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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一些年轻的家长还在为孩子上幼儿园发愁。从1 993年至今,学前教育经费一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的1.2%~1.3%。学前教育成为我国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幼儿教育不仅是家长的难题,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公共问题。
家长的困境
3月,又是一年开学时。有些家长仍在为孩子上“学”而担忧:孩子已经三岁,达到入园年龄,却找不到幼儿园上。“入园难、难于上大学”,是这些家长的声声叹息;一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又成了家长的紧箍咒。
在某部属事业单位工作的李怀乐就面临这样的情况。他的儿子出生于2007年4月。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他和妻子就开始为孩子选择幼儿园。面对现在眼花缭乱的各式幼儿园,他说: “我们还是希望选择资历比较老的幼儿园,培养孩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比较重要。而且要离家近,收费不要太高。”
李怀乐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他和妻子带着孩子相继造访了小区附近的幼儿园:国家安监总局幼儿园、东城区卫生局第三幼儿园、国家林业局幼儿园、华丰幼儿园、北京第一实验幼儿园分园。在这几所幼儿园中,收费最低的是国家林业局幼儿园,一年学费6000元,每个月另收四五百元,月平均收费1000元左右,但是该幼儿园只有国家林业局的职工子女才有资格上。最贵的是北京第一实验幼儿园分园,三年需收1万元赞助费,每月另收2040元。
然而,李怀乐却没有太多选择,他只给孩子报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幼儿园分园。因为其他的幼儿园都已经满员,不能再接纳孩子入园,而要入园,必须至少提前一年报名预约,有的还要求必须上过本园的亲子班。对此,李怀乐说:“我刚工作没几年,比较忙,觉得孩子还小,一直都没有操心上幼儿园的事。真是没想到现在上幼儿园这么难。”说到这里,他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无奈。
对于自己的孩子能否顺利地上第一实验幼儿园分园,李怀乐并没把握。虽然给孩子报上了名,但是到4月份还要经历一轮面试。“听老师说,现在已经报了300多人,估计只能留下60多个。如果没报上,只能去私立幼儿园先念着。但是私立幼儿园一般都很贵,一个月得三四千块钱,这个收费要占掉家庭收入三分之一。”李怀乐说。
像李怀乐这样为孩子上幼儿园发愁的家长不在少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新闻中心赵媛媛介绍,近三年全市新生儿共46万人,其中北京户籍孩子占49%,约23万。而目前包括民办园在内,本市幼儿园在园人数共22万,在园率仅达47.8%。也就是说,北京市幼儿园供需失衡严重。
像李怀乐一样,公立幼儿园是家长的首选。公立幼儿园相较于私立幼儿园最大的优势便是收费低廉,另外家长一般认为公立幼儿园办园资格老,周边配套设施齐全,比较放心。尽管公立幼儿园受到家长的青睐,公立幼儿园的数量却逐渐减少。从1993年起,中国内地公办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逐步减少,到2007年,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所属的公办幼儿园已从102000所减少到5063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表明,2009年全国学前幼儿入园率为50.9%。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著名教育家朱永新在“中国幼儿园园长高峰论坛暨二○○九中国幼儿园创新管理年会”上指出,从1993年至今,学前教育经费一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的1.2%~1.3%,有15个省的幼教经费只占全省教育经费的1%;这表明政府对学前教育的公益性重视不够,投入不足。
今昔何比
很多年轻父母的记忆中,在他们幼时,幼儿园并不难上。公立幼儿园、单位自办幼儿园很多,只要是有城镇户口且有正式的单位,子女一般都有幼儿园可上。
确实如此。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到1 993年之后才逐渐显现。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由企业来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幼儿园提供的托幼服务像福利房一样,属于一种单位福利。许多厂矿、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办的托儿所幼儿园解决本单位职工的子女入托问题,从本单位的基本建设费、福利费、工会经费、企业管理费、事业费等经费项目中支出幼儿教育经费。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本位的福利事业开始了社会化进程,许多企业把幼儿园推向了社会,作为单位福利发展起来的托幼机构大量地被关、停、并、转。托幼服务的供给从单位走向社会化,大部分幼儿园既不能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也没有了单位支持,完全依靠市场化的收费,收费自然上涨。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教委新闻中心赵媛媛介绍,目前北京市共有注册幼儿园1266所,公办园331所,民办园340所,其余为部队、企业、集体承办的幼儿园。幼儿园数量比90年代减少了很多。1996年北京市有幼儿园3056所,到2009年下降了58.57%。减少的主要是企事业单位自办幼儿园。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刘焱说:“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原因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幼儿园的体制也在改革,逐步市场化。”刘焱介绍,我国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远低于其他国家。学前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比例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8.9%,泰国是16.4%,而我国是从1993年以来就一直在1.2%~1.3%之间。长期低水平的公共财政投入,严重制约了学前教育的发展。我国3~6岁幼儿的毛入园(班)率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巴西、埃及、秘鲁和泰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学前教育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反倒大幅度滑坡。1993年全国在园幼儿总数为2553万人,到2003年为2004万人,2003年与1993年相比,减少了549万名在园幼儿。
事实上,公共教育财政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并没有完全取消。但是偏向于少数教育部门和政府机关办的幼儿园。前些年对14省市的调查结果表明,近70%财政拨款用于城市和县镇公办园。
能够进公办幼儿园,实际上就可以享受到政府财政性经费的补贴。而政府的财政性经费来源于税收,因此,政府财政性经费只投入公办幼儿园,对于其他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正是幼儿教育财政经费频频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
今年1月28日,广东省人大代表拿到《广东省2010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发现,有四个省级部门办的幼儿园纳入财政预算:省文化厅幼儿园62.56万元预算拨款;省卫生厅幼儿园58.35万元财政拨款;省公安厅50万元;而另一家机关幼儿园更是需要财政拨款656.26万元。这四家幼儿园就占用了800多万预算开支。
广东省对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被指责为政府机关“自肥”。由此可见,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不 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而且越来越演化为社会公共问题,涉及教育公平。
多种办园体制并存
由单位提供托幼服务的传统仍旧保留在少数单位,比如大学、政府机关以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
外交部机关幼儿园将于今年10月迎来办园60周年。该幼儿园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西里,距离外交部三四站的路程,家长上下班就可以接送孩子,非常方便。该幼儿园园长张遁新介绍说,“我们园是机关园,属于社会力量办学,我们的宗旨就是为外交部的职工服务。只招收外交部职工子女。这两年赶上生育高峰,人园孩子比往年要多,但是只要适龄幼儿有入园需求,我们都会满足,哪怕是为此新开一个班,重新配备老师和硬件设施。”
外交部机关幼儿园带有很强的单位福利性质,外交部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每年投入200多万元。每个月收费仅为500元,其中一半用于幼儿的伙食,其余支出皆依靠外交部和服务中心的补贴。为了配合家长上下班时间,幼儿园开放时间为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寒暑假老师轮休,但是幼儿园仍然开放,以满足家长的托幼需求。
李怀乐选择的安监总局幼儿园、东城区卫生局第三幼儿园都是机关单位自办幼儿园。这几所幼儿园具有半开放性,除了招收本单位职工子女,也可以面向社会招生,但是需要收取赞助费。
据调查,我国幼儿教育经费总收入来自家长的占80%,家庭是当前公共幼儿教育经费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幼儿园,家庭几乎是幼儿教育经费的全部责任承担者。
目前北京市由政府主导的幼儿园仅占全市幼儿园的15%。由此可见,能够享受到政府福利的家庭仅占少数。不少富裕家庭开始选择民办幼儿园。李怀乐介绍说自己的一位朋友就将孩子送进了钢琴幼儿园,收费虽然高,但是私立园也有私立园的好处。比如学校配有专车接送孩子,让家长方便很多,上学时间比较灵活,不受寒暑假的限制,对孩子的入园年龄也没有严格的要求。
从1993年起,中国内地公办幼儿园逐步减少,而民办幼儿园却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迅速占领了幼儿教育的市场。2008年,民办园达到8.3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2.2%。民办在园幼儿超过了本省在园幼儿总数50%以上的有5个省;湖南为52.45%,广东为55.77%,江西为58.80%,海南为62.04%,浙江为63.70%,居全国第一位。
民办幼儿园的飞速发展从红黄蓝幼儿园的成长经历中可见一斑。1998年,了解到家长对孩子早教的渴望,初为人母的史燕来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红黄蓝亲子园。当时红黄蓝只有一家亲子园,不足10名教职员工和200名幼儿,现在红黄蓝在全国150余个城市拥有250余家亲子园和20家的双语幼儿园,全国教职员工4000多人。
“这些年的发展成就得益于我们的办学质量和办学特色。” 红黄蓝教育机构董事长史燕来说。她认为,幼儿园总体数量不足导致了幼儿人园难,而民办幼儿园能够以其自身的优势满足一些家长的需要,缓解了人园难的问题。与公办幼儿园政府提供免费园所场地和装修、解决教职员工工资和福利相比,民办幼儿园从建园到管理园所、从教师工资福利到市场开拓等,完全自负盈亏。因此从价格上自然要比一般公立幼儿园贵一些。
“我们红黄蓝幼儿园也针对家长的不同需求拟定了不同的标准。比如,一般幼儿园每月在1800元左右,双语幼儿园每月2000元以上。多种选择的幼儿园满足了多种需要。也正是因为自负盈亏,这就对私立幼儿园的软硬件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用良好、安全的教学环境吸引家长。”史燕来说。
在单位幼儿园数量逐年下降、公立幼儿园缓慢增长、幼教经费投入不足的现实情况下,民办幼儿园以其灵活的教学管理方式赢得了家长的青睐。对政府而言,既需要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又需要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办学指导和管理。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新闻中心赵媛媛介绍,由于民办幼儿园施行“按成本收费”,有一些幼儿园聘用外教月薪数万元,花高价引进课程,这些天价花费以及场租、装修、教师工资、运营费等统统算人成本均摊到学费上,造成部分幼儿园“人园贵”。北京市教委去年已完成对本市学前教育办园成本与收费问题的调研,今年将在调研基础上向市发改委申请调整本市各级各类幼儿园保育费收费标准,对全市幼儿园进行分类分级,分别制定指导价格。虽然无法限制民办幼儿园的收费,但未来三年,更多低价公办园的出现,将起到平抑幼儿园价格的作用。
幼儿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私人话题。现今,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成为共识,幼儿教育是什么性质呢?由谁来承担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刘焱说:“幼儿园虽然没有被纳入义务教育系统,但它属于基础教育,而且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公益性。因此,政府应当承担儿童的学前教育的责任,每一个家庭和幼儿都应当平等地受到政府财政性经费的帮助。人园难、人园贵的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建立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共同负担托幼服务和早期教育的成本机制。”
虽然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然而国家已经予以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定下了学前教育的目标:到2020年,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同时强调,要明确政府职责,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实行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财政补助。
2010年,北京市为缓解幼儿园的情况做出了不少努力。北京市教委介绍,北京市今年拟投入3000万元在全市幼儿园扩班300个,改扩建30所公办幼儿园,增加12000个学位,未来三年内北京要新建、扩建118所幼儿园,努力缓解入园紧张状况。希望这些举措能够为那些翘首以盼的家长们带来些许福音。
家长的困境
3月,又是一年开学时。有些家长仍在为孩子上“学”而担忧:孩子已经三岁,达到入园年龄,却找不到幼儿园上。“入园难、难于上大学”,是这些家长的声声叹息;一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又成了家长的紧箍咒。
在某部属事业单位工作的李怀乐就面临这样的情况。他的儿子出生于2007年4月。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他和妻子就开始为孩子选择幼儿园。面对现在眼花缭乱的各式幼儿园,他说: “我们还是希望选择资历比较老的幼儿园,培养孩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比较重要。而且要离家近,收费不要太高。”
李怀乐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他和妻子带着孩子相继造访了小区附近的幼儿园:国家安监总局幼儿园、东城区卫生局第三幼儿园、国家林业局幼儿园、华丰幼儿园、北京第一实验幼儿园分园。在这几所幼儿园中,收费最低的是国家林业局幼儿园,一年学费6000元,每个月另收四五百元,月平均收费1000元左右,但是该幼儿园只有国家林业局的职工子女才有资格上。最贵的是北京第一实验幼儿园分园,三年需收1万元赞助费,每月另收2040元。
然而,李怀乐却没有太多选择,他只给孩子报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幼儿园分园。因为其他的幼儿园都已经满员,不能再接纳孩子入园,而要入园,必须至少提前一年报名预约,有的还要求必须上过本园的亲子班。对此,李怀乐说:“我刚工作没几年,比较忙,觉得孩子还小,一直都没有操心上幼儿园的事。真是没想到现在上幼儿园这么难。”说到这里,他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无奈。
对于自己的孩子能否顺利地上第一实验幼儿园分园,李怀乐并没把握。虽然给孩子报上了名,但是到4月份还要经历一轮面试。“听老师说,现在已经报了300多人,估计只能留下60多个。如果没报上,只能去私立幼儿园先念着。但是私立幼儿园一般都很贵,一个月得三四千块钱,这个收费要占掉家庭收入三分之一。”李怀乐说。
像李怀乐这样为孩子上幼儿园发愁的家长不在少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新闻中心赵媛媛介绍,近三年全市新生儿共46万人,其中北京户籍孩子占49%,约23万。而目前包括民办园在内,本市幼儿园在园人数共22万,在园率仅达47.8%。也就是说,北京市幼儿园供需失衡严重。
像李怀乐一样,公立幼儿园是家长的首选。公立幼儿园相较于私立幼儿园最大的优势便是收费低廉,另外家长一般认为公立幼儿园办园资格老,周边配套设施齐全,比较放心。尽管公立幼儿园受到家长的青睐,公立幼儿园的数量却逐渐减少。从1993年起,中国内地公办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逐步减少,到2007年,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所属的公办幼儿园已从102000所减少到5063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表明,2009年全国学前幼儿入园率为50.9%。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著名教育家朱永新在“中国幼儿园园长高峰论坛暨二○○九中国幼儿园创新管理年会”上指出,从1993年至今,学前教育经费一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的1.2%~1.3%,有15个省的幼教经费只占全省教育经费的1%;这表明政府对学前教育的公益性重视不够,投入不足。
今昔何比
很多年轻父母的记忆中,在他们幼时,幼儿园并不难上。公立幼儿园、单位自办幼儿园很多,只要是有城镇户口且有正式的单位,子女一般都有幼儿园可上。
确实如此。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到1 993年之后才逐渐显现。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由企业来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幼儿园提供的托幼服务像福利房一样,属于一种单位福利。许多厂矿、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办的托儿所幼儿园解决本单位职工的子女入托问题,从本单位的基本建设费、福利费、工会经费、企业管理费、事业费等经费项目中支出幼儿教育经费。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本位的福利事业开始了社会化进程,许多企业把幼儿园推向了社会,作为单位福利发展起来的托幼机构大量地被关、停、并、转。托幼服务的供给从单位走向社会化,大部分幼儿园既不能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也没有了单位支持,完全依靠市场化的收费,收费自然上涨。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教委新闻中心赵媛媛介绍,目前北京市共有注册幼儿园1266所,公办园331所,民办园340所,其余为部队、企业、集体承办的幼儿园。幼儿园数量比90年代减少了很多。1996年北京市有幼儿园3056所,到2009年下降了58.57%。减少的主要是企事业单位自办幼儿园。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刘焱说:“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原因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幼儿园的体制也在改革,逐步市场化。”刘焱介绍,我国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远低于其他国家。学前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比例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8.9%,泰国是16.4%,而我国是从1993年以来就一直在1.2%~1.3%之间。长期低水平的公共财政投入,严重制约了学前教育的发展。我国3~6岁幼儿的毛入园(班)率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巴西、埃及、秘鲁和泰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学前教育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反倒大幅度滑坡。1993年全国在园幼儿总数为2553万人,到2003年为2004万人,2003年与1993年相比,减少了549万名在园幼儿。
事实上,公共教育财政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并没有完全取消。但是偏向于少数教育部门和政府机关办的幼儿园。前些年对14省市的调查结果表明,近70%财政拨款用于城市和县镇公办园。
能够进公办幼儿园,实际上就可以享受到政府财政性经费的补贴。而政府的财政性经费来源于税收,因此,政府财政性经费只投入公办幼儿园,对于其他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正是幼儿教育财政经费频频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
今年1月28日,广东省人大代表拿到《广东省2010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发现,有四个省级部门办的幼儿园纳入财政预算:省文化厅幼儿园62.56万元预算拨款;省卫生厅幼儿园58.35万元财政拨款;省公安厅50万元;而另一家机关幼儿园更是需要财政拨款656.26万元。这四家幼儿园就占用了800多万预算开支。
广东省对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被指责为政府机关“自肥”。由此可见,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不 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而且越来越演化为社会公共问题,涉及教育公平。
多种办园体制并存
由单位提供托幼服务的传统仍旧保留在少数单位,比如大学、政府机关以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
外交部机关幼儿园将于今年10月迎来办园60周年。该幼儿园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西里,距离外交部三四站的路程,家长上下班就可以接送孩子,非常方便。该幼儿园园长张遁新介绍说,“我们园是机关园,属于社会力量办学,我们的宗旨就是为外交部的职工服务。只招收外交部职工子女。这两年赶上生育高峰,人园孩子比往年要多,但是只要适龄幼儿有入园需求,我们都会满足,哪怕是为此新开一个班,重新配备老师和硬件设施。”
外交部机关幼儿园带有很强的单位福利性质,外交部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每年投入200多万元。每个月收费仅为500元,其中一半用于幼儿的伙食,其余支出皆依靠外交部和服务中心的补贴。为了配合家长上下班时间,幼儿园开放时间为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寒暑假老师轮休,但是幼儿园仍然开放,以满足家长的托幼需求。
李怀乐选择的安监总局幼儿园、东城区卫生局第三幼儿园都是机关单位自办幼儿园。这几所幼儿园具有半开放性,除了招收本单位职工子女,也可以面向社会招生,但是需要收取赞助费。
据调查,我国幼儿教育经费总收入来自家长的占80%,家庭是当前公共幼儿教育经费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幼儿园,家庭几乎是幼儿教育经费的全部责任承担者。
目前北京市由政府主导的幼儿园仅占全市幼儿园的15%。由此可见,能够享受到政府福利的家庭仅占少数。不少富裕家庭开始选择民办幼儿园。李怀乐介绍说自己的一位朋友就将孩子送进了钢琴幼儿园,收费虽然高,但是私立园也有私立园的好处。比如学校配有专车接送孩子,让家长方便很多,上学时间比较灵活,不受寒暑假的限制,对孩子的入园年龄也没有严格的要求。
从1993年起,中国内地公办幼儿园逐步减少,而民办幼儿园却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迅速占领了幼儿教育的市场。2008年,民办园达到8.3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2.2%。民办在园幼儿超过了本省在园幼儿总数50%以上的有5个省;湖南为52.45%,广东为55.77%,江西为58.80%,海南为62.04%,浙江为63.70%,居全国第一位。
民办幼儿园的飞速发展从红黄蓝幼儿园的成长经历中可见一斑。1998年,了解到家长对孩子早教的渴望,初为人母的史燕来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红黄蓝亲子园。当时红黄蓝只有一家亲子园,不足10名教职员工和200名幼儿,现在红黄蓝在全国150余个城市拥有250余家亲子园和20家的双语幼儿园,全国教职员工4000多人。
“这些年的发展成就得益于我们的办学质量和办学特色。” 红黄蓝教育机构董事长史燕来说。她认为,幼儿园总体数量不足导致了幼儿人园难,而民办幼儿园能够以其自身的优势满足一些家长的需要,缓解了人园难的问题。与公办幼儿园政府提供免费园所场地和装修、解决教职员工工资和福利相比,民办幼儿园从建园到管理园所、从教师工资福利到市场开拓等,完全自负盈亏。因此从价格上自然要比一般公立幼儿园贵一些。
“我们红黄蓝幼儿园也针对家长的不同需求拟定了不同的标准。比如,一般幼儿园每月在1800元左右,双语幼儿园每月2000元以上。多种选择的幼儿园满足了多种需要。也正是因为自负盈亏,这就对私立幼儿园的软硬件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用良好、安全的教学环境吸引家长。”史燕来说。
在单位幼儿园数量逐年下降、公立幼儿园缓慢增长、幼教经费投入不足的现实情况下,民办幼儿园以其灵活的教学管理方式赢得了家长的青睐。对政府而言,既需要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又需要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办学指导和管理。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新闻中心赵媛媛介绍,由于民办幼儿园施行“按成本收费”,有一些幼儿园聘用外教月薪数万元,花高价引进课程,这些天价花费以及场租、装修、教师工资、运营费等统统算人成本均摊到学费上,造成部分幼儿园“人园贵”。北京市教委去年已完成对本市学前教育办园成本与收费问题的调研,今年将在调研基础上向市发改委申请调整本市各级各类幼儿园保育费收费标准,对全市幼儿园进行分类分级,分别制定指导价格。虽然无法限制民办幼儿园的收费,但未来三年,更多低价公办园的出现,将起到平抑幼儿园价格的作用。
幼儿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私人话题。现今,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成为共识,幼儿教育是什么性质呢?由谁来承担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刘焱说:“幼儿园虽然没有被纳入义务教育系统,但它属于基础教育,而且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公益性。因此,政府应当承担儿童的学前教育的责任,每一个家庭和幼儿都应当平等地受到政府财政性经费的帮助。人园难、人园贵的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建立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共同负担托幼服务和早期教育的成本机制。”
虽然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然而国家已经予以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定下了学前教育的目标:到2020年,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同时强调,要明确政府职责,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实行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财政补助。
2010年,北京市为缓解幼儿园的情况做出了不少努力。北京市教委介绍,北京市今年拟投入3000万元在全市幼儿园扩班300个,改扩建30所公办幼儿园,增加12000个学位,未来三年内北京要新建、扩建118所幼儿园,努力缓解入园紧张状况。希望这些举措能够为那些翘首以盼的家长们带来些许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