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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除了追星、时尚、爱情以外，上世纪80年代，还有很多关键词，恢复高考、走穴、下海、出国、万元户。
上世纪80年代末正是出国潮膨胀的时期，后来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它的开场白成为了当下最时髦的一句话：“如果你爱她，就送她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她，也送她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英达、李玲玉、郑海霞都有出国的经历。郑海霞出国是代表国家打比赛。李玲玉也出了国。
因为近视选择了出国留学
英达透露自己出国是因为近视眼：“当年去北大心理学学习，不喜欢这个专业，准备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但是因为高度近视，连体检都没合格。”李然给英达出主意，可以把视力表背下来，英达却说：“不是我不背，是我连那个棍都看不见。”英达说，能出国因为两个恩人黄宗江和乔治·怀特。
1984年9月，美国导演乔治·怀特来中国执导黄宗江改编的话剧，在黄宗江的推荐下，英达为怀特做翻译和导游。怀特对英达很满意，了解到他的志向后，给英达提供了去美国奥尼尔戏剧学院短期学习的机会，所以英达并没有考托福就去了美国。“我记得我有一哥们，当年，托福考了600多分，我们到了美国，有一次放了学，去借了一个录像带，我们就一块看，看的时候那电视上人说的也快……‘哎，你给我翻译翻译，这什么意思’，他听不懂还问我呢。”英达说，他是从吵架中学习英语的：“小时候其他功课都不好，就英语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爸妈老用英语吵架，而且只要一用英语吵，肯定是跟我有关的，要不然干吗不让我听见，所以啊，我就为了能听懂他们吵架，我就使劲学英语，后来学会了，他们改用法语吵了。”
那个时代，虽然有了出国潮，但是出国的人比现在也少很多。八十年代，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外国人会很好奇，但是在国外，其实我们就是外国人。出国的滋味如何，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给了我们部分答案。英达也有电视剧里王启明的打工经历：“出国我就打工，出去多长时间，我就打了多长时间。在餐馆，先从busboy做起，翻译过来就是公交男孩，还不是服务生，就是哪有需要你就去哪儿，然后逐渐的做了服务生，还做过收银的。我还是喜欢在小餐馆打工，因为餐馆少，员工也少，这样挣的小费都是我的。”
我的伤痛
要说到滋味，海霞最有发言权，篮球在给她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身的病痛。最严重的时候，只能躺着，没法坐。郑海霞说打小自己就皮实：“毕竟从农村出来，小伤小病，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我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是1996年在亚特兰大，那时我的伤病已经很严重了。1997年，我赴美打职业篮球赛时，虽然表现不俗，但腰间盘突出特别严重。那时真正让我产生了退役的想法。到了1998年后期，我都不能坐立，不能行走，半年时间没有躺过，都是趴着休息，乘车时都是跪着。当时我从美国回来，在飞机上趴了十几个小时。回来以后，休养调整了三个月，最后选择了退役，开始担任八一女篮的领队。可以说，是意志和对篮球的执着让我没把伤病当回事儿。现在我的腰、腿、肩都有毛病：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已经变得畸形，半月板也切除了，因为无数次的投篮，还形成了肩劳损。如今，我有时走路去训练场地都困难，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做运动员时一般的小病小伤郑海霞都是忍着，有时伤太严重，她会去医务室做一些按摩、针灸缓解一下。但她心里清楚，她的年龄和那些伤，想要达到真正好的治疗效果很难。 《北京人在纽约》，王启明到了美国，对那儿的一切都很好奇，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啊，24小时热水，还有抽水马桶、燃气，这也是真实的描写，郑海霞说她出了国，对这些新鲜事物也不适应：“在国家队，都是集体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人管，到了国外，都是自己管自己，我就只能拌个沙拉，基本上就是天天吃，所以现在要是有人请我吃饭，吃沙拉，我说还没我拌的好吃呢。”
市场经济让我挣大钱
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慢慢淡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体制深入人心，改革的春风让很多人尝到了甜头，许文广当时就是单位改革的带头人。许文广说：“我们煤矿文工团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那时候我们出去演出只有工资，后来不是说要转型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倾斜，我们尝到了甜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出演出要走向市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质疑，说那样行吗？我那时候已经是团长了，心里也打鼓，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走出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站，售票都是我们自己一张张卖出去的，第一次试水，我办公室的电话就成了售票热线，我们要演出的消息已经散出去了，然后我还特地安排了一个人专门就守着那一部电话，等啊等啊，一开始电话都不响，我就开始犯嘀咕了，是不是真的不行？当第一个电话打进来以后别提有多激动，当时一张票十几块钱，这是好的位置，我们不敢卖贵了，怕没人来，结果那大卖了两百多张，坐满了，我们演员才三四个，挣了两干块呢！”许文广说，当时看到钱的时候都惊呆了，超出了他的想象。
李玲玉下海经商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中国出现了很多個体户，有很多明星都创业过，丁志诚开过装修公司、李诚儒开了特别特，李玲玉也下过海。
李玲玉说：“《人民日报》报道我下海经商，其实就是我在建国饭店旁边弄了个西餐厅，像酒吧似的，还可以吃饭，那时候北京不能说没有，很少这种形式的，火的不行，现在的大腕当年都喜欢来我这里，后来就涌入了一些社会上的青年，我看不惯，就不干了。”李玲玉从东方歌舞团离开，她说也想了很久：“我从东方歌舞团辞职单干，已经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了，因为风靡一时的甜歌，我随团里演出时常常被观众点名唱甜歌，我老觉得对不起东方歌舞团，团里想把我往歌舞的艺术形象培养，可是我录制的却是很多甜歌。我最终于1990年申请辞职，1992年离开东方歌舞团，同时放弃了住房、一级演员称号、社保等所有福利待遇，最频繁的时候我在北京一年搬了十几二十次家，但是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光荣与梦想
回首青春，郑海霞在当年，从中国走向了世界，英达拿到了“导/表演高级文艺硕士”的学位，既然两位的人生都上了一个高峰，为什么最终都选择回国呢？郑海霞说她的家在中国，而英达表示：“英家的祖训，这辈子只能是中国人，只能为中国效力。我的儿子在美国上学，打冰球，我就告诉他，你永远别想着拿外国的护照，你打的再好，你也只能代表中国队。2022年，咱们冬奥会，他就会代表中国去参加冰球比赛。”
上世纪80年代末正是出国潮膨胀的时期，后来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它的开场白成为了当下最时髦的一句话：“如果你爱她，就送她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她，也送她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英达、李玲玉、郑海霞都有出国的经历。郑海霞出国是代表国家打比赛。李玲玉也出了国。
因为近视选择了出国留学
英达透露自己出国是因为近视眼：“当年去北大心理学学习，不喜欢这个专业，准备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但是因为高度近视，连体检都没合格。”李然给英达出主意，可以把视力表背下来，英达却说：“不是我不背，是我连那个棍都看不见。”英达说，能出国因为两个恩人黄宗江和乔治·怀特。
1984年9月，美国导演乔治·怀特来中国执导黄宗江改编的话剧，在黄宗江的推荐下，英达为怀特做翻译和导游。怀特对英达很满意，了解到他的志向后，给英达提供了去美国奥尼尔戏剧学院短期学习的机会，所以英达并没有考托福就去了美国。“我记得我有一哥们，当年，托福考了600多分，我们到了美国，有一次放了学，去借了一个录像带，我们就一块看，看的时候那电视上人说的也快……‘哎，你给我翻译翻译，这什么意思’，他听不懂还问我呢。”英达说，他是从吵架中学习英语的：“小时候其他功课都不好，就英语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爸妈老用英语吵架，而且只要一用英语吵，肯定是跟我有关的，要不然干吗不让我听见，所以啊，我就为了能听懂他们吵架，我就使劲学英语，后来学会了，他们改用法语吵了。”
那个时代，虽然有了出国潮，但是出国的人比现在也少很多。八十年代，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外国人会很好奇，但是在国外，其实我们就是外国人。出国的滋味如何，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给了我们部分答案。英达也有电视剧里王启明的打工经历：“出国我就打工，出去多长时间，我就打了多长时间。在餐馆，先从busboy做起，翻译过来就是公交男孩，还不是服务生，就是哪有需要你就去哪儿，然后逐渐的做了服务生，还做过收银的。我还是喜欢在小餐馆打工，因为餐馆少，员工也少，这样挣的小费都是我的。”
我的伤痛
要说到滋味，海霞最有发言权，篮球在给她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身的病痛。最严重的时候，只能躺着，没法坐。郑海霞说打小自己就皮实：“毕竟从农村出来，小伤小病，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我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是1996年在亚特兰大，那时我的伤病已经很严重了。1997年，我赴美打职业篮球赛时，虽然表现不俗，但腰间盘突出特别严重。那时真正让我产生了退役的想法。到了1998年后期，我都不能坐立，不能行走，半年时间没有躺过，都是趴着休息，乘车时都是跪着。当时我从美国回来，在飞机上趴了十几个小时。回来以后，休养调整了三个月，最后选择了退役，开始担任八一女篮的领队。可以说，是意志和对篮球的执着让我没把伤病当回事儿。现在我的腰、腿、肩都有毛病：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已经变得畸形，半月板也切除了，因为无数次的投篮，还形成了肩劳损。如今，我有时走路去训练场地都困难，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做运动员时一般的小病小伤郑海霞都是忍着，有时伤太严重，她会去医务室做一些按摩、针灸缓解一下。但她心里清楚，她的年龄和那些伤，想要达到真正好的治疗效果很难。 《北京人在纽约》，王启明到了美国，对那儿的一切都很好奇，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啊，24小时热水，还有抽水马桶、燃气，这也是真实的描写，郑海霞说她出了国，对这些新鲜事物也不适应：“在国家队，都是集体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人管，到了国外，都是自己管自己，我就只能拌个沙拉，基本上就是天天吃，所以现在要是有人请我吃饭，吃沙拉，我说还没我拌的好吃呢。”
市场经济让我挣大钱
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慢慢淡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体制深入人心，改革的春风让很多人尝到了甜头，许文广当时就是单位改革的带头人。许文广说：“我们煤矿文工团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那时候我们出去演出只有工资，后来不是说要转型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倾斜，我们尝到了甜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出演出要走向市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质疑，说那样行吗？我那时候已经是团长了，心里也打鼓，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走出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站，售票都是我们自己一张张卖出去的，第一次试水，我办公室的电话就成了售票热线，我们要演出的消息已经散出去了，然后我还特地安排了一个人专门就守着那一部电话，等啊等啊，一开始电话都不响，我就开始犯嘀咕了，是不是真的不行？当第一个电话打进来以后别提有多激动，当时一张票十几块钱，这是好的位置，我们不敢卖贵了，怕没人来，结果那大卖了两百多张，坐满了，我们演员才三四个，挣了两干块呢！”许文广说，当时看到钱的时候都惊呆了，超出了他的想象。
李玲玉下海经商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中国出现了很多個体户，有很多明星都创业过，丁志诚开过装修公司、李诚儒开了特别特，李玲玉也下过海。
李玲玉说：“《人民日报》报道我下海经商，其实就是我在建国饭店旁边弄了个西餐厅，像酒吧似的，还可以吃饭，那时候北京不能说没有，很少这种形式的，火的不行，现在的大腕当年都喜欢来我这里，后来就涌入了一些社会上的青年，我看不惯，就不干了。”李玲玉从东方歌舞团离开，她说也想了很久：“我从东方歌舞团辞职单干，已经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了，因为风靡一时的甜歌，我随团里演出时常常被观众点名唱甜歌，我老觉得对不起东方歌舞团，团里想把我往歌舞的艺术形象培养，可是我录制的却是很多甜歌。我最终于1990年申请辞职，1992年离开东方歌舞团，同时放弃了住房、一级演员称号、社保等所有福利待遇，最频繁的时候我在北京一年搬了十几二十次家，但是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光荣与梦想
回首青春，郑海霞在当年，从中国走向了世界，英达拿到了“导/表演高级文艺硕士”的学位，既然两位的人生都上了一个高峰，为什么最终都选择回国呢？郑海霞说她的家在中国，而英达表示：“英家的祖训，这辈子只能是中国人，只能为中国效力。我的儿子在美国上学，打冰球，我就告诉他，你永远别想着拿外国的护照，你打的再好，你也只能代表中国队。2022年，咱们冬奥会，他就会代表中国去参加冰球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