张，甚至滑稽，完全没有那种故作道貌岸然之状。这或许正是画家对神话的消解。我以为，就其文化意义而言，正是剥除附会在神话上的光环，我们才有可能感知人类自身的内在的神性。这是当代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也非常明确地反映在了尉晓榕的笔下。
现当代人物题材是尉晓榕最见功力和性情的系列，也表现出他在文学上的深厚造诣。从民国人物系列到当代市井图景，尉晓榕有大量的人物画创作。由于是对现当代生活场景的描绘，画家的手脚不再被传统题材的那种规定性所束缚，画得逼真、放松、亲切，如《携美图》、《丰子恺先生读书图》、《马一浮先生负暄图》、《留人的心》、《闲愁图》等。他往往在画面上作长题，文字风趣、机警，与画中人物和景物相映成趣，充满了诗意。
我尤其喜欢尉晓榕先生的动物题材系列。他的这一类作品别具一格，自成一脉。他画动物，往往都画些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猪狗猫，牛马驴。其角度多样，构图新颖，往往都来自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如放牧、喂养、人牛同浴，等等。他善于用成群的动物构成大块面的墨色，在画面上占据显要位置，而将人置于次要的地位或混于其中，显出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亲和关系，也仿佛在表达着对于这些家畜的尊重。
《雷阵》是一幅传神之作。在绘画中表现声音，显然不是一件易于驾驭之事。当年，作家老舍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向齐白石求画，着实难住了白石老人。据说，老人得到命题后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灵感。他用重墨画了一条逼仄的山涧，急湍的山泉在山涧中流淌着，水中游弋着六只小蝌蚪；画面上方用石青色点了两座青青的远山头。画中不见青蛙，却给人一种想象，让人意会到蛙声传十里的情景。在尉晓榕先生的这幅画中，一大群水牛被牧童牧于山坡。画家将牛群画得虚实相间，在整幅画面上如云雾般氤氲开来。这种如烟流动的气氛，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声传十里的震耳音感。观此画，仿佛可以听到牛群的哞声如雷震耳，人置身其中，宛若处于雷阵之中。真是一幅充满灵感的佳构。
也许是受西方现代艺术在时空观方面的影响，尉晓榕也积极地探索着中国画的画面时空，从而创造出他的幻境综合系列。《三教图》展现了一个魔幻时空，儒释道三教圣人齐聚一堂，还有古代帝王和文武百官、草民百姓，令人生发出对于中国历史中的宗教、皇权、世态百相等诸多方面的丰富联想。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复杂，充满了喧嚣，又有着神圣、庄严的性质。有意味的是，画面右下方还有一对翩翩起舞的现代人，与古人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对话关系。 《社戏》是尉晓榕在构图布局、笔墨技法、绘画观念等诸多方面的一次成功突破。画面以乡间戏台作为中心，生旦净末丑诸般角色粉墨登场，面向画面的各个方向，将观画者的视线引散开去；戏台下是挤挤挨挨的看客，乌篷船将观众们有机分割，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在构图上彻底打破了传统的透视原理；如黛的远山和依坡散落的农舍，提示着江南水乡的风情，画面整体表现了一种十分和谐的美。是为大作巨制。
二
近些年来，作为当今中国人物画的领军画家，尉晓榕声誉日隆，其与著名人物画家何家英在美术界有“南尉北何”之称。与何家英细腻、温婉、唯美的写实画风相比，尉晓榕的画风总体表现为酣畅奇绝、抒情奔放、趣味盎然的写意风格；一南一北，相映成趣，构成了当今中国人物画坛上两座迅速崛起的高峰。
诚如郎绍君所言，尉晓榕的画，在笔线艺术上有着深厚的功力和高超的造诣。尉晓榕得益于浙派水墨艺术的深厚根基，在他的画中，山水画的皴、染，花鸟画里的钩、点，统统熔于人物画一炉。所以，在尉晓榕的画中，我们能见到人物活动在具体的山水、庭院背景中，既是人物画，也是山水画。而尉晓榕的书法长题也是画坛一绝，常常是逸笔草草，尽兴写来，其题跋的内容也文风独具，完全是一个文学家之所为，且与画面相得益彰，令人遐思、畅想、回味。
尉晓榕是一位有着雄大艺术抱负的画家，他显然不满足于五十岁以前即已取得的成就。常听人说尉晓榕是“不急先生”，对于世事和绘事有着漫不经心的态度；究其实，“不急”只是尉晓榕的表相，从深层次而言，正是因为他对于艺术征途有着深切的理解，往往是想直取而终不得，所以，艺术之峰，在于艺术家经年积月的深思和摸索，更需要突如其来、灵光一现的神思。只有长时间的、不急不躁的用功，包括阅历、思考和实践，艺术家方有可能臻于艺术的最高境界。
尉晓榕以人物、动物入手，兼写山水、花鸟，其笔法丰富，用色沉着，造型奇崛，古意与今意融为一体。他的创作实践，为中国人物画在当代语境中的发展开拓了新境。
人物画是中国画各门类中发端最早的画种。但是，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的薄弱，却是有目共睹的一个现象。直至上个世纪之初，人物画渐有改观，导致这一改变的最为直接的因素是西方画学对中国绘画传统的巨大冲击。但是，正因为西方画学包括人体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光影关系等在人物画创作上的积意义极为明显，其所带来的对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消解也更容易为人们所忽略。在造型变得越来越准确的同时，作为中国水墨画的韵味却变得寡淡了。
美术史家温克尔曼曾经这样强调：“不要去发现什么，而是要去拾取我们丢失的东西”。尉晓榕坚定地继承了中国古典绘画的笔墨精神，并借鉴西方画学理论及其技法，全面切入传统题材人物画和现当代题材人物画，无疑具有强烈的文化针对性和美术史意识。这种选择，显然是基于他对历史文化潮流的敏感和对中西绘画历史的智识洞见。从尉晓榕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到两大端倪：一方面，他不丢弃传统笔墨趣味，又融汇西画技法，在笔墨功夫上堪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从而将古老的中国水墨艺术拓展出诸多新空间；他的画，天趣、情趣、谐趣、意趣、风趣，趣味十足，并上升到他追求的“理趣”。另一方面，他直承中国文人画之精神，关怀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观照人生，借鉴文人画的艺术手法来切入对现当代生活表达的角度和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水到渠成的妙得。
尉晓榕在一篇题为《我与自信》的文章中，深入地论述了艺术家的“自信” 与“自省”这一对关系。他这样写道：“在白云苍狗的文化变迁中，自信文化将不断被责问，自信的人儿也将不断失去自信，这是每一轮时代文化大转型中必然的一幕，而终归，自省又会孕育新一轮文化，为人群生出鲜活的自信”。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尉晓榕对于自身的认知，在某种自嘲之外其实更富有自信的意味。尉晓榕以其对中国人物画历史的洞见，深刻而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人物画在当代发展的可能性，并创作出了众多佳作。在我看来，他已然奏出了灵性与诗性交织的宏大交响。
1994年在马来西亚参加“94吉隆坡国际水墨研讨会”并发表论文。1995年获中国榆树研究院颁发的“中国画学术精诚奖”。1996年作品入选大型画册《浙江中国画二十家》，入选《世纪之光——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杰出中青年作品集》，1997年参加“第九回新文人画展”、“中国当代名家作品珠海邀请展”。1998年参加第一届“深圳水墨画双年展”，1999年参加“首届中国人物画肖像展”。2002年参加北京“水墨本色”批评家邀请展。
出版有《尉晓榕画集》、《走近画家—尉晓榕》、《名家写生集—尉晓榕》、《大器丛书—尉晓榕》、《中国实力派画家精品集—尉晓檫》等。
一
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尉晓榕先生作画时他那种运笔的方式。他画画，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时快时慢，就像一个作家在沉吟中写作，每一笔似乎都很用心，但又带着那么一点不经意，仿佛信手拈来，有微妙的美感。林木，山石，仕女，村舍，在他的挥毫中渐渐地在纸上灵动呈现。
那是1995年的初夏，作家陈军先生带着尉晓榕、何加林、林海钟等画家，在杭州市仁和路的一家饭店大厅里铺开宣纸，作一次小小的雅集，我恰好就在旁边。尉晓榕先生留着一头长发，形象有点散淡不羁……十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见到他，他已是人到中年了，但我在他的神情中依然能看到那个年轻时的他。
这几年里，我时常有机会去尉晓榕先生在杭州城西的画室里喝茶。他好古，喜欢收藏各类古玩，往往是那些宜于手头把玩的瓷玉杂件。那些林林总总的古物文玩，想必能让他从中获得玩趣，甚或得到某种灵感。旧时的中国文人，视鉴古、赏古为一门必修课，从中汲取品味和格调。尉晓榕虽非老夫子，身上却有着老派文人的古风，性情温和而内敛，谈吐中又有睿智和风趣，仿佛可以带人穿越到令人神往的温文尔雅的古代。他的画室里陈设芜杂，书籍画稿、古玩杂件随处摆放，满当当的挤了一屋，但并不给人局促之感，一如主人的率真随性。有几次，他在与我们这些访客聊天的间隙，会忽然起身去给墙上的画稿补笔添色。他提笔时安静从容，潇洒写来，看得久了，仿佛可以随他的笔尖走进那个想象的世界里。有的时候，我确实愿意沉迷于艺术家想象的世界里，仿佛那个飘渺的世界远比这个现实的世界来得真实而有趣。
几年下来，我读尉晓榕先生画作多了，渐渐地就有了一些心得。
在我看来，若按题材区分，尉晓榕的水墨画大抵可分四大类：一是传统的佛道高士、仙人仕女题材；二是现当代人物题材；三是动物题材，如牛、马、猪，鸡、狗、猫等；四是幻境综合题材，如《三教图》、《社戏》等。
传统的佛道高士、仙人仕女题材，可能是尉晓榕水墨画在商业市场上最常见的题材，也全面体现了画家在笔墨技法、构图布局、绘画意境等方面的深厚功力。画家并不受制于这种经典题材的规定性，画得很放松，往往是大开大合，收放自如，不落俗套，多有可圈可点处。
在人物造型上，释迦、弥勒、老子、孔子、八仙，都是与凡人无殊的模样，形象有些夸张，甚至滑稽，完全没有那种故作道貌岸然之状。这或许正是画家对神话的消解。我以为，就其文化意义而言，正是剥除附会在神话上的光环，我们才有可能感知人类自身的内在的神性。这是当代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也非常明确地反映在了尉晓榕的笔下。
现当代人物题材是尉晓榕最见功力和性情的系列，也表现出他在文学上的深厚造诣。从民国人物系列到当代市井图景，尉晓榕有大量的人物画创作。由于是对现当代生活场景的描绘，画家的手脚不再被传统题材的那种规定性所束缚，画得逼真、放松、亲切，如《携美图》、《丰子恺先生读书图》、《马一浮先生负暄图》、《留人的心》、《闲愁图》等。他往往在画面上作长题，文字风趣、机警，与画中人物和景物相映成趣，充满了诗意。
我尤其喜欢尉晓榕先生的动物题材系列。他的这一类作品别具一格，自成一脉。他画动物，往往都画些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猪狗猫，牛马驴。其角度多样，构图新颖，往往都来自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如放牧、喂养、人牛同浴，等等。他善于用成群的动物构成大块面的墨色，在画面上占据显要位置，而将人置于次要的地位或混于其中，显出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亲和关系，也仿佛在表达着对于这些家畜的尊重。
《雷阵》是一幅传神之作。在绘画中表现声音，显然不是一件易于驾驭之事。当年，作家老舍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向齐白石求画，着实难住了白石老人。据说，老人得到命题后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灵感。他用重墨画了一条逼仄的山涧，急湍的山泉在山涧中流淌着，水中游弋着六只小蝌蚪；画面上方用石青色点了两座青青的远山头。画中不见青蛙，却给人一种想象，让人意会到蛙声传十里的情景。在尉晓榕先生的这幅画中，一大群水牛被牧童牧于山坡。画家将牛群画得虚实相间，在整幅画面上如云雾般氤氲开来。这种如烟流动的气氛，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声传十里的震耳音感。观此画，仿佛可以听到牛群的哞声如雷震耳，人置身其中，宛若处于雷阵之中。真是一幅充满灵感的佳构。
也许是受西方现代艺术在时空观方面的影响，尉晓榕也积极地探索着中国画的画面时空，从而创造出他的幻境综合系列。《三教图》展现了一个魔幻时空，儒释道三教圣人齐聚一堂，还有古代帝王和文武百官、草民百姓，令人生发出对于中国历史中的宗教、皇权、世态百相等诸多方面的丰富联想。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复杂，充满了喧嚣，又有着神圣、庄严的性质。有意味的是，画面右下方还有一对翩翩起舞的现代人，与古人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对话关系。 《社戏》是尉晓榕在构图布局、笔墨技法、绘画观念等诸多方面的一次成功突破。画面以乡间戏台作为中心，生旦净末丑诸般角色粉墨登场，面向画面的各个方向，将观画者的视线引散开去；戏台下是挤挤挨挨的看客，乌篷船将观众们有机分割，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在构图上彻底打破了传统的透视原理；如黛的远山和依坡散落的农舍，提示着江南水乡的风情，画面整体表现了一种十分和谐的美。是为大作巨制。
二
近些年来，作为当今中国人物画的领军画家，尉晓榕声誉日隆，其与著名人物画家何家英在美术界有“南尉北何”之称。与何家英细腻、温婉、唯美的写实画风相比，尉晓榕的画风总体表现为酣畅奇绝、抒情奔放、趣味盎然的写意风格；一南一北，相映成趣，构成了当今中国人物画坛上两座迅速崛起的高峰。
诚如郎绍君所言，尉晓榕的画，在笔线艺术上有着深厚的功力和高超的造诣。尉晓榕得益于浙派水墨艺术的深厚根基，在他的画中，山水画的皴、染，花鸟画里的钩、点，统统熔于人物画一炉。所以，在尉晓榕的画中，我们能见到人物活动在具体的山水、庭院背景中，既是人物画，也是山水画。而尉晓榕的书法长题也是画坛一绝，常常是逸笔草草，尽兴写来，其题跋的内容也文风独具，完全是一个文学家之所为，且与画面相得益彰，令人遐思、畅想、回味。
尉晓榕是一位有着雄大艺术抱负的画家，他显然不满足于五十岁以前即已取得的成就。常听人说尉晓榕是“不急先生”，对于世事和绘事有着漫不经心的态度；究其实，“不急”只是尉晓榕的表相，从深层次而言，正是因为他对于艺术征途有着深切的理解，往往是想直取而终不得，所以，艺术之峰，在于艺术家经年积月的深思和摸索，更需要突如其来、灵光一现的神思。只有长时间的、不急不躁的用功，包括阅历、思考和实践，艺术家方有可能臻于艺术的最高境界。
尉晓榕以人物、动物入手，兼写山水、花鸟，其笔法丰富，用色沉着，造型奇崛，古意与今意融为一体。他的创作实践，为中国人物画在当代语境中的发展开拓了新境。
人物画是中国画各门类中发端最早的画种。但是，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的薄弱，却是有目共睹的一个现象。直至上个世纪之初，人物画渐有改观，导致这一改变的最为直接的因素是西方画学对中国绘画传统的巨大冲击。但是，正因为西方画学包括人体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光影关系等在人物画创作上的积意义极为明显，其所带来的对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消解也更容易为人们所忽略。在造型变得越来越准确的同时，作为中国水墨画的韵味却变得寡淡了。
美术史家温克尔曼曾经这样强调：“不要去发现什么，而是要去拾取我们丢失的东西”。尉晓榕坚定地继承了中国古典绘画的笔墨精神，并借鉴西方画学理论及其技法，全面切入传统题材人物画和现当代题材人物画，无疑具有强烈的文化针对性和美术史意识。这种选择，显然是基于他对历史文化潮流的敏感和对中西绘画历史的智识洞见。从尉晓榕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到两大端倪：一方面，他不丢弃传统笔墨趣味，又融汇西画技法，在笔墨功夫上堪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从而将古老的中国水墨艺术拓展出诸多新空间；他的画，天趣、情趣、谐趣、意趣、风趣，趣味十足，并上升到他追求的“理趣”。另一方面，他直承中国文人画之精神，关怀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观照人生，借鉴文人画的艺术手法来切入对现当代生活表达的角度和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水到渠成的妙得。
尉晓榕在一篇题为《我与自信》的文章中，深入地论述了艺术家的“自信” 与“自省”这一对关系。他这样写道：“在白云苍狗的文化变迁中，自信文化将不断被责问，自信的人儿也将不断失去自信，这是每一轮时代文化大转型中必然的一幕，而终归，自省又会孕育新一轮文化，为人群生出鲜活的自信”。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尉晓榕对于自身的认知，在某种自嘲之外其实更富有自信的意味。尉晓榕以其对中国人物画历史的洞见，深刻而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人物画在当代发展的可能性，并创作出了众多佳作。在我看来，他已然奏出了灵性与诗性交织的宏大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