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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河南，人数大约有1200多名，很多人刚刚初中毕业：他们身穿军装，但不是现役军人，而是军垦战士：他们分布于西藏拉萨、山南、林芝等地农场，成了工人、医生、牧马人；他们大部分人在西藏干了16年，但也有人干了一辈子——
从1966年7月开始，河南1200多名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在半年时间里陆续踏上了漫漫进藏路。他们大部分在西藏工作了16年后，才根据国家政策调回内地。
45年过去了，当年赴藏时的青春少女和懵懂少年，如今已变成儿孙绕膝的花甲老人。尽管他们已离藏多年，但在西藏高原战天斗地的那段独特经历，足以让他们品味一生。
争相报名去西藏
1966年5月的一天，家住河南省襄城县城关公社的田翠芝从街道办事处得知，西藏军区404部队要在襄城县招兵。听到这个消息，年仅17岁的田翠芝热血沸腾。
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席卷全国，在县城里随处可见“听党的话，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样的宣传口号。
和田翠芝一样，襄城县还500多名知识青年也踊跃报了名，但不是谁都可以去参军的，要求是商品粮户口，年龄在16岁和22岁之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至于到西藏去干什么，接兵的一位军官说的很含糊，说是后勤兵，要在西藏参军3年。”田翠芝回忆说。
经过笔试、体检和极其严格的政审后，田翠芝被录取了。她和襄城县其他46名青年被集中在一起进行军训。47人中，男女比例基本相等，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还不到16岁，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
这年7月25日，襄城县的领导为他们欢送，群众敲锣打鼓，非常隆重。到了许昌后，田翠芝他们和来自许昌地区许昌市、漯河市的青年共145人集中在一起。
接兵的为他们每人发了军装和棉被，除了单衣外，还有棉衣和皮靴。从许昌坐火车到郑州前，许昌地区的领导也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仪式。7月31日上午，他们在郑州火车站受到了省领导的接见。
当天，他们坐上了开往青海西宁的火车。在洛阳和三门峡火车站，田翠芝看到站台上挂着“欢迎河南首批支边青年赴藏”的标语，站台上的群众也在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们。
这些年轻人高唱《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等歌曲，一路西行。他们为能够去遥远的西藏实现革命理想激动不已。
8月1日晚上，田翠芝他们到达总后勤部西宁兵站。兵站也有欢迎他们的红色标语，但内容是“扎根西藏，边疆为家”。“欢迎晚会上，兵站的老兵也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说一去可能是十几年，也可能是一辈子。”田翠芝说。
穿越三个“鬼门关”
在西宁休整了一个星期后。他们换乘汽车继续前行。越往前走，越是荒凉，看不到树和人烟，他们的情绪开始低落，也不再唱歌了。
进入青藏高原后，海拔越来越高，由于缺氧和紫外线的照射，大家感到胸闷头疼，身上也被晒得起了黑泡。但接下来，他们还要闯过被称为“鬼门关”的昆仑山口、五道梁和唐古拉山。
当地谚语有“登上昆仑山，进了鬼门关；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之说。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空气中的氧含量只有内地的50％，大多数人都在车上吐成一片。而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五道梁，氧气更加稀薄。因為公路被洪水冲垮，他们在这里停了9天。
“大家高原反应异常厉害，头晕脑胀的，感觉太阳穴像是要爆炸了，后脑勺跟挨了闷棍一样。”田翠芝回忆说，到了晚上，很多女青年因为高原反应，再加上想家，忍不住哭了。
田翠芝也病倒了，她浑身发烧，头疼、恶心，吃不下东西。她吃起了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就是开水煮面条，里边加一点酱油。
汽车在翻越海拔5230米的唐古拉山后，就进入到西藏境内的羌塘高原。在这里，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
8月25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河南首批支边青年到达拉萨。
大家被分到了位于拉萨西郊的西藏军区八一农场。田翠芝他们这才知道，西藏军区404部队又名生产建设部，是管理援藏建设工作的。
当时，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在拉萨、山南、林芝和澎波等地都设有农场，农场按部队建制，生产单位是队，也称连，任命有连长、指导员，场以上领导大都由现役军人担任。这些河南支边青年成为了按部队建制管理，身穿军装，但不是现役军人的军垦战士。
许昌地区支边青年进藏之后不到半年时间，来自河南郑州、洛阳、新乡、安阳、开封等地的1000多名青年也先后赴藏。
在拉萨的第一个冬季
到拉萨时间不长，从许昌地区来的支边青年就被分到各基层连队，投入到紧张的秋收中去。秋收结束后，田翠芝他们被集中在八一农场三队。
三队坐落在距拉萨市区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岛上。因为人多，房子不够住，田翠芝和几个女青年就住进了新修建的猪圈里。猪圈和当地的民房差不多，只是矮小一些，当时还没养猪。她们在猪圈里打上地铺，每间可住4个人。
在三队，田翠芝他们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正面教育。所谓“正面教育”，就是参加学习、训练和劳动。
第一个月，田翠芝领到了31.2元的工资。闲暇时，她和大家就一起到拉萨市买东西。
田翠芝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到处是破旧的帐篷和低矮的藏式平房，连内地的县城都不如。当时拉萨只有人民路一条街道。大家戏称：点根火柴，就能从这头亮到那头。
尽管城市显得萧条，但白墙金顶、富丽堂皇的布达拉宫，却让他们大开眼界。
“正面教育”结束后，145人被分到不同的工作岗位。
西藏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每年11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是这里最冷的季节。
进藏之初，女青年们脸上都不抹润肤品，冷风一吹，脸上就起皮流血。后来，大家只得买来搽脸油搽上。由于西藏高原紫外线强，没过多长时间，大家都被晒得黑不溜秋的。
进藏的第一个春节到了，连队领导让大家都到食堂里包饺子，不知谁说了一句：“在家这活儿哪还用我插手!”结果，引来大家的思乡情绪，一人开始落泪，接着大家都哭了起来。
为了使青年们进藏的第一个春节能过得丰富多采，连队组织大家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班班出节目，人人上场演。刚刚还哭鼻子的她们，这会儿又变得调皮活泼了。
这是他们离开家乡后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个春节。
走向不同岗位
一年后，组织上对145名支边青年的工作进行了调整。
田翠芝被分到了八一农场卫生所。她告诉笔者，卫生所所长是个大学毕业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了提高医疗技能，她白天诊疗，晚上看书，逼着自己钻研业务，慢慢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能处理一些常见病了。
1974年，西藏军区在澎波农场组建 一所医院，勤奋好学的田翠芝被调了过去。那里距拉萨100多公里，比拉萨海拔高，条件艰苦，田翠芝在那里一直干到1982年。
尽管当时西藏自治区实行的是免费医疗，但由于高山阻隔，澎波农场方圆一二百里没有医院，老百姓看病难。澎波农场医院的院址还没有选好，病人就蜂拥而至。田翠芝和同事们只好先在一所废弃的小学校里救治病人，几间教室分别成了内、外、妇、儿、五官科的病房，几张旧课桌就是手术台。有限的几张病床留给手术后的重症病人及产妇使用，其他病人就睡地铺。每天查房或诊疗，田翠芝她们都要蹲在地上甚至跪在地上。
1967年10月，因为表现突出，来自襄城县的王云霞和其她14人被分到了林芝毛纺厂，王云霞当了一名挡车工。远离拉萨400多公里的林芝，山清水秀，被称为“西藏的江南”。和其他人相比，王云霞的工作环境最好。
1969年，来自许昌市的寇开元被分到羊八井牧场管理仓库。地处羌塘高原上的羊八井是一个高山牧场，这里有十几个藏族职工。寇开元经常带着翻译骑马到下边的放牧点去。
在这里，寇开元感受到了藏族老乡的质朴。一次，他到一户藏民家去做客，藏族老乡从箱底里拿出了舍不得用的新毛巾和香皂。晚餐时，主人为了表达对客人的尊敬，手端酒杯给客人唱歌，如果客人不喝下这杯酒，主人就一直唱下去。晚上，客人和主人一家围成一圈，头朝火塘睡下。
随着一个一个支边青年的离去，八一农场三队驻地变得冷冷清清。最后，这里仅剩下蒋郾城等两个人。
蒋郾城是漯河人，他是那批支边青年中吃苦受罪最多的一个。他在三队赶过马车养过猪，因为下水救猪受伤，右脚险些被锯掉。
后来，蒋郾城被分到斯布牧场，搞了一个月土改后，开始放牧。他放牧的地方离牧场驻地有150公里远，一人放着170多匹马。他自己有两匹马，一匹骑着放牧用，一匹驮帐篷等物品。因为这里野兽经常出没，他还配备了两杆枪。
隔一段时间，牧场就派人把一些粮食放到固定的地方，让蒋郾城去取。一次下大雪，道路不通，没法去取粮食，一星期没有吃饭，每天只能喝点盐水。最后，有藏族牧民送给他一些生羊肉充饥。后来，他也习惯了吃生羊肉。回到平顶山工作后，他一个月最少还要吃两次。
蒋郾城告诉笔者，在斯布放牧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最忍受不了的是孤独。放牧的地方几乎与世隔绝，有时半个月碰不到一个人，碰到了也是藏族牧民，因为语言不通，和人家无法交流。憋得难受时，他就站在山上吼几声。
无悔的青春
慢慢地，这些支边青年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回家探亲时，亲友们给田翠芝介绍了几个对象，但她没有同意。田翠芝考虑到，婚后，自己要调回内地遥遥无期，男方调去西藏工作也不可能。
1974年9月，经人介绍，田翠芝和李荣欣相识了。二人见面一聊，李荣欣的老家是河南叶县的，离襄城县很近。
李荣欣的经历也不平凡。1970年，李荣欣被部队保送到北京大学学习，是第一批进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1971年8月，他被分到了西藏军区教导队。1974年春天，他被调到日喀则军分区，任新闻干事。
1977年2月2日，田翠芝和李荣欣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他们也没有添置什么东西，买了一点喜糖和两瓶白酒，让大家热闹了一下。第二年3月，他们的女儿降生了。
1982年，按照政策，田翠芝调回到了襄城县人民医院，1987年又调到平顶山市职业病防治所。1980年，李荣欣转业到平顶山市广播电台。2004年，夫妻俩退休。
到1982年，除了两个因病死亡的，按照国家政策，原许昌地区赴藏支边的143人陆续调回内地。而当年的河南支边青年中，有的在西藏一直工作到现在，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
进藏后，来自开封市的张静璞考取了西藏新闻干部学校，曾任拉萨晚报副总编。今年3月份，他从拉萨市委宣传部退休，举家回到开封居住。在西藏工作了45年的他，患有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慢性阻塞性肺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来自新乡的吴毓萍是支边青年中的佼佼者，她是山南农场赫赫有名的“铁姑娘”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后来她因政绩突出而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山南地区行署专员和自治区宣传部、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务。现任中纪委常委、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纪检工委书记。
不管身在何处，西藏的那段岁月，都成为他们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1996年7月30日，原许昌地区赴藏支边青年联谊会举办赴藏30周年纪念活动。田翠芝、王云霞、寇开元和蒋郾城等76人参加了活动，很多人见面后抱头痛哭。
同年10月2日，西藏自治区组織部和人事厅向河南赴藏支边的同志发来贺电。贺电中说：“1966年，1200多名刚走出校门的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生活，奔赴条件艰苦的西藏高原，参加到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行列中来，你们继承和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你们把青春留在了雪域高原，西藏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2006年7月30日，原许昌地区的赴藏支边青年联谊会又举办了赴藏40周年纪念活动，有60多人参加。
寇开元是原许昌地区赴藏支边青年联谊会负责人之一。他告诉笔者，今年7月底，是原许昌地区支边青年赴藏45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从今年开始，改为每5年聚一次。
“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有的人已等不了十年一次的聚会，现在已有16人去世了。”寇开元说。
从1966年7月开始，河南1200多名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在半年时间里陆续踏上了漫漫进藏路。他们大部分在西藏工作了16年后，才根据国家政策调回内地。
45年过去了，当年赴藏时的青春少女和懵懂少年，如今已变成儿孙绕膝的花甲老人。尽管他们已离藏多年，但在西藏高原战天斗地的那段独特经历，足以让他们品味一生。
争相报名去西藏
1966年5月的一天，家住河南省襄城县城关公社的田翠芝从街道办事处得知，西藏军区404部队要在襄城县招兵。听到这个消息，年仅17岁的田翠芝热血沸腾。
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席卷全国，在县城里随处可见“听党的话，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样的宣传口号。
和田翠芝一样，襄城县还500多名知识青年也踊跃报了名，但不是谁都可以去参军的，要求是商品粮户口，年龄在16岁和22岁之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至于到西藏去干什么，接兵的一位军官说的很含糊，说是后勤兵，要在西藏参军3年。”田翠芝回忆说。
经过笔试、体检和极其严格的政审后，田翠芝被录取了。她和襄城县其他46名青年被集中在一起进行军训。47人中，男女比例基本相等，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还不到16岁，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
这年7月25日，襄城县的领导为他们欢送，群众敲锣打鼓，非常隆重。到了许昌后，田翠芝他们和来自许昌地区许昌市、漯河市的青年共145人集中在一起。
接兵的为他们每人发了军装和棉被，除了单衣外，还有棉衣和皮靴。从许昌坐火车到郑州前，许昌地区的领导也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仪式。7月31日上午，他们在郑州火车站受到了省领导的接见。
当天，他们坐上了开往青海西宁的火车。在洛阳和三门峡火车站，田翠芝看到站台上挂着“欢迎河南首批支边青年赴藏”的标语，站台上的群众也在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们。
这些年轻人高唱《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等歌曲，一路西行。他们为能够去遥远的西藏实现革命理想激动不已。
8月1日晚上，田翠芝他们到达总后勤部西宁兵站。兵站也有欢迎他们的红色标语，但内容是“扎根西藏，边疆为家”。“欢迎晚会上，兵站的老兵也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说一去可能是十几年，也可能是一辈子。”田翠芝说。
穿越三个“鬼门关”
在西宁休整了一个星期后。他们换乘汽车继续前行。越往前走，越是荒凉，看不到树和人烟，他们的情绪开始低落，也不再唱歌了。
进入青藏高原后，海拔越来越高，由于缺氧和紫外线的照射，大家感到胸闷头疼，身上也被晒得起了黑泡。但接下来，他们还要闯过被称为“鬼门关”的昆仑山口、五道梁和唐古拉山。
当地谚语有“登上昆仑山，进了鬼门关；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之说。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空气中的氧含量只有内地的50％，大多数人都在车上吐成一片。而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五道梁，氧气更加稀薄。因為公路被洪水冲垮，他们在这里停了9天。
“大家高原反应异常厉害，头晕脑胀的，感觉太阳穴像是要爆炸了，后脑勺跟挨了闷棍一样。”田翠芝回忆说，到了晚上，很多女青年因为高原反应，再加上想家，忍不住哭了。
田翠芝也病倒了，她浑身发烧，头疼、恶心，吃不下东西。她吃起了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就是开水煮面条，里边加一点酱油。
汽车在翻越海拔5230米的唐古拉山后，就进入到西藏境内的羌塘高原。在这里，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
8月25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河南首批支边青年到达拉萨。
大家被分到了位于拉萨西郊的西藏军区八一农场。田翠芝他们这才知道，西藏军区404部队又名生产建设部，是管理援藏建设工作的。
当时，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在拉萨、山南、林芝和澎波等地都设有农场，农场按部队建制，生产单位是队，也称连，任命有连长、指导员，场以上领导大都由现役军人担任。这些河南支边青年成为了按部队建制管理，身穿军装，但不是现役军人的军垦战士。
许昌地区支边青年进藏之后不到半年时间，来自河南郑州、洛阳、新乡、安阳、开封等地的1000多名青年也先后赴藏。
在拉萨的第一个冬季
到拉萨时间不长，从许昌地区来的支边青年就被分到各基层连队，投入到紧张的秋收中去。秋收结束后，田翠芝他们被集中在八一农场三队。
三队坐落在距拉萨市区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岛上。因为人多，房子不够住，田翠芝和几个女青年就住进了新修建的猪圈里。猪圈和当地的民房差不多，只是矮小一些，当时还没养猪。她们在猪圈里打上地铺，每间可住4个人。
在三队，田翠芝他们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正面教育。所谓“正面教育”，就是参加学习、训练和劳动。
第一个月，田翠芝领到了31.2元的工资。闲暇时，她和大家就一起到拉萨市买东西。
田翠芝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到处是破旧的帐篷和低矮的藏式平房，连内地的县城都不如。当时拉萨只有人民路一条街道。大家戏称：点根火柴，就能从这头亮到那头。
尽管城市显得萧条，但白墙金顶、富丽堂皇的布达拉宫，却让他们大开眼界。
“正面教育”结束后，145人被分到不同的工作岗位。
西藏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每年11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是这里最冷的季节。
进藏之初，女青年们脸上都不抹润肤品，冷风一吹，脸上就起皮流血。后来，大家只得买来搽脸油搽上。由于西藏高原紫外线强，没过多长时间，大家都被晒得黑不溜秋的。
进藏的第一个春节到了，连队领导让大家都到食堂里包饺子，不知谁说了一句：“在家这活儿哪还用我插手!”结果，引来大家的思乡情绪，一人开始落泪，接着大家都哭了起来。
为了使青年们进藏的第一个春节能过得丰富多采，连队组织大家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班班出节目，人人上场演。刚刚还哭鼻子的她们，这会儿又变得调皮活泼了。
这是他们离开家乡后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个春节。
走向不同岗位
一年后，组织上对145名支边青年的工作进行了调整。
田翠芝被分到了八一农场卫生所。她告诉笔者，卫生所所长是个大学毕业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了提高医疗技能，她白天诊疗，晚上看书，逼着自己钻研业务，慢慢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能处理一些常见病了。
1974年，西藏军区在澎波农场组建 一所医院，勤奋好学的田翠芝被调了过去。那里距拉萨100多公里，比拉萨海拔高，条件艰苦，田翠芝在那里一直干到1982年。
尽管当时西藏自治区实行的是免费医疗，但由于高山阻隔，澎波农场方圆一二百里没有医院，老百姓看病难。澎波农场医院的院址还没有选好，病人就蜂拥而至。田翠芝和同事们只好先在一所废弃的小学校里救治病人，几间教室分别成了内、外、妇、儿、五官科的病房，几张旧课桌就是手术台。有限的几张病床留给手术后的重症病人及产妇使用，其他病人就睡地铺。每天查房或诊疗，田翠芝她们都要蹲在地上甚至跪在地上。
1967年10月，因为表现突出，来自襄城县的王云霞和其她14人被分到了林芝毛纺厂，王云霞当了一名挡车工。远离拉萨400多公里的林芝，山清水秀，被称为“西藏的江南”。和其他人相比，王云霞的工作环境最好。
1969年，来自许昌市的寇开元被分到羊八井牧场管理仓库。地处羌塘高原上的羊八井是一个高山牧场，这里有十几个藏族职工。寇开元经常带着翻译骑马到下边的放牧点去。
在这里，寇开元感受到了藏族老乡的质朴。一次，他到一户藏民家去做客，藏族老乡从箱底里拿出了舍不得用的新毛巾和香皂。晚餐时，主人为了表达对客人的尊敬，手端酒杯给客人唱歌，如果客人不喝下这杯酒，主人就一直唱下去。晚上，客人和主人一家围成一圈，头朝火塘睡下。
随着一个一个支边青年的离去，八一农场三队驻地变得冷冷清清。最后，这里仅剩下蒋郾城等两个人。
蒋郾城是漯河人，他是那批支边青年中吃苦受罪最多的一个。他在三队赶过马车养过猪，因为下水救猪受伤，右脚险些被锯掉。
后来，蒋郾城被分到斯布牧场，搞了一个月土改后，开始放牧。他放牧的地方离牧场驻地有150公里远，一人放着170多匹马。他自己有两匹马，一匹骑着放牧用，一匹驮帐篷等物品。因为这里野兽经常出没，他还配备了两杆枪。
隔一段时间，牧场就派人把一些粮食放到固定的地方，让蒋郾城去取。一次下大雪，道路不通，没法去取粮食，一星期没有吃饭，每天只能喝点盐水。最后，有藏族牧民送给他一些生羊肉充饥。后来，他也习惯了吃生羊肉。回到平顶山工作后，他一个月最少还要吃两次。
蒋郾城告诉笔者，在斯布放牧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最忍受不了的是孤独。放牧的地方几乎与世隔绝，有时半个月碰不到一个人，碰到了也是藏族牧民，因为语言不通，和人家无法交流。憋得难受时，他就站在山上吼几声。
无悔的青春
慢慢地，这些支边青年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回家探亲时，亲友们给田翠芝介绍了几个对象，但她没有同意。田翠芝考虑到，婚后，自己要调回内地遥遥无期，男方调去西藏工作也不可能。
1974年9月，经人介绍，田翠芝和李荣欣相识了。二人见面一聊，李荣欣的老家是河南叶县的，离襄城县很近。
李荣欣的经历也不平凡。1970年，李荣欣被部队保送到北京大学学习，是第一批进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1971年8月，他被分到了西藏军区教导队。1974年春天，他被调到日喀则军分区，任新闻干事。
1977年2月2日，田翠芝和李荣欣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他们也没有添置什么东西，买了一点喜糖和两瓶白酒，让大家热闹了一下。第二年3月，他们的女儿降生了。
1982年，按照政策，田翠芝调回到了襄城县人民医院，1987年又调到平顶山市职业病防治所。1980年，李荣欣转业到平顶山市广播电台。2004年，夫妻俩退休。
到1982年，除了两个因病死亡的，按照国家政策，原许昌地区赴藏支边的143人陆续调回内地。而当年的河南支边青年中，有的在西藏一直工作到现在，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
进藏后，来自开封市的张静璞考取了西藏新闻干部学校，曾任拉萨晚报副总编。今年3月份，他从拉萨市委宣传部退休，举家回到开封居住。在西藏工作了45年的他，患有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慢性阻塞性肺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来自新乡的吴毓萍是支边青年中的佼佼者，她是山南农场赫赫有名的“铁姑娘”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后来她因政绩突出而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山南地区行署专员和自治区宣传部、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务。现任中纪委常委、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纪检工委书记。
不管身在何处，西藏的那段岁月，都成为他们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1996年7月30日，原许昌地区赴藏支边青年联谊会举办赴藏30周年纪念活动。田翠芝、王云霞、寇开元和蒋郾城等76人参加了活动，很多人见面后抱头痛哭。
同年10月2日，西藏自治区组織部和人事厅向河南赴藏支边的同志发来贺电。贺电中说：“1966年，1200多名刚走出校门的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生活，奔赴条件艰苦的西藏高原，参加到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行列中来，你们继承和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你们把青春留在了雪域高原，西藏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2006年7月30日，原许昌地区的赴藏支边青年联谊会又举办了赴藏40周年纪念活动，有60多人参加。
寇开元是原许昌地区赴藏支边青年联谊会负责人之一。他告诉笔者，今年7月底，是原许昌地区支边青年赴藏45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从今年开始，改为每5年聚一次。
“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有的人已等不了十年一次的聚会，现在已有16人去世了。”寇开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