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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小说多采用家庭叙事这种叙事手段，从家庭出发揭露与批判现实社会是鲁迅小说叙事现代性的主要体现之一。鲁迅笔下的家庭即是社会的微观缩影，家庭的组织形式映射着社会形态结构。家庭关系中的变态与不和谐也是社会弊病的侧面表现。本文试图从家庭叙事这一角度入手分析探讨鲁迅小说社会文化批判的冰山一角。。
【关键词】家庭叙事鲁迅小说“家庭社会”
家庭叙事是一种小说叙事方式，即以家庭为切入点进入文本。通过对家庭内部矛盾的表现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或讽刺或批判的态度、抒发或同情或憎恶的情感。如果从家庭叙事这一角度来关照鲁迅小说，我们会发现鲁迅小说中有将近四分之一都采用了家庭叙事这种方式。具体的篇目有《药》《风波》《端午节》《幸福的家庭》《伤逝》《离婚》《肥皂》《奔月》等。当然鲁迅的其他小说中也或多或少牵涉到家庭，但其主旨并不在于通过横剖某个家庭来批判家族伦理制度或哀叹启蒙者的失败。本文所指的家庭叙事与前人所说的家族叙事不同，家族叙事是一种文化视角，而家庭叙事单指一种叙事手段。鲁迅小说多采用家庭叙事自有其根据。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在给人们提供物质资料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人们对家庭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深程度的认同。于是，家庭百态便是社会百态。“没有社会，只有家庭，家庭就是中国人的社会”以批判家庭为出发点是抨击中国社会的有效途径。
在鲁迅笔下，家庭就是一个亚社会。从“家庭社会”推广到现实社会，这是鲁迅家庭叙事的现代性之所在。一个家庭的面貌便是整个社会形态的缩影。家庭人员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思想意识是社会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微观表现。下面我们将从“家庭社会”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家庭社会”不再稳定的根源探究两方面来阐述鲁迅小说家庭叙事的现代性。
一、“家庭社会”的生产力决定论
这里的“生产力决定论”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落实在家庭当中那便是家庭的物质收入决定了家庭的内部关系。（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形成其实也是因为男性在生理上的优势使得他们拥有了更强的生产能力。）鲁迅小说中家庭的经济来源直接决定了家庭主要人员之间的从属关系甚至感情状态。谁掌握了经济权，谁就是家庭的权威，一旦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减弱或者无法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与等级关系就会立马发生变化。
《端午节》中的方玄绰身兼官僚与教员两职，他所拥有的知识权利便是他的经济权利，亦是他维持家庭的唯一砝码，更是他在家中地位的保障。小说结尾处“他脸色一变，方太太料想是在恼着伊的无教育，便赶紧退开，没有说完话”实在生动，方太太的“无教育”即是她没有话语权的表征。而当方玄绰拿不出钱来的时候，方太太也逐渐大胆起来“方玄绰究竟是万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厮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说，便是方太太对于他也渐渐地缺了敬意，只要看伊近来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些独创的意见，有些唐突的举动，也就可以了然了。”这与《奔月》中嫦娥对后羿的态度颇为相似。羿家中有奴婢数人，且嫦娥也常常与一些太太们打牌以作消遣，时不时还去饭馆消费，可见羿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差。羿在嫦娥面前没有尊严，自卑羞愧而且胆怯。嫦娥对他冷漠、鄙视乃至最后的遗弃似乎都是因为羿不能让她过上更为舒适的生活。作为一家之主的羿一旦不能满足妻子的虚荣与奢华，他在家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肥皂》中对这一事实的书写更具有讽刺意味，四铭刚回家时，四铭太太听到渐近渐响的脚步声连头都不愿抬一下，当丈夫将带有橄榄香味的肥皂递给她时，她的态度立马缓和了起来。以至于四铭呼唤学程的时候，她也帮着叫，她看见丈夫“仰着头等着，不禁有些抱歉了”，儿子来后，她还谴责的说道“你在做什么？怎么爹叫也听不见？”，虽然四铭太太也曾为“孝女”的事赌气，但她最终还是使用了那块肥皂。四铭仅用一块肥皂就收买了这个作为他太太的女人，在他的地位、尊严得到捍卫的同时，被压抑的性欲也得到了满足。《伤逝》更是一篇能说明问题的小说。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爱情做出了牺牲，涓生遗弃子君的原因说到底还是迫于生计。与前几个例子相比特殊性在于并非是子君嫌弃涓生的无能力而离开他，而是无能力养家糊口的涓生抛弃了子君。变化的不是子君的爱情与付出，变了的是涓生。子君是他想象中的通向未来光明前程的障碍，她是一个需要他供养的累赘。可以与之同甘但不可与之共苦，这就是涓生。当子君还有金银首饰可以卖的时候，她和涓生在经济上是平等的，当她完全依附于涓生的时候，涓生就掌握了所有的话语权，甚至以此为他的自私自利辩护。只有在《药》中，我们看不出家庭经济收入对夫妻关系的直接影响，因为作者笔墨的重点不在这里。但至少我们可以窥测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华老栓和华大妈的默契和相敬如宾，除了他们是多年来共患难的夫妻的原因外，两个人共同经营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茶馆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便不存在强势一方经济能力的转变带来弱势一方对其态度的明显改变的问题。
男权社会中，作为弱势者的女子往往只具有依附性。陈旧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制度导致了妇女的劳作仅限于家庭琐事。没有继承权又无法创造经济收入，这就必然导致了其在家庭社会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家庭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的基本前提是夫妻双方经济地位的平等与独立，就像鲁迅说的“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这在当今社会中也尤为重要。
二、“家庭社会”不再稳定的根源探究
鲁迅的家庭小说中，《奔月》《伤逝》《离婚》是家庭最终走向破裂的三篇。虽然它们分属神话传说中的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和现实中的农民家庭，但在命运的走向上是一致的。通过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家庭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夫妻中必有一方是“想为奴隶而不得”，二是这三个家庭都没有下一代。《奔月》中后羿被嫦娥遗弃，是因为后羿已无法满足她的物质需求。夫妻间爱情的成分极少。想尽办法满足妻子，到头来却仍被抛弃的后羿愤怒之中搭弓射月，却发现昔日的射日英雄今日连月也射不得了，无奈之中他决定于次日再讨服仙药追上月宫去。《伤逝》中的子君是一位现代新女性。她和涓生有过短暂的爱情。但从一开始两人就处于先生对学生、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不平等地位上。同样他们的爱情也是不平等的，子君的爱是一种决绝率真的爱，而涓生从两人一起为买房而奔波时就怕了别人的目光和闲话。当子君再也不能给涓生以新鲜感，再没有金银首饰可以用来补贴家用的时候，涓生便无比自私的离弃了她。子君也曾想奉献到底来维持这份感情，可是连这种想做奴隶的心愿也不能被满足。《离婚》中爱姑与施家儿子离异的原因也不只是表面上的施家儿子骈上了寡妇这么简单。对农村人来说定亲娶亲是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的，给七大人行贿和向庄木三赔款也花费不少。另一方面，施家儿子骈上寡妇名声也不好，被庄家拆了灶台更是糟糕至极。施家付出如此代价希望离婚绝对不只是因为施家儿子一味追求爱情自由。据原文透露出的信息，爱姑十五岁时出嫁，她在施家至少三年，膝下无子恐怕也是重要理由之一。传统中国一男一女的结合更多的是在履行他们传宗接代的义务。一旦任务无法完成，就只得更换人选。我们不禁揣测是不是作者也无法处理有孩子的家庭的破裂，还是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一旦有孩子，夫妻分道扬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大大减少了。
一方面我们为子君和后羿默默付出却得不到应有的情感的回报感到不平和惋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隐藏在家庭破裂背后的终极原因应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传统的中国有的只是家庭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个人的一切欲望都受制于家庭或以家庭为原动力。一旦个人意识觉醒，家庭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便被减弱甚至忽略了，家庭不该也不能再度成为个人发展的阻碍。于是，嫦娥背弃了后羿，涓生离弃了子君，施家儿子放弃了爱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嫦娥为了自己的虚荣与物质需求离开了为她早出晚归的丈夫，是个人私欲超过了应有的感恩的心的表现；子君与涓生结合后的逐渐庸俗化也说明了她觉醒的不彻底，她并没有像她所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两人同居后，她便成涓生的了，同时涓生的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而遗弃曾给他带来欢乐并始终支持他、爱他的子君，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的缺失与责任感的沦丧。这或许也是鲁迅写作这几篇小说时潜在的焦虑，“家庭社会”所固有的一些优良传统与道德的一面与个人意识的觉醒只能以对立面的形式出现而很少真正的融合。
三、结语
鲁迅小说家庭叙事在社会文化批判方面的深刻意义当然不只表现在上述几个方面，本文只是选取了几个较为明显的角度进行阐述。家庭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手法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也是鲁迅的高明之处。“家庭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相当广阔的涵盖面，只是它所蕴含的具体问题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当今社会，家庭问题即是社会问题，亦是人性问题。在通过家庭叙事批判社会文化这一层面上，鲁迅小说起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大公报，1934年8月2日
[3]鲁迅.鲁迅小说全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9
[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54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40
[6]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2
[7]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鲁迅杂文全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3
【关键词】家庭叙事鲁迅小说“家庭社会”
家庭叙事是一种小说叙事方式，即以家庭为切入点进入文本。通过对家庭内部矛盾的表现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或讽刺或批判的态度、抒发或同情或憎恶的情感。如果从家庭叙事这一角度来关照鲁迅小说，我们会发现鲁迅小说中有将近四分之一都采用了家庭叙事这种方式。具体的篇目有《药》《风波》《端午节》《幸福的家庭》《伤逝》《离婚》《肥皂》《奔月》等。当然鲁迅的其他小说中也或多或少牵涉到家庭，但其主旨并不在于通过横剖某个家庭来批判家族伦理制度或哀叹启蒙者的失败。本文所指的家庭叙事与前人所说的家族叙事不同，家族叙事是一种文化视角，而家庭叙事单指一种叙事手段。鲁迅小说多采用家庭叙事自有其根据。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在给人们提供物质资料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人们对家庭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深程度的认同。于是，家庭百态便是社会百态。“没有社会，只有家庭，家庭就是中国人的社会”以批判家庭为出发点是抨击中国社会的有效途径。
在鲁迅笔下，家庭就是一个亚社会。从“家庭社会”推广到现实社会，这是鲁迅家庭叙事的现代性之所在。一个家庭的面貌便是整个社会形态的缩影。家庭人员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思想意识是社会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微观表现。下面我们将从“家庭社会”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家庭社会”不再稳定的根源探究两方面来阐述鲁迅小说家庭叙事的现代性。
一、“家庭社会”的生产力决定论
这里的“生产力决定论”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落实在家庭当中那便是家庭的物质收入决定了家庭的内部关系。（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形成其实也是因为男性在生理上的优势使得他们拥有了更强的生产能力。）鲁迅小说中家庭的经济来源直接决定了家庭主要人员之间的从属关系甚至感情状态。谁掌握了经济权，谁就是家庭的权威，一旦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减弱或者无法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与等级关系就会立马发生变化。
《端午节》中的方玄绰身兼官僚与教员两职，他所拥有的知识权利便是他的经济权利，亦是他维持家庭的唯一砝码，更是他在家中地位的保障。小说结尾处“他脸色一变，方太太料想是在恼着伊的无教育，便赶紧退开，没有说完话”实在生动，方太太的“无教育”即是她没有话语权的表征。而当方玄绰拿不出钱来的时候，方太太也逐渐大胆起来“方玄绰究竟是万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厮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说，便是方太太对于他也渐渐地缺了敬意，只要看伊近来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些独创的意见，有些唐突的举动，也就可以了然了。”这与《奔月》中嫦娥对后羿的态度颇为相似。羿家中有奴婢数人，且嫦娥也常常与一些太太们打牌以作消遣，时不时还去饭馆消费，可见羿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差。羿在嫦娥面前没有尊严，自卑羞愧而且胆怯。嫦娥对他冷漠、鄙视乃至最后的遗弃似乎都是因为羿不能让她过上更为舒适的生活。作为一家之主的羿一旦不能满足妻子的虚荣与奢华，他在家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肥皂》中对这一事实的书写更具有讽刺意味，四铭刚回家时，四铭太太听到渐近渐响的脚步声连头都不愿抬一下，当丈夫将带有橄榄香味的肥皂递给她时，她的态度立马缓和了起来。以至于四铭呼唤学程的时候，她也帮着叫，她看见丈夫“仰着头等着，不禁有些抱歉了”，儿子来后，她还谴责的说道“你在做什么？怎么爹叫也听不见？”，虽然四铭太太也曾为“孝女”的事赌气，但她最终还是使用了那块肥皂。四铭仅用一块肥皂就收买了这个作为他太太的女人，在他的地位、尊严得到捍卫的同时，被压抑的性欲也得到了满足。《伤逝》更是一篇能说明问题的小说。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爱情做出了牺牲，涓生遗弃子君的原因说到底还是迫于生计。与前几个例子相比特殊性在于并非是子君嫌弃涓生的无能力而离开他，而是无能力养家糊口的涓生抛弃了子君。变化的不是子君的爱情与付出，变了的是涓生。子君是他想象中的通向未来光明前程的障碍，她是一个需要他供养的累赘。可以与之同甘但不可与之共苦，这就是涓生。当子君还有金银首饰可以卖的时候，她和涓生在经济上是平等的，当她完全依附于涓生的时候，涓生就掌握了所有的话语权，甚至以此为他的自私自利辩护。只有在《药》中，我们看不出家庭经济收入对夫妻关系的直接影响，因为作者笔墨的重点不在这里。但至少我们可以窥测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华老栓和华大妈的默契和相敬如宾，除了他们是多年来共患难的夫妻的原因外，两个人共同经营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茶馆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便不存在强势一方经济能力的转变带来弱势一方对其态度的明显改变的问题。
男权社会中，作为弱势者的女子往往只具有依附性。陈旧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制度导致了妇女的劳作仅限于家庭琐事。没有继承权又无法创造经济收入，这就必然导致了其在家庭社会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家庭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的基本前提是夫妻双方经济地位的平等与独立，就像鲁迅说的“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这在当今社会中也尤为重要。
二、“家庭社会”不再稳定的根源探究
鲁迅的家庭小说中，《奔月》《伤逝》《离婚》是家庭最终走向破裂的三篇。虽然它们分属神话传说中的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和现实中的农民家庭，但在命运的走向上是一致的。通过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家庭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夫妻中必有一方是“想为奴隶而不得”，二是这三个家庭都没有下一代。《奔月》中后羿被嫦娥遗弃，是因为后羿已无法满足她的物质需求。夫妻间爱情的成分极少。想尽办法满足妻子，到头来却仍被抛弃的后羿愤怒之中搭弓射月，却发现昔日的射日英雄今日连月也射不得了，无奈之中他决定于次日再讨服仙药追上月宫去。《伤逝》中的子君是一位现代新女性。她和涓生有过短暂的爱情。但从一开始两人就处于先生对学生、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不平等地位上。同样他们的爱情也是不平等的，子君的爱是一种决绝率真的爱，而涓生从两人一起为买房而奔波时就怕了别人的目光和闲话。当子君再也不能给涓生以新鲜感，再没有金银首饰可以用来补贴家用的时候，涓生便无比自私的离弃了她。子君也曾想奉献到底来维持这份感情，可是连这种想做奴隶的心愿也不能被满足。《离婚》中爱姑与施家儿子离异的原因也不只是表面上的施家儿子骈上了寡妇这么简单。对农村人来说定亲娶亲是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的，给七大人行贿和向庄木三赔款也花费不少。另一方面，施家儿子骈上寡妇名声也不好，被庄家拆了灶台更是糟糕至极。施家付出如此代价希望离婚绝对不只是因为施家儿子一味追求爱情自由。据原文透露出的信息，爱姑十五岁时出嫁，她在施家至少三年，膝下无子恐怕也是重要理由之一。传统中国一男一女的结合更多的是在履行他们传宗接代的义务。一旦任务无法完成，就只得更换人选。我们不禁揣测是不是作者也无法处理有孩子的家庭的破裂，还是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一旦有孩子，夫妻分道扬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大大减少了。
一方面我们为子君和后羿默默付出却得不到应有的情感的回报感到不平和惋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隐藏在家庭破裂背后的终极原因应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传统的中国有的只是家庭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个人的一切欲望都受制于家庭或以家庭为原动力。一旦个人意识觉醒，家庭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便被减弱甚至忽略了，家庭不该也不能再度成为个人发展的阻碍。于是，嫦娥背弃了后羿，涓生离弃了子君，施家儿子放弃了爱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嫦娥为了自己的虚荣与物质需求离开了为她早出晚归的丈夫，是个人私欲超过了应有的感恩的心的表现；子君与涓生结合后的逐渐庸俗化也说明了她觉醒的不彻底，她并没有像她所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两人同居后，她便成涓生的了，同时涓生的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而遗弃曾给他带来欢乐并始终支持他、爱他的子君，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的缺失与责任感的沦丧。这或许也是鲁迅写作这几篇小说时潜在的焦虑，“家庭社会”所固有的一些优良传统与道德的一面与个人意识的觉醒只能以对立面的形式出现而很少真正的融合。
三、结语
鲁迅小说家庭叙事在社会文化批判方面的深刻意义当然不只表现在上述几个方面，本文只是选取了几个较为明显的角度进行阐述。家庭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手法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也是鲁迅的高明之处。“家庭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相当广阔的涵盖面，只是它所蕴含的具体问题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当今社会，家庭问题即是社会问题，亦是人性问题。在通过家庭叙事批判社会文化这一层面上，鲁迅小说起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大公报，1934年8月2日
[3]鲁迅.鲁迅小说全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9
[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54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40
[6]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2
[7]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鲁迅杂文全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3