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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最初的学科理论介绍到以概念阐释和问题研究为主要内容，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对推动传播学科的发展，启发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路径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译著的质量也影响着读者对原著思想观点的准确把握，应该引起编译出版方以及读者的共同关注。
[关键词]译著出版传播学历史现状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6—0055—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西方传播学译著不仅在数量上逐步形成规模，而且在内容上呈现出多视角、跨学科的特点。黄旦、丁未回顾1984年到2002年中国大陆出版的西方传播学译著后指出，中国传播学译著大致就是按照对一个学科模样的构想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其主要路线是：传播学概论一大众传播学一人际传播一组织传播一传播与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也经历了从“了解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到建立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进而对典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新世纪的头十年迎来了传播学译著翻译出版的又一次高潮，一系列译丛相继出版，从而带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重大转型：从教材转向专著，从学科转向领域，从一般的知识性介绍转向问题研究。与此同时，传播学也在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中获得蓬勃发展。近年来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在延续这一总体趋势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为对传播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深入探究和对传播学研究的新理论、新视野的偏重。译著的选择和翻译的目的折射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新趋向：一方面通过对基本传播概念的准确把握和使用，寻找传播学传统理论研究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通过介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的视域下为我国传播学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和思考。
1、历史追寻
1980年代初，传播学正式开始其“西学东渐”之旅，西方传播学著作正是从这个时候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赛福林和坦卡德合著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以及德弗勒等著的《大众传播通论》等。从这些书名和内容编排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译著以系统全面的知识性介绍为主，目的在于通过对基础理论的译介，为中国读者呈现西方传播学的学科轮廓，从而推动中国传播学科的建设。
新旧世纪之交，四套比较有影响的译丛相继出版，从而打开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推出《传播与文化译丛》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译丛》等相继面世。译著的内容开始从对经验学派的青睐而向批判学派延伸，从对“传播”的专注向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拓展。这些译作使美国的传播学译著一统天下的局面得到改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与传播译丛》的十二本译著中，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作品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同样是以媒介和文化的关系为特色。因为“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见《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此外，这套译丛还凸显出传播学研究的新热点——传播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国人视野，并引起不小的震撼。此外，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译丛》也将信息时代各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和变化，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作为推介重点。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不但向组织传播、国际传播、媒介伦理学、新媒介等方向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领域，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选择了介绍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专著，为我国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2003年以后，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高涨，同时出现了新的特点，传播学研究的经典专著取代教材成为出版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即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从内容上看，这套译丛不仅选择了美国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西伯特与施拉姆等合著的《传媒的四种理论》、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等，还出版了多伦多传播学派的代表作，如哈罗德·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以及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既有美国伦理和新闻学案例研究的早期经典著作，如弗林特的《报纸的良知》，又有左翼学者撰写的传播学术史，如阿芒·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等。这些译著带来了传播学研究中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野，意在为我们的学术界、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以当代传播学经典著作为主，突出体现大众传播作为一个综合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译丛主编黄旦在总序中特别强调，大众传播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因此，译丛应该包括不同学科、不同取向的有影响的著作(如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经分析、历史研究等取向的研究)。此外，作为社会与行为科学以及人文学知识整体的一部分，大众传播是对人类社会的象征再现，因此，译丛应具有与其他学科对话的特点，应包括来自其他学科、但其理论影响更重在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见该译丛《总序》)。这套译丛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译著出版，为中国的传播学热点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背景、研究方法和创新思路。
2、现状分析
西方传播学译著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拓展相辅相成、互相推动。中国传播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注是选择译著书目的重要依据。译著的价值则在于提供一份“参考”或一些“亮点”，令我们窥视中国现状中的某一点或某一面。近年来传播学译著体现了两方面的特征：其一，注重对传播概念的分析解读：其二，加强批判思维，深化问题研究。
2.1厘清基本概念——传播学研究的现实要求
施拉姆曾指出：“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在关于人(类)的研究中，它是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之一，许多人经过，但很少有人逗留。学者们来自自己的学科，带来各种工具和真知灼见，然后再回到自己学科中更为关心的问题上去，就像拉斯维尔一样。”这段话不仅指出传播学研究的跨学科特色，也提醒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献缺乏完整的了解。除了主观上缺乏探究、辨析概念的兴趣和热情外，资料匮乏、语言制约以及翻译的疏漏等原因也造成传播学研究中对概念一知半解、误用滥用。2003年，作为“西方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首批书目之一，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约翰·费斯克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该书译者李 彬先生称其为新闻传播学科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一部系统的、完备的、基础的理论研究著作。它以辞典的形式将这个学科所有重要概念及范畴加以条分缕析的罗列，包含基本含义、历史由来、主要焦点以及相关书目等，这无论对初学者还是对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如果说这部译著的出版初步显示了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学关键概念的关注，那么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的《传播概念译丛》将Information、Public Opinion、Agenda-Setting、Pomography等概念逐一以专著的形式进行评述，则反映出当今传播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和现实要求。作为该套译丛主编的黄旦先生强调，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的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见该译丛《中文版总序》)。因此，这套书所要完成的任务正在于厘清某一概念的来源、语境、阐释以及演变，从具体的不同运用来说明其意义之差异。改变概念使用混乱，未经考量的“拿来主义”风行的现象，使研究者对这些概念更为敏感，从而能借此更好地理解现存研究，并展开自己的研究。《传播概念：Agenda-Setting)>在介绍议程设置的实质、特点和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基础之上，分析了议程设置研究由宏观向微观、从相对简单的定量研究向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将研究者的视野从检验一个假设提高到对社会影响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文森特·普赖斯对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这一概念进行历史考察，分析“公共”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和“舆论”作为个人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信息(information)的概念化阐释也在这套译丛中得到梳理。总体来说，出版这套译丛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帮助读者厘清概念，更为重要的是鼓励传播学研究者对所有研究概念所隐含的假设都再做一番考量。
2.2深化问题研究——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学术研究的核心在于能经过批判地思考，独立地提出问题。近年来，中国出版的西方传播学译著逐步摆脱了学科建构的模式，注重从新的视角，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传播学的传统问题。同时通过敏锐的观察和批判地思考，针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和体制，提出新问题和新方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向中国读者充分展示了欧洲学者的创新视野和批判意识，体现了近期传播学译著出版的新方向和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大陆早期出版的传播学批判学派著作当属《权利的媒介》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们带来了传播学研究中的另一种价值取向和理论视野。虽然近几年读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批判学派的译著，但这些译介成果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对于欧洲大陆的相关学术思想则不甚了解。因此，《欧洲新闻与传播学译丛》的出版无疑带来一片新的传媒理论的天空。认识欧洲传媒的运行模式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复杂的欧洲社会，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的新闻媒体并不能完全摆脱各种权力机构和商业利益的影响和擎制。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在商业与技术浪潮的冲击下逐渐瓦解，出现了私人媒介与公共媒介的双元系统。针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欧洲传播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思考。《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以批判的视角，指出传播效果传统理论的局限。《传媒是什么：新实践·新特质·新影响》辨析了“传媒影响力”与“传媒权力”两个概念，提醒研究者在考量传媒权力时必须强调语境与接收情况的多样性，必须考虑到诸多对现象的“重置语境化”和使现象“复杂化”的技术、经济、文化因素。《传统影响力：操控、说服机制研究》是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探索。作者摒弃了“发送者——接受者”的旧模式，重视影响力发生的情境，提出了解释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新方法，在为老课题带来新答案的同时，为这一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传媒殖民政治》分析了大众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方式，以及它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之间的交互影响，提出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长远来看，媒体民主是否会沦为事件管理和表现效果之表层逻辑的独裁者?或者，是否有可能发展出对于政治交流更可靠的认识?总之，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立足于传播学中的新问题、新理论、新概念，考虑问题所处的不同语境，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媒介问题。
3、翻译问题与对策
历史和现状表明，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对传播学的发展和传播理论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反之，对于译著而言，翻译的过程也是概念、理论和学术观点传播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译著的质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译者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对某些句式和关联词的处理，会直接影响读者对相关概念和观点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另一方面，译者对原著的文化内涵和背景知识的了解也会直接影响翻译的质量，进而影响读者对原著的理解，甚至产生误读。例如某些译著中将“field study”直译为“田野调查”或“野外考察”，而英文中的这一概念应为“实地考察”“实地研究”。
在信、达、雅的统一标准之下，学术专著的翻译较普通书籍的翻译更加注重问题意识的思考和概念的分析，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受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翻译过程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对于传播学著作的翻译而言，编译者不仅应该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和翻译技巧，同时要对传播学的理论知识、相关概念及其产生的背景、发展和具体语境进行深入详细的探究。本文作者曾经对《传播概念·PublicOpinion》一书进行英汉对照分析，发现译者对相关术语的理解直接体现在译文之中，同时影响了读者对“Public Opinion”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发展的认识。例如对于opinion这个词的翻译，原著第四章引入这个概念时，将opinion译为“意见”，然而在此后的论述中，无论它以单数形式，还是以复数形式出现，抑或与public同时出现，译文中几乎都将它们统一译为“舆论”或“公共舆论”。事实上，学术界对public opinion这一术语的翻译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舆论说”、“民意说”和“公共／公众意见说”三种主流意见。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哪一种译法更为贴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译法都是针对public opinion这个复合词而言，opinion单独使用时，其含义与“舆论”是有差别的。
针对译著出版中出现的翻译问题，译者、编辑和读者拥有共同的责任。译者作为“把关人”，应充分考虑原作与译作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考虑关键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准确含义，同时要注重读者的思维习惯和认知基础，从而使原作信息获得准确的传播：尽量力求忠实地传达原作者的学术见解，从而使读者获得正确的参考和启发。这也是以黄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传播学者组织编译出版西方传播学译丛的初衷。编辑是译著质量的鉴定者和保证者，在译著的策划和加工处理过程中，不仅要从编辑专业的角度，还要从传播学专业的角度保证译著的学术质量。此外，从读者的角度来说，面对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西方传播学译著，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阅读、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译著。能够阅读原著，或将译文与原文对照阅读，自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在原著缺失的情况下，更应该认真思考作者提出的观点和概念得以产生的逻辑和语境，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盲目否定。
当然，追寻译著出版的历史和分析现状的最终目的在于立足中国问题，建构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话语。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见《欧洲新闻与传播学译丛-译丛代序》。这正是传播学译著编译者们共同的希望。
[关键词]译著出版传播学历史现状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6—0055—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西方传播学译著不仅在数量上逐步形成规模，而且在内容上呈现出多视角、跨学科的特点。黄旦、丁未回顾1984年到2002年中国大陆出版的西方传播学译著后指出，中国传播学译著大致就是按照对一个学科模样的构想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其主要路线是：传播学概论一大众传播学一人际传播一组织传播一传播与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也经历了从“了解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到建立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进而对典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新世纪的头十年迎来了传播学译著翻译出版的又一次高潮，一系列译丛相继出版，从而带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重大转型：从教材转向专著，从学科转向领域，从一般的知识性介绍转向问题研究。与此同时，传播学也在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中获得蓬勃发展。近年来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在延续这一总体趋势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为对传播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深入探究和对传播学研究的新理论、新视野的偏重。译著的选择和翻译的目的折射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新趋向：一方面通过对基本传播概念的准确把握和使用，寻找传播学传统理论研究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通过介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的视域下为我国传播学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和思考。
1、历史追寻
1980年代初，传播学正式开始其“西学东渐”之旅，西方传播学著作正是从这个时候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赛福林和坦卡德合著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以及德弗勒等著的《大众传播通论》等。从这些书名和内容编排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译著以系统全面的知识性介绍为主，目的在于通过对基础理论的译介，为中国读者呈现西方传播学的学科轮廓，从而推动中国传播学科的建设。
新旧世纪之交，四套比较有影响的译丛相继出版，从而打开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推出《传播与文化译丛》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译丛》等相继面世。译著的内容开始从对经验学派的青睐而向批判学派延伸，从对“传播”的专注向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拓展。这些译作使美国的传播学译著一统天下的局面得到改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与传播译丛》的十二本译著中，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作品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同样是以媒介和文化的关系为特色。因为“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见《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此外，这套译丛还凸显出传播学研究的新热点——传播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国人视野，并引起不小的震撼。此外，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译丛》也将信息时代各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和变化，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作为推介重点。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不但向组织传播、国际传播、媒介伦理学、新媒介等方向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领域，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选择了介绍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专著，为我国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2003年以后，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高涨，同时出现了新的特点，传播学研究的经典专著取代教材成为出版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即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从内容上看，这套译丛不仅选择了美国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西伯特与施拉姆等合著的《传媒的四种理论》、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等，还出版了多伦多传播学派的代表作，如哈罗德·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以及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既有美国伦理和新闻学案例研究的早期经典著作，如弗林特的《报纸的良知》，又有左翼学者撰写的传播学术史，如阿芒·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等。这些译著带来了传播学研究中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野，意在为我们的学术界、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以当代传播学经典著作为主，突出体现大众传播作为一个综合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译丛主编黄旦在总序中特别强调，大众传播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因此，译丛应该包括不同学科、不同取向的有影响的著作(如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经分析、历史研究等取向的研究)。此外，作为社会与行为科学以及人文学知识整体的一部分，大众传播是对人类社会的象征再现，因此，译丛应具有与其他学科对话的特点，应包括来自其他学科、但其理论影响更重在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见该译丛《总序》)。这套译丛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译著出版，为中国的传播学热点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背景、研究方法和创新思路。
2、现状分析
西方传播学译著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拓展相辅相成、互相推动。中国传播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注是选择译著书目的重要依据。译著的价值则在于提供一份“参考”或一些“亮点”，令我们窥视中国现状中的某一点或某一面。近年来传播学译著体现了两方面的特征：其一，注重对传播概念的分析解读：其二，加强批判思维，深化问题研究。
2.1厘清基本概念——传播学研究的现实要求
施拉姆曾指出：“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在关于人(类)的研究中，它是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之一，许多人经过，但很少有人逗留。学者们来自自己的学科，带来各种工具和真知灼见，然后再回到自己学科中更为关心的问题上去，就像拉斯维尔一样。”这段话不仅指出传播学研究的跨学科特色，也提醒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献缺乏完整的了解。除了主观上缺乏探究、辨析概念的兴趣和热情外，资料匮乏、语言制约以及翻译的疏漏等原因也造成传播学研究中对概念一知半解、误用滥用。2003年，作为“西方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首批书目之一，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约翰·费斯克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该书译者李 彬先生称其为新闻传播学科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一部系统的、完备的、基础的理论研究著作。它以辞典的形式将这个学科所有重要概念及范畴加以条分缕析的罗列，包含基本含义、历史由来、主要焦点以及相关书目等，这无论对初学者还是对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如果说这部译著的出版初步显示了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学关键概念的关注，那么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的《传播概念译丛》将Information、Public Opinion、Agenda-Setting、Pomography等概念逐一以专著的形式进行评述，则反映出当今传播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和现实要求。作为该套译丛主编的黄旦先生强调，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的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见该译丛《中文版总序》)。因此，这套书所要完成的任务正在于厘清某一概念的来源、语境、阐释以及演变，从具体的不同运用来说明其意义之差异。改变概念使用混乱，未经考量的“拿来主义”风行的现象，使研究者对这些概念更为敏感，从而能借此更好地理解现存研究，并展开自己的研究。《传播概念：Agenda-Setting)>在介绍议程设置的实质、特点和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基础之上，分析了议程设置研究由宏观向微观、从相对简单的定量研究向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将研究者的视野从检验一个假设提高到对社会影响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文森特·普赖斯对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这一概念进行历史考察，分析“公共”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和“舆论”作为个人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信息(information)的概念化阐释也在这套译丛中得到梳理。总体来说，出版这套译丛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帮助读者厘清概念，更为重要的是鼓励传播学研究者对所有研究概念所隐含的假设都再做一番考量。
2.2深化问题研究——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学术研究的核心在于能经过批判地思考，独立地提出问题。近年来，中国出版的西方传播学译著逐步摆脱了学科建构的模式，注重从新的视角，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传播学的传统问题。同时通过敏锐的观察和批判地思考，针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和体制，提出新问题和新方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向中国读者充分展示了欧洲学者的创新视野和批判意识，体现了近期传播学译著出版的新方向和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大陆早期出版的传播学批判学派著作当属《权利的媒介》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们带来了传播学研究中的另一种价值取向和理论视野。虽然近几年读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批判学派的译著，但这些译介成果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对于欧洲大陆的相关学术思想则不甚了解。因此，《欧洲新闻与传播学译丛》的出版无疑带来一片新的传媒理论的天空。认识欧洲传媒的运行模式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复杂的欧洲社会，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的新闻媒体并不能完全摆脱各种权力机构和商业利益的影响和擎制。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在商业与技术浪潮的冲击下逐渐瓦解，出现了私人媒介与公共媒介的双元系统。针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欧洲传播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思考。《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以批判的视角，指出传播效果传统理论的局限。《传媒是什么：新实践·新特质·新影响》辨析了“传媒影响力”与“传媒权力”两个概念，提醒研究者在考量传媒权力时必须强调语境与接收情况的多样性，必须考虑到诸多对现象的“重置语境化”和使现象“复杂化”的技术、经济、文化因素。《传统影响力：操控、说服机制研究》是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探索。作者摒弃了“发送者——接受者”的旧模式，重视影响力发生的情境，提出了解释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新方法，在为老课题带来新答案的同时，为这一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传媒殖民政治》分析了大众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方式，以及它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之间的交互影响，提出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长远来看，媒体民主是否会沦为事件管理和表现效果之表层逻辑的独裁者?或者，是否有可能发展出对于政治交流更可靠的认识?总之，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立足于传播学中的新问题、新理论、新概念，考虑问题所处的不同语境，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媒介问题。
3、翻译问题与对策
历史和现状表明，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对传播学的发展和传播理论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反之，对于译著而言，翻译的过程也是概念、理论和学术观点传播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译著的质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译者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对某些句式和关联词的处理，会直接影响读者对相关概念和观点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另一方面，译者对原著的文化内涵和背景知识的了解也会直接影响翻译的质量，进而影响读者对原著的理解，甚至产生误读。例如某些译著中将“field study”直译为“田野调查”或“野外考察”，而英文中的这一概念应为“实地考察”“实地研究”。
在信、达、雅的统一标准之下，学术专著的翻译较普通书籍的翻译更加注重问题意识的思考和概念的分析，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受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翻译过程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对于传播学著作的翻译而言，编译者不仅应该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和翻译技巧，同时要对传播学的理论知识、相关概念及其产生的背景、发展和具体语境进行深入详细的探究。本文作者曾经对《传播概念·PublicOpinion》一书进行英汉对照分析，发现译者对相关术语的理解直接体现在译文之中，同时影响了读者对“Public Opinion”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发展的认识。例如对于opinion这个词的翻译，原著第四章引入这个概念时，将opinion译为“意见”，然而在此后的论述中，无论它以单数形式，还是以复数形式出现，抑或与public同时出现，译文中几乎都将它们统一译为“舆论”或“公共舆论”。事实上，学术界对public opinion这一术语的翻译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舆论说”、“民意说”和“公共／公众意见说”三种主流意见。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哪一种译法更为贴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译法都是针对public opinion这个复合词而言，opinion单独使用时，其含义与“舆论”是有差别的。
针对译著出版中出现的翻译问题，译者、编辑和读者拥有共同的责任。译者作为“把关人”，应充分考虑原作与译作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考虑关键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准确含义，同时要注重读者的思维习惯和认知基础，从而使原作信息获得准确的传播：尽量力求忠实地传达原作者的学术见解，从而使读者获得正确的参考和启发。这也是以黄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传播学者组织编译出版西方传播学译丛的初衷。编辑是译著质量的鉴定者和保证者，在译著的策划和加工处理过程中，不仅要从编辑专业的角度，还要从传播学专业的角度保证译著的学术质量。此外，从读者的角度来说，面对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西方传播学译著，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阅读、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译著。能够阅读原著，或将译文与原文对照阅读，自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在原著缺失的情况下，更应该认真思考作者提出的观点和概念得以产生的逻辑和语境，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盲目否定。
当然，追寻译著出版的历史和分析现状的最终目的在于立足中国问题，建构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话语。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见《欧洲新闻与传播学译丛-译丛代序》。这正是传播学译著编译者们共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