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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哥哥在文章里说的，上帝看妈妈实在熬不住了，就招她回去了。妈妈在天堂一定是个幸福的妈妈
记得那时候只要我在家，帮他上下轮椅肯定是我的事，他说我是弄得最好的。妈妈经常看着我俩说：“你以后就当哥哥的腿吧。”是的，那时只要他一声喊，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帮他。十来岁的我没有好好想过将来，只求别再出什么事。
可是老天爷并没有饶过我们。后来，我才慢慢体会了妈妈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作为母亲，她要时时担忧儿子的将来，担忧他的生活和幸福。
妈妈是请事假回来的，单位早就停发了她的工资，而且还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又确实离不开她，她当时的心里承受的是怎样的煎熬啊！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一九七七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突然开始大口地吐血，又是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到了医院。
她是由于肝硬化引起了大出血，住在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让我别害怕，照顾好哥哥，还说她做个手术就好了。手术做完了，她一直昏迷，我和爸爸轮流值班，爸爸值夜班，我值白班。哥哥的好几个同学也过来帮忙，有的找大夫，有的找药。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可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
不到14岁的我，守在妈妈身边，看着她艰难地呼吸着，我感到那么的无助。当她在昏迷中痛苦地呻吟、大声地叫喊的时候，我吓得浑身发抖，躲到隔壁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让流水的声音来压过妈妈痛苦的叫声。终于妈妈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扔下我们走了。哥哥的好朋友燕琨大哥背着哥哥去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我居然没有哭，我不知道怎么办，哭不出来，整个人都傻了。隐约觉得这个家这回真是天塌了。送走妈妈之后好久，我不知道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只是机械地做着该做的事。如果能够就这样慢慢忘记痛苦该多好！可是我没料到痛苦会慢慢地又是这么强烈地向我们三人压过来，让我们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们三人当时的境况，我们表面上还像往常一样，每人依旧忙着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厂去干活，业余时间仍然写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来料理家务。我上中学，学校离家很近，中午放学回家，邻居朱大姐一家已经帮哥哥进了门，我要么热一热爸爸早晨做好的饭，要么就和哥哥一起鼓捣点吃的，然后再去学校。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看似平静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里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对妈妈越来越强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心撕扯得支离破碎。
哥哥那么年轻就残废了双腿，未来是一片迷茫，偏偏他又从小就优秀就要强，妈妈在的时候常说：你哪里哪里不如哥哥，哥哥哪里哪里比你强。是啊，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真正体会到妈妈面对这样一个残疾的儿子，心里的痛苦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就像哥哥在文章里说的，上帝看妈妈实在熬不住了，就招她回去了。妈妈在天堂一定是个幸福的妈妈。
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都吃得香极了
妈妈走后不久，我们搬离了以前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26号的两间平房。在这里，哥哥的作品开始发表了。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好多人，有他的同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上了大学，还有文学圈里的作家、编辑，他们经常把他的小屋挤得满满的。他们谈文学、谈时事、谈大学里的所见所闻，也谈对将来的想象。每到这时，我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心里满是好奇和羡慕。如果他们待得太晚了，我就去给他们煮上一大锅面条。这段时间，家里总会有好多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我拼命地看，爱看极了，心里对文学充满了敬畏。也是在这段时间，哥哥的同学孙立哲因为受到“四人帮”的牵连，也因为身体突发急病，使他身心备受打击，不愿意自己在家，索性搬到我们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样。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放学回家，爸爸一般还没回来，立哲哥哥已经在做饭了，我赶紧帮忙，他特会支使我，我忙来忙去地跟着他转，最后饭还是算他做的。不过他也挺有本事，有时候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条鱼，过几天又弄来一只鸭，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都吃得香极了。也有的时候，他们俩都情绪不高，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后来我越发理解了他们当时的无奈。周围的同龄人都上大学了、工作了，可他俩还身患疾病，前途渺茫，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但是尽管这样，他们都没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哥哥一直写着他想写的，立哲哥哥一边在火炉上熬着药，一边趴在床上看厚厚的医书，准备着他的研究生考试。
就在大家都在各自努力着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情况有点不对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心里发慌。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始终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也曾经是我和家人的骄傲。可我发现我当时在课堂上看着老师讲课，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无论怎么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听课，精神也是游离的。更严重的是我原来记得烂熟的单词、公式竟然想不起来了，面对成绩的下滑和老师的指责，我全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敢和家里人说，只得承认是我太笨了，能力不够。我常常欲哭无泪，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心里的悲伤和恐惧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紧紧地缠绕着。有时候放学回家，看到院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会一下两腿发软，勉强走到家，知道不是我们家又出事了，才慢慢放下心来。
有时候回到家，发现他们都不在，我又会忽然泪流满面，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有时候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有时候又会哭得死去活来，把自己哭累。从那时起，我开始想到死，觉得死一定是幸福的。一个人在家，常常望着四面的墙发呆，如果就这么死了，一切痛苦就都没了，可还是没有勇气。
我不能也不愿和爸爸、哥哥说这些，因为我知道，妈妈走后，他们心里的痛一定比我多，他们的难处也一定比我多。当时我们三人就是这么过着日子，谁都不提起痛苦的话题，每个人都把痛苦藏在心里，默默地忍受着。那时候我们的交流都是有选择的，都在躲避着什么。我知道他们两人都在为我发愁，虽然对我感到失望，但又不好埋怨我。我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着日子，不知道哪天是头。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我最好的几年青春时光竟然是这么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做的一个梦就是，我要考试了，马上要考大学了，可我还有好多功课不会呢，怎么办？直到把自己急醒。这个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一直这么做着，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永恒的梦。 哥哥后来成为那么多人喜爱的作家，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知道他不会忘了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日子。
去往天堂的路不再拥堵，上路时有亲人朋友们相送，他不会寂寞
2010年12月30日的下午到31日凌晨发生的所有事情，总会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每当那一幕出现时，我都会尽量用别的事情把它岔开，因为不敢去想，也不忍去想，但我知道它将会是我永远的记忆。
30日下午，因为阿姨不在，我要去医院接哥哥回家。准备出发的时候，收到了他的短信，让我买几个包子过去，他透析时吃。那天出奇的冷，风一下就能把人吹透，直吹到骨头里。透析室里，他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时间还早，我拿出包子，他不想吃，没有一点胃口。我们就聊天，他让我坐在他床边。我们瞎聊，聊我，聊我儿子小水，聊家里的琐事。他觉得有点头疼，我说今天特冷，是不是又感冒了。就给他捏捏头，揉揉肩，我们继续聊。想想有好久我们兄妹俩没有这么踏实地聊天了。
离规定的透析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他有点受不了了，只好提前结束回家。一路上我和司机搭话，他不吭声。我心里打鼓，知道他肯定又是哪里不对了，是感冒还是什么，恐怕又要难受几天。刚到家就发现情况不好。那时候，希米还没回来。我问哥哥，是不是应该去医院。他当时还非常清醒，让我叫了120，还嘱咐我如果他过一会儿神志不清了，我应该怎么和大夫说。正说着，希米回来了，随后，120的救护车也到了。
傍晚的北京除了堵车还是堵车，救护车慢得让人不知所措。车上的他情况越来越糟，我和希米轮流和他说话，他已经基本上没有反应了。到医院后的一系列检查结果让我和希米彻底地绝望了。他多少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这次真的不行了吗？
朋友们陆续赶来，立哲大哥在越洋电话里询问着情况，友谊医院的柏大夫和宣武医院的凌大夫都赶过来先后做了检查，结论依然是最残酷的。我联系了儿子和他爸，让他们马上过来。在医院的大厅里，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心里隐隐觉得，这回上帝真不肯帮我们了。
2010年最后的深夜，救护车在寒风中呼啸着开路，家里的车、朋友们的车闪着灯、鸣着笛一路跟随，朝阳医院、宣武医院、武警医院，这仪式不是告别，是送行。去往天堂的路不再拥堵，上路时有亲人朋友们相送，他不会寂寞，到了那里有爸爸妈妈迎接，他也不会孤单。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分别，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死了到底是什么？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现在会常常想起他的这些话，会在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诉他：我去给父母扫墓了，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地坛了，参加完小水的毕业典礼，我告诉他：毕业了，开学就要读研了……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在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我们用我们特有的方式交流着，许多话不用说，但都能懂。天上，人间，相距并不遥远。
记得那时候只要我在家，帮他上下轮椅肯定是我的事，他说我是弄得最好的。妈妈经常看着我俩说：“你以后就当哥哥的腿吧。”是的，那时只要他一声喊，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帮他。十来岁的我没有好好想过将来，只求别再出什么事。
可是老天爷并没有饶过我们。后来，我才慢慢体会了妈妈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作为母亲，她要时时担忧儿子的将来，担忧他的生活和幸福。
妈妈是请事假回来的，单位早就停发了她的工资，而且还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又确实离不开她，她当时的心里承受的是怎样的煎熬啊！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一九七七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突然开始大口地吐血，又是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到了医院。
她是由于肝硬化引起了大出血，住在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让我别害怕，照顾好哥哥，还说她做个手术就好了。手术做完了，她一直昏迷，我和爸爸轮流值班，爸爸值夜班，我值白班。哥哥的好几个同学也过来帮忙，有的找大夫，有的找药。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可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
不到14岁的我，守在妈妈身边，看着她艰难地呼吸着，我感到那么的无助。当她在昏迷中痛苦地呻吟、大声地叫喊的时候，我吓得浑身发抖，躲到隔壁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让流水的声音来压过妈妈痛苦的叫声。终于妈妈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扔下我们走了。哥哥的好朋友燕琨大哥背着哥哥去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我居然没有哭，我不知道怎么办，哭不出来，整个人都傻了。隐约觉得这个家这回真是天塌了。送走妈妈之后好久，我不知道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只是机械地做着该做的事。如果能够就这样慢慢忘记痛苦该多好！可是我没料到痛苦会慢慢地又是这么强烈地向我们三人压过来，让我们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们三人当时的境况，我们表面上还像往常一样，每人依旧忙着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厂去干活，业余时间仍然写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来料理家务。我上中学，学校离家很近，中午放学回家，邻居朱大姐一家已经帮哥哥进了门，我要么热一热爸爸早晨做好的饭，要么就和哥哥一起鼓捣点吃的，然后再去学校。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看似平静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里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对妈妈越来越强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心撕扯得支离破碎。
哥哥那么年轻就残废了双腿，未来是一片迷茫，偏偏他又从小就优秀就要强，妈妈在的时候常说：你哪里哪里不如哥哥，哥哥哪里哪里比你强。是啊，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真正体会到妈妈面对这样一个残疾的儿子，心里的痛苦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就像哥哥在文章里说的，上帝看妈妈实在熬不住了，就招她回去了。妈妈在天堂一定是个幸福的妈妈。
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都吃得香极了
妈妈走后不久，我们搬离了以前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26号的两间平房。在这里，哥哥的作品开始发表了。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好多人，有他的同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上了大学，还有文学圈里的作家、编辑，他们经常把他的小屋挤得满满的。他们谈文学、谈时事、谈大学里的所见所闻，也谈对将来的想象。每到这时，我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心里满是好奇和羡慕。如果他们待得太晚了，我就去给他们煮上一大锅面条。这段时间，家里总会有好多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我拼命地看，爱看极了，心里对文学充满了敬畏。也是在这段时间，哥哥的同学孙立哲因为受到“四人帮”的牵连，也因为身体突发急病，使他身心备受打击，不愿意自己在家，索性搬到我们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样。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放学回家，爸爸一般还没回来，立哲哥哥已经在做饭了，我赶紧帮忙，他特会支使我，我忙来忙去地跟着他转，最后饭还是算他做的。不过他也挺有本事，有时候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条鱼，过几天又弄来一只鸭，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都吃得香极了。也有的时候，他们俩都情绪不高，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后来我越发理解了他们当时的无奈。周围的同龄人都上大学了、工作了，可他俩还身患疾病，前途渺茫，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但是尽管这样，他们都没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哥哥一直写着他想写的，立哲哥哥一边在火炉上熬着药，一边趴在床上看厚厚的医书，准备着他的研究生考试。
就在大家都在各自努力着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情况有点不对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心里发慌。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始终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也曾经是我和家人的骄傲。可我发现我当时在课堂上看着老师讲课，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无论怎么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听课，精神也是游离的。更严重的是我原来记得烂熟的单词、公式竟然想不起来了，面对成绩的下滑和老师的指责，我全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敢和家里人说，只得承认是我太笨了，能力不够。我常常欲哭无泪，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心里的悲伤和恐惧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紧紧地缠绕着。有时候放学回家，看到院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会一下两腿发软，勉强走到家，知道不是我们家又出事了，才慢慢放下心来。
有时候回到家，发现他们都不在，我又会忽然泪流满面，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有时候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有时候又会哭得死去活来，把自己哭累。从那时起，我开始想到死，觉得死一定是幸福的。一个人在家，常常望着四面的墙发呆，如果就这么死了，一切痛苦就都没了，可还是没有勇气。
我不能也不愿和爸爸、哥哥说这些，因为我知道，妈妈走后，他们心里的痛一定比我多，他们的难处也一定比我多。当时我们三人就是这么过着日子，谁都不提起痛苦的话题，每个人都把痛苦藏在心里，默默地忍受着。那时候我们的交流都是有选择的，都在躲避着什么。我知道他们两人都在为我发愁，虽然对我感到失望，但又不好埋怨我。我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着日子，不知道哪天是头。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我最好的几年青春时光竟然是这么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做的一个梦就是，我要考试了，马上要考大学了，可我还有好多功课不会呢，怎么办？直到把自己急醒。这个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一直这么做着，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永恒的梦。 哥哥后来成为那么多人喜爱的作家，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知道他不会忘了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日子。
去往天堂的路不再拥堵，上路时有亲人朋友们相送，他不会寂寞
2010年12月30日的下午到31日凌晨发生的所有事情，总会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每当那一幕出现时，我都会尽量用别的事情把它岔开，因为不敢去想，也不忍去想，但我知道它将会是我永远的记忆。
30日下午，因为阿姨不在，我要去医院接哥哥回家。准备出发的时候，收到了他的短信，让我买几个包子过去，他透析时吃。那天出奇的冷，风一下就能把人吹透，直吹到骨头里。透析室里，他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时间还早，我拿出包子，他不想吃，没有一点胃口。我们就聊天，他让我坐在他床边。我们瞎聊，聊我，聊我儿子小水，聊家里的琐事。他觉得有点头疼，我说今天特冷，是不是又感冒了。就给他捏捏头，揉揉肩，我们继续聊。想想有好久我们兄妹俩没有这么踏实地聊天了。
离规定的透析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他有点受不了了，只好提前结束回家。一路上我和司机搭话，他不吭声。我心里打鼓，知道他肯定又是哪里不对了，是感冒还是什么，恐怕又要难受几天。刚到家就发现情况不好。那时候，希米还没回来。我问哥哥，是不是应该去医院。他当时还非常清醒，让我叫了120，还嘱咐我如果他过一会儿神志不清了，我应该怎么和大夫说。正说着，希米回来了，随后，120的救护车也到了。
傍晚的北京除了堵车还是堵车，救护车慢得让人不知所措。车上的他情况越来越糟，我和希米轮流和他说话，他已经基本上没有反应了。到医院后的一系列检查结果让我和希米彻底地绝望了。他多少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这次真的不行了吗？
朋友们陆续赶来，立哲大哥在越洋电话里询问着情况，友谊医院的柏大夫和宣武医院的凌大夫都赶过来先后做了检查，结论依然是最残酷的。我联系了儿子和他爸，让他们马上过来。在医院的大厅里，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心里隐隐觉得，这回上帝真不肯帮我们了。
2010年最后的深夜，救护车在寒风中呼啸着开路，家里的车、朋友们的车闪着灯、鸣着笛一路跟随，朝阳医院、宣武医院、武警医院，这仪式不是告别，是送行。去往天堂的路不再拥堵，上路时有亲人朋友们相送，他不会寂寞，到了那里有爸爸妈妈迎接，他也不会孤单。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分别，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死了到底是什么？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现在会常常想起他的这些话，会在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诉他：我去给父母扫墓了，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地坛了，参加完小水的毕业典礼，我告诉他：毕业了，开学就要读研了……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在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我们用我们特有的方式交流着，许多话不用说，但都能懂。天上，人间，相距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