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怕出名猪怕壮”，迭句老话真是一点勿错。自从上次替一位上影厂前辈修改他的“全面补充交代”之后，这个名声就在干校审查对象中偷偷传开了。不怪这位前辈不够保密，本身“修改”一事就是另外两位同难替他出的“急办法”，一开始就保不住密的。
　　一天午饭后，大家都在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干校里静极了，听得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我从厨房里回来，正躺在床上，小房间里进来一位老工人，这位老工人脾气暴躁，相貌也不大和善，说一口硬呛呛的苏北话，而且有些江湖不良习气。比如，同你一起用双手抬重东西时，他会趁你集中心思出力气的时候突然一撒手，虽然他一撒手之后又极敏捷地抓住了，但你这一头就突然吃到了分量，真要有一点力气才稳得住，而且稳住了以后，你心中的惊嚇自然是骤然而生，这就叫“拨侬吃吃苦头”，是江湖上欺生的一种常用手段。这位老工人仗着自己有一膀力气，这样戏弄别人，他颇有点得意。记得有次他同我抬张木头写字台，他双手一拍写字台的一端，两个巴掌左右夹紧了台子的两边，就这样抬起了写字台，这是明摆着向我示威。我见他这样子，也就照样双手两个巴掌夹紧写字台左右两边，抬起来两人一前一后走着。我是倒着走的，当我回头看一看路的时候，这位老江湖就瞬间撒了手！写字台的他这一端就重重地顿在了地上。好在我自幼混迹南昌路钱家塘，多少也算是个淮海路襄阳公园的练家子，两个巴掌仍然夹紧了写字台的左右两边没有松开，随即嘴里还了他一句：“师傅，可玩不得！”他听到这句纯正的苏北劳动人民的家乡话，反倒有点吃惊起来。总之，这样的人，还是躲着点的好，他在电影厂的确没有什么朋友。还有，要命的是他在文革开始时造反非常积极，当时小造反们称这些造反的老工人是“造反派的老精华”，这句话大大地滋长了这位老工人的戾气，自然得罪了不少人。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的历史问题就使得他被彻底孤立，丢在一边，看上去很可怜，可同情他的人几乎没有。
　　他进房之后，我从床上起身站着，用苏北话对他说：“什呢风把你老人家吹家来，坐，坐下子。”他低着头不坐，低声说：“求你件事。”我又用苏北话回道：“什呢话？没得一个求字，能办的事吾一定出力，老同事了嘛。”
　　这位老工人也是来要我帮他写“全面补充交代”的。他说来这块之前对工军宣队讲的，“自家识字不多，要请小杨代写下子。”领导上同意了，这才来找我帮的忙。
　　他年轻的时候，在南京替一个大汉奸拉私家黄包车，他说大汉奸家在“鸡鹅巷”，“南京城里头就算勒块（那儿）的房子好呢。”我说我知道，国民党军统南京办事处就在鸡鹅巷，戴笠常去办公，《文史资料》上讲到过的。我问他：“你在他家拉黄包车是出苦力受剥削做佣人，有什呢好交代的呢？”他低声说了句：“我是他的保镖。”
　　现在是我陷入了沉思，这份“补充交代”有点不好写，做过大汉奸的保镖可不是一般问题，想了想我问他：“你当保镖有没有手枪、盒子炮之类的？”他立即回答说：“沒得，我从来没有拿过枪。”我奇怪地问他：“你没枪靠什呢来保护主人呢？”他说：“我有功夫。”我这才想到他有一膀子力气的来由了，就问他：“什呢功夫？”老工人回答说：“童子功。”
　　我知道，江湖上的“童子功”其实有两套，有的人只练一套，有的人两套功夫皆有之。第一套是浑身关节筋络十分柔软，人体可以舒展折叠自如，像没有骨头一样，这是走江湖卖解（杂技卖艺）的路数。另一套是武术的路数，男人可以将自己的外生殖器收缩入腹，在搏击时保护自己最软弱的部位不受人制。这是一种常人不具有的保护性措施，称作缩阳术，是出于自卫的考虑，跟“能不能打”实在没有太直接的联系。不过由于不常见到这种本事，又因为对人体生理上的愚昧认识，因而大家都误认为身怀童子功绝技的人必定是武林高手，其实是不一定的。当然练童子功的人大多习武，还学过其他技击武术，否则这个重要地方不被人打到而头顶上挨一板砖，恐怕也够呛，那就不要出来在江湖上行走了。除非是像“三言二拍”这套书里讲的一个故事，有个男的会缩阳术，装成一个尼姑专门勾引良家妇女，那是旁门左道的功夫，为武林所不齿了。
　　我也知道，在枪炮已经十分发达的年代，没有人会迷信什么保镖的童子功特异功能，到底义和团已经被彻底认清楚他们的神力何在。我就问他：“这个大汉奸还有没有其他保镖？”他肯定地回答说：“有哪，四个，一人一根盒子炮，一部脚踏车。”我说：“这就对了，你不是专职的保镖，是拉黄包车的。是不是这么回事？”老工人说：“不过当初介绍人讲好是去当保镖的。”我说：“人家先要找个保镖，认为你不合适就让你拉黄包车。也讲过你有童子功可以保护主人家。拉黄包车是你的职业，讲童子功是要你在关键时刻替主人挡枪子儿罢了，四根盒子炮都打不过人家，你的童子功也顶不住啊。”
　　我很清楚，这位老工人脑子里在“转大头瘟经”，别不过来，他至今还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子功十分了得，当保镖是体面活，拉黄包车是掉了价，他始终不大愿意承认人家就是雇他拉车的，至于保镖最多只是一句随口说说的话。（扬州人见到喇嘛念经时手里总是在转一个小的“转经筒”，不知怎么后来形成了一句“转你的大头瘟经”，来骂人的脑子进水了。）
　　送佛上西天，救人要救彻。我只好明说了：“老兄弟啊，吾规规矩矩搭你讲：现在到了文革后期，你是个拉黄包车的，问题老早解决了。你自家讲是当保镖的，这个问题就大了，这是你自家讲出来的，专案组又不好随便否定掉，弄不好有得拖了。”他无言地看着我，我又讲：“吾再讲一遍，你可记住了，你最初想去当保镖，人家嫌你没本事，就叫你拉黄包车。你呢，就是在他家拉车。也是有人讲过你童子功这么了得，有什呢事要保护主人家，其实他有四个挎盒子炮的保镖，你呢，从来没得做过保镖。记住了！写我是这样来写，说呢，要从你自家嘴巴里说出来，不要对人家讲，是我小杨教你这么说的。可知道？”
　　他毕恭毕敬地说：“唔哪（念nou 音），吾咋家（怎么）会这样说呢？你是存心帮吾的忙，放心，吾记住了，牢牢记住，难为你了。”唉，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一个不识字、拉黄包车的，又能有多少政治上的常识呢？ 　　我忽然好奇心上来，就问他童子功是怎么练成的？他说很小的时候，寒冬腊月，他的祖父清早把他从暖和的被窝里一把拎出来，强按他在天井里的一块大青石板上，无论他怎么哭喊都不松手，直到青石板被体温捂热，孩子不叫唤了，才把他带到街上去喝茶吃早点……我明白男人突然一受寒冷外生殖器就会自然收缩上提，自幼被迫练习多年，这个收缩能力就得到加强，直到能够全部缩进小腹中才算练就了童子功。时至今日，还有没有人这样苦练我不知道。我是相信德国铁血丞相俾斯麦的名言，“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有人想这样锻炼自己的孩子我也不反对，不过当心要承担虐待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再说，现在要找这么一大块平坦的青石板也大不易啊！
　　在干校的这段日子里，我還帮另外一位老工人写过“全面补充交代”。那是一位老驾驶员，他对我讲：“东洋人进上海格辰光，搭一个日本人合伙做过生意。”现在专案组盯牢伊问“哪能介（怎样）搭日本人搭上关系做生意？”“日本人侵略中国，侬搭日本人合伙做生意就是汉奸！卖国贼！”伊搭我讲：“辰光介长，哪能记得清爽？几趟都想去跳黄浦。想想哪能阿拉三兄弟格命介苦，侪要死得格能惨法。”我连忙安慰他，要他打起精神慢慢从头讲起，我一定帮忙帮到底。
　　当年他们三个人一道出来学生意，师兄、伊搭师弟三介头，因为同门兄弟，比亲兄弟还要好，真个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赛过《三国志》里格刘、关、张。三家头拼拼凑凑买了部旧卡车，专门帮人家送货色，赚点铜钱过日脚。老爷汽车一径要修，汽油、轮胎贵得飞上天，捐只照会（牌照）老价钿，路啷厢到处要拨“买路钿”，黑白两道侪要孝敬，加上迭格捐伊格捐（税收），日脚交关难过。好在三兄弟年纪轻，师兄专门接生意，师弟专门修车子，三家头装卸工也勿请，上跳板自家来，就格能养家活口过日脚。
　　客户当中有个日本人，上海闲话讲得一点也听勿出是东洋人。迭格日本人讲，“倷出卡车出人，我兜生意来跑单帮（长途贩运赚差价），大家相帮赚点铜钿分分。”生意就是格能做起来格。事实上三兄弟只管运输，有时候知道运的是什么货物，比如到山东烟台去拉苹果；有辰光运什么货真是勿清爽，一箱子一箱子装点啥，一大捆一大捆啥物事，问也勿问。迭格日本人从来勿穿军装，但是有本事弄得到军部的“通行证”，所以生意还好做做。至于分钞票格事体，东洋人讲多少是多少，三兄弟也搭伊無啥好争多争少。后来迭格日本人拨宪兵队捉得去，讲伊走私军用物资。日本人格老婆也会得讲上海闲话，对伊拉三兄弟讲：“阿拉先生是东洋人，顶多罚脱点钞票叫伊上前线打仗。倷三家头是中国人，拨宪兵队捉得去勿得了，快点逃！”
　　三兄弟就这样逃出上海滩，抗战胜利再回来，迭格日本人自此再也無没碰着过。
　　我对他分析说，这种日本人叫浪人，老底子大多住勒虹口，是个不务正业的混混。他同你们做生意，讲讲是合伙，实际上你们只是分包运输，这家公司的经营你们一点都不清楚，分钱也没有固定的比例。这个不叫合伙，你们对公司既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这“合伙”两个字是上海话的口头语，如果真的是一淘做生意的“合伙人”，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队会放过你们吗？中国人参与走私军用物资，倷三家头老早拨宪兵队格狼狗扯（撕）碎脱。我特意叮嘱他：“侬格交代里一定要讲清爽迭点，千万勿好讲‘合伙做生意’，事实上也勿是合伙，嘴巴里讲讲格。覅拿勿是自家的责任套勒自家头啷厢！要实事求是。”
　　这位又担心地问了：“哪能搭迭格日本人搭上关系做生意，格点我实在想勿起来了……”
　　我不得不陷入了长考，忽然心里一亮，就先小心地问他：“侬格两个师兄弟现在勒（在）啥地方？”他懊丧地说：“侪死脱了，如果还活勒就好讲的清爽了。”听了这句，我心里踏实了。我就说：“侬勿是讲生意总归是师兄接得来了嘛？”
　　他就说：“师兄人交关四海，生意接得着，师弟只管修车子，我迭格人比较笨，勿出趟，上勿了台面……”
　　我又问：“格么师兄经常到啥地方去谈生意呢？茶馆店，跳舞厅，裕德池（澡堂）……”
　　他说：“对对对，师兄总归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咯，上海滩啷点生意人早啷厢总归到格爿茶馆店去谈生意，伊拉用得到卡车装货色就会搭师兄讲，师兄有辰光勿勒（在）啦伊拉也会关照茶房一声要用车子格事体。”
　　我就讲：“迭格东洋人也是上海老门槛了，总归晓得青莲阁谈生意格场化，是勿是侬师兄会得勒啦青莲阁碰着迭格东洋人格呢？”
　　他连忙说：“是格是格，一点勿错，师兄带我搭师弟第一趟见东洋人，就是勒啦青莲阁迭爿茶馆店里。”他接着说：“师兄第一趟碰着东洋人就应该勒青莲阁，当时阿拉勿在场，不过通常师兄侪是一家头去谈生意，当日伊搭东洋人讲点啥我是勿清爽。不过过子几日是阿拉三兄弟一淘搭东洋人碰头讲格，讲么侪是师兄一家头勒讲闲话，阿拉两兄弟勒边啷听了，讲格就是做生意格事体。”
　　我很高兴，他终于只讲“做生意”三个字，不再提什么“合伙”的字眼了。我当然更高兴，现在他“回忆”出他的师兄是如何跟东洋人搭上关系的了。青莲阁是个公共场所，谈生意的地方，在商言商，“汉奸”的阴影淡去了不少。关于这点完全是他自己“回忆”出来的，我不应该负什么责任吧。什么？这是心理暗示？现在我更加淡定了，福尔摩斯、波洛大侦探可以做的事，我为什么做不得，理直气壮得很哪。
　　我当时脑子很清楚，并没有忘记再问他，他的两位师兄弟是怎么死的。他说当时跑到桂林、重庆、昆明大后方，还是开卡车运货色，正路子、歪路子格货色都有。一天师兄运了一车横货，在山路上被缉私队穷追不舍，师兄心一横，在缉私队小吉普追上来格辰光，手里的卡车笼头（驾驶方向盘）一拉，车尾巴朝外头一扫，就把超上来的小车一下子拨到万丈深渊里去了。西南地区的盘山公路至今还是名副其实的天险，窄窄逼仄的一条路是削掉一边的山崖开凿出来的，另一边叫人不敢探头朝下看，有时只见底下一条蜿蜒的白线，其实那是一条远远的奔腾急流；有时底下郁郁葱葱，深不见底。去过旅游的人都说汽车行在山路上胆战心惊，一条命全交给司机了。 　　当年汽车不多，关卡上一查，加上师兄卡车尾部的碰擦痕迹，很快就将他捉拿归案。师兄辩解不是有意为之，只是一次交通事故，自己的车子都几乎翻下去了。“师兄后来是死在监牢里的，上海还有妻儿老母，一大家子人哪。”这位老驾驶员说：“当时跑这条道都要拜两个“妈”，遇到难缠的关卡再塞两个钱，平时都是没事的。那天遇到这部缉私车，大概是车上的人赌钱输得精光才追得那么很，就让大师兄碰上了。”
　　我问道：“四川帮会哥老会也叫袍哥，是从《诗经》里头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取下來的名称，四川人有文化，古代的蜀国嘛。袍哥里掌舵的舵把子叫‘龙头大老爷’，怎么跑出两个‘妈’来，变成‘龙头老干妈’了呢？”他说：“当时就两个‘妈’在管事，不过长得怎样谁也没见过。师兄这种事死了一车的人，‘老干妈’也挡不住，只好吃官司。”
　　我心里清楚了，再问：“那小师弟呢？”他不无痛苦地说：“死得更惨。那天我们几部车停下来吃中饭，师弟在前面一拨车上，饭还没吃完就有回过来的驾驶员讲：‘前面几部车被日本飞机炸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饭碗一丢就开车往前赶。到了一看，有三部车被炸着了，师弟的车烧起来了，烧得只剩车架壳子。伊大概是刚好开开窗朝天上看格辰光吃着炸弹的，人格头颈骨烧断脱了，伊只头倒無没烧得哪能，整只头跌落勒车子外头……”
　　沉默了一会他继续说：“我当场拿自家件衣裳脱下来，拿师弟只头包包好，又勒车架子里厢驾驶座位格地方，抓了几把黑颜色格细灰摆进去。格个火烧得真大，一部车子全烧光，师弟也烧得精光，还好只头落勒车子外头地啷厢……就格点物事寻只木箱装好，路旁边山坡上挖个‘团’（圆坑）埋埋脱，连块碑都無没。格辰光有今朝無没明朝，东洋人天天来丢炸弹，自家也勿晓得还有命活到今朝子。”
　　他又说：“师弟人聪明，会得修车子。命苦来稀，从小無没爷娘，是阿姐带大格，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上海人也寻勿着了。”
　　我没有再问什么问题，他们师兄弟三个人的感情如此深啊，我还能再问什么呢？就赶紧叮嘱他几句，这份材料明朝就帮你改好，你自己也要看看熟记记牢，两个主要问题尤其要心里厢清爽，专案组还会再问侬格，侬要记牢哪能回答法子，覅前言勿搭后语，否则今朝就白来一趟了。
　　他清醒过来，连声说：“格个我有数，侬放心，我会得讲格。会得讲侬放心。谢谢侬，谢谢侬。”
　　以后，还有那么好几位来找我帮忙修改“全面补充交代”，有的本身文字功底好，我只是口头提点意见让他们自己回去修改。有的实在看不过，我就连夜修改好交还出去。做这件事我坚守一道底线：他们自己怎么讲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不讲违反政策的话。不过问问问题总可以吧，至于问了他怎么回答又是他自己的事了。我只是帮帮他们理清思路，讲点逻辑，实事求是地结个案。其中有的人真是被批斗得六神无主，“交代”里一上来全都承认，对自己无限上纲上线，到结尾又全盘否定，坚决推倒！这叫专案组如何结案？有的“交代”中该承认不承认，该否认不否认，“承认”了怕定罪，“否认”了怕落个“顽抗”帽子，圆兜圆转讲了半日天，叫人家怎么下结论？更多的是没有对自己先下个结论，罗列了一大堆问题想“（乞）讨结论”，而这些问题又是炒冷饭炒得一点味道也没有了，叫专案组也是头疼得很。凡此种种，真想不到我十年前在农村搞四清时做过后期阶段“复查组”秘书的经验倒又重新派上了用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写到这里脑海中浮出了一幅景象，那是我上中学时天天见到的：学校附近邮局门口的角落里，有一张简陋的小摺桌，桌前挂一块灰不溜秋的布帐，上面两边是毛笔书写的工整对联：
　　半部残书糊日月，一支秃笔度春秋。
　　小桌上的水牌写着：“代写书信，代写检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面容枯黄的中年人，旧蓝布中山装的胸袋口露出的钢笔笔夹闪亮发光。现在看来我也有资格在房间的帐子上挂个纸招，用小点字写着：“代写交代”。毕竟此业不可大肆张扬，老实点吃饭睡觉吧。
　　对了，这个行当是我国存在了千年之久的测字摊的革命变种，邮局前的测字摊解放后成了写信摊，现在一些旅游景点又出现了测字摊，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顺便说一句，上海老话里的“摆测字摊”，是指舞客在跳舞场里占只边上格台子点吃点喝，就是死也不肯到舞池里去“蓬嚓嚓”格朋友，大概是一种什么临场恐惧症吧。舞女们赚勿到伊格钞票就贬称迭种清坐客人为“摆测字摊朋友”。当年家中有位跳舞场常客长辈就是这样一位出了名格“测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